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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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崑　王锁劳　昝　涛　李　昀

执行编委: 昝　涛

编　　务: 张安琪

特稿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中亚问题

杨　恕

摘要:区域和国别研究可以纳入区域学的范畴。在我国,中亚和中亚国家的区域学研究是从中亚国家独立以后才开始的。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在西方话语中被夸大了,在全球范围内中亚的安全问题并不突出,而且它外溢的效应很低。在中亚安全方面,受地缘政治条件的限制,美国不可能做较多的介入,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起重要作用的仍然是俄罗斯。我国的中亚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研究队伍有所萎缩、对中亚国家本身的社会研究很少、对重要事件缺乏跟踪研究。

关键词:区域学　中亚　地缘政治

一、 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

“区域学”的概念在1954年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提出,且学术界一般认为1960年艾萨德出版的《区域分析方法》一书标志着区域经济学的诞生。而在1920年,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及东方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就已将地域研究(Area Studies)作为经济地理学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方向之一,侧重对国际社会形成的政治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予以考察。(1) 目前,“区域学”在某些国家正在成为一门新流行的专业,但对它的对象、内涵、方法等还有不少争议。

苏联解体后,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局面开始出现。为研究新出现的多极结构,尤其是世界区域一体化组织,英语世界与俄语世界都对这一新的地缘政治现象展开了研究。具体来说,俄罗斯在一些高校新设了区域学。以往的地区研究逐渐被区域研究所取代,尽管二者均有着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意涵,但“区域研究”一词能更好地将一体化组织的共性、同质化与不规则性、异质化、混乱、差异等表达出来。(2) 俄罗斯学界公认区域学在研究范围上涉及三个层面:超国家层面、国别层面及国内层面。(3) 就英语世界而言,2001年之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并未对区域关系给予足够重视。(4) 随着现实世界的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学者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霸权性不断反思,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将区域学视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当时的区域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层面及超国别层面。具体地,如在某些美国高校设立了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设有诸多区域研究中心或机构,包括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亚洲中心(Asia Center)、朝鲜研究所(Korea Institute)、中东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哈佛乌克兰研究所(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非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等;牛津大学也设立了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Oxford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类似机构主要面向硕博士研究生,通过研讨会、讲座等形式增进其对区域与国别的认识,或是鼓励学生自主从其他院系辅修相关课程;少有的设有详细课程的高校,如斯坦福大学的全球研究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南亚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的国际与区域研究硕士项目,等等。尽管多所高校设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相关的机构,但并未围绕相关方向设置完整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建立“区域学”相关的学科体系,这明显不同于俄罗斯。

正如俄罗斯学者帕夫洛夫斯卡娅所指出,“区域研究作为经济学中的一门课程业已存在多年,主要研究区域经济生产问题的科学知识门类。而区域学作为一个专业学科的出现则相对较晚,是在近几十年的改革浪潮中产生的”。(5) 区域学作为一门学科率先在俄罗斯外交部所属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亚非国家研究所进行了实践。前者主要研究西方,后者则侧重研究东方。两所高校都有教学研究团队,也是各自领域最被认可的权威。国家教育标准由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制定,执行该标准已成为区域学研究者获得专业技能的必要条件。然而,由于办学特色以及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期形成的联系,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重点在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而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对西方地区的研究则有限。在俄罗斯高校社会经济与人文课程中,大约30%的课时设计与区域学有关。此外,研究国内某些(自己所在)区域的各地方高校目前也都有机会开设俄罗斯区域学专业。(6)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同样兴起于冷战结束以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的周边外交形势发生了变化,熟悉周边国家的情况成为重要任务。但区域国别研究得到重视则是在最近几年: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对区域国别的外交政策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国家对区域国别研究从资金、政策支持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针对沿线国家的研究发展非常快,依靠众多科研项目、基金,以及专项计划等展开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智库的重要目标之一。具体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研究机构,一是依托相关部委的支持,在各高校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如教育部最先批准建立的“国别与区域发展培育研究基地”(后来扩大至“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在中亚研究领域,最先设立的是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其基础是1994年设立的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这类基地的重心在于学术研究,旨在深化对相关重要议题的研究,重视学术成果与咨询报告的产出。二是依托相关人才计划,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华大学于2011年设立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生项目”。该项目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研究,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与南高加索、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同样属于这一类。此类招生项目非常重视语言能力,要求掌握所研究区域的小语种,甚至能够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这意味着类似的培养模式是一种“小而专、专而精”的形式,至于培养效果,尚不能过早定论。三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专门机构,这一类机构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先尝试,如社科院最早设立了7个地区国别研究机构,“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7) 这些研究机构如今依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相关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形成了具规模的学术团体。除此之外,比较常见的就是各高校甚至地方研究院竞相成立的“XX研究所”,由于种种原因,这类研究机构除少数外,在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诸方面与前述的几类还有差距。

目前来看,除了俄罗斯将区域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他国家对区域国别的重视都停留在科学研究的层面,并没有设立区域学的相关课程,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尽管相关高校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向,但其开展课程的形式仍是研讨会、专题讲座或工作坊等,鼓励学生自主从不同院系选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更多的是一种通识教育,这种培养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其效果还有待证实。培养出的研究者能否形成关于某区域的系统性认知、能否从学理层面对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还需要关注。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对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从外交、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等视角观察相关地区与国家,对于对象国和区域的关注还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

二、 中国的中亚研究现状

中国的中亚研究历史并不长,尤其是从国际政治视角对该区域进行研究,大都是从苏联解体以后开始的,只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中亚研究所成立于苏联解体前的1980年,是国内最早的中亚研究机构(它还不定期发行了一份内部研究资料)。从整体上看,目前中亚安全研究或中亚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突出的问题是研究队伍的缩小与研究议题的重要性之间不对等。也就是说,一方面,中亚地区的研究基础薄弱,目前研究队伍还在缩小;另一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该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尤其是在国家决策层面,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中亚研究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很强,但通晓俄语或中亚语言的学者在减少,这使得中亚研究的人才队伍缩小。(8) 与此同时,中亚研究队伍青年人才很不足,现有研究机构中一些老一辈专家学者还在超龄工作。除上面提到的语言问题外,学术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研究的过多重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应该看到,在研究工作中,国家—部门—单位—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很难平衡的。

其次,目前的中亚研究领域过于狭窄,主要集中在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家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对于其他议题关注较少,尤其是对中亚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转型缺乏系统研究。这也是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即扩大议题领域,尤其是要多视角考察中亚地区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例如,中亚独立20多年来,中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影响中亚地区发展的政治思潮发生巨大转变,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很不足,有必要做进一步探究。区域与国别研究有很强的综合性,包括了现有自然⁃社会⁃人文领域的多个学科。在不同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中,不同学科会形成不同的组合,而且,这种组合在不同条件下会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要尝试从多个维度去看待问题。

最后,针对中亚地区的田野调查较少,容易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这使得国内的中亚研究成果缺乏独立性,对中亚地区的认识,尤其是安全认知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较多,这不利于客观评判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

三、　中亚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

独立以来,中亚五国之间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是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是独立给各国带来的地缘政治机遇不同。地缘政治的基础是位置、面积、人口、资源,它们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可以拿中东和中亚做比较。很明显,大国在中东的竞争远强于在中亚。中亚地区也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其储量不如中东。然而,中亚地区的金属矿产资源远比中东地区丰富,但受地缘因素制约,难以进入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亚的内陆环境限制了大国的竞争。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如乌兹别克斯坦是典型的“双内陆国家”——本国及其邻国均属于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这使得国内货物进入世界市场的成本很高。另外,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技术水平都制约了国际社会的投资。

下面简单看一下中亚五国的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先看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重心必然是俄罗斯。原因很简单:第一,哈俄两国有着长达6846公里的边界,长度居世界第二(第一是美国加拿大的边界,8891公里);第二,哈萨克斯坦国内人口的24%是俄罗斯族人,且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第三,地缘环境使俄哈双方有广泛的经济联系。这些都使得俄哈双边关系十分密切。如2019年,俄罗斯胜利节阅兵式只邀请了纳扎尔巴耶夫参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俄关系的特殊。再看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处于中亚地理版图的中心,中亚五国中,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四国为邻。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中亚地区的合作。但在卡里莫夫担任总统时期,这一优势并未发生作用。米尔济约耶夫担任总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积极改善与中亚邻国的关系,这有利于地区合作水平的提高。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封闭,基于历史的传统联系,吉尔吉斯斯坦仍以俄罗斯作为外交重点,但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岛”状况严重影响了它的选择。对塔吉克斯坦来说,与阿富汗为邻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威胁,这使它不得不依靠俄罗斯来保证安全,但俄罗斯在经济上难以给予它有力的帮助。因此,塔吉克斯坦在安全上主要依靠俄罗斯,而在经济上更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土库曼斯坦的地缘政治条件较好。一方面,毗邻里海为其进入欧洲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永久中立国的地位使土库曼斯坦能够同时在安全和经济方面获得好处。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条件看,美国不可能深度介入中亚地区事务。事实上,美国在该地区的诸多行动都是出于阿富汗战争的需要。俄罗斯除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外,与其他中亚国家没有陆地边界,这限制了俄罗斯与中亚的交流。独立以来,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持续下降,与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很大关系,但仍将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中亚的机会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安全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提高。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动性在不断加强,尤其是在应对大国竞争方面,它们采取大国平衡的策略,以使本国的利益和安全得到更多保证。

就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而言,需要注意的是西方话语对中亚安全威胁的夸大。在西方研究成果中,中亚地区的水资源问题、边界争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都被夸大了。事实上,从全球安全形势来看,中亚地区的问题并不算严重。例如,尽管水资源问题会牵涉一系列问题,但是中亚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并没有引发严重冲突。原因之一是中亚国家间关系与历史传统联系限制了采取极端行动,这种应对水资源争议的路径依赖能够使地区基本稳定。

还有,边界争端也未严重影响国家间关系,冲突的激化受到约束。1991年12月21日,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五个中亚国家)元首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便是:苏联时期确定的边界必须予以尊重。尽管《阿拉木图宣言》不是边界条约,但它由国家元首签署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其地位不亚于边界协议,这就决定了中亚国家在边界问题上不会有重大冲突,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边界冲突。前一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以领土交换的方式原则上解决了飞地的问题,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解决。

再者,已有的研究对塔吉克斯坦恐怖势力的认识存在误判。一个存在偏差的做法是把塔吉克斯坦武装反对派当作恐怖势力来研究。实际上,武装反对派和恐怖分子存在根本不同,但国内外有不少研究成果将它视为恐怖势力。塔吉克斯坦政府把它视为恐怖势力,目的在于便于打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它的活动来看,这部分武装力量并不是恐怖分子。

最后,国内对中亚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很不全面,缺乏深度。如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的“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名称是“人民革命”,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我国国内的关注点是西方势力的干预和领导人的更迭,几乎没有人研究数十万参与“革命”的公众的特点和参与的原因,而这是“革命”深层的社会基础。还有,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进行跟踪研究,事件结束了,关注也就停止了,不去进行深层次的调查分析,也就产生不了有分量的成果,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大约十年左右,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些偶然因素难以准确预测。我这里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没有考虑偶然因素:一是国际上出现重大变局影响到中亚的安全形势;二是中亚国家内部出现重大变动造成了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除了上述两点,基于现有的情况考虑,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不会有大的变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中亚安全方面,俄罗斯仍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举一个例子:2014年10月,普京访问塔吉克斯坦,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他的访问时间。普京抵达杜尚别后,在正式会谈之前,他与拉赫蒙总统举行了非正式会面,普京说的话反映了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关系。普京说:今天是你(拉赫蒙)的生日,按照俄罗斯的传统,朋友过生日时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必须答应。普京送给拉赫蒙的生日礼物是俄罗斯最新制造的一款狙击步枪。紧接着,第二天正式会谈之后,俄塔两国签署了十多项合作协议。事实上,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的安全方面,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问题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美国和中国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基于此,可以预判的是,今后在中亚安全问题上发挥最大作用的外部力量仍然是俄罗斯。

有必要指出的是,引起中亚地区的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或经济发展问题引发了社会安全问题。中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差,腐败问题、财政不透明、管理水平较低等都制约着经济发展,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社会冲突问题、就业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同时,这些问题也限制着地区经济合作,这些因素都使“中亚经济一体化”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四、　结语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中亚研究有赖于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教育部大力推动区域和国别研究是件好事,在对外关系这一重要领域使地区与国别研究有了一席之地。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学。随着智库建设日趋重要,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区域国别研究是学术层面的,还是智库层面的,这一问题很重要。目前来看,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心目的仍然是学术性质,而不是在智库层面。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成为现有的国际关系或者说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但是不能把智库工作作为它的主要方向,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原因在于,这两者涉及的学科内容、科研方向、人才培养方式等都有明显差异,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做统一要求,而应尊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允许不同思路的发展。例如,有的学校在民族问题或是地理问题,或是矿产资源,或是水资源方面具有研究优势,就可以发挥地域特色与专长,重点予以研究,这些研究也是对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某些问题并不一定会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但这些问题仍需要予以重视和思考,认真进行研究。关心国际问题的人很多,使不少人认为国际问题研究很容易,门槛低,这是不对的。对区域国别问题做出判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实现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需要不断加大对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支持,致力于形成既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又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团体。同时要强化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多视角、多议题地对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系由作者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的“新时期中亚的安全与发展”博雅德信工作坊发言记录整理、修改而成。)

主题论文

新时期中亚安全形势几点分析

但　杨　潘志平

摘要:中亚五国是我国西部邻邦,独立近30年以来,整体状况尚好,特别与此相毗邻的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相比。新时期中亚安全形势大体平稳,但还是多少有些问题,基本上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

关键词:泛突厥主义　去极端化　地缘政治

一、 吉尔吉斯斯坦:再一次的“颜色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政局最不稳定的国家。2010年以来好像平静了一些,2017年总统交接似乎平稳,但2019年夏季,该国政局风云突变。8月8日,前任总统阿坦姆巴耶夫被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逮捕。奇葩的是,此次逮捕行动颇费周折,首次行动遭受老总统粉丝抵抗,还造成一名特种部队士兵死亡。亲历者说,在比什凯克现场并没有出现特别紧张的状况,旁观者很兴奋,纷纷用手机进行现场的“直播”,“革命”已娱乐化了。国际社会,除俄罗斯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此事。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发生两次政变,致使两任总统出逃,此次是不是再一次的“颜色革命”?梅德韦杰夫说道:“吉尔吉斯斯坦本世纪的‘颜色革命’的额度已用尽。”可谓调侃味道十足。“颜色革命”是21世纪才出现的政治现象,综观所发生的“颜色革命”,无一不有西方势力以“民主”“自由”为旗号的蓄意干涉,因此,2019年的吉尔吉斯斯坦不是“颜色革命”的重现,而是该国内部矛盾的表现,其中重要的有两点:

脆弱的民族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指出:“在这10年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诞生的国家,暴露出它们不过是‘虚式国家’(pseudostates)的本质。它们不是缺乏稳定的政府机构,就是缺少内在的凝聚力或民族意识。在这10年里,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体制)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接受“虚式国家”的概念,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正是这样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从来没有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努力奋斗过。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民族国家的机构、运行机制和凝聚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全都要白手起家。虽然独立已近30年了,这些问题远未解决,其“民族国家”的脆弱程度不是常理可以理解的。

滞后的“部落社会”　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停滞,中亚国家现代民族的建立进程十分缓慢。十月革命前夕,中亚地区各民族间的界线还模糊得连学者都弄不大清楚。直到1924年,苏维埃政权才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人“民族识别”出来。可悲的是,吉尔吉斯族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民族整体的认同,它还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部落认同。世人一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野,多从南北权利分配、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但深层次的是吉尔吉斯南北间有个部落裂断带,这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文化上的断裂。2000年,南方的奥什被确定为第二首都,实际上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二元结构。从2002年贾州骚乱到此次“八月事变”,都有南北分野的背景。

二、 泛突厥主义的再泛起

19、20世纪之交,泛突厥主义得到奥斯曼帝国支持在亚欧地区曾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随着奥斯曼帝国崩溃而式微。苏联解体后,由土耳其牵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六国每两三年举行的“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Summit of Turkic⁃speaking countries),土耳其时任总统居尔还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2009年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决定升格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The Turkic Speaking Countries Cooperation Committee),现有阿塞拜疆、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个成员国,近年,在这个合作委员会运作下泛突厥主义再度泛起:由阿塞拜疆领头,土耳其坐镇,哈萨克斯坦积极呼应,致力于阿、土、哈、吉四国通用的中小学历史教材《突厥通史》的编写,下一步将推出《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学》。

2018年,哈萨克斯坦做了两件事:6月19日,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一项法令,将南哈州更名为突厥斯坦州,首府为突厥斯坦市,纳扎尔巴耶夫强调这一法令的历史意义在于,圣城突厥斯坦被广泛认为是“突厥世界的精神之都”。6月22日,纪念泛突厥主义诗人朱马巴耶夫(1893—1938)诞辰125年周年活动在北哈州朱马巴耶夫出生地举行,纪念活动广泛邀请了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的客人,接待规格很高、规模很大。会上宣读了纳扎尔巴耶夫的贺信。大会主席北哈州州长强调,朱马巴耶夫是所有突厥语国家的诗人。一个名为“突厥文化国际组织”( TURKSOY)的组织宣布2018年为所有突厥语国家的朱马巴耶夫年。

其实,早在哈萨克斯坦独立最初,纳扎尔巴耶夫就提出“突厥联盟”的构想,不久便缩了回去,但好像一直耿耿于怀。2017年,纳扎尔巴耶夫在安卡拉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上重申土耳其首任总统凯末尔的话,“所有突厥语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时候到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成为世界上一股非常有效的力量”。《中亚时报》2018年7月22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哈萨克斯坦仍在寻求其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和身份:在突厥语世界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该文章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正在尽可能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并与土耳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哈萨克斯坦的泛突厥主义的复苏,对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主张是一项长期严峻的挑战。一百个泛突厥主义者或许有一百个想法,什么是“突厥文化”,其实就是封闭、排它、狭隘的泛突厥主义的鼓噪,如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历史所所长马赫穆多夫毫不忌讳地说道:“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亚各国的青少年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读同一个伊斯玛仪谢赫、同一个帖木儿埃米尔、同一个苏雷曼苏丹的故事。他们是我们突厥人的拿破仑、俾斯麦、华盛顿。我们要热爱突厥历史,热爱突厥伟人,所以,我们要读同一本历史。”

三、　“去极端化”:任重而道远

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宗教。苏联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受到极大遏制。随着苏联解体该地区一度出现意识形态真空,伊斯兰教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得某些发展空间。在20、21世纪之交,宗教极端主义有所发展,与伊扎布特和与萨拉菲耶思想相联系的极端组织屡禁不止。

中亚国家“去极端化”工作复杂,各国已做了许多工作,取得相当成绩。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做法。乌兹别克斯坦农业社会的传统形成自己固有的社区组织——“玛哈利亚”( Mahalla),它有着千年历史,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即是以清真寺呼唤所及为社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传统的“玛哈利亚”得以“激活”,但新生的“玛哈利亚”在于它更多地体现世俗性而非宗教性。即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接管了“玛哈利亚”,将它变成政府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新“玛哈利亚”,承担了政府的基层工作的许多职能。最重要的是,由过去清真寺管“玛哈利亚”,转变为新“玛哈利亚”管清真寺。经乌兹别克斯坦政府20多年的“脱胎改造”,新“玛哈利亚”成为抵制极端主义的工具。

看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利亚”目前运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它还有隐患,即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这个组织,从表面上看是民间自治组织,至少是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如此宣传,但实际上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准官方机构。如何长期有效地控制,仍是一个不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失控,就非常危险。

二是玛哈利亚本身就有着浓郁的伊斯兰宗教色彩,清真寺在伊斯兰社会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可以说,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依靠清真寺。伊斯兰世界中的种种政治和军事动乱或多或少地与清真寺功能的“恶性异变”有关。如伊朗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就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清真寺功能的恶性异变,霍梅尼强调的是清真寺不仅仅是穆斯林做祈祷的地方,而是伊斯兰战斗的堡垒;再如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事件”也是如此。因此,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改造利用玛哈利亚管束清真寺,实际上面临着很大风险,弄不好,或一不小心,玛哈利亚非但没有管束好清真寺,反而被“恶性异变”的清真寺拉着往政府不愿意的方向跑。

总而言之,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去极端化”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　两类边界问题:俄哈边界与费尔干纳的飞地

被沙皇俄国征服之前的中亚,只有一大堆游牧行国和绿洲汗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20世纪20年代,中亚地区出现的五个共和国貌似民族国家,本质上只是苏联治下的民族区域地方。90年代,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终获独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方才开始,是为“迟到的民族国家”。尽管“迟到”,但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划界不容忽视,问题是必须面对苏联遗留的“行政国界”如何成为现代国际法意义上国界的困境。这其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幽灵”的徘徊与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图。中亚国家间边界问题主要有两类:

一是与俄罗斯交界的哈俄边界。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两国边界线长达7548公里,具体情况有其特殊性。哈俄边境额尔齐斯河、伊施姆河一带的自然地理区域属西伯利亚地区,历史上又是俄国哥萨克人最早征服的地带。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沙俄时期的奥伦堡和草原总督府的地域上建立起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5年改称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族在全国人口比重不到40%。独立后,哈萨克族人口数量终于占优,但是北部州仍存在俄罗斯族人大量聚居的情况。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族所占比重上升至共和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与俄罗斯联邦接壤地区以俄语为母语人群的比重仍接近50%。

20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北部一些俄罗斯族流露出“回归”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重新借“哥萨克”的名义成立准军事组织,不仅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哥萨克”组织串联,要求“自治”,甚至出现将北哈萨克斯坦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动议。俄罗斯方面虽然没有给予哈俄接壤地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明确支持,但两国有关边界的暧昧状态始终是个隐患。1997年,布热津斯基警告,“若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斯坦就会面临领土被肢解的危险”。

