第八篇 布局

一

林省长用在广东历练的眼光一看，立即看出了破解之道。而当时，在争夺人流、物流的交通控制权问题上，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几近白热化，邻近的湖南已经开通了渝怀线，使成都、重庆的人和货，可以过湖南下广州。但是湖南抢了先机后，却缺乏收官手段，还是采用从怀化走株洲的老路，而不是从怀化直接修一条捷径，从广东连江下广州，或者接湖南郴州，这就留下了败局。

林省长的办法就是兵行奇招，绕过广西桂北和桂南的内战，不牵扯进柳州错综复杂的博弈，直接通过桂林和贺州，入广东肇庆并最终到达广州。这段路全程858公里，在贵州段经过黔南地区和黔东南地区等少数民族聚集地，长301公里，广西段过柳州北部的国家级贫困县三江、融水和广西区级贫困县融安，然后过桂林、贺州，长348公里，广东段过粤西北的贫困地区怀集、广宁、四会，进佛山、三水，入广州，长207公里。如果按照设计的250公里时速的话，从广州到贵阳只要4个多小时。将来可以跑到300公里的话，就把贵阳包括到广州的3小时经济圈里了。

这一招一出，南宁的领导们傻眼了。在老上级张德江的支持下，林树森让广东出资了220亿，贵州也把吃奶的力用上，拿出占财政收入1/4的100多亿元。而广西只是出了10亿元征地，想再玩拖字诀。这不光让桂林和贺州老百姓发飙，还给人落下个不支持扶贫的口实。而广东的张德江书记更上了一层楼去做副总理，都让广西老倌们少了推脱之词。结果是讨价还价要下了一条南广路，即南宁到广州高速铁路，算是摆平了心中的不忿。

林省长这一局赢得漂亮，短短两年时间，从游说、规划到上马，势如破竹。

这个动作一下就扭转了整个局势。贵州的胃口顿时变得很大，不光是要靠上广东和香港这两个财主亲戚，还要把整个大西南的交通，全部以贵阳为中心，四面铺开，把整个贵州的交通问题全盘解决。

贵州人在贵广线成了定案之后，马上就舞起了三把板斧:

第一把是将渝贵高速铁路接通重庆，让重庆过黔北名城遵义到贵阳。这条线全程350公里，设计是250公里每小时，全程旅程低于2小时，加上贵广线的4个小时，那么从重庆到广州就是6小时左右，自然就抢了客货运输的先机。

第二把是将计划中的蓉贵线接通成都，通过乐山、宜宾，过贵州毕节，让成都和贵阳相连。这一条长度是540公里，也就将成都算进了3小时经济圈，而且为黔西北开通了交通通道。

第三把是将昆贵线中的昆明到贵阳这段，建立二线，取道盘县、普安、六枝，不再向北绕弯经过六盘水市区，这条线可以将现有线路省100公里。本来，现有的从昆明到广州的线路，如果走昆明—贵阳—广州，是1459公里，比走广西的线路，即昆明—南宁—广州的1388公里要长71公里，不过昆贵广线中有260公里的高速路段，所以合计大概是14个小时，对比昆桂广线的16个小时要少2个小时。而现在新线路再一减旅程，那么云南的人流物流也同样被贵州抢了下来。考虑到将来以昆明为周转中心的云南—东南亚经济圈，除了成都到昆明的成昆线，贵州估计会吃掉所有通向昆明的过境人流、物流。

中国南部的高铁布线，可见文中所提到的贵阳相关的铁道建设

西南交通大博弈中黔桂之战的广西战略图

这样从西北兰州下来到重庆的兰渝线经渝贵线，中部湖南来贵阳的湘黔线，南部广东北上来的贵广线，都会过贵阳而入云南。在这种强势竞争下，其他的地方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广西的柳州发觉自己在这轮竞争中失利，当然连声埋怨南宁的领导们，但却不会就此放弃对柳肇线的争取。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如果贵州成了整个大西南的交通枢纽，自然其铁路运输量很快就会饱和，不能应付。而经过桂林这个风景名胜的贵广线，估计会是客流的主要线路(广州到桂林会在2小时之内) ，那么柳州就会争取成为主要的物流线，成为贵州煤炭入广东的主干线。

二

这一战役下来，贵州就变成了大西南交通枢纽，建立起6条铁路线(其中有3条高速铁路) ，把昆明、成都、重庆、长沙、广州和南宁全部连在了一起。而贵广线这条高速铁路，把肇庆的七星岩、桂林阳朔的漓江仙境、安顺的黄果树飞瀑连在了一起，大概会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风景旅游线。介于其中的粤西风光、贺州景色、柳州风情、黔东南幽境，没有一处不是人间极品，虽然名气稍微小些，但大饱眼福的美景比比皆是。可惜的是车速太快，这些美景在车上大概是没法欣赏了。

好消息传来，粤西北广宁、怀集的150万人民走上街头，欢呼雀跃。而黔东南少数民族更是载歌载舞，欢迎铁路部门的建设员工。这条路一通，几个地方贫困少数民族的脱贫，基本上只是一个时间的长短问题。