2014年3月,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事件”对哈萨克斯坦方面来说是无声的警告,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立刻警醒,坚定认为与俄罗斯认真划清边界,包括实地勘界立碑,是保障哈萨克斯坦领土完整的重要任务。所幸的是,哈俄边界划定比较顺利,划界自1998年启动,2015年2月俄罗斯额木斯克州与哈萨克斯坦北哈州领导协商交换边境领土,但双方未达成共识,自此两国之间的划界工作也宣布全面结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强调,哈方必须吸取乌克兰危机的教训,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从未签订过划界协议。实际上,哈萨克斯坦不同于乌克兰,乌克兰倚仗北约不断挑战俄罗斯底线,而哈萨克斯坦虽对俄罗斯方面有所提防,却也是亲密友好的邻国伙伴。

二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费尔干纳的“飞地”问题。中亚各国间的划界已大体上完成96%,但问题主要在中亚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由于这些民族共和国是当时苏联中央人为划分组建而成,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国界在那里如扭麻花般地纠缠在一起,过去的加盟共和国模糊“边界”要转变成有国际法意义的现代国家的国界,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其中最大问题是林立其间的飞地,大大小小,至少9块。大者有300多平方公里,小者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村庄。地图上看似有界,但实际走起来还不知在吉乌塔哪一国地面。

中亚国家复杂的边界格局成为引发该地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特别是飞地问题“所涉及利益关系之复杂,使该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国际著名和平与安全研究智库“更安全世界”(SAFERWORLD)2015年的报告《中亚的十字路口》曾警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边境地区冲突有日益严重之势。要解决此类冲突难度极大,除非各国可以过合作和妥协达成更高效的边界划分,……虽然有迹象显示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已经做好与邻国合作的准备。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中亚地区要发生深远转变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我们在讨论边界冲突与争端的过程中,会对合作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性有所忽略。中亚国家的边界作为苏联的历史遗留,边界争端也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实际随着近五年内全球、欧亚与中东局势的大变化,中亚国家也在调整其发展方向,关于边界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划定符合现代国家构建的国界线、如何制定新型边界管理机制、中亚五国如何构建新型共生关系等问题,都是有关中亚区域发展的研究重点。中亚国家作为“迟到的”现代民族国家,五国间仍然存在着无法同步的差异性。随着全球格局的调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中亚国家领导人通过历史经验思考与现实需求,将解决划界问题视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也可谓收之桑榆。目前,中亚边界的现实复杂性依旧存在,在无法打破自然法则,完全以条约划界形式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下,将“边界意识”转化为“协作意识”对中亚现代国家构建可能是更为合理可行的道路。这既是挑战,也是必然,中亚何去何从,值得期待。

五、 从忧虑到焦虑:美国关于中国与

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

　　中亚对于美国来说,还不是其核心利益之所在,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事务”。然而,中亚与中国西部相邻,从遏制崛起的中国角度,美国还是不时要关心中亚。近20年来,美国关于中国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表现出从忧虑到焦虑的过程。

20年前,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就警告:在地缘政治方面,包括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应致使中国壮大,哪怕是和平地使美国黯然失色。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分析:如果中间地带(指俄罗斯)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中亚),或同东部(指中国)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美国的首要利益是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中亚)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

美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鼓动“颜色革命”。2005年,小布什盛赞“颜色革命”是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人们可以揭竿而起,从欺压人民的统治者手中夺回自己的自由。“颜色革命”仅仅是个开始,高加索、中亚、中东地区的变革已为时不远。然而,“颜色革命”走进吉尔吉斯斯坦,直接制造了广泛的动乱,美国终究未能培育出一个亲美政权,还引发中亚国家对美国的高度警惕。为此,美国改变策略,相继于2006年和2011年推出“大中亚计划”(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Initiative)和“新丝绸之路愿景”(New Silk Road Vision),以“重建阿富汗”为号召,旨在将“大中亚”与“大中东”合流,整合为美国所主导的广袤地带。

但是,美国在中亚投入甚少,影响十分有限,焦虑油然而生。2012年10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出美国两位学者拉菲罗·帕图齐(Raffaello panucci)和亚历山德罗·彼得森(Alexandros Petersen)(以下简称两学者)的文章《中国无意之中成就了帝国》。在中国南海暗流涌动、中日钓鱼岛争议持续发酵升温的情势下,美两学者却另辟蹊径,将人们的目光拉到遥远的中亚,如其开场之言便是:一些美国战略家,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撰文称,“美中若发生冷战,将不会像美苏间的争斗那么艰难,因为只需海军就够了。但这种观点忽视了陆地广阔的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即麦金德爵士‘世界岛’的意义,如今,中国在那里不断加强地位,正不知不觉地成为中亚帝国”。

同年,阿文德(Arvind Subramania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美籍印度裔经济学家2012年出版的《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霸权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 s Economic Dominance)引起华盛顿决策者的热议。

忧虑之际又是为美国霸权的局限而纠结。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的世界霸权有很大的广度,但深度有限,就欧亚而言,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

在奥巴马即将卸任之时,卡内基基金会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政策3.0”报告(2016年1月31日),声称:那里经历了“欧亚”到“亚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伴随中国崛起的是俄罗斯的衰退。一系列因素意味着西方与中亚25年“蜜月期”后的“分手”已是必然,中亚国家将会转向东方。美国能投入中亚的资源将相对有限。相对应地,华盛顿对中亚国家的期待也应该降低。中亚倒向中国并向俄罗斯寻求安全庇护是必然结果。因此,美国应该适时调整中亚政策,摒弃不切实际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放弃中亚——美国应该更加脚踏实地,通过将其他周边国家纳入多边合作框架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中亚国家对于用美国平衡中俄仍有很大兴趣,这就足以为美国参与地区事务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机会。

特朗普主政后,美国的东方战略经历了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转变。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在“印太战略”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个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反应极为消极,如“新冷战说”,美学者罗伯特·伯克(Robert Berke)认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可能会永远改变全球经济。“该项目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使东西方之间为争夺欧亚大陆主导权而发生一场新的冷战”。再如“梦魇说”,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伯罗斯(Matthew Burrows)说:中国向西直抵欧亚地区的“一带一路”新计划……变成一种战略资产。中俄两国一起寻求实现当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有关无可匹敌的欧亚心脏地带的理想。这是美国最大的“梦魇”。

2017年春夏,特朗普政府紧锣密鼓地推出三个重磅战略文件:《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报告从整体国家安全、国防和核力量三个视角确立了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它们将对美国正在加紧实施的“印太战略”提供指导和支持。

美国政客们愈来愈鹰派化。如时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ro),长期研究美中贸易,是“中国威胁论”的坚定倡导者之一。他的三部专著《即将来到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卧虎:中国的军事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s: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危言耸听地警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成为地球上最高效的杀手”,他高调鼓吹:“我们别无选择,在特朗普领导的体制下,只能为了保卫美国人民的利益来针对中国的作弊行为采取坚决行动。”

美国前总统助理、卡内基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评论美国的焦虑感,“目前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极大的焦虑,许多政客的言论加剧了这些社会焦虑感,他们通过智库、媒体等制造诸如‘中国威胁论’等言论,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借此增加军费支岀等。所以,市场决定着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整体看法。只要有国内政治需求所在,美国对华舆论的方向就只能以美国为基础,而不会顾及中国的感受”。

应该说,我们正面对美国的严峻挑战。美国对我国的台湾、香港、南海以及西藏做文章的同时,也借着“人权”旗号对我国新疆制造问题进行干涉。

2019年8月29日,美国参议员鲁比奥等呼呼:就“新疆维吾尔族人权被侵犯”一事与中国政府交涉,并对涉及此事的中国官员进行经济和旅行制裁。自2015年起美国启动了与中亚国家的“5+1”的外长会晤机制。2019年9月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见中亚五国外长期间谈及涉疆问题,称中方在新疆的行动与反恐无关。

2019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及其18家下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海康威视等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借口是新疆的所谓“人权”问题。

2020年2月5日,美国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声称要促进中亚国家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近日又顾头不顾尾地从阿富汗完全撤兵,无论是粗暴插手中亚还是放任阿富汗安全局势失控,都或多或少地旨在搞乱中国新疆,我西北边疆的安全和发展势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及应对举措。

作者简介:但杨,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潘志平,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教授。

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造论”与战后日本社会党转型失败

王新生

摘要:二战后之初的经济恢复时期,在工人运动急速发展的基础上,日本社会党势力得到增强,一度成为执政党。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结构与民众意识发生较大变化,江田三郎提出在现有体制内进行变革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造论”,继而打出将社会主义形象化的“江田构想”。由于社会党主要支持团体“总评”工会及党内主流派的反对,该设想没有成为社会党的具体政策,导致该党从“阶级性政党”向“市民性政党”转型的失败。

关键词:江田三郎　日本社会党　结构改造论　江田构想

二战后在原子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基础上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社会结构出现较大变化,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分为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阶级对立的“哑铃形社会”逐渐转变成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具有“第二国际”传承的西欧诸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提倡“第三条道路”,因而成为执政党,福利国家也由此形成。实际上,在战后日本也有类似的动向,社会党领导人江田三郎提出了“结构改造论”,却受到社会党内部和主要支持团体“总评”工会的强烈反对与批判,成为该党最终走向衰落的远因。本文主要探讨“结构改造论”的提出及其挫折的背景。

一、 战后初期社会党迅速发展

在战争结束不久的1945年11月2日,战前几个政见截然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立“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党,其中包括右翼系统的社会民主党(西尾末广、片山哲等)、中间系统的日本劳农党(浅沼稻次郎、河野实等)和左翼系统的日本无产党(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当时建党纲领只有笼统的三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确立民主主义体制、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对外奉行和平政策。该纲领不仅没有充分阐述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未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因建党初期右派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在斗争策略上常常偏向保守系政党,反对同属革新阵营的日本共产党,这就为后来的数度分裂埋下了伏笔。即使在一般政策上,尽管提出了包括政治上实现“宪法民主主义”、外交上“履行波茨坦宣言”、经济上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71项建议,但还是比占领军的改革方案落后。甚至在党的名称上也存在争论,结果日文为“日本社会党”,英文为“日本社会民主党”。(9)  成立时拥有国会议员15名,未能选出委员长,片山哲任书记长。由于社会党提倡社会主义,因而被看作革新政党。

联合国军占领时期,社会党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下的工人运动高涨。由于长期战争以及美军的轰炸,1945年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边缘。根据经济安定总部编写的《太平洋战争损失报告书》所列调查资料,按照战争结束当年的价格计算,日本资产损失总额达1057亿日元,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5万,全国大多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接近半数的工业生产设备被破坏。1945年8月时,工矿业生产指数剧减为战前(1935年至1937年平均水平为100)的8.7%;1945年的农业生产指数与战前(1933年至1935年平均水平为100)相比,下降到58%。(10)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结束,大约有600万的军人及其家属或其他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返回国内,不仅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而且包括海外归来者在内的求职人数上升到1300多万。

一方面,对外贸易断绝,生产陷于停顿,失业人员激增,物价急剧上升,绝大多数国民完全处在饥饿状态,因而对保守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普通国民不仅要求解决粮食问题,而且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例如在1946年5月1日,只是东京就有50万市民参加集会活动,大会通过了“反对反动保守政权,立即建立以社会党为首的民主人民政府”的政治决议。在5月19日举行的25万市民参加的粮食大游行中,示威群众包围了首相官邸,提出了“打倒反动内阁”“建立民主人民政府”和“立即解决粮食问题”的强烈要求。

另一方面,占领军当局推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根据厚生省的调查,到1945年12月底,全日本共有509个工会组织,约有38万会员。到1946年12月底,工会组织增加到17266个,共拥有会员493万,组织率达到39.5%。(11)  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两大全国性工会组织,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简称“总同盟”,拥有86万会员)以及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会议”,拥有163万会员)。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不断地展开斗争。

二战后日本最早的工人斗争是1945年10月18日煤矿工人罢工,随后罢工浪潮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仅1945年12月以罢工为主要手段的工人斗争就有141次,参加的人数接近11万人。这些斗争主要是要求提高工资和反对解雇工人等经济斗争,也有像读卖新闻社的工人那样争取生产管理权的政治斗争。(12)  

为对付日益壮大的工会组织以及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1946年5月第一届吉田茂内阁成立后立即发表了“关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声明,指责工人运动“危害社会秩序”,并派警察镇压“管理生产”的工人,利用“企业整顿”的名义解雇大批劳动者,结果进一步刺激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从1946年8月开始,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到10月份,民间企业工人的要求得到实现,但政府部门职员与工人的工资却没有变化,只有民间企业工人工资的一半。为争取同样的待遇,同年11月政府部门的五大工会组织联合组成全国性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简称“联合斗争委员会”),提出了确定最低工资制、取消劳动所得税以及缔结集体劳动合同等要求。12月17日,“联合斗争委员会”在东京召开5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提出打倒拒绝工人要求的“吉田亡国政府”“建立新民主政府”的口号。1947年1月,参加斗争的工会急剧增加到30多个,拥有工会会员达650万。由于吉田茂政权没有满足工会提出的要求,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联合斗争委员会”决定在2月1日举行全国大罢工。

对于联合斗争委员会的决定,社会党并非十分支持。尽管该党左派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工人群众的斗争,但在右派的控制下,社会党主要倾向于有条件地与执政党合作。所以当日本共产党呼吁各界工会联合斗争时,社会党反应冷淡,不料此举却为社会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1947年“二一大罢工”在占领军当局的干预下未能实现,工人群众对日本共产党感到失望,纷纷转而支持社会党,使社会党在1947年4月举行的大选和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均成为两院的第一大党。

尽管社会党赢得了1947年的众参两院选举的胜利,但在两院的议席拥有率却不高,分别只有30.9%和18.8%,必须联合其他党派才能组织政府。结果组成了社会、民主、国民协同三党联合政权,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担任首相,民主党总裁芦田均担任外务大臣,国民协同党书记长三木武夫担任邮递大臣。社会党为联合两个保守政党,不仅在政策协议中删去了该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条款,而且向民主党做出三项保证,即坚持反对极左和极右的立场、不泄露国家机密、不采取一切引起社会不安的行动等。

在具体政策方面,片山内阁继续执行集中资源发展基础产业的“倾斜生产方式”,通过实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来恢复生产。同时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采取了提高间接税和降低工资的做法,结果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普通国民生活更加困难。因而从1947年夏天起,民间企业的工人也开始要求提高工资,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国营企业工人的斗争再次掀起高潮。人民群众对片山政权的不满促使社会党左派采取行动,在1948年2月,同其他反对党一道否决了内阁提出的追加政府预算案,片山首相被迫辞职。以社会党为首的政权仅维持了8个月左右。

接下来的芦田均内阁仍然维持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联合政权的框架,但该届内阁比片山内阁更为短命。一方面,芦田内阁仍然继续实施刺激通货膨胀的“倾斜生产方式”,并减少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和原材料供应,同时又提高了间接税、铁路运费和邮政费。虽然此时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已经超过了消费资料的生产,但政府实施的标准工资依然没有反映通货膨胀的实际发展状况,因而受到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罢工斗争时有发生,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另一方面,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入阁担任副首相不久,就因大选时暗中接受建筑业界50万日元政治捐款而遭到在野党追究,并因“昭和电工案”的牵连而遭到逮捕,即昭和电气工业公司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而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巨额非法贷款的案件。其行为不仅直接导致了芦田内阁的倒台,而且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党的形象,大批原有的支持者脱离该党。正因如此,在1949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的得票率从上一届大选的26.3%猛跌到13.5%,议席数也从上一次大选时的143席锐减到48席,(13)  而且该党的主要领导人片山哲、西尾末广、加藤勘十、野沟胜等均落选。

1949年1月的大选失败后,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在1950年初分别召开了社会党的第五次大会。三个月后两派统一起来,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51年10月因《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正式分裂成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首的右派社会党和以铃木茂三郎为首的左派社会党。即使如此,左右两派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在50年代上半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1955年2月大选后,左右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共有156个,比1947年执政时还多12个席位。两派社会党力量的增长主要出自多方面的原因,即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与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斗争持续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低落、保守政党之间再次分化组合以及自由党内部的分裂。

1955年两派又统一起来,并在1958年举行的大选中获得166个众议院席位,为社会党战后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但由于离选举前社会党第14次大会决定的“获得过半数议席”“建立社会党政权”的目标相差甚远,因而引起该党内部极左派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他们指责党的纲领暧昧、党领导的主体性不强、对抗现体制的意识不明确是导致此次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西尾末广代表的极右派则认为社会党被“总评”工会独家控制,失去了国民政党的性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正在兴起之际,西尾又公开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利于我国安全”的谈话,结果受到党内谴责处分。于是西尾率其支持者退出社会党,在1960年2月14日成立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当时拥有41名众议院议员和18名参议院议员。

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斗争。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新条约的生效,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在众议院的席位达到145个,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

二、 社会变迁与“江田构想”

尽管如此,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结构以及国民意识已经逐渐发生变化。从1954年底开始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57年5月,长达31个月,新闻界以日本历史上传说的第一代天皇加以命名,称之为“神武景气”。在其基础上,日本国民的消费热潮升温,以洗衣机、电冰箱和黑白电视机“三件神器”为代表的家用电器迅速普及。

消费热潮乃至“消费革命”的出现,原因包括:第一,城市居民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也因农业丰收和米价稳定而收入迅速增加;第二,因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家用电器价格不断下降,例如电视机从1953年每台18万日元下降到1959年的6万日元;第三,流通领域不断完善,例如连锁商店的建立、售后服务体制、分期付款制度等,著名的大型连锁商店“大荣”在1957年建立第一家店铺;第四,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增强了国民的未来期待心理及其消费意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社会行为的主流,甚至在商品开发方面也适应了快速生活的需要,例如1958年“日清食品”发明的方便面立刻成为深受欢迎的食品;第五,媒体的大力推动,即铺天盖地的广告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行动。1959年,皇太子明仁结婚,厂家和商家及时推出“通过电视观看结婚仪式”的广告,结果在明仁结婚前的一周,与官方电视台NHK签订收看合同的客户超过200万,一年间增加了一倍。(14)

因此,尽管1958年初的经济白皮书估计日本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时期,但从1958年6月开始,日本却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直到1961年12月,其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年增长率在10%以上。新闻界以日本神话中太阳神躲避的地方命名这次高速增长,称之为“岩户景气”。虽然“消费革命”一词最初出现在1960年的经济白皮书中,但50年代后半期,“消费革命”仍然是“岩户景气”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民众家庭不仅继续朝着普及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三件神器”的目标大步前进,而且娱乐性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10%以上。从1957年到1960年,洗衣机的普及率从20.0%上升为45.4%,电冰箱的普及率从2.8%上升到15.7%,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率从7.8%上升到54.5%。1960年,新中间阶层在全体就业者中的比例,全日本为15.5%,东京为25.4%。(15)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农村人员进入城市成为工薪劳动者。2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42%骤然增长至1960年的72%。(16)  与此同时,反“安保斗争”结束后,国民意识迅速从政治转向经济。“6月26日的《每日新闻》这样写道:1960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创战后最高纪录,几乎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周刊文春》6月27日号的专刊号标题是‘游行结束去就业’。当时的新闻记者辰浓和男这样写道:从政治的季节到经济的季节,从煤炭到石油,社会也在逐渐变化”。(17)  同年成立的池田勇人内阁随即将自民党政权的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增长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动向,即江田三郎提出的“结构改造论”以及“江田构想”。

江田三郎,1907年生于冈山县的手工业家庭,年轻时热心马克思主义学说,1929年进入东京商科大学,1930年夏天因病回家修养时应邀参加农民运动,并在1931年退学加入全国大众党。多次被捕并被判刑,其后出狱,1943年到中国,在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工务总署任水利治理监督,其间,甚至接触过八路军。1946年4月回国后担任冈山县“日农”书记,同时加入社会党,积极参与农民运动。1950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1年社会党分裂后担任左派社会党的总务部长,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对抗右派社会党,同时扩大左派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影响,江田三郎不顾党内外的强烈反对,甚至放弃选区的活动,全力以赴地在1952年4月1日创刊日报《社会时报》。其后为“五一节流血事件”以及“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运动”发行的专号均达到30万份,但很快就因资金困难陷入经营危机,创刊两年半后被迫停刊。

1955年左右社会党统一后,江田三郎当选中央统制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并陆续担任农民部长、组织委员长、组织局长等职务。为适应“反对美军基地斗争”“反对勤务评定斗争”“反对警察职权法斗争”等群众运动,同时迅速扩大社会党的成员规模,在组织委员长任内,江田三郎成功地提出社会党机构改革方案并在16届党大会上得到通过,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新报》独立核算制、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职位选举、确立组织干部制度、废除国会议员自动成为党代表制度等。

1960年3月,为推动“反对安保斗争”的发展,社会党召开第17届临时大会,江田三郎当选为社会党书记长。同年6月15日,学生组织“全学联”的游行队伍包围国会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死亡,在现场指挥斗争的江田三郎浑身是水,声音嘶哑。

作为社会党的运动方针,江田三郎在1960年10月11日向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题为《为取得大选胜利和党的发展》文件,首次提出“结构改造论”。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生活的提高(消灭贫困和失业,打破双重结构)”,“反对垄断(限制垄断的权力及其活动)”以及“贸易结构的变革(中立)”,实现“国民各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能够实现的变革”。(18)  实际上,“结构改造论”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1955年该理论由日本共产党的佐藤升等人介绍到日本,社会党内以江田三郎为中心的少数人接受了其学说。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运动方针的第二天,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刺杀身亡。1960年10月13日,社会党召开第19届临时大会,决定江田代理委员长职务。在其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社会党代理委员长江田三郎、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末广等三位党首参加的电视讨论会上,江田柔软语调娓娓叙说,加上满头白发的潇洒,其风姿征服了许多观众,因而在同年11月20日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22个增加到144个。

江田三郎在1961年1月号的《月刊社会党》上发表《今年我们的课题》一文,在批判自民党政策的同时,对“结构改造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前社会党的政策是将重点放在取得政权后的做法上,却没有明确取得政权之前的过程。结果导致了主张以战争以及恐慌为客观条件才可能发生革命的所谓‘贫困革命论’,以及主张通过改良完成革命的所谓‘渐进革命论’的产生,结构改革路线就是要明确取得政权之前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停留在反对垄断资本推出的政策上,而是积极限制权力支配,进行要求转变政策的斗争。”(19)  

这种和平过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关注,《世界》《中央公论》《朝日周刊》《经济学人》等主流杂志几乎每期均刊登“结构改造论”的文章,报纸也给予大篇幅的报道。社会党内部围绕“结构改造论”的讨论也刊登在社会党机关杂志《月刊社会党》与机关报《社会新报》上,《月刊社会党》的发行量从4000份上升到1万份,《社会新报》的发行量增长也很快。(20)

1961年3月,江田三郎在社会党第20届大会上无悬念地再次当选为书记长,“结构改造论”也成为舆论的焦点,但这一观点遭到党内主流派的批判,“社会主义协会”代表向坂逸郎撰文批判其具有改良主义的危险,(21)  社会党主要支持团体——“总评”议长太田薰也提出七点疑问。尽管在1962年1月举行的第21届社会党大会上江田三郎以326票对260票的较大差距击败竞争者佐佐木更三,第三次当选为书记长,但大会决定“结构改造论是日本实现和平过渡的多样化战术之一,不会作为战略路线立即成为党的基本方针”。(22) 同时新设社会主义理论委员会,讨论、制定社会党的新路线。其状况显示了社会党内部的激烈对立,史称“结构改革论争”。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党再次分为两派,一派肯定社会现状,在现有政治体制中寻求社会党的位置,另一派坚守自己的意识形态,始终对现有政治体制采取斗争的姿态。(23)

1962年6月,江田三郎在社会党全国地方组织召集人会议上发表“江田构想”,即“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实现的主要成果有四个,即美国的高平均生活水准,苏联彻底的社会保障制度、英国的议会民主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如果将四个成果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与大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随后江田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其构想。(24)  结果引起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激烈批判,认为将苏联与美国、英国相提并论,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认可”,即使支持“结构改造论”的人也未能理解江田的思路。因此,在1962年11月召开的第22届社会党大会上,以232票对21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批判“江田构想”的决议案——《关于强化党领导体制的决议》,江田愤而辞去书记长的职务。

社会党甚至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走向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这份纲领性文件以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显示出社会党在60年代的革命性和激进性。

尽管江田三郎在1968年再次担任书记长,但在党内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70年代以后江田三郎继续坚持“结构改造论”,并提出联合其他在野党的新“江田构想”,(25)  推动社会、公明、民社三党联合,但遭到党内的冷遇和嘲讽,甚至在党的大会上受到集体攻击。失望之极的江田被迫在1977年3月脱离社会党,准备参加当年举行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并组织了“社会市民联合”政治团体,但在同年5月不幸去世。其子江田五月继承其遗志,在1978年3月组成追求“自由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民主联合”,其成员有后来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的厚生大臣、民主党党首菅直人等。

实际上,当时也有欣赏“江田构想”的政治家,甚至包括自民党的田中角荣。1968年12月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田中角荣这样评价道:“自民党不可能永远执掌政权,在社会党中最可怕的是江田三郎。如果江田担任社会党的委员长,自民党有可能输掉政权。”(26) 当时积极反对“结构改造论”的社会党成员广泽贤一也在1996年回顾说:“批判江田是错误的,如果社会党采纳‘结构改造论’,也许不会衰退。”(27)

三、 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

社会党没有接受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造论”或“江田构想”,正因如此,也没有从阶级性政党转变为市民性政党,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组织上的局限性,即过度依赖“总评”工会。1950年 7月,在盟军总部的主导下,以退出“产别会议”的工会组织与社会党影响下的“总同盟”为中心,结成拥有 365万会员的“全国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成立(简称“总评”)。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原“总同盟”内部的右派脱离“总评”,并在1951年 6月重建“总同盟”。结果使“总评”立场发生转变,支持社会党的和平三原则(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化和重新武装),两者迅速接近。

“总评”的下属工会组织大多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国营以及公营企业的工人组成,例如日本地方政府职员工会(简称“自治劳”)、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全国电信电话工会(简称“全电通”)、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简称“国劳”)、日本邮政工会(简称“全递”)等。比起民间大企业的工人来,不仅工资较低,而且其雇主是政府部门,所以难以产生民间大企业那种劳资一体的感觉,因而政治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往往积极进行政治斗争。正因如此,在五六十年代的群众性运动中,“总评”与社会党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社会党被称作“总评”的政治部。直到80年代,社会党70%的党员是工会会员,来自“总评”工会的众议员占总数的54%,参议员的比例是63%。于是,造成了社会党在党员以及各级议会候选人的补充、政治资金的募集、选举时的集票活动、大众运动时的组织者均严重依赖“总评”工会。

社会党几乎不在一般工会会员中发展党员,即使在“总评”内部,社会党也只是在主流派势力内发展党员,非主流派活动家难以入党。因此,社会党党员在工会会员中所占比例很小,即使党员人数最多的国营铁路工会,其比例也不到会员人数的2%。(28)  这种状况使“总评”在政治倾向上的任何一次左右摇摆,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党内左右势力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党的整个政治倾向。(29)  

由于社会党受到“总评”工会的控制,该党扩大社会基础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因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工薪劳动者,参加工会的工人也从1949年的666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1247万人。但作为城市型政党,社会党并没有将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因而在选民人数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中期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未能扩大自己的支持者,反而在众议院的议席从1960年的144个下降到1976年的124个,议席占有率也从30.8%下降到24.3%,距成为执政党的目标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其他在野党的席位却在增加。例如民社党从17个增加到29个,日本共产党从3个增加到19个,1967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公明党就获得25个议席,到1976年更是增加到56个。(30)  

其次,“结构改造论”没有成为社会党的指导性理论而导致转型失败与党内派系、人事有关。早在战前的30年代,领导农民运动的著名人物有“东日本佐佐木更三、西日本江田三郎”,成为其后两人宿命性对立的渊源。尽管两人均为社会党内的左派,但佐佐木不甘心比自己年轻七岁的江田提前成为社会党领导人,因而比起理论方面的分歧来,个人感情更成为抗争的重要因素。其中也有两人沟通不充分的因素,江田在自己也没有深刻理解“结构改造论”的状况下突然提出该学说,结果引起佐佐木等多数派的反对。(31)

正是由于佐佐木派的干扰,尽管在第21届社会党大会上江田三郎以326票对260票的结果击败佐佐木第三次当选为书记长,但“结构改造论”基本遭到否决。在1962年11月的社会党第22届大会上,同属“结构改造派”的成田知巳当选为社会党书记长,江田也成为党的组织局长,但佐佐木逐渐掌握了党内的主导权。1965年5月,佐佐木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并在此后的两次委员长选举中击败江田。尽管1968年出现了成田知巳委员长、江田书记长的党领导机构,但此时的成田已经成为党内主流佐佐木派的成员。1970年11月,江田第三次竞选委员长职务败北,此后在党内失去影响力。

一方面,实际上,“结构改造论”本身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甚至与社会党理论委员会起草的《走向日本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共同性和连续性,江田三郎也认为这份文件实际上是吸收了“结构改造论”的基本精神。另外,至少到60年代末,江田仍然承认无产阶级独裁,没有脱离社会党左派所主张的和平革命路线。(32)  

另一方面,无论在成员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江田派均没有改变社会党意识形态的实力。目前,日本学界的基本共识是“结构改造论”不仅来自国外,日本国内也有不少的知识人在探讨该理论,但整个日本也只有数百人,很难说形成了“结构改革派”。(33)  正如曾任社会党书记、江田三郎的核心智囊加藤宣幸(加藤勘十之子)回忆的那样:“从表面上看,60年代的结构改革派似乎在党内形成江田派,但没有组成议员集团,只不过以三人(包括加藤宣幸——引者)为中心,再加上几个地方活动家。因此,如果遭到日本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协会等强有力组织的集团性攻击,结构改革派就会很快崩溃。所谓的结构改革派只不过是当时知识界人士及媒体过度宣扬所致。另外,从理论上也没有在改良主义伯恩斯坦等人的学说基础上形成有力的结构改造论”。(34)

另外,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仍然没有大幅度地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路线方针,其原因主要是革新势力继续发展。从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交通状况的恶化、环境污染及居民中毒等严重公害问题,以及住宅拥挤不堪等状况,使国民对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自民党产生不满情绪,因而在地方自治体议会或首长的选举中,选民大多将选票投向称为“革新政党”的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因而较多的地方自治体、特别是较大城市为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所掌握,于是这些地方自治体也被称作“革新自治体”。在达到高峰的1975年统一地方选举中,包括东京、大阪、京都等巨大城市在内的200多个自治体为革新阵营掌握,所属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43%。(35)  

但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地方自治体财政困难,自民党通过中央财政逐渐恢复在地方选举中的优势,社会党被迫大幅度地调整其路线及政策。首先在1979年8月,社会党内部的“自主管理研究会”批判前述的理论文件《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党长期坚持“非武装中立”政策,即以非军事手段保障国家安全,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往来,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同时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美军在日基地,主张自卫队违反宪法,应予以解散或改编为“和平国土建设队”。但在1980年1月,社会党与公明党达成两党联合政权协议,在政策大纲中表明承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等,而且在同年5月,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表示搁置“非武装中立”政策。1981年10月,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新的指导文件《80年代内外形势展望与社会党的路线》,1982年12月,社会党代表大会再次通过《创造新的社会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均表明将采取现实主义路线。

1983年9月,石桥政嗣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田边诚当选为该党书记长后,提出“新社会党”的口号,进一步加快了政策转换的步伐。不仅在同年11月再次与公明党达成联合政权协议,而且随后石桥委员长发表了“自卫队违宪合法论”。即从宪法第九条来看,自卫队的存在不符合宪法精神,但有国会通过的《自卫队法》,因而符合法律规定。特别是在1986年1月,社会党大会一致通过了全面改变路线的《日本社会党新宣言》。

新宣言放弃了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声称社会主义是以“尊重人”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新宣言不再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新宣言吸收了“结构改造论”的某些观点,也就是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看作社会改革的过程,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社会改革的过程”。换句话说,随着不断的改革,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不断增长,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新宣言不再提社会党是“阶级性群众政党”,而是“代表所有国民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新宣言认为“联合政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承担者”,“今天在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联合政权将是很平常的”,因而社会党“在政权问题上同任何政党都积极打交道”。(36)

由此可见,社会党逐渐减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新宣言尚未提及社会民主主义,但实质上试图向西欧型社会民主主义路线转变,如同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的转变那样,却在时间上晚了27年。也许正因如此,社会党向“市民性政党”的转变没有成功,虽然后来又进行了种种努力。

作者简介: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董经胜

摘要:从20世纪初的伊里戈延主义到四五十年代的庇隆主义,城市有组织的劳工构成阿根廷民粹主义联盟的重要基础。80年代债务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城市服务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的增加,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口的减少,削弱了庇隆主义联盟的群众基础。正义党内“庇隆主义者革新派”利用党组织弱常规化的本质完成了正义党的非工会化,并在1989年执政后推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正义党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正义党由一个以劳工为主要基础的、主张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党,转变为一个更多地依赖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

关键词:阿根廷　庇隆主义　正义党　新自由主义

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在从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和政治代表机制的民粹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凭借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了复兴,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经典民粹主义之后的第二波民粹主义高潮。(37) 但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表现为不同的形式。(38) 在有的国家,一名政治局外人士异军突起,凭借个人魅力吸引民众支持,攻击传统政治体制,取得政权,上台之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的代表如秘鲁的藤森。但在另外的国家,在新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基础、执政理念等方面主动实现转型,不仅在选举中取得政权,而且在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阿根廷的正义党就是这种成功转型的代表。本章即以阿根廷正义党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促使正义党转型的内外环境、正义党的组织结构对转型的影响、转型后正义党的性质变化以及执政理念和政策等问题。搞清这些问题,无论对于理解20世纪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对于探讨作为一种当代重要政治现象的民粹主义,都是很有价值的。 

一

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国家中,阿根廷的民粹主义运动不仅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而且具有自身的显著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民粹主义政党一直是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而劳工阶层从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是民粹主义领导人争取的主要对象。阿根廷的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党是成立于1890年的激进党(激进公民联盟,Union Civica Radical, UCR),该党的领导人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olito Yrigoyen)为阿根廷早期最著名的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激进党的领导人主要来自上层社会精英,但政治基础主要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口经济繁荣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同时积极地争取劳工阶层的支持。(39) 1916年,激进党在阿根廷总统选举中获胜,伊里戈延就任总统。但是,这次选举中伊里戈延仅获得极微弱的多数选票,因此,上台后,为了扩大群众基础,他将目光投向了人数迅速增长的本土劳工阶级。为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工人罢工。1916年和1917年,海运工人联合会为争取提高工资举行了两次罢工。政府采取了不干预立场,罢工取得了胜利。此外,在1921和1922年,他迫使议会通过了劳工法。但是,他对劳工的支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念,而是出于获取选票的需要。一旦工人罢工影响到国家的出口收入以及政府与中上阶层的联盟,即对工人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1919年1月,一家为本国工业生产钢铁的工厂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伊里戈延政府派军队镇压,几百名工人丧生,造成了阿根廷历史上有名的“悲惨的一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沉重打击了阿根廷的经济。1930年,军人发动政变,伊里戈延政府被推翻。阿根廷最初的民粹主义实验宣告结束,但留下了深远的历史遗产。尤其是伊里戈延争取劳工阶级支持的做法,此后被另一著名的民粹主义领袖胡安·多明戈·庇隆发挥到了极致。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迫使在阿根廷掌权的土地寡头集团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政策不仅削弱了土地寡头集团本身的力量,而且导致了城市劳工阶级的迅猛增长。1935—1943年,阿根廷制造业部门的蓝领工人人数从41.8万增长到75.6万,几乎增长一倍。工人人数的增加主要来自从内地向沿海大城市、特别是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量移民。1936—1941年,阿根廷工会会员人数几乎增长了五分之一,达到44万人。虽然这个数字仅占城市经济活跃人口的12%,但是,工会组织已经从最初的交通运输行业扩散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出于自身偏见,以及通过选举舞弊有效地控制政权,上层精英对广大劳工阶层的政治潜力视而不见。同时,左翼政党,如社会党和共产党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到1943年,很多工会领导人对于得不到来自左翼政党的支持深感沮丧。(40)

1943年6月,一个秘密的军官协会“联合军官团”组织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军政府建立伊始,就有一些军官认识到处理劳工问题的迫切性。他们召集工会领袖,了解工人的诉求。这些军官的真实动机尚不清楚,但很可能是为了试图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解决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作为“联合军官团”的重要成员,1943年10月,庇隆被任命为劳工部长。他以劳工部为平台,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支持。庇隆劝说工会领袖与政府合作。他不仅鼓励工人组织起来,而且劳工部在劳资谈判中站在工人一边。因此,工人工资不仅实际水平,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皆有提高。例如,1943—1945年,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7%,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0%。(41) 庇隆还创立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带薪年假、工厂安全规程、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的法律都得到了扩展和执行。(42) 由雇主缴纳的工人养老金保险直到1955年庇隆被推翻前一直在上升。1944年前,工会组织主要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劳工部积极鼓励其他地区的劳工建立工会。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工人试图在其他地区建立本行业的工会,但一直阻力重重,未能成功。然而,1944—1945年,13个电话工人工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其中一些是在政府的直接协助下建立的。庇隆在改善工人福利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劳工组织的控制。1943年,军政府颁布工团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组织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监督。1945年,又颁布职业协会法。根据这一法律,只有官方认可的工会和雇主协会才有权签署雇佣合同,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只能存在一个雇主协会和一个工会,禁止罢工和停工(业主为抵制工人的要求而停工)。(43) 任何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会只能被迫转入地下。纺织、肉类包装、钢铁等行业的一些重要工会组织被解散。尽管如此,庇隆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为他在劳工阶级中赢得了巨大的政治支持。

庇隆的社会政策遭到了军队和土地寡头中一些力量的强烈反对。1945年10月9日,陆军最高司令部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将他监禁。但是这场政变的组织者内部分裂,并且目标不明,而庇隆的支持者迅速动员起来。工会领导人尽管对庇隆仍抱有矛盾的态度,但确信庇隆的对手肯定会取消庇隆曾给予工人的待遇。因此,10月17日,工会领导人组织工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举行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集会,要求释放庇隆。工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惊慌失措的政变者只好将庇隆释放。10月17日的经历进一步加强了庇隆与劳工之间的政治联系纽带。

1946年2月,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庇隆作为劳工党(Partido Laborista)的候选人参与竞选。劳工党是1945年由工会领导人参照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建立的一个独立政党,在选举中作为劳工阶级的代表,推动社会改革。劳工党与有组织的工人之间的联系为庇隆的竞选和争取工人阶级的选票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基础。但是,仅靠大城市里劳工党和工会组织的支持还不够,庇隆要想赢得大选,还必须争取到国家边缘地区的选票。劳工党控制的工会系统可以在内地相对不太落后地区的首府城市建立组织体系,但是无法争取地方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选民。这些地区的选票依然由当地考迪罗(Caudillo,即地方政治首领)所控制的选举机器来操纵。为此,在内地各省,庇隆采取措施,将地方保守的领导人纳入他的政治阵营,不仅包括省政府的领导人,还有控制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选举机器的地方政党人员。“革新委员会”(Junta Renovadora)是激进党内部一个由内地省份的领导人控制的保守派别,在选举中支持庇隆。各省保守派领导人组成的独立党(Partido Independiente)也支持庇隆。这两个选民集团,加上一些地方考迪罗帮助建立的选举联盟,使得庇隆的支持者超出了劳工党控制的地理范围。(44) 通过这种方式,在1946年的大选中,庇隆建立了自己全国性的选举联盟。在大城市,他主要依靠来自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在内地城镇和农村地区,他将现存的各省选举机器拉拢到劳工党的选举阵营之内,从而为他争取到了大量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的选票。这是他能够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基础。

庇隆就任总统后不久,1946年5月,劳工党被解散,代之以“民族革命统一党”(Partido Unico de la Revolución Nacional),庇隆成为该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其忠诚的追随者和亲密的战友占据了这个新的政党的关键位置。1949年7月,该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更名为庇隆主义党。作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庇隆主义党的建立为庇隆主义者在全国各地确立选举机构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庇隆主义运动联盟内部形成了一种力量平衡机制。在大城市地区,劳工组织凭借其不断发展的群众动员能力,成为庇隆主义者选举机器的主要组织者。1946年庇隆上台后,工会组织几乎完全控制了大城市地区庇隆主义党领导人的产生。而在工业部门的劳工和工会会员很少的内地地区,选民的动员依然依靠地方的政治考迪罗。20世纪40年代,工业部门的工人主要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地区,以及罗萨里奥、科尔多瓦等新兴的工业城市。全国其他地区依然维持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地方考迪罗的父权主义的政治控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将这些保守的地方政治势力纳入庇隆主义者联盟,才使得庇隆主义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因此,庇隆主义党的政治基础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城市有组织的劳工,二是国家边缘地区由地方考迪罗所控制的各种各样的选民。庇隆主义党内部结构中这两大不同的支柱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态势。

在1946年的选举中,支持庇隆的选票主要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地区的劳工阶级。庇隆上台后,大力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1945—1949年,阿根廷的经济年增长率接近6%,工业生产上升了25%,同期就业水平提高了13%。在庇隆政府的容忍下,工人通过罢工争取到了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好的劳动条件。1945—1948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相应增长了22%和30%。大多数产业工人享受到医疗补偿、产假、带薪假期和免受任意解雇。(45) 工人对于庇隆政府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然而,1949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上升。食品、房租价格上涨,工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以弥补其生活费用的上涨。195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0%。生活费用增加73%,工资只增加35%。(46) 与此同时,在庇隆主义党内部,到1954年,内地经济和社会落后地区的保守力量上升,而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的力量相对下降。(47) 1955年,军人发动政变,庇隆政府被推翻。此后,在军人的控制下,阿根廷政府的“去庇隆化”政策对劳工阶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工会力量严重削弱。1964年7月,庇隆主义党更名为正义党(Partido Justicialista, PJ)。到1973年庇隆回国再次参加大选时,正义党在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率远高于大城市地区。

二

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阿根廷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危机引起阿根廷社会结构的变化。1954—1985年,在所有工资劳动者中,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从23%下降到13%。1976—1983年,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下降了33%。1947—1960年,制造业部门吸收了41%的新增劳动力,但是,1970—1980年,该比例下降到7%,相比之下,在金融业和服务业部门,该比例从33%上升到86%。而且,统计资料显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增长最迅速的职业部门是自谋职业者,从1960年的11%上升到1980年的18%。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后果。工会组织受到劳动力日益发展的原子化和个人化的职业结构的冲击。“简言之,如果参加庇隆主义工会的蓝领工人的儿子变成了出租车司机,可以想象,他们的政治选择将发生相应的变化。”(48) 也就是说,城市内部服务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的增加,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口的减少,削弱了庇隆主义联盟的群众基础。非正规部门的低收入人群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工人与传统的以制造业蓝领工人为主体的工会组织之间存在隔阂。此外,从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却削弱了内地偏远地区正义党的选民基础。