而柳州的动作，很快就得到了湖南的响应，就是大家哥俩出钱，将焦柳线(河南焦作到广西柳州)速度提上去，这样一来，就为这个风景旅游线增加了两个世界级景点——湘西的凤凰城和张家界，来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各省市之间的积极竞争，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博弈中，贵州自然是最大的赢家。贵州的资源在西南各省中名列首位，但历来苦于交通不发达，真是守着金山没饭吃。当把最重要的交通发展起来后，扩大贵阳市的规模，开发黔东南和黔南的少数民族旅游和文化资源，都成为比较容易做的事了。而以这条铁路为依托，将一些广东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过来，就是一个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广东也是赢家。在这个计划中，广东多出了2条高速铁路，为开发自己落后的粤西创造了条件。通过煤炭输送，广东可以采用贵州的煤炭，替代原先从内蒙古及山西运来的煤，避免再途经河北秦皇岛来海运拉煤，省下了一大笔成本。

对广西而言，表面上看是输了一仗。笔者看来，广西把自己的地位定义为和广东竞争出海口，似乎是一个不智的想法。因为香港、深圳、广州那样的大港，可不是北海区区几年可以赶上来的。现在的做法倒是解决了桂北的发展问题，如果广西可以把铁路从贵港连到北海，然后从防城、北海通到广东湛江，再和那里的南北干线连上，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发展规划。

在这场各省诸侯的博弈中，各省人民也是手心捏汗，紧张观看。连旁观的江西老俵也用这个龙虎斗来督促本省的官员。江西在引进外来企业时，由于交通基础差，赣州输给了湖南的郴州，引发了大伙对南昌的口诛笔伐。而广西南宁也被家乡父老骂了个狗血喷头。贵州的林树森、湖南的周强、云南的仇和，没有一个是盏省油的灯，这也逼得其他临近省份的诸侯们不得不打起十分精神，争取拿出点政绩出来，真是不怕不识官，就怕官比官了。而正是各路诸侯的积极进取，中国在微观上才会发生如此突飞猛进的变化。如果这些官员们中的任何一个到了印度这样的国家，为当地人民切实做事的话，估计被印度教徒们供为某某神祗的转世肉身拜起来了。

大家可能平时习惯了大骂贪官污吏，通常低估了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文官体系启动时的动力。套用令笔者佩服的一位网友的观点，随便举一个上述共产党官员所做的事，恐怕比很多印度之流的国家里选出来的“优秀”官员们，要做得好多了。

其实笔者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不是那么高，不要求个个都是清廉如海瑞，吃苦如焦裕禄，那不现实。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官员这个职位大权在手，都是有很多油水的，否则这么多有本事的人就不会都被吸收进官僚系统了。但是求财亦有道，如果这些官员们在提高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让老百姓都有肥肉可吃之后，自己再顺便吃块鲍鱼，笔者也不认为是什么大事。中国将来的官僚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将官员的所得以一个合理和合法的方法定出规矩来，以此为标准，有进有退，有取有舍，让那些对服务的百姓没有建树的官员，快快执包裹走人——鲍鱼的没有，鱿鱼的可以大大地炒。当然，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规矩，官员群体开始出现集团化，自我提携，老百姓粥还没喝上就要关起门来吃鲍鱼，那就要加以警惕和防范的。

三

在这一次博弈中，很显然来自广东汕头的贵州省长林树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里就不得不对潮汕人多说几句。潮汕人，从狭义上讲是广东潮州、汕头、揭阳和梅州丰顺县的河洛人以及河洛化了的客家人。而在广义上，还包括汕尾的海陆丰等河洛系人民。

潮汕人四处流浪，以客地为家，民风彪悍，刻苦耐劳，所以在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在内，潮汕人的生意都做得非常出色，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这个称号是泰国国王的发明)。也因此在东南亚屡被当地人仇恨，在社会动乱中被当作发泄目标，在泰国、越南和柬埔寨都吃过苦头。中国另一个出名的流浪民系客家人到了新地方以后，多以客居自称，所以在全球各地，客家人互相认同，就有所谓客属大会的东西。而河洛人与之不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都以当地地域为名，比如说在潮汕自称潮汕人，到台湾则改称台湾人。

河洛人另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内斗得厉害。虽然内斗是各民族、团体都有的特性，但河洛人特别猛烈。看一下台湾民进党的打斗作风，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而潮汕人，则是通常和自己同属河洛系的雷州人开打，打跑了雷州人后，汕头帮又和汕尾帮打，之后又是汕头帮的潮州、汕头和揭阳的内斗。斗来斗去，斗出了竞争力，在内斗中养成了极高的革命斗争战略和战术能力，一旦放出去对付外人，自然如同虎入羊群，很快就杀出条血路。