1982年,在国内的严重不满、马岛战争之后在国际上极度孤立的困境中,阿根廷军政府下台,留下了一个巨额外债、经济严重衰退、收入分配高度集中的烂摊子。阿根廷进入了在最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民主转型的时期。1983年10月 举行的大选中,激进党候选人劳尔·阿方辛(Raúl R.Alfonsin)当选为总统,正义党在选举中失利。选举结果使阿根廷人大为吃惊,更使得正义党领导人难以置信。但是,回顾来看,这一结果应是在预料之中的。上述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表明,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民粹主义的物质基础以及正义党传统的组织能力严重下降。这是正义党在选举中失败的根本所在。两年后,正义党在1985年的中期议会选举中再遭惨败,选票下降到35%的历史最低点。对于正义党而言,1983年和1985年选举中的失败带来的一方面是羞辱和沮丧,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党内“庇隆主义者革新派”(Renovación Peronista)的崛起和正义党的转型。

除了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压力外,正义党的内部结构特点也为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义党组织弱常规化的本质(weakly routinized nature)为该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灵活性,这一特点正是许多劳工政党所不具备的。正义党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在劳工和低收入群体中拥有很高的支持率。1993年,正义党的党员为385万人,党员投票率为54.2%,高于二战后奥地利、联邦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正义党的地方分支机构密集,与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但是,正义党在组织结构上又是高度非官僚化的(nonbureaucratic),党与民众的联系几乎完全是非正规的,党内的规则和程序极度不稳定和易变。正义党的前身劳工党不过是庇隆的竞选工具。庇隆上台后成立的“民族革命统一党”和后来的庇隆主义党曾被多次自上而下地改组,从未形成稳定的内部结构。1955年庇隆政府被推翻后,庇隆主义党陷入一种非中心化、半无序的状态,缺乏一个有效的权威结构和被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党内工会领袖和各省领导人试图对党的制度常规化,但被流亡在外的庇隆阻止。例如,冶金工人工会领袖奥古斯托·班德尔(Augusto Vandor)等人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劳工政党的尝试,就被流亡在外的庇隆所破坏。1974年,庇隆在第二次执政任内去世,1976年,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庇隆夫人伊萨贝尔·庇隆为总统的政府,建立了军人政权(1976—1983)。在此期间,正义党再次陷入无序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内层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强。由于没有一个遴选机制、稳定的职业路径和任期保障,正义党的最高领导并非通过党内一级一级的层级晋升而来,如伊萨贝尔·庇隆和何塞·马里亚·维森特(José María Vicente)分别在1974年和1984年就任党的主席,此二人此前从未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1983年后,正义党的四位执行主席都在四年任期结束之前被迫离职。党内这种非官僚化的层级体制使得领导层的频繁更替成为可能。例如,1985年,党的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80%的成员被更换,1987年,90%的成员被更换。第二,虽然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名义上是党的日常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它在党内从未被公认为最终决策部门。实际权力被控制关键性资源的人所掌握,特别是公职人员。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部门和责任规范,正义党的领导权是高度个人化的。第三,最重要的,正义党与工会的关系也是弱常规化的。虽然工会在庇隆上升到最高权力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工会参与正义党活动的规则和程序是很不规范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班德尔曾试图规范化这种关系,但被庇隆所阻止。庇隆去世后,虽然工会在党内具有实际支配地位,但是工会领袖没有采取措施确定工会参与党内活动的规则。(49)

1983年前,正义党与工会的关系主要以两大非正式的、结构松散的机制为基础:“62组织”(62 Organizations)和“三分之一制度”(tercio)。“62组织”的功能是在正义党领导层中充任工会组织的非正式代表。1957年9月,在劳工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o, CGT)会议上,有43个庇隆主义者工会和19个共产主义者工会组成的联盟控制了劳工总联合会,从而形成了所谓“62组织”。60年代初,“62组织”成为工会在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代表,拥有提名工会会员作为党的候选人和领导职位的非正式权力。在六七十年代,虽然“62组织”被普遍认为是正义党的“劳工支部”,但是它在党内的角色从未被制度化。“三分之一制度”源于庇隆主义的法团主义传统,将党的候选人和领导职位平均分配给“政治的”“妇女的”“劳工的”三个分支,各占三分之一。虽然这种安排在1983年前一直在执行,但从未被写进党的章程,没有约束力。例如,1983年,图库曼和门多萨的正义党领导人拒绝执行这一原则,只是在全国“62组织”领导层施加严重压力之后才被迫将工会会员纳入党的领导人和候选人名单。在工会比较薄弱的省份,如科连特斯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政党领袖完全不理会“三分之一制度”。(50) 总之,在1983年民主转型开始后,劳工在正义党内部的地位是强有力的,但这种地位是非制度化的,没有一种正规的结构或稳定的原则程序保证工会在党内的代表权、保证工会会员进入党的领导层。工会在正义党内的参与权依赖于一套松散的、有争议的、非正式的标准。这样一来,就为党内权力分配的改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1983年,正义党在选举中的失败后,党内出现了一个革新派,由城市政客、各省领导人和工会内部的“25小组”(Group of 25)组成。“庇隆主义者革新派”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将党的选民基础扩大到中产阶级和独立投票人,二是推动党内民主化,以直接选举取代“三分之一制度”来选择党的领导人和候选人。1983年大选中,虽然正义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但是赢得了12个省长、几百个市长、几千个市议会议员席位。这些新当选的政客以其控制的省、市资源,在工会框架范围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庇护关系网络。这些网络为革新派在正义党内提供了组织基础。80年代中期,革新派对工会在党内的特权地位提出了挑战。

1985和1987年,革新派试图控制“62组织”,但未成功。于是,他们拒绝承认“62组织”提名工会会员为正义党的议员候选人的非正式权力,将这一权力授予支持革新派的“25小组”。也就是说,他们将“25小组”视为正义党的劳工支部,取代“62组织”的地位。1988年,支持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的工会在正义党内成立了另一个劳工分支——“支持梅内姆为总统的劳工圆桌会议”。这些新的组织的出现,结束了“62组织”在正义党内代表劳工的垄断权,使之成为党内若干劳工派别中的一个而已。

革新派还对“三分之一制度”提出了挑战。革新派领导人要求正义党“废除荒谬的劳工比例制”,实行党内直选。1986年,当党的全国领导层命令各省支部实行“三分之一制度”时,遭到革新派控制的支部的拒绝。例如,党的领导层派一名代表前往门多萨,“以保证劳工和妇女在党内的制度性参与”,当地的革新派对此置之不理。1987年11月举行的正义党大会上,党内直选制度得以通过,“三分之一制度”被彻底废除。(51)

经过上述组织体制的革新,工会在正义党内的任何参与机制被扫除一光,工会对正义党的影响急剧下降。1983年,工会领导人担任党的执行主席,并且在党的全国大会执行委员会中占据37.5%的席位。到199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2.5%。劳工在党的立法决策部门的席位从1983年的29个下降到1997年的5个,尽管这期间总的席位大幅增加。工会对党的策略、政策的影响也严重削弱。据《号角报》(Clarín)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劳工在正义党领导层中“几乎是一个看客”。一名劳工领袖说,在全国大会会议上,工会成员发言反对梅内姆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没有人听。90年代末,在很多工会领导人看来,正义党更多地与大企业,而非与劳工总联合会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经过革新,正义党经历了一个“非工会化”(deunionization)的过程。

“非工会化”为正义党根据国家经济的非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变革重新规划其选民基础创造了条件。1987年的议会中期选举中,摆脱了工会组织的控制、获得行动自主权的革新派积极行动,充分利用媒体、民意测验等现代竞选技术,在独立选民和中产阶级选民中寻求支持,效果显著。与此同时,在城市贫民区,正义党的庇护关系网络成为在非正规部门的低收入群体中争取支持的工具。选举结果,正义党获得了41%的选票,激进党仅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85年中期选举时,两党的选票分别为34%和43%。在省长选举中,正义党不仅保住了1985年已经赢得的那些省份,而且从激进党掌握的7个省中夺去了5个,从而控制了22个省中的17个。正义党反败为胜,是上述革新与转型成功的体现。“选举结果对于庇隆主义革新派来说意义特别重大,……他们在没有工会公开支持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52)

三

正义党在群众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其经济和社会政策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庇隆时代的主张推动工业化、民族主义、收入再分配立场转向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

1989年,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正义党推出的候选人是梅内姆。梅内姆是一个叙利亚移民的儿子,曾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他喝马黛茶,留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考迪罗式的连鬓胡子,发誓要让罗萨斯的遗体从英国运回阿根廷安葬。他身上具有民粹主义政客的克里斯玛。作为省长,他曾经扩大了拉里奥哈省的官僚机构,以赤字开支开展了多项公共项目。显然,这是经典民粹主义惯用的经济政策。梅内姆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选民认为这位庇隆派的候选人一旦当选,将会提高工人工资,采取赤字性支出,并且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53) 选举结果,梅内姆以获得47%的选票成功当选为总统。

然而,出乎意料,1989年7月,梅内姆就任总统后,一反经典民粹主义的传统,推行了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消除财政赤字,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梅内姆政府采取措施,解雇很多政府雇员,对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对经济实行非调控化,让市场力量来自行决定价格和工资水平。1990年1月和3月,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稳定银行业和削减开支。7月,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向进口商品开放市场,削减对国内工业的补贴和市场保护。同时,对几十家国有公司实行私有化。绝大多数公共服务部门被私有化,主要卖给西班牙和法国的公司。1990年,阿根廷政府对国家电话公司和航空公司进行了拍卖。梅内姆上台第一年,经济调整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复兴的迹象,相反,降低通货膨胀和减少国家经济作用的措施直接导致了经济停滞,工业继续处于萎缩和萧条状态。1991年3月,多明戈·卡瓦略(Domingo Cavallo)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并宣布实行新的、更加激进的经济政策。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发行新货币“新比索”(peso nuevo),以取代奥斯特拉尔,新比索与美元等值。为了树立公众对于此次货币改革的信心,政府允许新比索与美元之间自由兑换。同时,限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弥补政府赤字。为了保证工资与价格稳定,卡瓦略削减政府开支60亿美元,措施是解雇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员,削减在健康、教育、福利、养老金等领域的开支。

到90年代末,梅内姆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1996年和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不到1%。改革得到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许,根据布雷迪计划,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提供了为期35年的210亿美元的贷款。但同时,失业率上升,贫困化加剧。为削减开支,政府又解雇了几千名政府雇员。公共部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雇员被解雇。根据政府统计数字,1991年,阿根廷失业率为6.9%,到1995年上升到18.6%, 是阿根廷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6年的20%。(54)

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梅内姆利用政府权力和资源,继续推进80年代开始的对正义党的革新与改造,并使之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上台伊始,梅内姆就积极寻求大企业领导人对其经济政策的支持。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政府与大企业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受青睐的是业务多样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公司,而传统的面向国内市场的、非多样化的、单一部门的公司,即民粹主义联盟的传统支柱,遭到冷落。上台第一年,梅内姆就任命本格与伯恩公司(Bunge y Born)的高管担任政府的经济部长。本格与伯恩公司是阿根廷唯一的跨国公司,也是庇隆主义运动的老对手。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国内市场的开放、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雄厚的企业和金融集团带来了经济机会,加剧了资本的集中。

与此同时,劳工阶级被分裂和削弱。改革过程中,为了降低劳工成本,扫除劳工对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民粹主义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维持就业和工资水平、保护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传统被丢弃,政府通过法令,限制罢工、限制集体谈判、控制工资增长,在私营部门雇佣和解雇工人更加灵活化。但是,并非所有部门的劳工都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害者。虽然总体上看劳工运动被削弱,但一些具备竞争力的、面向出口的工业部门的工人却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益。在这些部门,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劳工主义,强调公司层面的劳资合作、工人持有公司的股份、雇佣关系谈判的分散化,等等。这些部门的劳工领袖往往被委以政府官职。(55)

梅内姆政府时期,即使是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到伤害的劳工群体,也无力对政府的改革进行抵制。一般说来,庇隆主义工会的领导人对梅内姆政府的政策持更加激烈的批评立场。但是,如上所述,经过正义党的非工会化革新,工会领导人在正义党内的代表权大大下降。此外,正义党的庇护网络成为化解、分散民众不满的工具。在低收入地区,正义党的基层组织向居民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如分发食品、药品,提供司法服务,帮助照看儿童和老人,等等。危机期间,例如在1989—1990年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之时,正义党的基层组织使用规劝和恐吓并举的手段,消除潜在的抗议和暴乱危险。(56)

另外,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重要经济决策机构的职位皆被委任给非庇隆主义者的技术专家担任。如上所述,经济部长最初由本格与伯恩公司的高管担任,随后由梅内姆在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时的一位密切合作者担任,然后再交给多明戈·卡瓦略。卡瓦略不是庇隆主义者,是一位坚信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技术专家。中央银行行长也一直由非庇隆主义者的技术专家担任。梅内姆曾担任内地贫穷的拉里奥哈省省长,担任总统后,他愈加依赖于来自内地边缘地区的支持者。正义党传统的城市与内地农村两大支柱中,后者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

总之,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阿根廷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正义党的执政方针和社会基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执政方针和政策方面,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放弃了传统的内向发展和收入再分配政策,转向市场化导向的、开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社会基础方面,传统的有组织的劳工在正义党内的代表和影响下降,企业界,特别是效益高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劳工、负责经济政策执行的技术专家、来自内地省份的传统政客在正义党内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正义党由一个以劳工为群众基础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依赖庇护关系维系的政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了正义党的转型,正义党的转型也反过来保证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行。尽管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代价,但是,改革过程中,梅内姆政府并没有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尤其没有遇到来自劳工群体的阻力。正义党一直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1987、1989、1991、1993、1995年的五次议会选举中,正义党得票都高居榜首。1994年,梅内姆政府得到议会支持,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由6年改为4年,但允许一次连选连任。1995年,梅内姆成功连任。虽然在1999年大选中正义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多·杜阿尔德落选,但在23个省中,正义党赢得了14个省的省长,并且维持着阿根廷第一大党的地位。(57)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依靠非制度化的庇护关系来维系的正义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庇护关系与政治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愈演愈烈。“1989—1999年梅内姆时期是滥用职权、贪污腐败最严重的时期。”重大经济犯罪和政治腐败案件层出不穷。(58) 尤其是中产阶级眼中,20世纪90年代,“庇隆主义普遍意味着腐败和低效”。特别是在富裕和教育程度最高的联邦首都,正义党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在议会选举中所获选票从1993年的32%下降到1999年的9%。(59) 普遍的腐败加剧了阿根廷民众,特别是中上阶层民众对于政治精英的敌意,这在2001年12月震撼全国的普遍抗议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梅内姆的第二任期内,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经济萧条、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政府采取的旨在削弱劳工权利的政策,导致工人运动再次活跃。1996年8月8日,阿根廷三大工会联合举行了总罢工。9月26日和27日,另一次罢工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达36小时。在政府开支削减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最为明显的胡胡伊、里奥内格罗等内地省份,出现了“拦路者”运动,抗议者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障碍,阻断交通,以引起政府对于失业等社会问题的关注。2001年12月,阿根廷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终于爆发。这次危机虽然发生在激进党任内,但危机的根源在于梅内姆政府的经济政策。危机之后,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对于正义党的支持明显下降。2002年后,正义党再次执政,但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2003年基什内尔(Néstor Carlos Kirchner)上台后,阿根廷的民粹主义由梅内姆的右翼民粹主义转向左翼民粹主义。

在20世纪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三次民粹主义高潮,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由伊里戈延的激进党开创、被庇隆发扬光大的经典民粹主义,20世纪90年代梅内姆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21世纪以基什内尔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从20世纪40年代起,庇隆创立的正义党一直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民粹主义政党。但是,正义党的群众基础、执政方针和政策是随时代的要求而变化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义党由一个以劳工为主要基础的、主张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党,转变为一个更多地依赖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这种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功,其根源在于正义党一直是一个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党,这种类型的政党相对容易革新和转型。相比之下,那些制度化程度较高、组织关系较为僵硬的政党,如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秘鲁的阿普拉党,则难以实现自身的转型,从而逐步衰弱。21世纪正义党再次上台后,政策左转,党的组织体系、群众基础有何变化,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董经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二战后日本天皇制存续的原因浅析

张建立

摘要:二战后,日本千余年来绵延不绝的天皇制,曾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危机。天皇制最终得以存续至今,不仅仅是日本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抉择和战后美占领当局私心纵容之结果,而且更是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使然。日趋保守化的社会意识,更加凸显天皇制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二战后　天皇制　存续　社会心理均衡　原因

天皇制是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要素之一。天皇家族一脉世袭千余年,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亦是独一无二。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负有战争责任的裕仁天皇曾被列入战犯名单,国际舆论强烈要求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在日本国内,“从战争末期到投降时,在政府或重臣之间也普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60) 天皇制因此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在美国授意下公布诏书否定自身的神格。1946年11月公布《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这使得明治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集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并被视为“祭政合一”的“现人神”天皇,虽然被剥夺了所有实权,但是天皇制最终得以安然无恙地存续,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打破明治时代以来的皇室典范规定,以身体健康状态难以维系繁重的公务为由生前退位。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改元。由此,平成时代结束,日本进入令和时代。对日本而言,令和时代也是一个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的时代。据2018年版日本《老龄社会白皮书》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截至2016年,男性为80.98岁、女性为87.14岁。据推测,到2065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将达到男性84.95岁、女性91.35岁。随着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延长,日本即将进入人生百年时代。当前日本皇室成员日益减少和高龄化的现状,亦可谓日本少子超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缩影。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天皇制的关注和热议。解析战后天皇制存续的原因,对了解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解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探讨天皇制的未来,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 天皇制是日本统治集团的

政治利益抉择的结果

　　由于自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对天皇制所采取的种种保护举措,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当中,天皇的宗教和精神权威已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在日本的政治统治以及日本国民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天皇对国民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二战后以来,日本统治集团在加强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战后日本政界人物中,吉田茂可以说是维护和发挥天皇传统权威的急先锋,是一个最顽固的保皇主义者。例如,1952年11月,在以国家规格为皇太子明仁亲王举办册立太子礼时,他不惜违反宪法自称“臣茂”,结果招致了舆论的强烈谴责。但吉田茂却不屑一顾地辩解说:称“臣”有什么不好?我自己就是总理大臣。(61) 他曾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国自古以来君臣如一家,相辅相成,这就是日本的传统和历史”。(62)

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1条规定:“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和的象征,其地位由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总意决定”;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诚实期盼以正义与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将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吓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63) 吉田茂曾企图将该宪法的第1条和第9条予以修改,将象征天皇变为国家元首,再度为天皇复权;将“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实现重新武装。在当时,吉田茂的妄想无异于痴人说梦。时至今日,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增强,虽然宪法第1条和第9条尚未被修订,但由于经历了自卫队的存在、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争论以及日本与美国之间的防卫合作体制的发展,宪法第9条实际上早已空洞化了。日本著名宪法学家、早稻田大学法科大学院户波江二教授亦指出,考察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发展历程,宪法学说中普遍认为这是“日本国宪法空洞化”的一个时期。(64) 一些日本权威媒体连续多年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日本国民中主张和支持修宪的人数的确在不断增长。

二、 战后天皇制的存续是美占领当局的

私心纵容所致

　　二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决定利用天皇对日本实施间接统治,没有接纳广大国际舆论的意见废除天皇制,而是予以了保留,这为天皇制的存续提供了决定性的转机。美国做出如此决策,完全是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建言献策的结果。对于美国的具体决策过程,在美国人道尔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中有较为详尽的介绍。

例如,有人在阐述为何要保留天皇时就说:“废黜或是绞死天皇,将会引发全体日本人极大的激烈反应。绞杀天皇对他们而言,就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人将像蚂蚁一样奋战到死。军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将被无限巩固。战争将会过度拖延。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为惨重的伤亡代价。”(65)

麦克阿瑟将军评价日本天皇的作用时亦指出:“天皇的力量胜过机械化部队20个师团。”(66) 因此,美国为了避免废黜天皇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决定剥夺其政治实权,而保留其象征地位,以便利用天皇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影响,更好地实施美国的占领政策。出于这种目的,美国政府指示麦克阿瑟将军说:“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67) 麦克阿瑟对“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制“国体”的保存,使曾经位于美国外部的天皇的攻击性,“已经被收编进美国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的势力扩张的策略中了”。(68)

在此,对于战时为美国的决策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中,不能不提到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须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对日本人如何崇拜其天皇有很多详尽的描述。例如,“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激怒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斗志。”“那些负隅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他们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的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不管他们如何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表示不满,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赔偿者——希特勒来承担。但是,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两回事。” (69)

“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70)

“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71)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对日本人心目中的天皇权威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在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无论是日本政府精英们的做法,还是《拥抱战败》中记录的心理学家对天皇的认识,以及《菊与刀》中记录的内容,都关注到了天皇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只有《菊与刀》尝试着解释了为何天皇具有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威。

“将军并不是这一等级制拱桥中的拱心石,因为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握政权的。天皇和他的宫廷世袭贵族(公卿)被迫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低于最小的大名,甚至宫廷的一切仪式也由幕府严格规定。尽管如此,即使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丝毫废除这种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并列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奇事,自从12世纪以来,大元帅(将军)就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有一个时期,职权分化更为严重,徒有其名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后者的权力又由其世袭政治顾问来行使。经常有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72)

“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天皇,哪怕他在政治上无能,‘几乎是军事首领的政治犯’,也是填补了等级制中的‘一个合适的位置’。在日本人看来,积极参与世俗事务,根本就不是天皇的分内之事。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处处都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地位角色的日本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73)

应该说,本尼迪克特的描写、分析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是等级制度,还是权威崇拜,皆非日本之专利,本尼迪克特并未能解释清楚为何日本人会那样倾心维护其等级制度,为何那样崇尚权威,并能将天皇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关于这个问题,借助心理文化学的分析或可得到深入理解。

三、　战后天皇制的存续乃独特的

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使然

　　所谓“心理文化学”,即以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该方法的创始人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Francis L.K.Hsu,1909—1999)。心理文化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由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在“人格”概念使用上的缺陷,后被许烺光以心理人类学所取代。而今,对于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又从心理人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行为科学系统下的一个分支学科。2010年,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对许烺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谨的学科定位,正式将许烺光的学说命名为“心理文化学”。由于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背景使然,这门学科带有心理学色彩,但与普通心理学不同,它研究的不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通则,而关注的是影响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心理特点,以及人格特征在维持、发展以及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包括:角色与情感理论,社会心理和谐理论,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次级集团理论和社会动力学等。(74)

心理文化学理论的两个关键词是“社会心理均衡”和“基本人际状态”。“社会心理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是许氏在其学术巅峰时期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个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互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如图一“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所示,这个“场”由内向外分为八个不同的层次,它包含心理学的概念,以及许烺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

图一　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75)

将上述PSH理论第0层到第7层的内容简要予以概述,即第7层潜意识与第6层前意识是弗洛伊德的概念。第5层不可表意识,是不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内容。第4层可表意识,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进行社会交往沟通的主要内容。第3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投入大量感情的人、事、物与文化规范等。第2层运作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人、事、物与社会习俗等。它与第3层的差别就是一个有投入大量感情,一个只是取决于用途。第1层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既不投入感情也不使用的人、事、物等。第0层外部世界,指的是异文化,我们对它们不是不了解就是有误解。“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是一个与“社会心理均衡”理论相联系的重要概念,一般是由PSH图示中第3、第4层以及第2层与第5层的一部分组成,可以理解为“人的系统”,它是一个比“个体人”更大的概念,是一种“社会文化场”,所谓的人的“社会心理和谐”过程就是在这个“场”内进行的。(76)

如图二“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所示,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不仅第3层与第2层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而且第2层与第1层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区分(图式中以虚线表示)。这表明日本人的感情配置也较容易投注到这一层。第1层包括国家事务以及国家层面的人(如天皇)和文化规范(如类似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对这一层的感情投注意味着个体较容易将国家以及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等作为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而对其献身。

图二　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77)

另外,心理文化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如果由于亲属体系的本质加上塑造他的理想生活方向的文化取向,个人无法在基本亲属集团中满足他的社会心理和谐的话,他必须为了这个目的参加或形成其他集团。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所寻找集团的模式,以及他在该集团中的行动模式,都深受他的初始亲属集团加诸给他的内容种类的支配。”(78)

许烺光先生根据其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次级集团理论得出日本的亲属关系的特点是,与中国人共有同样的父子优位的亲属体系,是单嗣继承(一子继承)和母子亚优位。这一亲属体系使得日本社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次级集团——家元。典型的日本家元在结构上有四个重要特征:家元的地位具有神秘性;家元是一个以家元为顶点、联结众多师傅与弟子、类似军队组织的等级分明的庞大体系;家元有最高的权威;家元虽不是真正的家族制度,但它的构造以及运作原理却模拟了家族制度的许多特点。因此,“虽然大部分日本人的个人都得远离他们的第一个亲属基地,但他们的文化使他们不必搬得离它太远就能获得永恒的亲密关系圈。而在一个庞大的阶等组织的任何两个层次的成员间的那种全包性的、交杂的互惠,具有将亲昵感延伸到最近的圈子之外的效果。在这些情况之下,个人之所以可以对他的层次2与层次1(不过非层次0)感兴趣乃至牵涉其中,并非因为他需要走那么远来维持他的社会心理和谐,而是因为他透过了人们与他直接的、亲昵的圈子的环节,来加入那些层次的人。在最高的层次,天皇成了包含全国的阶等组织之首。我们可以带着辩解地把日本的家元描述成类似中国的亲属组织,来包括与已逝祖先的环节。如将家元做最广义的诠释的话,日本天皇之于中国活的氏族元首如同天皇的祖先也是他的臣民的祖先一样。”(79)

“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儒学与佛教,但透过日本的亲属结构来利用他们,并把它们按照日本的家元内容来转化。……日本人把祖灵与菩萨融合,并崇拜天皇家作为共同祖先。”(80) “日本人无法依赖他的基本亲属集团来满足社会心理和谐的要求。反之,他得离开亲属集团而到我们称之为家元的虽更大但仍类似亲属的集团去取得。由于家元的境界并不受亲属限制,它比中国的族更具弹性,并有更大的空间做大幅扩展。在其最大的延伸中,天皇家好比包含全日本的巨型家元的本家。”(81) 所以,“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是对主人和天皇效忠,当有需要时,比人的和谐和其他一切都更重要。”(82) 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日本人不惜牺牲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为类似“天皇、主君”的某一优位者、某一权威人物或某一组织体等的尽忠的社会现象,这也正是日本人带有地位差的相互依赖模式的必然指向。

总之,如上所述,借助许烺光先生对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和谐模式的解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日本人那样崇尚权威,以及为何又总是将天皇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当然,日本天皇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天皇千余年的一系世袭至今,也会因时代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因素左右,但最根本的原因,大概还是在于日本社会的隐性社会结构——家元式组织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造就的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

四、　日本人身份认同危机将成为

天皇制存续的最大生机

　　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的国民性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如今,学界发表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多达数千种。但是,一般人们心目中的日本国民形象,要么是来自美国人的笔下,要么是来自日本人的自画像。日本学者探讨日本人国民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破解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日本作为最早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随着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已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83) “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84) 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论,很多正是被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催生而出的。当诸多的日本人在询问、重新考虑和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等问题时,天皇制往往会很自然地成为其选定的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这是因为,千百年来,虽然日本的社会性质经历了由贵族社会向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转折,但任凭社会如何动荡和变化,日本依旧皇统连绵,从未有过中国封建王朝频频发生的“易姓革命”,作为政治体制的天皇制一直延续至今。在早已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的现代日本,既无姓氏,亦无身份证,更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天皇,仍然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被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成为所谓的日本“人种的纯粹性与文化的同质性的体现者”。(85) 从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情感的持续好转情况来看,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日本人身份认同危机恰恰为天皇制存续带来了最大生机。

日本一些权威媒体,如日本放送协会(NHK)自1973年以来,每隔5年便会对日本国民关于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等方面的意识情况进行一次大规模舆论调查,而且是采纳同样的提问和同样的调查方法进行长期追踪调查。其中的第35问,便是针对日本国民对天皇情感的舆论调查。2019年6月1日公布了第10次即最新的调查结果。“表一日本人对天皇的情感变化”是对开展此项调查45年来的结果汇总。显而易见,日本人对天皇的感情日趋好转,特别是近十年因国内天灾人祸以及国际格局变动而更显彷徨不安的日本人,对天皇的心理依托似乎是更大了。

表一　日本人对天皇的情感变化(86)

此外,一些日本媒体的最新舆论调查数据也显示了日本国民对天皇亲近感的增加。如“时事通信”2019年4月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明仁天皇“抱有尊敬之念”者达44.0%、“抱有好感”者达39.5%,“不抱有特别感情”者15.5%。(87)  共同通信社2019年5月1日、2日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新即位的德仁天皇“感到亲近”者达82.5%,“无亲近感”者仅有11.3%。关于天皇制的应有形态问题,回答“维持现在的象征地位现状即可”者达80.9%,“不是象征而应提升为神圣的存在”占7.3%,“废止天皇制”占4.8%,“赋予比现在更大的政治权限”占4.3%。(88)  

也许正是顾虑到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情感,就连战后唯一一个以废除天皇制为己任的日本共产党,也在2004年1月17日第23届党的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中正式承认了日本天皇制和自卫队的存在。2018年3月22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伴随天皇“换代”仪式的提议》中,更是明确提出:“我党的提案,不是站在反对天皇制的立场,而是出自仪式应该符合宪法原则的立场。”(89) 日本共产党的一系列变化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为此, 2019年6月4日,《赤旗》报专门刊发《赤旗》编辑局长小木曽阳司对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的长文采访,就“天皇的制度与日本共产党的立场”进行了详尽的阐释。(90) 尽管如此,日本媒体一般认为,这是日共推行现实路线的一步,希望借助党的纲领的改变——承认天皇制和自卫队的存在来争取更多公众支持。

五、 结语

上述从日本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社会制度,特别是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对战后日本天皇制存续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扼要地梳理。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就犹如一种文化基因,不会轻易改变,所以天皇及天皇制短时期内仍将安然无恙。由于德仁天皇没有儿子的缘故,近几年来日本朝野关于未来皇室继承人的议论不绝于耳,有的担心皇室就此衰败,甚至被废除等等。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日本皇统中女天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在日本皇室一千多年历史产生的一百二十五代天皇中,就有十代八位女天皇,而且其中八代六位女天皇集中出现在七、八两个世纪。(91) 只要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安然无恙,天皇的性别并不会对天皇乃至天皇制的存续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凭日本人的国民性,凭日本人的智慧,只要“家元”这种社会隐性结构不变,不愁找不到去坐那个“天皇”之位的男人或女人。但是,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个人化及由此带来的日本人亲属体系的变迁,将会对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倒是很值得关注。“就目前来看,日本社会出现个人化现象还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变化,只是出现了一些倾向,还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但由于基本人际状态类似生物基因,它的变化不是像人们穿西装、吃西餐那样是表面性的,而是带有本质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利弊得失不那么容易判断。我们知道,人的生物基因的突变,既可能使人成为天才,也可能使人成为痴呆。从自杀和精神疾病患者增多、少子化以及家庭、公司凝聚力下降等诸多问题来看,个人化使日本失去自身优点却不出现西方个人社会的优点亦非不可能。”(92) 如果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发生了变化,则天皇的世袭将有可能难以为继。

作者简介: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研究员。

历史与时代视角下的澳大利亚亚洲观评析

张秋生

摘要:澳大利亚亚洲观历史与现实的悖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和新课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90年代一直被学术界瞩目并引起争论。而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亚太格局的变动和澳中关系的波折,这一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平面到多维的历史演变。如果从种族文化观、地缘政治观和移民问题三个历史与时代的视角,考察其亚洲观的实质、内涵与主要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传统的英国种族文化特征和地处东西方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 构成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基础,并影响着二战后至今的澳亚关系。而移民问题则与澳亚关系同步发展, 并成为澳大利亚制定亚洲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及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历史与时代视角　澳大利亚　亚洲观

一、 视角之一:种族文化观

种族文化观是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核心与深层次部分。它是在种族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形态, 是在特定的地理、经济和历史情境中积淀发展成长起来的。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 即1788年以来的白人种族文化观, 脱胎于英国传统, 来源于英国移民。历史的演进决定了它与英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赖以存在与发展的“脐带”。1788年, 英国菲利浦船长率领的第一批流放犯到达澳大利亚(也称澳洲), 建立了早期澳洲殖民地, 同时也确立了以英国文化为主体的种族文化观。早期流放犯被运送到远隔重洋的澳大利亚, 首先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形成了对英国的依赖。生活在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丛林文化氛围中的“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通过英国人的眼睛看世界”, 当然也通过英国人的眼睛看亚洲。(93) 他们对亚洲的早期认识是模糊的、片面的和支离破碎的, 没有形成系统的亚洲观。

在整个19世纪,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英帝国的疯狂扩张使英国人和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种族文化优越感。然而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澳大利亚人的种族文化优越感逐渐受到了亚洲移民潮、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和中国及亚洲其他民族觉醒的冲击, 进而对亚洲产生了强烈的忧虑与恐惧感, 形成了以“黄祸论”为代表的亚洲观。“黄祸论”的实质即种族优越论, 它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核心。

“黄祸论”的理论基础来源于19世纪下半叶传入澳大利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把人或是种族、群体, 作为选择、淘汰的单位, 也就是进化的单位(94) 。1873年, 它最早出现在《悉尼邮报》的文章中(95) 。其后, 澳洲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这个字眼, 同时反对种族之间的通婚。中日甲午战争以来, 随着日本的崛起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 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鼓吹下, “黄祸论”已在欧美流行, 仅在20世纪初的英国, 《泰晤士报》等重要报刊上就发表了很多宣传“白人至上”“抵御亚洲人种入侵”等“黄祸论”观点的文章。宗主国英国的主流舆论对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现了以皮尔逊为代表的“黄祸论”先驱人物。皮尔逊在澳大利亚担任殖民官员多年, 曾任维多利亚殖民区内阁部长。1893年他发表了《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一书, 该书极力渲染亚洲人口的膨胀、中国移民的入澳及中国的近代化可能会对澳大利亚和世界所构成的威胁, 集中反映了澳大利亚以白人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亚洲观。

该书从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出发, 将中国人等亚洲民族侮蔑为“劣等种族”, 反对输入中国等有色人种移民。他认为:“有色人种的劳工和白人劳工是不能并肩生存的”, 如果澳大利亚“为了开发几个矿山和经营几个甘蔗种植园而牺牲民族的生存, 那么, 受到损失的就不仅是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 而且是整个的文明世界。”(96)

皮尔逊的排亚观源于对亚洲人口膨胀的恐惧, 他认为随着地球上“有色带子”的增加, 中国人口向外“扩张”不可避免。皮尔逊还担心中国的近代化会对澳大利亚等白人国家构成威胁。他提到当时的中国已“加入了国际社会, 它已经采用了轮船以及欧洲的火炮和军队组织;它已经接受了电报;它正要兴办铁路;它有足够的信用, 可以利用外国资本来实现它所需要的变革”。这个看来“死气沉沉的”中国, 一旦“有朝一日被组织起来, 被弄得活动起来”, 就“能从事军事侵略”。随着中国的强盛, “很难设想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侵略的军事强国, 派出几百万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 穿过西伯利亚草原, 或者在舰队的保护下注入移民去占领澳洲的岛屿及其北部”。(97)

从20世纪初至60年代, “白澳”思想及其政策构成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核心, 尽管这一时期,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这种亚洲观在不断地动摇和削弱, 但仍居于主导地位。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 通过了严格的以语言测验为主要内容的《移民限制条例》。这项立法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和禁止以亚洲移民为主的有色人种的入境, 而“将整个澳洲保留给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移民”。《移民限制条例》的颁布是种族主义的亚洲观发展到高峰的必然产物。从那时起到1958年前, “白澳政策”没有进行过大的修改,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得到澳大利亚主要政党的支持。1972年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内阁执政, 澳中建交之后, 这一政策才得以废除。

应该指出, 不管是“黄祸论”的流行, 还是“白澳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认识都并不是完全否定的。当时存在的一些观点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对亚洲看法的理智与包容, 另一些则表现出其亚洲观的矛盾与两重性。1893年, 著名政治家、以后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的迪金就怀着对亚洲文明“极为浓厚的兴趣”, 出版了《印度的寺庙和坟墓》, 向澳大利亚人介绍了东方的神奇与伟大。在20世纪20年代, 一位著名澳大利亚建筑学家甚至提出, “澳洲的将来取决于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他已“预见世界最美好的将来取决于东西方相融合”。(98) 1914年5月14日,《澳大利亚工人报》也以“黄祸”为题, 抨击欧美资本家“企图占有无数坚韧、勤劳和富有忍耐力的中国人, 并使其变为工资奴隶”, 他们才是“真正的黄祸”(99) 。即使是皮尔逊在污蔑亚洲人种“低劣”的同时, 也不得不认为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他们甚至比犹太人更为多才多艺, 他们是极好的工人, 作为士兵和水手也有其优点, 同时他们还具有一种其他东方民族都不具备的经营贸易的能力。他们甚至不需要碰上什么天才人物来发展他们的光辉前途, 只要有普通的治国之才, 采取欧洲的进步措施而又不触犯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成见, 就可以把中国缔造成为没有一个欧洲强国敢于轻视的国家……”(100) 还有一些澳大利亚人则以矛盾和自卑的心理看待亚洲和亚洲人, 他们“不是因为亚洲人种低劣而害怕亚洲, 而是因为亚洲比澳洲更有决心取得成功”。“担心亚洲社会将被证明为更有技能的殖民者, 他们殖民的胜利最终将会把澳洲白人变成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10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澳大利亚人亚洲观重新取向的开端, 也使“白澳政策”的理论开始得到修正。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澳大利亚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亚洲黄种人日本侵略的威胁, 一向被澳大利亚人怀有深厚感情和文化认同并被视为“母国”的英国, 无暇东顾, 其驻新加坡的远东舰队全军覆没, 麦克阿瑟指挥的驻菲律宾美军也兵败如山倒, 退守澳洲。英国不仅无力救助澳大利亚, 反而还要求抽调准备回国助防的中东的澳军去缅甸助战。柯庭总理的坚决拒绝给延续多年的澳英血缘纽带划上了沉痛的一刀。(102) 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并与澳大利亚同处在一个反法西斯联盟内, 为民族的生存和人类正义事业而战, 共同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二战使澳大利亚逐渐认识到:种族文化上的同源同宗并不能保证国家与安全利益上的完全一致;澳大利亚必须面对人口众多的亚洲这一客观现实, 并与之改善关系。

战后初期至60年代, 澳大利亚人亚洲观中的种族色彩虽在淡化, 但又被罩上了冷战的阴影。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 日本已“不再被认为是一大威胁”, 而东南亚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深感不安”。1945年, 澳大利亚的北方门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1947年,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结束;亚洲、非洲、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方兴未艾。澳大利亚当局认为, 共产主义势力和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安全的主要威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将取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依靠。澳大利亚跟随美国, 打着“捍卫基督教文明”的旗号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冷战思维扭曲了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 也加深了与亚洲国家的差异和不协调。“关于东西方在澳洲溶合成一个欧亚混合的新文化这一观点”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103) 澳大利亚只能在冷战格局的框架内, 与意识形态一致的亚洲国家进行有限的符合共同战略利益的经济文化交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澳大利亚日益卷入东南亚, 澳洲社会在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进行重新定义的同时, 开始对澳亚关系问题进行新的探索。1963年一批著名的澳大利亚学者发表一系列文章, 主题为:与亚洲共处——对澳洲前景的讨论。1968年的一篇专题论文再次提出这个议题:澳洲——亚洲的一部分吗?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动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更新和澳亚关系的调整。随着20世纪60年末70年代初, 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动和澳中关系的正常化, 澳大利亚加快了走向亚洲的步伐。

特别是80年代以来, 亚洲正作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崛起, 其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澳大利亚在将其经济贸易方向转向亚洲的同时, 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改变其原有的种族文化观, 不得不承认, 亚洲“经济发展的成就”足以“证明亚洲的精神和文化力量”。(104) 1993年, 基廷总理宣布, 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 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 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指出:“澳大利亚不能既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出现在世界上, 与亚洲交往, 建立与亚洲的联系, 使这种联系有说服力, 而同时又依然作为一个派生的社会, 至少在宪法上如此。”(105)

这种以“面向”和“融入”为口号的亚洲观, 与其说是文化意义上的, 不如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澳大利亚在文化价值观重新定位的选择中, 需要种种难以实现的条件。亨廷顿认为, 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 至少需要三个前提, 即“首先, 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 并对此抱有热忱;其次, 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 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 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106) 而在实际上, 上述三个条件没有一条能得到充分满足。此外, 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也是极其重要的。正如一位印尼官员所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 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 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107)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直言不讳地提出, 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 “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 “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108) 澳前驻美大使理查德·伍尔科特同样认为:“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真正问题, 不是我们的旗帜, 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109) 因此, 对处在历史和地缘矛盾中而寻求一种归属感的澳大利亚来说, 经济上与亚洲的融入已是不可改变的了, 而文化价值观上与亚洲的磨合与冲突则要长期存在。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真正取向或许应该是成为一个既能包容东西方多元文化而又独立于欧美的国家。

二、 视角之二:地缘政治观

地缘政治因素是影响澳大利亚人亚洲观和战后亚洲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澳大利亚外交史上对亚洲政治地理称谓的变化, 明显地反映了地缘政治对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影响。

如“远东”这一地理概念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 它是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最东部地区的通称, 以后广泛流行。但自20世纪以来, “远东”这一概念对全盘继承英国文化而引以为自豪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却逐渐感到难以沿用, 不得不加以调整。在1909年3月关于太平洋形势的一次辩论中, 安德鲁·费希尔总理在有人提出要警惕来自日本的威胁时, 他将此说成是“来自‘近东’的威胁”(110) 。1922年, 当联邦议会讨论华盛顿会议关于削减海军军备和远东与太平洋问题的条约时, 国防部长乔治·皮尔斯首先提出, “远东就是我们的远北”(111) 。

 20世纪30年代, 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引起了澳大利亚的担心和恐惧, 澳大利亚开始认识到亚洲的重要性, 派出了以外务部长约翰·拉沙姆为首的代表团出访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国家。1934年,约翰·拉沙姆在回国后再次使用了前总理费希尔的说法, 将远东地区称为“近东”。(112)

1939年4月, 罗伯特·孟席斯上台执政后在入主总理府的第一次演说中, 谈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时, 将影响澳大利亚外交的历史和地理因素结合起来, 并“将亚洲说成是澳大利亚的‘近北’”。(113)

南维兰·米尼认为:澳大利亚决策者“为了表达澳洲人对其亚洲近邻的担忧, 将欧洲人称之为‘远东’的地方改称为‘近东’, 它是在接受了欧洲中心的总体思想下, 又坚持了澳大利亚的邻近感”;“远北”说则“明确了日本在澳大利亚的北方, 但通过认可欧洲的‘远’, 在一段时间内, 缓和了人们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过分紧张感”;“近北”说“则将地理和政治的着眼点两者结合起来, 并集中体现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主要关注对象”。(114)