潮汕人的生意头脑非常厉害，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三大商帮团体之一。潮州帮、山西帮和徽州帮都是商业上的龙虎之师。香港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泰国前总理他信和一大批富翁，都是对今日潮汕商帮鼎盛的一个注脚。

当然，林省长能够杀出这样的建设妙棋，除了潮汕人的聪明以外，也依靠了贵州比较清晰的地理环境——即以贵阳为中心，向四处辐射。而广西的地理就稍微复杂，首先省内有南宁和柳州之争，然后还有北部湾这个心结。其实好好想一下，北海和防城港固然都是好港口，但是显然无法和珠三角几个世界级大港相比。如果广西想做西南的货物吞吐前沿龙头，也要想一下有什么可以运出去。香港和深圳的港口，得益于珠江三角区的世界工厂;宁波和上海的港口，得益于江苏和浙江的出口贸易;河北的秦皇岛，服务于山西煤炭海运的需求。要想把北海和防城发展起来，必须想清楚有什么商品可以输出去。

而省内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河北也出现类似的例子，这就是石家庄和保定的铁路之争。

在北方，大家都知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的俗话，算是对三大城市北京城、天津卫和保定府的地位界定。可是当北京变成全中国的首都，天津也上升为直辖市的时候，保定府连一个河北省的省会都没有捞到，而是输给了一直到1900年仍然是一个不知名小村庄的石家庄，真是有苦没得诉。

本来，保定一直是河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而石家庄据清朝光绪年间“获鹿县志”的说法，只是“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的小破角。在1900年初，石家庄有200户， 600来人。所以1902年当法国和比利时投资的京汉铁路修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此地名气实在太小，怕大家不知道在哪，就以附近的“大”地方振头镇命名为振头站。1903年，当正太铁路(今石家庄市区东北正定县到山西太原市)开始修建，为了节省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搭桥，就把起点移到了石家庄，这下就变成了后来的石太铁路。南北东西两条干线的兴起，就改变了河北地区的整个态势。

令保定人耿耿于怀的倒不光是地位的失落，而是类似于当下广西柳州的处境。保定最梦想的就是有一条从保定到河北霸州的铁路，这样可以接上天津市。这条路非常短，总长是86公里，但自从1998年立项之后， 10年来没有丝毫进展，不知这次可不可以借4万亿的东风，最后一圆保定腿子们的心愿，把40年的长梦最终美梦成真。

四

为什么这条路对保定人这么重要？首先的一个原因是扭转现在别扭的交通，从保定去天津，不过155公里，但按现在的铁路，就必须先去北京，绕个圈子过去才能到天津。而一旦保霸线上马，对接上津霸线，可以比绕京浦线(北京到江苏南京浦口的铁路)省下110公里，比绕石德线(石家庄到山东德州)少90公里，比绕京九线(北京到香港九龙)少70公里。其次就是这条线横向把京广线(北京到广东广州)、京九线、京沪线(北京到上海)三条中国的大动脉连起来，一举改变保定的地位，将其变成河北的交通枢纽。最后这个变局可以解决河北东部和中部的联系，目前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的主体因为被北京和天津阻断，缺乏地区整合，石家庄和唐山的联系现在还需要绕道而行，保霸线能改变这种情况，不光在交通上更加便利，而且令地区经济分工和整合带来格局优化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这条路定下来了10年都上不了马呢？其实和柳肇线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大爷们在玩太极手。

这里就牵涉到河北和天津的博弈。对天津来说，现在北方地区性的交通网都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使得北京的铁路流量有70%都是过境物流，这种过分集中，通通到北京这个中转站的运输格局，反倒使得北京变成了一个瓶颈。一旦保霸线开通，天津就会成为缓解这一难题的一大分流中心，使东北地区入关的货物，直接从天津南下和西行，将京九、京沪和京广，变成实际上的津九、津沪和津广，从而改变天津在交通上被北京压一头的老二地位，可以和北京平起平坐，出一口气。所以保霸线对于天津来说，是撑杆跳的长杆，天津可是日夜盼着早点开通。

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又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北方佬们现在还是不够有出息，不像广东、江浙一带，可以靠自己的制造工业来带动发展，反倒成了这些地区的能源基地。现在几个省市在北方交通线路之争，其实都是看着山西和内蒙古的煤炭，想着怎样从秦皇岛港口虎口拔牙，把那里运力不足的机会抢下来，让自己成为渤海湾上的第二大港，抢夺北煤南运业务这个大肥肉，以及西煤东来的高速铁路货运业务。

在这个抢肉之争里，扣除秦皇岛，几个想当老二的，有天津港，有几个渤海湾里的港口，包括天津港南部120公里的黄骅港，天津和秦皇岛之间的河北唐山的曹妃甸。此外还有非渤海湾但面临黄海的青岛，也想通过青岛到济南的高铁分一杯羹。如果北方兄弟内讧，就只是为了当向南方输煤的运输大队长，那么不知道贵广线开通后贵州煤炭入粤掺活进来，又会把局面搅成什么新花样。