尽管基于不断变化的环境, 澳大利亚曾在不同时期对它的“近北”地缘政治观不断地重新加以修正和界定, 但始终是以亚洲国家作为主要防范目标。在19世纪晚期, 随着法国和德国势力进入南太平洋, “近北”概念基本上被限定在这一地区。20世纪前半期, 当日本在西太平洋处于优势地位时, “近北”在实质上就是指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为了适应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这一形势, “近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更无定形和全方位”的概念。随着日本战后民主改革的完成和对日和约的签订, 澳大利亚已不再将日本视为主要威胁, 而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成了澳大利亚的担忧所在, 它认为这是亚洲政局不稳定的“根源”, 是对西方民主直接的威胁, “红色中国”成为关注的焦点。过去澳大利亚担心中国人口众多, 现在又加上新的担忧, “害怕有组织的共产主义中国致力于世界革命及推翻资本主义”。同时, 澳大利亚也“对在东南亚欧洲殖民统治行将被推翻和取代它的未经检验和不稳定的民族政权未来发展方向表示担心”(115) 。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这一距它最近的、人口相当于其10倍的亚洲国家, 继1945年独立之后, 继续开展强大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 强烈震撼了澳大利亚朝野和西方殖民国家。尽管如此, 澳大利亚还是承认了这些变化的永久性, 并寻求和其“近邻”搞好关系。从70年代初以来, 这种更慎重的态度被扩展到对待中国和印度支那的问题上, 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并退出了越南战争。而到了70年代后期弗雷泽政府执政时期, 苏联因其在太平洋的海军存在和对阿富汗的侵略, 一度被澳大利亚视为最新的“近北”。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环境因素, 以适应人类的需要。”(116)  而澳大利亚历史上地缘政治观的演变却反映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与其相邻的亚洲环境, 显现了较大的被动性。这一特殊情况说明地理与政治、历史因素是交互影响的。作为历史上英国的殖民地, 澳大利亚经常用英国和西方传统的眼光去观察他们所处的地区环境。当澳大利亚设想他们面临一个产生于本地区地缘政治的威胁, 不管这种威胁是来自19世纪的德国、法国, 还是20世纪的日本、中国或印度尼西亚时, 他们都自动地寻求说英语的强国来保护自己, 他们相信“文化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共同扩展的”。所以, 在20世纪前半期, 日本的威胁通常被冠以一个种族名词——“黄祸”。同样, 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又被改用的政治名词来解释, 即所谓的“红祸”……他们总是以自己狭隘的恐共、排亚的地缘政治观“去适应全球的力量平衡,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澳大利亚对亚洲的关注、恐惧和忧虑”。(117)

澳大利亚这种被动适应的地缘政治观对其战后亚洲外交战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战后至1949年, 由于澳大利亚国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疑惧, 即威胁澳大利亚安全的因素最有可能起源于亚洲”(118) , 所以对亚洲国家持高度防范的立场, 企图通过与英美国家联盟的形式来保障区域安全, 建立了消极的地区防御战略。50年代随着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 澳大利亚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对本国构成威胁, 转而确立前沿防御战略。加入了美国提出的“日本—琉球—福摩萨 (中国台湾地区) —菲律宾—澳大利亚近海岛屿链”计划, 并希望把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线向东南亚推进, 以便把战争尽可能远地推离澳大利亚国土, 使澳大利亚国防有纵深的空间, 以及协助建立邻国的安全环境。这一战略严重影响了战后澳亚关系的正常发展, 也迟滞了澳大利亚推行独立外交的进程。澳大利亚因地缘政治观的偏差所导致的亚洲战略的失误, 直至70年代初才得到调整。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变, 美国在亚洲进行战略收缩。东南亚军事对抗的紧张态势逐渐缓和, 惠特拉姆抓住机遇, 调整以冷战思维为指导的地缘政治观, 确立了“澳洲至少在10年内不会面临严重威胁的观点”(119) , 改善对华关系, 陆续从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军, 结束了将东南亚作为澳大利亚前沿防御阵地的历史, 并开始推行积极的以区域和平为中心的亚太合作战略。其后任总理从弗雷泽、霍克到基廷, 均不断推进面向亚洲的历史进程, 对亚洲各国开展主动外交, 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亚太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推动了澳亚关系的发展, 同时对亚洲的地缘政治也有了新的认识。基廷总理曾在《亚洲周刊》上撰文写道:“澳大利亚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在政治、经济、战略利益方面与我们周围的这块领域结合得如此一致……尤其重要的是在亚洲我们找到这么一块地方, 就像找寻到我们自身。亚洲不再是‘远东’了, 而是‘近东’。”(120)  这个近东也不再是长期被视为威胁所在的祸源地区, 而是与澳大利亚未来与前途息息相关的“命运之地”。

三、 视角之三:亚洲移民问题与澳亚关系起源

真正意义上的澳亚接触, 一般认为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华人为主的亚洲人移民澳洲的淘金热时期。早期亚洲移民入澳是一种东方文化的迁移传播, 并产生了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交汇与融和。早期澳大利亚人主要是通过移民来认识亚洲的, 因而移民对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形成和早期澳亚关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澳大利亚地旷人稀, 资源丰富, 人力的匮乏一直制约、影响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因此, 无论在澳洲历史上, 还是战后至今, 移民政策一直是澳大利亚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由于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 在100多年来澳大利亚对亚洲移民政策问题上, 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 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肇始于淘金时代的历史怪圈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形成了澳亚关系史上的灰色一页。

所谓“白澳”是指“通过禁止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移居澳州, 驱逐喀纳喀 (波利尼西亚语, 意为“男人”) 劳工出境以及歧视居住在澳洲的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等办法, 维持欧洲人在澳洲社会中的绝对优势”(121) 。

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斯提出:“在澳大利亚, 对华人的态度与整个外交事务, 尤其是与亚洲的事务紧密相连。”(122) 1842年,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 被迫开放东南沿海的5个通商口岸, 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苦力贸易商人开始将大量华工输入美国、澳洲、拉丁美洲等地区, 华工开始大批进入澳洲。华人等亚洲移民大量入澳, 引起了澳洲白人移民和欧洲矿业界的惊恐、怀疑和误解。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差异和摩擦日益增加, 酿成了白人用暴力驱赶华人的悲剧。

 澳洲白人对亚洲移民的排斥除经济利益冲突外, “有时是基于生物上的根据, 有时则基于文化的根据”。澳大利亚人一般认为, “亚洲的宗教较基督教低下”, “中国人是没有宗教观点的异教徒”, 大量亚洲移民入澳会破坏澳洲社会的宗教基础, 而宗教又被视为构成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 一旦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澳洲宗教受到亚洲东方宗教的“威胁”, 由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种族排斥和种族歧视便会强烈表现出来。澳洲白人还担心, 亚洲有色人种入境将威胁欧洲文明和英式政治机构, 并会带来因异族通婚引起的各种弊端。他们偏执于种族混血是一种恶行的认识, 确信许多亚洲人虽移入澳洲, 但他们并不信仰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另外, 亚洲移民教育程度低, 卫生习惯差, “在19世纪人们普遍将疾病的流行归结于亚洲移民。中国移民则被认为造成了麻风、天花等疾病的流行”(123) 。此外, 华人不通英语, 与白人老死不相往来, 且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单身汉, 常年过着“禁欲主义者”的生活, 不被西方人所了解, 被误认为是白人妇女的威胁, 加上少数人有偷渡逃税的行为, 一些人染上了吸食鸦片和赌博的陋习, 特别是脑后辫子成了欧洲人讥笑的对象, 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从1854年至1861年, 澳大利亚多次发生排华风潮, 其间,在1855年维州政府通过了澳洲历史上第一部移民限制法令, 规定来澳船上每10吨位限载华人一人;每一入境华人须交人头税10镑。1876年, 昆士兰殖民政府又颁布了种族歧视特征更为明显的金矿区管理条例, 它所限制的移民范围又从华人扩大到亚洲和非洲所有的有色人种。

19世纪80年代, 澳大利亚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 兴起了建立统一国家的联邦运动。“白澳政策”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即为联邦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到19世纪末, 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一致赞成进一步强化种族歧视政策。排斥亚洲移民问题日益突出, 而华人首当其冲。澳大利亚各州的华人纷纷要求母国清政府设领护侨, 清政府遂于1887年6月派总兵王荣和、候补知府余镌以访查华民商务侨情的名义抵达澳洲, 这是当时亚洲大国中国的政府官员首次到达澳洲, 它在中澳关系史和澳亚关系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回国后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报告了考察情况, 提出了“在雪梨大埠设总领事”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后拖至1909年清政府终在墨尔本派驻总领事, 中澳两国有了领事外交关系。(124)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 联邦议会通过了《移民限制条例》, 其中规定:“凡入澳移民必须参加语言测验, 听写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50个单词, 不及格者不得入境。”(125)  新移民限制条例的实施, 使亚洲移民的生活与澳洲社会隔离开来, 使澳亚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误解、歧视和隔阂状态, 这一历史怪圈一直延续到二次大战之后。据统计, 从1901年至1947年, 旅居澳洲的亚洲移民日趋减少, 从47014人减少到13000人,(126) ,而其中大多数是华人, 从1901年至1947年在澳华人则从29627人减至9144人, 不到50年间, 竟减少了近70%。(127) 二战前, 在澳的日本人和印度人也仅分别为2700人和2000人左右。(128)

亚洲移民为澳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为东方文化的传播, 为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与社会原因, 澳大利亚社会以狭隘、偏执的种族主义观点对待亚洲移民, 认识亚洲社会, 形成了扭曲的亚洲观, 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亚洲政策的制定和澳亚关系的正常发展。战后全人类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 一体化的推进, 不断撞击着种族主义筑成的“白澳”屏障。1973年, 澳大利亚政府在历史潮流推动下, 废除“白澳政策”, 对亚洲敞开移民大门, 并正式提出多元文化政策, 致力于建设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以“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去对待亚洲和亚洲移民, 澳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目前,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口达到200多万(其中华人120万),约占总人口的10%以上。他们为推动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多元文化繁荣及澳亚关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罗尔斯在其专著《中澳百年关系史》中的一段评论, 真实地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对亚洲移民的新认识与新态度。他说:“我们需要增加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 他们没有耗竭我们的资源, 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商业使澳大利亚受益。澳大利亚在下一个世纪将很少有机遇, 除非我们总人口中至少有30%的中国和亚洲移民。到那时, 我们将会接受这种情况, 并因此获得繁荣。我们的新民族将创造我们的未来。”(129)

四、　 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

亚洲观及其影响因素评析

　　(一) 澳大利亚亚洲观在当代的变化

当代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演变有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历史联系,但又不断随时代与亚太形势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

1. 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核心与深层次部分——文化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澳大利亚于1966年10月参与签署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73年废止“白澳政策”、1975年通过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反种族歧视法并建立相应机构;推行多元文化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推广学习亚洲语言等,种族歧视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以亚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已成为推动澳洲经济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些澳洲人历史传承的骨子里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并未清除,经常沉渣泛起。90年代初,波林·汉森为代表的单一民族党的崛起就是一例。她强调指出:“亚洲带来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亚洲移民已经在‘入侵’澳大利亚”。(130) 这种恐慌不仅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议题,关于澳大利亚“无力抵抗”的讨论还影响了学术界和评论界。亚洲移民和中国移民还经常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还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出发,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

2. 地缘政治观因世界格局和亚太形势变化也在不断调整

从基廷“面向亚洲”“融入亚洲”到霍华德的“均衡外交”,从陆克文、吉拉德两届工党政府的“中国威胁”论到追随奥巴马的“重返亚洲”和特朗普执政、中美贸易战以来的“选边站队”,因其对亚洲的变化无所适从,所以地缘政治观是分裂的和矛盾的。迈克尔·韦斯利认为:“这个‘新兴的神奇大陆’超越了我们在过去处理周边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范、预期和历史模式,因而‘无史为鉴’,充满了挑战”。(131) 2011年9月,时任总理吉拉德在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时提到了“全新的中国、全新的印度和日渐自信的亚太地区”,并两次强调:“这样的亚洲是我们从未看到过的”。而中国问题是首当其冲,最为重要的。日本、印尼、印度、韩国则被视为重要盟友或伙伴或邻国,西亚的伊斯兰国家又是其警惕和防范的恐怖势力来源,南太平洋岛国则是其要控制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插手。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和平崛起心存疑虑,配合美国“重返亚洲”,“选边站队”,其诸多事实不胜枚举。澳洲学者大卫·沃克教授指出:“由于亚洲在历史上总是被描写为一种终极威胁,澳大利亚人很难冷静看待亚洲崛起”,因而,对这种历史惯例的重新认识应该不断加强。(132)

　　3. 移民与华侨华人问题仍在影响澳中、澳亚关系

不断增加的亚洲移民为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在不断融入澳洲主流社会之中。目前澳大利亚亚洲移民人口为200多万,占总人口的10%以上,要倒退是不可能的了。201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洲新移民数量首次超过英国、新西兰和欧洲大陆。中国移民数量从2011年的1.5%上升至目前的2.2%。华人参政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一度达到高潮。澳大利亚执政党和在野党,不管是工党还是自由党(联盟党)执政,都要为移民问题争论。尽管他们承认中国和亚洲移民为澳大利亚历史与社会发展和移民文化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又在拿华侨华人问题和留学生问题做文章,所以移民问题也一直在影响澳中关系和澳亚关系。

　　(二) 澳大利亚当代亚洲观的影响因素

关于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果从时代视角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现实经济利益与政治因素的两难选择

现实经济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是影响澳亚洲观与亚洲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强调经济贸易是澳中澳亚关系的基础,虽在两者的选择中一直处于两难境地,而最终要在不影响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维持和发展其与亚洲的经贸关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迅速增长为澳大利亚与该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90年代和新千年以来,东亚经济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左右,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一倍多。澳大利亚最大的10个出口市场有7个在东亚,它最大的10个进口地有5个在东亚,它最大的10个旅游来源国有6个在东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亚洲经济的繁荣是促使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融入亚洲的推动力。它不能不正视东亚的经济发展,不得不重新审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市场潜力和贸易前景。不管是从其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为解决当前国内的经济难题,澳大利亚都需要与东亚国家全面接触、密切交往。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未来发展走向至今无法预测;澳大利亚一方面应继续积极同中国打交道,但同时又必须谨防中国单独主导亚洲事务。大卫·沃克教授指出:“对亚洲的戒备总伴随着对其潜在利益的向往。亚洲庞大的人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新的市场”。(133) 在这种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两难选择中,澳大利亚一直在摇摆,尽管某些情况下它会为安全和利益暂时放弃经济利益,但经济因素往往最终要置于重要地位。

2. 地缘安全因素的忧虑与误判

奥巴马卸任时,“亚太再平衡战略”已趋于失败。澳大利亚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对美国的领导力越来越缺乏信心。他们认为,在短时期内(10年或20年),美国不可能在亚洲继续扮演重要的战略角色,中国将会崛起成为亚洲首要强国。从此地缘安全观出发,其亚洲政策的调整目的在于如何应对“在一个缺乏美国强有力存在的亚洲生存”。同时,他们仍认为,美国还在某种程度上维系在亚洲首要强国的地位,并确定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134) 出于对地缘安全问题的误判和中国崛起的疑虑,其亚洲政策显现了诸多矛盾和费解色彩。澳国立大学教授艾伦·金杰尔将这种心理称之为“对遭到离弃的恐惧”,“这种心理自二战结束以来(其实可能更早)一直影响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制定”。(135)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的驻军问题受到严重挑战,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澳大利亚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首要任务和挑战。中国乃至整个亚太格局的变化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环境,澳大利亚需对此做出反应,并及时调整政策。2003年新白皮书改变以往将与美国、日本、中国、印尼关系列为同等重要的做法,将美澳关系视为澳对外政策中唯一最重要的,而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则是“相当重视、优先考虑”。陆克文政府也承认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安全利益和亚洲未来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没有亚洲,澳大利亚损失的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但如果失去美国,澳大利亚不仅无力应付地区冲突,甚至连最为基本的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 “9·11”事件后,澳大利亚单方面启动《澳新美安全条约》,先后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在2003年11月正式决定参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为配合奥巴马开启的“重返亚洲”战略。澳大利亚接受美国在澳北部达尔文驻军,自2012年澳美两国签署协议以来,今年是第一次达到预定的2500人。

3. 国家定位的困惑与摇摆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澳大利亚在历史和地理的矛盾中寻求归属感的问题。关于澳大利亚的身份问题,澳洲学者迈克尔·麦金利教授认为:“澳大利亚仍在其国家身份问题上纠缠不清;澳大利亚对自身的定位有很多想法,但是大部分都不合适。这个国家的民族多样性越来越明显,但并没有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136) 关于澳大利亚对自己在亚洲的位置,一直难于确定。基廷的“融入”说和霍华德的“接纳”说,不是被认为放置得太“里面”,就是被认为太“外面”。(137)

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积极性在减弱,而在其政界和学界,“印太”战略成为新战略增长点,它不再刻意追求获得亚洲国家身份,而是声称澳大利亚的命运已经与亚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澳大利亚可以在不获得亚洲国家身份的前提下融入亚洲,融入亚洲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西方文明属性来获得亚洲国家身份。

 如果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的基调定位为“面向”和“融入”,那么21世纪的基调则为“摇摆”和“选择”。虽然在政策声明层面上,澳大利亚仍然将融入亚洲作为主要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论是融入亚洲的目的还是手段都比过去更具有选择性。由于文化价值观和历史传统的差异,使澳大利亚成了一个有着西方传统但尚未完全定位的国家,而寻求这种定位正是影响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结　语

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和亚洲政策体现的正是一个区域性大国(或中等强国)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我们不能只看到其矛盾和分裂的一面,也应看到其统一和符合自身利益的一面。在经济与政治和安全利益之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亚洲和欧美之间摇摆,不断保持动态的平衡,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澳大利亚亚洲观影响下的亚洲政策的基本特点。就目前来说,亚澳关系和中澳关系主流仍然是稳定的,共处于亚太命运共同体中的澳中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涉及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冲突,而且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和利益需求也决定了中澳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所以,虽然近年来在两国交往中不断出现波折,但就长远和主流来看,对未来中澳关系的发展仍可以在谨慎基础上持一定的乐观态度。我们期待今年(2019年)5月中旬上台执政的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会有所作为。

作者简介: 张秋生,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研究的学理分析

田庆立

摘要:关于二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研究,中外学界业已积累大量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入和推进象征天皇制研究,亟待实现理论升华和方法创新。基于比较视角剖析象征天皇制下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在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及行事风格上的异同;基于历史视角从纵向脉络梳理象征天皇制在漫长的天皇制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基于国际视角从横向层面审视和观察日本皇室与世界其他国家王室之间的交流互动,无疑对深化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研究大有助益。

关键词:战后日本　象征天皇制　研究议题　学理分析

20世纪50年代,随着占领时期结束,二战后日本学界有关天皇制的研究主要围绕天皇制运作的政治过程,政治家与天皇之间的关系诸如“内奏”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注重加强“天皇形象”与民众意识的关联分析,体现出研究重心向这一方向转移的态势。在日本的实证研究稳步推进过程中,研究成果多样化和微观化取向显著,然而从支撑天皇制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宏观性论述十分薄弱。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围绕天皇制从战前到战后如何实现转换,通过对“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以下简称“盟总”)与日本政府负责人之间的文件往来予以详细分析,旨在解析其中存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等特征,以此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转向关注象征天皇制日趋稳定的成因分析,着重从历史学角度加以考察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

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象征天皇制的研究依然按照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河西秀哉的《“象征天皇”的战后史》(讲谈社,2010年),冨永望的《象征天皇制的形成与定型》(思文阁出版,2010年)以及河西秀哉编《战后史中的象征天皇制》(吉田书店,2013年),茂木謙之介的《作为表象的皇族——媒体视野中地域社会的皇室形象》(吉川弘文馆,2017年)等。(138) 从研究方法上而言,基于历史学角度所开展的天皇制研究,并非是将天皇制视为永恒不变的原理,而是赋予其“随着时代变迁的制度”的位置。中国学界有关天皇制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程永明的《裕仁天皇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龚娜的《昭和天皇思想与行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代表性的论文为武寅的《天皇制的起源及结构特征》(《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杨栋梁的《皇权与明治维新》(《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李卓的《天皇退位的历史与现实》(《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田庆立的《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赓续及革新》(《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等。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和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是美国学界研究天皇和天皇制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综观中外学界关于天皇制的研究,积累了可观的文献资料,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先行研究主要聚焦近代天皇制的政治过程,近代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关系,昭和天皇的思想理念和行动模式等,但有关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运作机制,明仁天皇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取向等方面研究尚显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基于比较视角、历史视角及国际视角,以宏观考察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审视和分析象征天皇制的内在机理和主要特征,无疑对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天皇制研究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

一、 基于比较视角剖析象征天皇制

推动和深化象征天皇制研究,基于比较视角展开学理探讨和分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制度框架下,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虽然处于同一部《日本国宪法》的规范和约束下,但两者在履行“象征”权能及发挥“象征”作用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通过比照分析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在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及行动抉择上的主要特征,有助于究明制度约束与个人禀赋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

昭和天皇属于从战前神权天皇制向战后象征天皇制过渡的核心人物,从战前的现人神,至1946年发表《凡人宣言》声明自身的人格化,昭和天皇从战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神圣权威的“神性存在”,转变为仅充当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存在”,对于具有较强权力欲的昭和天皇而言,显然一时难以适应。至于“象征”作用如何发挥,昭和天皇只能在秉承以美国主导的盟总意志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同时由于深受政治理念、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及性格禀赋等因素影响,昭和天皇所诠释和践行的“象征”职能注定刻上富有自身特色的“烙印”。从《日本国宪法》的角度而言,象征天皇制中赋予天皇从事的国事行为,并未与之伴随着实质性的决定权,不过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存在的必要性是期待会给天皇带来某种增强“威信”的效果。(139)

自占领时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冷战不断深化,“逆流路线”显著推进,日本政府也转而实施进一步提高天皇权威的政策。并且通过将“象征”内涵以“元首”方式加以解释,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天皇权威来规划和设计政治秩序。尽管如此,实际上“象征”概念并未相应地转变为“元首”,原因在于,经历过民主化的洗礼并将其理想化的日本国民逐步将“象征”这一词汇固定下来,即便是在解释层面人们也并未认为其是权威性的天皇形象。(140)

1946年11月,昭和天皇的兄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针对象征天皇制发表如下见解:“如果说战前天皇作为现人神身居九重宫闱之内坐镇即可万事大吉的话,与之相对,象征天皇则应将其‘性格、能力、健康、趣味、嗜好及习癖等所有侧面均应展现在国民面前,甚至可能成为遭受批判的对象’”,于是,“具备超乎以往的能力和健康即会显得至关重要。”(141) 显然,在三笠宫看来,既然是“象征”,自然会成为人们的“理想”“憧憬”和“偶像”,每当出现在“国民面前”的时候,不免会引发大众媒体的跟踪报道,因此也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日本学者松下圭一认为,由于战败之前日本为绝对主义天皇制,因此大众社会受到抑制,战败后通过否定天皇的神格化并制定《日本国宪法》,天皇制由此呈现脱离政治化的倾向。鉴于这一价值观的崩溃,导致传统型共同体社会结构解体。松下着重强调,战前的近代天皇制与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出现严重“断裂”,结果导致通过大众媒体的舆论操作,都市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大众社会状况的动向引发关注。“皇太妃美智子热”即是在这一社会状况下所产生的,明仁皇太子和正田美智子代表的青春靓丽形象,以及通过“恋爱结婚”的浪漫行动方式,恰好与《日本国宪法》的价值标准和在大众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都市中间层的行事逻辑完美契合。(142) 因此,明仁皇太子和美智子成为国民理想的家庭形象,作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敬重,从而在日本列岛掀起一股热潮。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进,日本国民面对天皇的情感伴随着代际更替,逐步由既往的“尊敬”之念向“好感”方向转变,民主主义思潮的持续浸染,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国民代际的更替交错,各方力量联动使天皇制的发展重心从依托神圣权威向重视国民人权方向位移,最终形成稳固象征天皇制根基的局面。

昭和天皇去世后,明仁天皇即位,在天皇的更替仪式上,时任首相海部俊树从位居天皇继承皇位发言的高御座低一级的位置上宣读被称之为“寿词”的祝词,其后后退两至三步,领唱“祝贺即位,天皇万岁”,参列者们也跟随唱和三呼万岁。这一位置关系与海部首相三呼万岁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于作为主权者国民代表的身份在宪法上是否妥当的质疑。而且,海部首相在致辞中提道:“我们全体国民仰望天皇陛下成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建设心情愉悦、向世界开放、充满活力和富有浓厚文化气息的日本,以实现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誓言付诸至善之努力。”(143) 对于这一段发言,也有人提出国民为什么必须要向天皇做出“誓言”的异议。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约翰·道尔在看到这一幕后发表意味深长的评论:“仪式给人的总体印象充满了‘美丽的矛盾’,从美学视角来看,无论是彩旗的鲜艳度,还是富有平安风格的服装,可谓美丽至极。天皇讲话中所提及的宪法、和平及象征的表述十分清晰,个人感觉也很好。然而,亲耳聆听这一发言的内容与亲眼所见的仪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譬如有关‘象征’这一点,‘贤所大前之仪’和三件神器等,基本上与战前并无任何变化,与宪法中提及的‘象征’迥然有异,宛如给人留下神话的、传统性的象征印象。而且,从视觉上来看,天皇位置处于总理大臣的‘上边’,通过高御座‘隔离’开来,这难道不与宪法中的民主主义相矛盾吗?对于普通日本人而言,似乎对即位之礼和大尝祭并未寄予太多关心。”(144) 虽然从海部首相发言的表述内容来看申明了民主主义与和平,但从视觉上观察依然是传统天皇制的具体呈现。毫无疑问,保守政权通过天皇制这一仪式刻意酝酿的传统性氛围,是试图增强保守意识形态在本党内部的吸引力。(145)  

明仁天皇自1989年即位之后,开始步入平成时代。明仁天皇即位后,与美智子皇后持续摸索着履行“象征”职能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平成风格”(146) ,被大众媒体积极宣传报道,并给世人留下亲民的强烈印象。根据NHK2013年实施的“第九次‘日本人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对天皇“抱有好感”的占35%,回答“秉持尊敬之念”的占34%,由此可知大约占七成左右的日本国民对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拥有共感和具有良好印象。(147) 进入平成时代后不久,根据1993年实施的有关象征天皇制调查结果显示,对天皇抱有“好感”的比例急剧上升,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谋求推行“开放式皇室”路线引起国民的广泛瞩目。与昭和时代日本国民面向天皇所保持的“尊敬”之念相比,持有“好感”的比例数值高于“尊敬”之念是平成时期的重要特征。吉田裕通过对这一调查一直到2003年的结果分析后指出,“尊敬”之念减少,“好感度”增加的倾向值得关注,与昭和天皇身上具备的“神圣性”及“权威性”性格不同,明仁天皇并不会让人感受到这种权威气质,而是由于奉行“开放式皇室”路线赢得来自国民的“好感度”,从而使这一数值骤然增高。(148)

“日本人的意识”调查中关于对天皇的情感示意图

资料来源: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4頁。

针对天皇开展的舆论调查在1993年发生重大变化,回答“抱有好感”的年龄层几乎实现倍增,仔细观察后发现,回答“秉持尊敬之念”的年龄层呈现减少的趋向。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1993年皇太子结婚促使皇室形象趋于好转。(149) 但是,“尊敬”之念减少,“好感度”增加可能是由于昭和天皇去世,平成时代之初受这一原因影响较大所致。在国民之间面向昭和天皇个人的“尊敬”感情,并未在平成天皇身上承续下来。部分国民对新天皇和皇后约定遵守和平宪法,并矢志于与国民同进退抱有“好感”,加之皇太子结婚带来的正面宣传效果进一步助推了好感度提升。(150)

步入平成时代以后,象征天皇制通过走“开放式皇室”路线,以颇具人气的亲民姿态和世俗倾向赢得广大日本国民的赞赏和爱戴,然而,这一动向却招致保守势力的反感和抨击。1993年6月,皇太子德仁亲王与小和田雅子举办结婚典礼,其后不久,《宝岛30》月刊(151) 发表宫内厅职员大内糺题为《皇室的危机》的文章,认为“当今的皇室处于令人叹息的状况”,进而批判道,天皇一家所展现的“快乐主义倾向”导致权威丧失。体现这一倾向的具体事例为,天皇和皇后早晚打网球,喜爱的事物激增,建筑豪华御所等。同时,由于增加“公务行为”而使亲信和侍从不胜其扰,加之天皇和皇后厌恶过多的警备和限制,反而增加了相关人员的负担等。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透露出皇后美智子脾气暴躁的讯息,并强调皇室内部的诸般事项均遵从皇后意向决定。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所有问题不在天皇,而将原因归结为美智子皇后。大内发表的文章对昭和天皇予以高度评价,而对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推进的路线则持批判态度。(152) 显然,大内所代表的这一派势力对天皇摸索的“开放式皇室”的皇室内部改革和近代化路线展现批判姿态,这一思维方式潜藏在文章发表者的内心深处,文章著者可能是宫内厅相关人员或担当记者。守旧派势力将昭和天皇时代的皇室视为理想形态,对于平成时代推行的“开放式皇室”路线持批判态度,为维护天皇制拥有的高度权威,这一派势力试图阻止天皇和皇后继续实施“开放式皇室”路线,于是遂对皇后本人展开攻击。(153) 尤其是在进入平成时代之后,天皇充分尊重皇后意向,并共同开展行动的行为取向日益引人瞩目,由此引发守旧派势力的不满和反抗。

明仁天皇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保留下来的常规和《日本国宪法》运作实施的成例均原样继承下来,天皇开展的公务也未发生断裂。正因如此,昭和天皇在新旧两部宪法之下原样保持的君主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被明仁天皇继承下来。从即位之日起,明仁天皇即以“象征”身份履行天皇权能,至于“君主”身份的自我界定则稍显模糊。关于最富政治色彩的“内奏”,除首相之外的阁僚几乎并未单独进行过“内奏”,这一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较为明显,进入平成时代后就更加显著。首相向天皇进行“内奏”的频度因人而异,通常受个人思想信条和政治状况影响发生波动。与此同时,在灾害发生之际,由相关阁僚进行“内奏”的行动明显是应明仁天皇的要求而实施的。(154)

昭和天皇在战后一直与自卫队高官保持谨慎距离,自从其所信赖的首任警察预备队总监林敬三引退之后,并未单独会见过自卫队干部,仅仅停留在每年接受一次高级干部的共同拜谒上,这一惯例也为明仁天皇所继承。明仁天皇在位的部分年度也不进行拜谒,恐怕主要受日程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并无更多深意。官员本人向明仁天皇进行拜谒仅为三次,分别是1995年2月10日统合幕僚会议议长西元彻也、2011年4月1日的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2011年8月3日的陆上自卫队东北方面总监君塚荣治。西元主要汇报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情况,折木和君塚汇报东日本大地震时自卫队开展活动的情况。这些会晤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体现了明仁天皇在非常时期不拘成例开展行动,具有果断干练的一面。(155)

基于天皇主权原理的明治宪法下的“神权天皇制”,以及基于国民主权原理的《日本国宪法》下的“象征天皇制”,以战败为临界点实现了重大转变。(156) 战后象征天皇制涉及的皇位继承等问题,其核心理念主要源自战前的明治《皇室典范》。《皇室典范》通过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绑定在一起,主导形塑为近代天皇制国家构造的关键装置,以确保天皇集政治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旨在发挥维护天皇权威和保持秩序稳定的机能。《皇室典范》中规定的“废止女帝”“禁止退位”等内容,核心目标还在于创造“万世一系”的意识形态,以及为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天皇位置出现权力斗争,它是为保持专制权力稳定运行所进行的制度设计。近代以来天皇制的最大特征是“一世一元”,也就是天皇名字在死后会成为“谥号”,意味着与天皇在活着时代的名字重合,“一世一元”是支撑近代天皇制的重要装置之一,不过这一原则由于“生前退位”而瓦解。年号不仅具有空间意义,也支配着时间的流逝。明仁天皇退位后,虽然年号发生变换,但由于上皇可能依然还会出来活动。只要明仁天皇在世,无论他居于何种地位,都会自然而然地赢得周围人们的尊敬,不免形成上皇与天皇在精神权威层面上的“并立状态”,由此导致的“双重王权”局面引发权威效应递减的趋势值得关注。

平成时代的象征天皇制处于连接昭和时代及令和时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对此前皇室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宫中祭祀、接受“内奏”和“侍讲”以及开展“皇室外交”等。同时也具有诸多革新之处,比如拓展“公务行为”边界、主动提出“生前退位”、运用大众媒体表述心迹等。(157) 通过分析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主要特征,可以形成若干观察天皇制的视角。首先是基于比较的分析视角审视和观察象征天皇制,将会为天皇制研究开启一扇全新“窗口”。昭和天皇和明仁天皇处于《日本国宪法》同一部法律框架之下,但在履行象征职责,发挥象征作用,以及开展公务行为上具有明显差别。昭和天皇奉行的政治理念及行动风格与战前的神权天皇制一脉相承,更多地体现着“神秘性”和“权威性”。明仁天皇则十分注重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象征性,主要展现为“大众性”和“世俗性”特征。从近代神权天皇制向战后象征天皇制的演进,逐步经历了“神权—王权—人权”的沉降嬗变轨迹,富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是昭和天皇在二战后发表的《凡人宣言》。明仁天皇则是从王权转向人权的核心人物。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他和美智子皇后前往灾区慰问,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这些举措对提振日本国民的信心,增强一体感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明仁天皇开展“公务行为”的数量与昭和时代相比明显增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接见、会见和引见、举办茶会等。明仁天皇立足于与国民保持相同视线并为此付诸努力,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与国民直接会面、谈话和握手等,旨在与每一位国民建立“一对一”的纽带联系,从而实现“国民国家”的统合目的。

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主要通过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超人式的二人组合支撑起来,这一状态一直持续至2016年8月的视频讲话,其间显示出明仁天皇基于生理原因所体现的力不从心的无力感。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所塑造和彰显的“平成风格”,在进入令和时代后,依循德仁天皇和皇后的性格特征不免会发生一系列转变。

二、 基于历史视角梳理象征天皇制

天皇制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战后天皇制三个发展阶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时期天皇仅仅发挥精神权威作用,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时期较为短暂。近代天皇制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终在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灾难。天皇介入政治权力漩涡之中所带来的风险在二战期间暴露无遗,同时导致天皇的精神权威受到莫大损伤。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涌动的“天皇退位论”的风潮即是天皇在二战期间肩负战争责任引发的负面连锁反应。明仁天皇自幼亲眼看见战争的残酷,从而切身地体悟到和平的宝贵,在和平宪法体制下,明仁天皇为切实履行“象征”职责,十分注重从古代天皇制中汲取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资源,通过回望历史,反省战争,珍视和平,进而身体力行地为象征天皇制赋予“亲民性”和“世俗性”的特质。

昭和天皇曾表示,自己最为崇拜明治天皇,而明仁天皇认为自己崇拜的是古代的嵯峨天皇和后奈良天皇。嵯峨天皇是日本第52代天皇,擅长书法、诗文,被列为平安时代三笔之一。后奈良天皇是日本第105代天皇,他相当有慈悲心,在发生瘟疫、洪水与饥荒时,都会祈祷人民平安。1984年4月6日,明仁皇太子在会见记者时提及自身学习天皇制历史时表示,那些历史上时常把国民疾苦挂在心间的天皇,是他学习的榜样。明仁认为:“日本皇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掌控政治的时期极为短暂是其重要特征,我认为这在外国也无此先例。位居脱离政治的立场之上,时常将国民的疾苦悬挂于怀,这些历代天皇的事迹,正是表达‘象征’这一词语最为契合的应有状态。我也认为作为日本皇室的理想形态即应该是那样的状态。”(158) 明仁皇太子在此推崇的天皇制远离政治的文化传统,为象征天皇制具有的“非政治性”与“亲民性”特征赋予了历史依据。

关于皇室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明仁皇太子在列举过去天皇事迹的同时进行说明:“天皇成为国民象征乃是一种理想状态。天皇并非居于动摇政治的立场之上,在传统上秉承同国民苦乐与共的精神立场。这一情形,在疫病流行和饥馑发生之际,自嵯峨天皇以来,天皇为祈念民生安定而抄写佛经的精神,以及后奈良天皇为抄写经书所做的‘朕乃民之父母,德不可倾,甚感哀痛’的批注,正是体恤民生的生动体现。”(159) 只有《日本国宪法》下的“象征”才合乎传统型日本天皇的身姿,明仁天皇在与其他记者会见时曾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即位之后,明仁天皇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深刻反思和平来之不易,从历史上汲取古代天皇制的亲民志向,为象征天皇制注入生机和活力。

明仁天皇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寄予高度肯定,并认为天皇应在现代日本发挥如下作用:“通过漫长的历史,基于脱离政治的立场,无论是痛苦甚或欢喜均与国民保持一心,时常眷念国民的福祉及幸福,乃是日本传统上天皇固有的姿态。《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天皇不干预国政,通过内阁的建议与承认从事宪法规定的国事行为,这一规定也与传统一脉相通。”(160) 对于明仁天皇而言,担当天皇并无选择余地,而且所谓的“象征”究竟具有何种内涵也并不明确,因此,不得不对其应有的理想状态进行摸索。

1995年8月2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访问冲绳,向日本国立冲绳战殁者墓苑献花,访问了“和平之基”。自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时代即对冲绳予以特别强烈的关心和关爱,对于这种心情,明仁天皇陈述道:“走在苦难的道路上,所有日本人都不应忘记期待复归日本的县民们的心情。我对冲绳的历史和文化寄予关心,在复归之际理解历史和文化,对县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也是我们的责任。其后又倾听了冲绳的音乐,感到特别开心。”(161) 8月3日,明仁天皇和皇后访问东京大空袭中收纳死亡者遗骨的东京都慰灵堂。大众媒体对这一系列访问作为“慰灵之旅”进行报道,为与遗族之间构筑新型关系释放了善意。(162) 一种观点认为,明仁天皇为谋求和平持续开展的“慰灵之旅”,乃是体现出落实与国民共同进步的“开放式皇室”路线的重要一环。其后,明仁天皇致力于唤起战争记忆的姿态也被媒体关注和报道起来。(163) 如明仁天皇开展“慰灵之旅”,尤其是对昭和天皇具有强烈反感的冲绳进行探访。(164)

2005年6月27日,明仁天皇在访问塞班岛之前宣读了如下“致辞”:“在61年前的今天,岛上持续进行着壮烈战斗。每当想到在既没有粮食和饮水,也未对伤者给予及时治疗的地方战斗的人们的事迹,感到十分痛心。”在此基础上,又坦陈如下抱负:“这次奔赴海外之地,重新追悼在上次大战中所有失去生命的逝者,隐忍行走在遗族所走过的苦难之路上,以期祈祷世界和平。”(165) 也就是说,所谓“慰灵之旅”的对象不仅停留在日本人战殁者上,也对该地区所有战殁者予以追悼。

2009年适值明仁天皇即位20周年,在宫内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某位记者提出“作为象征是如何思考和摸索发挥应有状态”的问题,并特意提及“战后历经64年,四人当中有三人出生在战后,战争记忆日益淡薄”,请求天皇对此回答。天皇回应道:“我更为担心的是逐渐对过去的历史日趋淡忘的问题。昭和时代是在非常严峻的状况下开启的,昭和3年,也就是1928年在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典之前爆发了炸死张作霖事件,3年后发生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开始走上了步入上次大战的进程。昭和天皇通过巡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古战场,触及战场的悲惨情景,遂将和平之宝贵铭记于心,对于昭和天皇而言实在是情非所愿而不愿面对的历史,在此是可以体察的。昭和60余年来带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教训,只有充分熟知过去的历史事实,才会应对未来,这一点至关重要。”(166)

2015年6月3日,明仁天皇在接待菲律宾阿基诺总统访日的宫中晚餐会上发表致辞:“在上次大战中,日美之间炽烈的战斗在贵国国内展开,经过这次战斗,很多贵国国民丧失了生命。这一事件在令我们日本人深表痛心的同时,长久无法释怀。尤其是本年迎来战后70周年,谨向当时的牺牲者致以深切地追悼之意。”(167) 这一表态在同年8月15日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以更为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在这里回顾过去,对上次大战进行深刻反省的同时,痛切地期望战争的惨祸今后不再反复,与全国国民共同对散落战阵在战祸中倒毙的人们从内心表达追悼之意,祈求世界的和平与我国共同进步”。(168) 这一“讲话”中增加了前一年所没有的“对上次大战进行深刻反省”的词句,对过去的反省之意以更加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战后70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充分体现了明仁天皇反省历史的强烈意愿。(169)

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在电视讲话中指出:“我此前在履行天皇公务之际,一直认为应将祈祷国民安宁和幸福放在首位,同时在行事之际,我又切身地感受到,时刻站在人们身旁,倾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心情也十分重要。”(170) 其中强调的履行天皇公务至为重要的是“祈祷国民的安宁和幸福”以及“倾听人们的呼声”,虽然前者并未明确阐明,但明显是指宫中祭祀事宜,对于明仁天皇而言,后者通过详尽说明,旨在培养“经常与国民同在的觉悟”。所谓“国民与共”的表述是从皇太子时代即已开始有意识运用的表达方式,在退位讲话中也被反复提及,这一语汇恰恰是理解明仁天皇开展一系列公务活动的关键词之一。(171) 明仁天皇在电视讲话中声称:“作为传统的继承者,深感对此具有持续固守之责任,进而在日新月异的日本和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时时思索日本皇室如何促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焕发光彩,在勃勃生机的社会中回应人们的期待,一直奋斗至今日。”(172) 明仁天皇矢志不渝地构建的现代天皇的理想形态,乃是探索在“日本国宪法的象征”和“传统的继承者”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针对天皇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当中,究竟是固守传统还是革故鼎新的课题,日本各界人士对此有着不同解读和理解,甚至形成判若霄壤的认知。关键在于,所谓“传统”的内涵和外延其边界设定在何处,对此予以深入探讨耐人寻味。根据霍布斯鲍姆提出的“被创制的传统”理论分析,近代以来日本的神权天皇制乃是明治维新为因应民族国家建设而有意识地构建的国民统合装置。与明治宪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皇室典范》创设了“一世一元制”、禁止女帝、男系男子继承等。战后虽然依循《日本国宪法》,对《皇室典范》进行修正,但总体框架并未实现太大突破,基本呈现“萧规曹随”的局面,由此导致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视近代以来的这些成例和规矩即是传统,将之奉为圭臬而不容逾越。正因如此,在右翼保守势力看来,无论是认可女帝,还是“生前退位”,无疑是挑战“传统”的悖逆之举,故而对此横加指责和诟病。

显然,从时间边界来看,右翼保守势力所固守的“传统”源自明治维新,具体而言是体现在先后制定的两部《皇室典范》之中。然而,在明仁天皇看来,在天皇制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女帝的存在、“生前退位”和太上天皇皆是前近代天皇制中曾经演绎过的常态,并非离奇猎新的新鲜事物,这些才是理应固守的天皇制“传统”。由此可见,日本各界围绕天皇制传统的争论,其中的主要分歧点关涉传统的边界设定在何处的问题,究竟是前近代的天皇制运作机制更为“传统”,还是近代以来的天皇制才是真正的“传统”,由此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正如日本法制史学家井田良治所言:“被称之为日本传统性的法律和制度的事物,几乎并非都是传统。尤其是在审视围绕天皇制的国家制度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本来我们认为是很传统的东西,在历史上却是很怪异的事物。譬如,一世一元制、禁止女帝、日之丸、君之代和天皇这一称号本身等。”(173) 日本学者安丸良夫认为:“我们通常观念上所浮现出的有关天皇制的内情,实质上是以明治维新为界限而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产物。在古代传统的名义之下,构筑国民身份认同,从而实现国民统合的目标,乃是近代国家的重要特质之一。”(174)