当河北石家庄的大爷们在20世纪90年代学习沿海各省大搞对外经济的时候，上下打量自己，发现自己还有一块海岸线可以发展沿海战略，这就是沧州东部的沿海城市黄骅。当初在这个小地方开发港口，被人看死会白忙活，迟早是一个死港，可是没有料到港口在2003年投产后，朔黄铁路建成了(其实起于山西的神池县，但经朔州到黄骅故名朔黄)。这条西煤东运的第二干线，一下子成了从山西、陕西和内蒙古西部到渤海的最快通道。这一下让黄骅港在三年后，以8500多万吨煤炭的下水量击败天津，成为秦皇岛之后的第二大港。

对此天津当然看得两眼冒火，可是没有保霸线，天津就缺乏一个腹地和大流量通道，无能为力。而如果有了保霸线，短期可以用石太线(石家庄到山西太原)转运货物，长期可以开辟新线天保大线(天津过保定到山西大新) ，抛开石家庄直接通往山西、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保证天津的通路，在地理交通经济上做到下逼黄骅，上挑北京，重要性必然大增。而就着这些铁路建设，天津对地区经济的整合，将覆盖到河北的廊坊、保定，这一方面把保定扶持起来，和自己形成经济圈，另一方面就把石家庄的经济地盘搞得只剩下南面的几座城池。

当然石家庄的太极手，不光让天津冒火，更让保定吐血，却令北京在背后偷着乐。不过现在局势又有了一定变化，因为各大诸侯对北京样样事情都要争当老大，一直多少有些意见。现在大家在中南海里的荐言，总算是有了回应，天津争取成为渤海圈金融和交通中心的蓝图得到了首肯，而石家庄则不巧碰上了三鹿奶粉。所以笔者预计在4万亿的东风下，天津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https://www.daowen.com)

虽然笔者说北方的同志们还甘于争当能源运输大队长，即现在大打出手的各方看到的还只是煤炭，但未来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各路方案都上马，最终形成一个多条线路的高铁网，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每个区域都会受益。又因为各地政府的努力，以及各种软环境的提高，再依靠市场的调配和产业的起步，最后可以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分工体系。

五

中国的省份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省会独尊，整个省里除了省会之外，其他城市都差得太远。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贵州的贵阳、云南的昆明、四川的成都(重庆分家之后)、湖南的长沙、安徽的合肥、湖北的武汉等。第二种是全省有数个相当的城市，但是距离比较近，没法独霸一方来作省内割据。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浙江的杭州和宁波、河南的郑州、洛阳、开封，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三是全省有数个相当的城市，但是距离上相互比较远，于是就各霸一方，各依其势。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辽宁的沈阳、大连，河北的石家庄、唐山，广西的南宁、柳州，福建的福州、厦门，四川没有分家前的成都、重庆，山东的青岛、烟台、济南等。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需要采用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对第一种省份来说，其方便的模式是以中心城市为发展的主体，建立一个大的经济辐射区，带动附近地区的整体发展。比如说武汉实行的“1+8城市圈”，就是以武汉为中心，加入附近8个在100公里以内的城市，即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如果接通城市高铁，这些城市间的往来时间都可以控制在30分钟之内。这就要求武汉必须保持城市发展，要在科技、教育和人才储备上，具有比较强势的能力，这才可以带动附近中小城市的发展。

但是这种模式也有个坏处，就是在中心大城市圈以外的省内地区，必须想办法自己发展。比如说湖北的十堰、襄樊、荆州、荆门、宜昌和恩施，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计划。在“湖北即大武汉”的政策倾斜下，这些城市会不会成了没有娘的孤儿，无人庝爱，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美国的一个办法可以参考。比如美国的纽约州，有个大城市纽约，做纽约市长的风头，远远压过做纽约州长，可是其州府则是在奥尔巴尼，即另起一个炉灶。那么湖北也可以将省会迁出武汉，以荆门为新省会，来带动附近地区的发展。

第二种模式则是最理想的模式，比如说在南京和上海之间的所有江苏城市，无论是在江北还是在江南，都发展得不错，可以形成一个发达的城市圈(或者说城市线更确切一点)。

第三种模式则是利用每个大都市自身的优势，带动附近的地区发展，进而在一个省内形成数个不同的发展中心。比如说山东的青岛、烟台和济南，都可以带动一块地方，在山东境内形成三个增长极，覆盖全境。

当然笔者上面说的几种发展，都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管是广西和贵州这样的省级之争，还是保定和石家庄这样的市级之争，都是主要围绕着政府行为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来的。这种政府主导，在先行的交通基础建设、产业分工布局等方面，自然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过在经济平台搭建出来后，政府部门就应该退居二线，让企业作为主要的角色，来完成城市圈之间的经济活动分布。此即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各个政府需要做的是减少地区间的经营壁垒，使政府行为标准化、简单化、一体化，依靠专业监管部门的集中，把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慢慢转移给社会。不要把竞争走向极端，蜕化成了相互封锁，相互扯皮，相互牵制，把预期里的香饽饽拽在手里不放，结果把香饽饽都握馊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许需要改变一个观念，那就是原先认为的省会必须是全省第一经济和工商业大城市。这种观念是因为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使然，造成了政府力量对各种社会活动的介入太多。而当中国开始走向城市化的这个具有跨历史意义的过程中，也许城市的非政府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何让政府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扮演一个合理的角色，而让各种社会组织慢慢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值得俺们现代人好好传承。

六

上面谈到的博弈，还是基本在地区之间进行，也就是“块与块”方面为主。而中国各种主要工业的整合问题，则牵连着“条与条”之间的关系。其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地方的积极性，出现了原先以中央部委为主体的条条行业转为地区化的趋势，这就导致了一些行业在各地蜂拥而起，如雨后春笋的局面。这些各地起来的企业，一个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由于引进的多是同一家(比如日本) ，结果形成同质竞争;一个是和各地地方政府直接绑定利益关系(其实是地方政府公司) ，结果项目上马并不考虑地理上的经济布局。这样一来，在生产规模和产业分工上，无法带来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化的集团协同效应，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比如说中国的钢铁工业，因为集团化程度不足，就导致在进口铁矿石方面，与国外高度垄断的公司谈判时，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变成被人任宰任劏的板上鱼肉。近年来，在中央和行业内部的一致共识下，总算是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重组活动，使行业的规模化有了比较好的发展。比如说前几年钢铁业的龙头老大上海宝钢集团， 2007年整合了新疆的八一钢铁， 2008年整合了广州的广钢股份和广东韶关的韶钢松山，而辽宁的鞍本集团，由鞍山的鞍钢和本溪的本钢合并而来，并整合了本省凌源的凌钢。这样的跨省或本省之间的整合，不光涉及条和条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解决块与块的博弈。如何令产业整合而提高整体竞争力，不光是钢铁企业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其他对国民经济影响深厚的行业都面临的挑战。

除了这些条条、块块或者条块结合的博弈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账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大锅饭进行了改革，向地方下放财权，采取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办法。这个改变明确划分了各自收支的范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上下级分开、相互独立的财政体制。同时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两步走的“利改税”，按照税种和企业的隶属关系，来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自留地，然后通过其他区域的收入分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个源自“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概念，被运用到了城市和工业，所以有了当时企业层面，国有企业的“大包干”，以及政府财政层面，中央与作为收入大户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之间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地方财政大包干，简直把包干形式推到了鼎盛状态，把俺们全国上下的政府官员们都变成了工地上的包工头。

这个从计划经济“统收统支”，到鼓励“各展其能”的变化，事实上带有中央向地方分权和让利的色彩，当时中央希望地方的各路英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全国这张大饼做大。这个方法确实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力，支持了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包干合同”是建立在财政历史上缴基数上的，由于政策松动的不同，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同步，就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广东省本来经济底子差于上海市，所以财政包干的国家财政上缴额度要低。结果在包干体制下，因为挂靠香港便利，经济迅猛发展，让广东地方留利的肥肉越来越大，引起了对国家贡献大的上海的不满。另外就是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官员的能力有差异，结果就是本来在同样起跑线的地区，开始出现了差异，而发展越快的地区，留利越大，留利大就钱多，投资就越大，结果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而最重要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个以“利地方”为主的改革，最后导致了中央财政的大部分肥肉都被地方吃了，中央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当时地方也开始越来越不甩中央了。而在中央和地方各自夹走了按合同属于自己的那些肥肉之外，地方上对于共同分赃的火锅里剩下的肉，开始有了不同的打算。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弱化征收和管理，采用任意减免等方式，“留富于民”，只把火锅里的清汤给中央当镜子用，照一照中央自己日渐消瘦的芳容。完成了“留富于民”后，地方政府就反过来，以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名义，用摊派、赞助、捐款的方式向那些“留了富”的当地人民收纳各种费用(明白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后要严厉清查撤消各类费用了吧)。地方政府的理由很充分、很响亮，俺地方政府为你在前线讨价还价，留富于民，那实在是太受到人民爱戴了，所以人民送来的这些钱俺是想拒绝都没办法啊，于是各级政府就开设自己的私房钱、小金库。

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变成了央穷地富。中央财政的收入基本上在一签合同后就固定了，年年还是那个数，连通货膨胀都赶不上。当然，如果地方上的有钱大爷们，比如广东省，看着中央的穷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也会主动借些不需要还的钱给中央过日子。只不过以后中央如果出了广东不“中意”的政策的话，那些借据就会被拿出来在手上重复点几次，暗示暗示利害关系。同时，因为经济发展的好处，让地方吃到了实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各地官员当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一方面让中国的官员成为全世界最有进取心的官员，令中国出现了各地上项目如万马奔腾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上升，助长了区域性经济壁垒和地方的盲目发展，影响中国内部市场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以来，中国企业更愿意做外贸的原因) ，并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规模效益差的小厂子到处冒。当时各个区域间还爆发烟叶大战、棉花大战、蚕丝大战和羊毛大战等乱局。而在西北各省大打出手的羊毛大战，以中央放开国外羊毛进口而平息。但战争的结果，就令青海等多民族省区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该区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一个隐患。

为了改变这种中央变穷的局面，国家在1994年推出了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一定的划分方法，将不同税种的归属权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并在组织上成立各自经营的中央税务局(国税)和地方税务局(地税) ，来各自管理自己的税收。中央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包括中央所得税、海关关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工商调节税等。地方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则包括地方所得税、物产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牌照税等。而大家分享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

这个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变成了“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国的事情就是经常在每个时期搞一个方向性的移动，一会儿是从上往下流，一会儿又180度拐弯变成从下往上流，每次转变都要到事情严重到一定地步才改。当中央政策以注水为主的时候，钱就一路往低处流。而一旦中央把地方的一些钱扒到了自己碗里，来个吸水政策的时候，省就以同样的方向去吸市，而市如法炮制去吸县，结果就是中央、省、市家家有余粮，但是基层的县和乡财政就无米下锅，一度搞到很多省份，如湖北、湖南、河南的农村，变成了乡乡背债，村村欠钱，农村兴起了乱收费的局面，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进行农民减负，但根子出在基层政权财权方面。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到后来制定了如“省管县，县管乡”等跳级管理方法，并运用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个困境。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不仅表现在对每一个税项的分成争吵，还存在这样一个焦点，就是如何做到财权和事权的相匹配。财权就是你拿多少钱，事权就是你干多少事，花多少钱(其实很多事情算责任、义务)。以2006年为一个例子，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大概是52%比48%，大家基本对半分饼，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各自支出却是25%比75%，导致地方支出缺口28%。这个钱哪里来？当然必须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当然，这个转移支付毕竟做不到及时反馈，结果很多地方上管的事情就拖了下来，包括2008年大地震事件里校舍质量存在的问题，也和20世纪90年代末地方财政紧张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校舍建于那个时期)。

所以对于这个运行了十几年的“分税制”，要进行改革的话，笔者现在观察到的国内现有思路基本上是两条路子。一条主张就是中央拿少一些，地方留多一些，来解决这个缺口;另一条主张则认为现有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基本合理，但未来要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付统一化、制度化和透明化。

具体讨论到税种改革的方向，一个思路就是将税收大头——增值税全部交给中央，然后在企业所得税上由中央向地方让税。另一个思路则相反，将企业所得税给中央，然后中央在增值税上让税。现在的增值税分配上，大概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而企业所得税上，大概是中央拿60%，地方拿40%。

上面赞成把企业所得税归中央的那派观点，依据是地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主要出发点是因为能增加增值税，而且地方财政里这个税也是大头。要是把这个给了中央，地方的经济驱动力就会减弱很多。而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比较头疼，征收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地方为此扯皮吵架甚至打架都习以为常，如果交给中央去管，反而比较省事。但对立的那派观点则认为，由于增值税和地方财政关系太大，反而容易形成大家恶性竞争，盲目发展工业，出现不统筹、不协调的发展恶果，增多地区保护等不良现象。

八

其实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可由中央包下来，建立起一个具有全国统一标准而实质水平无地区差别的公共服务系统(当然地区物价因素的调整必须有) ，避免由于现在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钱包的鼓胀程度不同，带来公共服务质量的不平衡。

在增值税方面，另一个不牵涉中央和地方利益的改革，是把生产型增值计算法，改成消费型增值计算法，经过了前两年在中南六省的实验， 2009年预计将全面展开，并和国家的退税政策相联系，这个政策对企业来说，应该存有应付当下经济紧缩局面的好处。

另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就在资源税的增收上。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自然资源都在中国西部最贫穷的省份，但目前按量计税的方法，显然不利于西部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中国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对环境的保护。在资源税的改革方向上，显然应以计价方式来获得弹性。在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这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比较小，所以在现在经济不振的时候，这个改革比较容易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另一个方向就是要把西部省份的留成增加，要征收生态保护税，来保证西部的自然资源不被过度开发，造成环境破坏。

由于恶劣的生态环境和其他历史因素，西部在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在软环境的发展上，比如在增加教育投资、提高人民整体文化素质方面，在改善政府行政能力和私人投资环境方面，在改造技术陈旧、能耗大的旧重工业体系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国家在产业布局上，应当寻找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使之落户西部，比如说整条产业链的能源石油化工(就近和中亚能源对接)、航天工业和军工工业等，都是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各种政府之间的博弈里，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大家的事权和财权进行明确的定义并法律化，以减少社会成本。分税制的确立，配合各种不同税种的修改，慢慢就会形成一个清晰透明的中央与地方权利的划分局面。

从最近十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方向来看，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市一级的政府，前一段是借鉴并发扬光大了以前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把殖民者用来搜刮劳苦大众的刮地皮政策，转变成了地方城市发展的财政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路线就是以城市改造为契机，将旧地区撤迁，以较小的成本(成本的绝对数大小，还要看官老爷和地产商的心黑到什么程度)解决原居民的居住问题——要么搬到其他地区，要么给点补偿，然后就把土地高价批给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思路是想把房地产变成支柱产业，一方面来增肥地方财政(一些搞这种土地财政很积极的地方，倒也不是受限于分税制而闹穷的地方) ，一方面从数字上看起来，好像促进了GDP的发展。这个政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强行以仅占土地转让收入2%—3%的价格，低成本地从农民手上抢占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借口土地分开管理、应用不同，征的是农业用地，放的是城市住宅用地) ，然后以市场价格倒出去，这就在前几年导致了一批农民群体事件。

要闹清楚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还要从香港的土地政策说起。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对大部分的香港土地并没有所有权，只是强行从清政府手里租赁去的，其租期为99年。如何从租来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身上好好搜刮出价值，来中饱自己私囊，是港英政府设计土地政策的主要出发点。

香港政府马虎应付建设的公屋

英国人的做法就是以基本的年限(75年和99年)把土地使用权批租出去，由政府决定土地批租的时间、地点和价格，以土地出让金额最大化为原则，通过操纵地价来制造房地产泡沫。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就变成了世界少有的天价房地产城市，但是人均居住面积却小得可怜，比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其他天价地产城市都要差。

这种土地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就是香港的老百姓，最大的受益者是英国人。英国人的收益主要表现在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以“高薪养廉”的方式，让主管政府和法院的英国人高官以高工资的方式抢钱。然后就是以政府工程投资的方式，将收益转移到英国人主导的银行、工程开发和承包公司手上，比如汇丰、太古、怡和等。而通过以土地出让收入替代税收的方式，这些英资得利者又享受着自由贸易和免税港的好处。而对以华人为主体的打工一族最需要的社会福利，港英政府是一概不理，对低下阶层最需要的公共房屋计划一直是摆摆样子，做出来的公屋如同监狱。

九

当中国的内地城市，比如说上海，在学来了香港这套殖民地的刮钱方法，把地产猛炒一把炒上去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来支撑这个高昂的地产？这些高价地产的用途自然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租价的商业办公室和消费场所，如酒店、餐馆、咖啡馆、夜总会等。另一个就是在上海生活需要租房子的“专业人士”，特别是在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四海为家的所谓“国际专业人士”(Global Expatriates)。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支持高昂的租金，你从事的行业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必须是以暴利计。说白了，就是前几年拽到发癫、牛皮哄哄，现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金融业，以及与金融业相关的一些亲戚行业、跟班行业。所以不难理解，上海想要成为至少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而且是伦敦、香港和新加坡那种离岸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从事不受中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管理的外币离岸业务。这种业务其实就是给予世界金融资本一个平台，让被那些本土国家监管比较严而无法实行的新产品创新，比如说美元和欧元，拿到上海来玩一把，搞一点“上海美元”、“上海欧元”。这也是为啥西方金融危机把纽约和伦敦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咱们上海的行业话事人，要到这些地方招兵买马，把80万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金融江洋大盗招降纳叛，立个新瓦岗寨，好好地重整旗鼓，在上海“重振雄风”。

那么这些穿西装的山寨大王们，通常会干嘛呢？这里可以向大家介绍俺们现在的国际金融离岸中心香港的一个做法。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个引入注目的产品叫作债务担保证券(CDO，Collateralized Debts Obligations) ，将各种债券化的贷款，比如说次贷，打包之后，再次以不同的信用等级切出“证券”来，向投资机构销售。在美国和欧洲，曾有人提议扩大市场对象，将这些产品向私人投资者推销。但这种企图受到了一些监管人员和有良心的学者的抵制，因为这个产品的构成复杂，风险难以评估，只适合向“有专业知识”的投资机构推销，而不应该向私人投资者销售。当然，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所谓专业知识机构中，也有一大批是接盘的主，尤其是美国的地方政府、退休基金等老百姓的机构。这些机构都被雷曼兄弟一锅煮熟而俺们的香港金管局就对此大开绿灯，允许各大黑心银行，如汇丰、渣打，也包括俺们天朝的中国银行(即中银香港) ，利用欺骗、糊弄、误导等销售手法，以退休人士、街坊熟人等金融白痴为对象，搞出一个号称迷你债券(由香港金管局改名，用来方便行骗)的东西，宣传成为另一种高息定期存款，大肆推销，一口气就拐走了香港平民高达159亿港币的血汗钱。而香港金管局主席居然厚颜无耻地出来辩护，称香港政府的监管“无失误”。这个就是连美国和英国的金融界都不肯拿出来斩杀自己私人投资者的利剑，香港金融主管机构居然大开绿灯，令香港人民尸横遍野，民不聊生。而外资银行就是这些卖拐行为的主要得益人。

有时想一想，香港这个地方养了一帮所谓的金融大佬和行业精英，对内不能提高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经济，却成天想吃寄生饭。对外则是以买办自居，为西方金融大鳄和西方国家利益服务。一边用西方金融界都不愿用的垃圾产品来搜刮自己的市民，另一边又给中央误导信息，想骗大陆的钱，以QDII和投资直通车的方式，让大陆资金在香港股市泡沫高点入市，好让推波助澜的英美资金金蝉脱壳。对自己的人民没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忠诚心，只是希望上蒙下骗。看来在没有进行换血，为香港的金融业培育一支可靠的自身队伍之前，中国政府不应该支持香港成为中国以及国际的金融中心。不然的话，这帮吸血鬼就会胡作非为，中饱私囊，搞出问题后，又威胁中央政府出手援助。笔者认为，香港金管局有关负责人，还有香港证监会行政的洋总监韦奕礼，都应该引咎辞职，以谢香港市民。

而俺们上海，想要走的就是这条路。所以说以房地产的发展为龙头，最后向金融业挺进，几乎就是一个不二法门了。

十

不过好在将来监管上海金融中心的机构，放在北京的机会比较大，这就提供了一种地域上的平衡。而要发展高端捞钱行业的城市，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靠谁来提供低端的社会服务。

以纽约为例子，位于曼哈顿华尔街上的金融业自然是赚钱无数，但那个地区不可能人人都会赚到钞票爆袋，搞得工作中间出来吃午饭，都舍得被人斩杀几千美元。所以还得依赖那些工资比较低的人们，让他为你提供社会服务，比如餐饮、酒店什么的，这样你那几千美金一小时的金融界工资，才可以真正显示出魅力。否则搞得像当年911袭击之后纽约曼哈顿一个瓶装水需要200美金，那就失去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优势了。

所以，在地租极其天价的曼哈顿，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公园街上，自然有那些价值高过数千万美元一个单位的公寓楼，在长岛也有居住舒适豪华别墅的有钱人，但同时也有贫穷的纽约平民区布鲁克林和贫民窟布朗克斯，那里住着的一大批低收入群体，在为同一城市的有钱人提供相对低廉的商业服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需要靠“无医疗保险、无社会福利、有限又可怕的公屋居民”来营造出一种社会制度和氛围，来保证穷人的存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笼民) ，好让他们提供低廉的各种服务。如果没有弄好这一点，比如在美国加州的硅谷，就曾经因为高科技泡沫造成大量有钱人一窝蜂租房买房，使得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过高，这些城市的小市长(美国小城镇市长真是没有什么钱)和警察叔叔们，因为不能负担高昂的房子、房租或房产税，被迫搬出这些地区，弄得这些有钱人反倒没有公共警察来为他们提供保护了。

香港天水围公屋

上海如果要走这条高地价道路，其必然后果就是形成所谓富人区和穷人区之分。以上海现在的情况，如果你要保持市区地价的继续高涨，就必须在上海外围地区，比如说闵行、松江、嘉定的江桥和南翔、宝山等地方，形成到陆家嘴金融区打工的穷人们可以负担的居住地区，而且还要以比较便宜的车费，确保穷人们可以每天在一个钟头以内到达金融区上班。这种穷人区，在香港就是九龙、新界那些地区的公屋居住区、如天水围之类。以美国的标准而言，这些人应该算是工薪阶层。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还处理不当的话，比如一个政府更有兴趣去推进高地价，“忘记了工薪阶层穷人区”的“培养”，非常可能的结果就是产生大城市的贫民窟，如旧上海时代的杨浦区棚户区。那个时候，一边是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一边是万户窝棚的食不果腹。与香港笼民居住在上下床中的一个床铺相似，上海穷人的滚地龙也是睡觉时往里一钻，就是“以桶为房”了。那时的贫民窟，在杨浦、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南市、静安以及浦东沿江地区，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旧上海滚地龙和目前上海仍然大量存在的棚户区

好像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号称“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地产商，也越来越多那些为“大城市应该有贫民窟”观点而呐喊的文化人。甚至有些所谓的垃圾学者用旧上海贫民窟的历史经验“论证”，认为贫民窟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也是现代化“必须的基础”。而且还例举比中国穷的印度、与中国水平差不多的巴西，以及比中国富的美国，说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贫民窟，来“证明”中国也应该让贫民窟发展起来。在这些人渣地产商和垃圾学者的眼里，那些专门为富人造的房子卖不掉开始跌价的时候，上海这些地方政府就应该用退税等措施来保住价格;而面对下层贫民的居住问题时，反倒不考虑政府应该怎么样通过财政、税收和其他手段，为贫民提供足够的廉价而质量好的可负担民居，而是倡导采取放任和让人自生自灭的方法，让穷人们再去“自由”地钻棚户区。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条路的下场。1949年前，国民党精英们玩着金融行业的游戏，无视大量城市贫民的居住条件，后来就被共产党领导的穷人革了命。如果今天有些人要做新国民党人，玩历史上曾经玩过的游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新共产党人兴起，再次来革这些金融和地产大亨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