三、　基于国际视角审视象征天皇制

象征天皇制的持续运作和不断发展,亟待引入国际视角予以审视和观察,只有将日本皇室与英国王室、瑞典王室及泰国王室等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明确定位日本皇室在世界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日本皇室从战后初期就十分注重开展“皇室外交”活动,其后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加强国际合作,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对有效地塑造日本的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声望发挥了不容估量的重要作用。

明仁天皇幼年所接受的教育深受美国教师瓦伊宁夫人的影响,这对其深入理解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培养了开阔的国际视野。战后初期,麦克阿瑟建议给12岁的皇太子明仁请一位美国教师来辅导他,昭和天皇完全同意,要求来的教师最好是一位“底蕴丰富而又成熟的美国女性”。麦克阿瑟对这一要求非常认可,他本人一直是妇女权利的大力推动者,认为很多日本男性是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女性却不是;这位王子有一位女老师肯定比一位男老师要好。美国教育委员会于1946年抵达日本帮助日本实施改进教育系统。麦克阿瑟趁机让该委员会主席乔治·D.斯托达德(George D. Stoddard)帮忙给皇太子物色教师。斯托达德选择了伊丽莎白·格雷·瓦伊宁(Elizabeth Gray Vining)夫人,儿童文学作家,曾在以绝对和平主义著称的基督教教友会服务团工作,出版过几本儿童读物。接到邀请后,瓦伊宁立刻来到日本,并在那里待了四年时间。(175) 皇太子在其后提及瓦伊宁夫人时表示:“非常切实地感受到美国人的良心”,“每当思考美国人的事情时,夫人的形象即会浮现在脑际,具有优秀的美国人代表所描绘出来的意义。”(176) 正如其后瓦伊宁夫人在所著图书的标题显示的那样,发挥了为皇太子打开“窗户”的作用,而且这一举措也与周边人士所期待达成的教育效果一致。

明仁从最初迎娶民间的美智子皇后,基于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开展皇室外交活动,展现出颇具魅力的亲善形象,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开放式皇室路线”和“亲民路线”彰显“大众性”和“世俗性”特征。这种国际化的路线和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潮流及大众社会的日趋成熟息息相关,也是天皇制在现代日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重新焕发生机的生动体现。明仁天皇注重兼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既保留了宫中祭祀、“内奏”等昭和天皇时代的传统,自身又寻求革新和突破,在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与大众媒体进行互动。日本皇室的现代化风格也受到了英国王室等国际王室亲民路线的影响。总体而言,“平成风格”主要表现为反思历史、珍视和平,贴近国民、崇尚人权,国际视野、敦行亲善,联袂主导、携手并进,不拘成例、革故鼎新。

明仁天皇即位之后,与昭和后期相比,有关皇室报道内容显著增加,原因在于,明仁天皇开展的活动与昭和天皇相比更趋活跃。昭和天皇形成惯例的地方访问仅仅是出席植树节和秋季的国民体育大会,即位后访问外国是1971年访欧和1975年访美。然而,明仁天皇除参加这些活动之外,将从皇太子时代即持续参加的全国海洋大会作为按照惯例出席的地方访问,进而还进行为数众多的对外国的访问,由此导致公务活动日益增多。尤其是1992年访问中国,曾招致自民党议员的反对,一度引发政局动荡。明仁天皇对于公务活动展现的积极进取姿态,使其成为政治明星。(177)

明仁天皇十分重视自卫队参加的海外维和行动,曾向国际和平协力队发表三次讲话,首次是2009年10月23日,接受派遣至戈兰高地和东帝汶的175名队员的拜谒,明仁天皇慰劳道:“在严酷的环境中执行任务,肯定会付出难以计数的辛劳。”(178) 其次是2011年10月18日,接受派遣至海地、尼泊尔、苏丹和东帝汶的124名队员的拜见,明仁天皇慰问道:“深知在伴随着危险的严峻环境中执行任务,不免会付出难以估量的辛劳。这一任务的顺利推行具有深刻意义。”(179) 最后是2013年接受派往戈兰高地、海地、南苏丹和东帝汶的168名队员的谒见,明仁天皇慰问说:“各位付出了各种辛苦”“顺利地完成任务值得庆幸”。(180)

总体而言,明仁天皇在处理与自卫队特定个人和上层官员保持联系方面持慎重态度,至于自卫队在灾害来临之际所开展的救援活动以及面向国际社会的合作活动则予以表扬,旨在达到提升和改善自卫队外在形象的效果,这一点是曾经担任过大元帅而受战争责任影响的昭和天皇所无法做到的。(181)

总之,有关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研究,积极引入比较视角、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的研究方法,将会有效地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议题的厚重性和学理性,充分兼顾宏观研究的开阔与实证研究的精微,推出一系列富有宏观性、实证性及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定会使象征天皇制的研究呈现别开生面的繁荣景象。

作者简介: 田庆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

“回家吧,回家”:华人性、宋尚节和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的戏剧传教(182)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

摘要:尽管东南亚华人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群体的观念早已被学者们抛弃,但基督教的传播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克服了华人在群体方言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时,皈依基督教也催生了保持华人身份和投身“西方”宗教之间的张力。在考虑宗教与种族间历史互动的同时,本文聚焦20世纪30年代的新加坡、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讨论当时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如何创造出一批皈依者,并在他们中间催生出一种新的华人意识。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传教士宋尚节(1901—1944)所采用的传道方法。宋尚节曾在美国学习,但后来对西方神学的幻想破灭。他在海外华人社群中展露非凡魅力的时代恰逢全球经济混乱和亚洲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宋尚节因为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据传能够治百病、驱除邪灵、预测未来而备受追捧。然而,本文的关注点在于他创新的布道风格和引人入胜的传教话语,这也为东南亚基督教势力在华人社群内进行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不过,尽管宋尚节的布道活动有助于弥合华人各方言群体间的隔阂,但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基督徒则对其布道方式更为谨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尚节的成功使华人群体民族和宗教间的差异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而这一问题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社会中仍然悬而未决且带有诸多不稳定性。 

关键词:宋尚节　福音布道　华人基督徒

引言

1950年,汉学家维克托·普赛尔(Victor Purcell)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东南亚华人在本质上是该地区的同一种人”。(183) 虽然这在一般意义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普赛尔自己也认识到方言、阶级、职业和通婚使得这一文化整体的内涵变得错综复杂。东南亚人自己也理解这些差异,17世纪的《柬埔寨法典》甚至将华人区分为闽南人、广东人、潮州人、海南人,而研究华人学者也意识到海外华人的多样起源以及文化适应和通婚带来的变化。(184)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说皈依基督教创造了一种与他们的同胞存在差异的华人“类型”,在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或所谓的“南洋”地区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毫无疑问,在“华人基督教信徒”这种宽泛的概念范畴内仍然存在诸多差异,即使是来自中国同一地区的人之间也有不同。传教士之间也反复争论传教应该用普通话还是用诸如闽南话等当地通用语。(185) 尽管这种差异持续存在,仍有证据表明,共同的信仰体系(即基督教)能够把身世不同的华人聚集在一起。

19世纪,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播面临着重重阻碍。对于华人来说,皈依基督教的吸引力在于皈依意味着与“现代性”进行联通,即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全球化世界,但在东南亚,皈依也与殖民势力扩张有关。许多华人看到祖先的祭坛受人指指点点,或是华人牧师穿着西服传教,对他们来说,皈依似乎也意味着一种文化排斥。下文希望借由探讨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牧师是如何克服海外华人的语言障碍进行传教,以及如何让华人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能坚守自身的文化根源。福音派华人传教士宋尚节(1901—1944)被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布道者之一,并且在近些年重新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186) 本文着重讨论宋尚节于1935年至1939年间在英属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人社区举行的复兴集会。本文认为,宋尚节的布道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创新的布道风格在不确定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与华人的关切产生了共鸣。他“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对许多西方传教士来说,这具有争议)给他的布道注入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成为吸引成千上万名信徒的关键因素。尽管宋尚节布道所含有的民族主义和“华人性”特征有助于弥合华人方言社群之间的隔阂,但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基督徒对此却较为谨慎。在穆斯林占多数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马来亚,宋尚节的成功使华人群体间的种族和宗教差异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而这一问题在现代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社会仍然悬而未决并带有诸多不稳定性。 

作为“教会剧场”的教堂及其对亚洲传教的影响

宋尚节戏剧性的传教风格被许多西方传教士视为“情感放荡”(emotional debauchery),(187) 这种有关宋尚节传教风格的辩论由来已久。16世纪抵达亚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来自天主教教团较为兴盛的环境,方济各会、多名我会和奥斯定会已经将布道发展成一种指导未受教育的农民的有效手段。(188) 最成功的传教士讲的是方言而非拉丁语,布道简短但极具戏剧张力,并通过借鉴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轶事和民间传说来传达基督教教义。许多人通过掌握修辞技巧、利用图像和宗教符号成为熟练的演员,将教堂转变为权威学者所认为的“教会剧场”。(189) 因此,可以理解,著名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1546年抵达马六甲后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学习马来语,以便他能够用他认为的地区通用语向当地社群传教。在西属菲律宾,不同天主教教团的修士也出于同样的动机孜孜不倦地学习当地语言。在菲律宾的传教士也经常使用插图或“道具”(如点燃一张纸来展示地狱之火)为布道增添色彩。(190) 然而,这种传教士和演员间存在的相似性引发了神学界的激烈辩论,耶稣会士更是强烈谴责任何将布道坛比作舞台的行为。(191) 因此,菲律宾的天主教传教士一直战战兢兢地努力避免使用将“剧场”带进教堂的方式来弥合世俗和神圣之间的鸿沟。(192)

新教徒在宗教改革中对待此类问题的态度则更为强硬,他们经常谴责天主教的“戏剧化”仪式,并且从16世纪中叶起对专业舞台上所谓的“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加直言不讳。(193) 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带到东南亚的加尔文主义基督教是一种强调“字对字”口头传道的传统产物。该传统认为,基于精心编撰的书面文本进行布道是最有效的传教方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弗朗索瓦·卡隆(François Caron,1600—1673)的布道文本用不甚通畅的马来语写成,在没有牧师讲解的情况下,听众时常不知所云。(194) 直到19世纪,卡隆的布道集仍然流传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布道坛上,尽管当时欧洲的许多神职人员更倾向于“即兴发挥”而非依赖预先写稿或背诵的方式布道。这种新颖的布道形式经常在户外举行,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是循道宗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他能在成千上万的听众面前进行“戏剧性的情感流露”,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心灵的宗教”。(195) 这种情感流露在同时代的乔治·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的布道中更为明显。如今,人们因怀特腓德在北美殖民地举办的复兴集会而缅怀他。怀特腓德有戏剧表演背景,他的戏剧技巧被广泛模仿,他对圣经情节的戏剧表演甚至让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等经验丰富的演员感到钦佩。(196)

尽管如此,这种布道虽然能有效吸引会众,但其带来的激昂情绪却一直受到主流教会的抨击。即使是像英国浸礼宗教徒查尔斯·司布真(C.H.Spurgeon,1834—1892)这样有天赋的布道者也可能因其“戏剧性”而受到批评——尽管在他和许多其他牧师出版的布道集中已努力淡化了其中的戏剧成分。(197) 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经形成了朗读或背诵书面文本的布道传统,并不注重讲道的独创性。针对爪哇基督徒萨德拉克(Kiay Sadrach)的众多批评之一就是他在布道中使用个人经验而非圣经文本。(198)

然而,即兴布道变得越来越流行,部分原因是工人阶级宗教信仰和参与礼拜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循道宗的兴起是福音复兴主义最好的例证。福音复兴主义注重集体唱诗以及“人类赞美诗”的引入,将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基督教劝谕编成容易哼唱的曲调。(199) 音乐、非传统布道、情感丰富的赞美和集体祈祷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威尔士复兴运动的一个特点。当时,即使是以布道闻名的牧师也允许“受圣灵感动”的人站起来讲话。(200) 然而,对传统教会正式礼拜仪式的最大挑战来自美国五旬节派的兴起。五旬节运动通常与1906年跨种族的洛杉矶阿苏萨街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但其深层根源可以追溯到群众参与度较高的基督教情感主义,这种基督教传教方式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最具吸引力。(201)

中国的基督教复兴与宋尚节的早年生活

美国复兴主义的影响日趋扩大,而中国国内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坚信,中国是一个巨大且正不断开放的传教目的地,在那里推动“圣灵的盛大迸发”(a mighty outpouring of the Spirit)可能会改变整个国家。(202) 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不断增强的福音主义与华人引领的基督教复兴运动相互交织。这场复兴运动席卷了中国的多个地区,出现了倪柝声(Watchman Nee Duo Sheng,1903—1972)等有影响力的中国传教士,以及如真耶稣教会这样的本地教会。(203)

与五旬节派有联系的西方人与这些发展密切相关,早在1909年,宋尚节成长的福建兴化就举行过五旬节式的集会。虽然宋尚节并不认同所有五旬节派的做法(例如,他对讲方言的态度模糊不清),但他在日记中指出,“我经常祈祷五旬节的圣灵也能在我主持的集会中显示巨大力量”(Sung 2008,6—7,450—451)。尽管西方主流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用“杂乱”“喧闹”“原始”等词语来批评中国的复兴集会,但许多中国非神职传教士却被推上了精神领袖的位置,同时规避了西方传教士的权威和教义。(204)

这些复兴运动是在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发生的,一些历史学家对其背景进行了研究。(205) 然而,笔者在本文中关注的是“表演性宗教”在20世纪早期福音主义中不断增强的作用,因为它影响到那些自己没有经历过中国“本土”基督教的海外华人社群。笔者认为,宋尚节的运动成功将太平洋两岸的影响融合进了一种独特的布道风格中,他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以强有力的口头语言回应海外华人的特殊关切。不过,笔者也认为,这种影响在新加坡、英属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最为明显,那里的“华人”意识很高,且独立的华人教会相对来说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较小。

宋尚节出生在福建,他的父亲是一位循道宗牧师。宋尚节称,他从小就开始讲道,讲道不依赖书面的小册子,而是靠自己的“记忆力和胆识”(memory and boldness)。后来他所谓的“演说家技能”成为他公开演说的特色。(206) 通过传教士的帮助,宋尚节于1921年获得奖学金,赴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学习神学,但后来转向化学,并于1923年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的身份毕业。随后,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并担任国际生协会主席。国际生协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种族隔阂,这表明宋尚节与非裔美国人进行了一些互动。(207) 在此期间,宋尚节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提高,他也因此参与了非神职人员的布道(他经常和讲其他方言的华人说英语),并且发挥了歌手和音乐家的才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终止学术生涯,报考纽约协和神学院。在协和神学院,宋尚节对圣经自由解读的幻想破灭,这也导致他心理崩溃,但在住院几个月后,他经历了一次“精神重生”。1927年,宋尚节回到中国,他确认了自己的基督教保守派信仰,并开启了音乐家福音布道者巡回传教这一全新的职业生涯。(208)

宋尚节在美国度过的七年时间中,富有领导者魅力的福音主义发展得尤其迅猛。比利·桑戴(Billy Sunday,1862—1935)和加拿大出生的麦艾梅(Aimee Semple McPherson,1890—1944)等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建立了新的以戏剧对基督教教义进行呈现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不再用布道坛作为舞台。桑戴曾经是一位职业棒球运动员,他以福音布道者的身份崭露头角,他充满活力且富有戏剧性的布道灵感还来源于他作为国家棒球运动员所经历的奇闻轶事。他的名声远扬中国,据说一个年轻人仅仅因为阅读一份有关桑戴的报道就皈依了基督教。(209) 和两百年前的怀特腓德一样,麦艾梅原本计划从事演艺事业,但在皈依后,她决定去中国当传教士。丈夫在香港逝世后,她回到美国,成为一位全国知名的布道者。麦艾梅颇具戏剧天赋并擅长使用灯光、声音、服装和道具等舞台元素,这些重要的因素也使其成为了“复兴主义的首席女布道者”。(210)

虽然这些影响在宋尚节的布道中得到明显体现,但他在日记中记录的却并不是成人世界,而是他对一个年轻女子于尔丁·尤特莉(Uldine Utley)的具体印象。尤特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众多女传教士中最有名的一位。尤特莉的儿时梦想是成为好莱坞演员,她本人曾加入戏剧俱乐部,但在她9岁皈依之后,她以舌灿莲花、效果明显的公众祈祷以及她对救赎、神圣疗愈和圣灵洗礼的重视而闻名。(211) 虽然尤特莉有时被称为“女孩版比利·桑戴”,但除了重视音乐之外,她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人想起桑戴的阳刚活力或麦艾梅集会中的剧场气氛。尽管尤特莉被视为纯真无邪的化身,她展示给大众的布道本质上也是一场舞台表演。尤特莉总是身着白衣,并用花(通常是一株玫瑰)作为视觉装饰,当成书签插在白色的羊皮纸圣经里。为了保持这种形象,她把自己比作“沙仑的玫瑰”,把她的祈祷和布道比作“花瓣”。(212) 尤特莉“甜美和善的福音”及其将唱诗和赞美诗集作为复兴策略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崩溃之前精神脆弱的宋尚节。宋尚节曾四度回访尤特莉的讲道,形容她是“精神深度、活力和力量的集大成者”。(213)

综合考量到宋尚节的音乐技能、他在学生时代与非裔美国人的联系,以及他在大学福音布道团的成员身份之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黑人福音音乐也在这一时期兴起,并在1930年全美浸礼会联会上得到了公众认可。(214) 宋尚节回到中国后加入了“伯特利布道团”,表演“欢快、朗朗上口的和声”等形式的宗教音乐,复兴集会对此类音乐的需求很大。一位传教士甚至把他在集会上的这些曲调比作“黑人灵歌”。(215) 到1935年布道团解散时,他已经到访过133个城市,行程超过五万英里。可以说,宋尚节是这股“福音派龙卷风”当中最受欢迎的成员,他的声誉基础不只是他的口才和音乐技能,更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他拥有非凡的疗愈能力。(216)

尽管宋尚节会愤怒地否认任何将其布道称作戏剧的说辞,(217) 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新的“角色”。在美国学习生活期间,由于宋尚节“重生” 为基督徒的经历,他意识到自己和施洗者约翰之间具有相似之处,开始使用“John”这个新名字。在布道中,他经常把自己和早期“主的先行者”做比较,提醒听众他的着装也同样朴素,他那白色的中国长袍与大多数中国牧师穿的西服形成了鲜明对比。宋尚节说,像施洗者约翰一样,他吃饭是为了生存而非享乐(比如他从不吃冰淇淋)。另外,他也不畏后果地布道。宋尚节激怒了很多西方传教士——他说这些传教士统治着中国教会,牢牢掌控了对圣经的解释权,并把他们称作“假先知”。(218)

尽管宋尚节和他的许多崇拜者都不会接受将其布道比作表演,但很难否认的是,正是因为他精彩的表演,他主持的集会才充满感情、极富影响力。这种看法很有说服力,因为许多专门从事布道的人都认为“布道和戏剧有很多共同点”。有些人认为传教士应当通过“表演”使文本复活,显然,宋尚节在许多方面所采用的技巧得到了这些人的认可。(219) 他戏剧化的布道风格在集体祈祷中融入了互动的音乐和唱诗,同时运用华人熟悉的隐喻和引文,把圣经段落表达得更能够与信众产生共鸣。结合讽刺的批评、轻快的幽默、痛苦的祈祷、生动的表演、活泼的赞美诗、号召大家为了救赎而献身,以及戏剧性的神奇疗愈,宋尚节的复兴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同时,他通过学者所谓的“粗暴”和“粗鲁”的方式控诉显赫人物“有罪”,进而公开羞辱他们,这实际上与当代美国电视和广播中流行的真人秀极为相似。人们不禁猜测,这种与中国基督教传统相对立的抗争方式是否仅仅因为其震撼的效果才吸引了观众。(220)

正如人们所料,宋尚节遭到了大量西方和中国主流神职人员的批评,他们认为宋尚节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原教旨主义,过分关注罪恶、注重个性并且利用感情——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堕落”的基督教。(221) 一位反对宋尚节的观察家说,宋尚节是一位“宗教狂热者”:

他挥舞双臂,跺脚,像江湖郎中一样尖叫。他不等翻译讲完就开始说另一句话……他说得越久就越兴奋,来回踱步,向天堂呼喊——哦,上帝——这让他口吐白沫,汗水从身上滴落下来……他采用避世哲学和消极的生活方式作为麻醉。(222)

尽管如此,到了1932年,游历了中国的十八个省份的宋尚节已从一名年轻的乡村传教士转变成为一位“全国性的福音布道者”。他的福音集会变成了一个集精神互动、集体参与和简单娱乐于一身的场合,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习俗有许多相似之处。(223) 宋尚节在中国获得的声望也是理解他在东南亚“史诗般的传教之旅”的必要背景。(224)

宋尚节在东南亚

宋尚节早期的日记提到了他在南洋的一个“亲戚”,也提到了他曾收到教师职位邀请,(225) 但是他到访南洋之所以能成行是因为中国南方与南洋基督徒之间有密切联系。据估计,1930年至1931年南洋华人人口约为400万。(226) 个人社交圈、中国教师到华文学校任教,以及福建和广东“福佑者”的赞誉意味着宋尚节的名字已经广为人知。(227) 尽管宋尚节于1935年5月首次到访马尼拉的成效甚微,但几个月后,他在新加坡、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度过的两个月时间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在新加坡和英属马来亚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1880年至1930年间,大批劳工涌入马来亚,形成了大量中国出生、说中文的华人群体。然而,大萧条导致移民限制,许多劳工遭到驱逐,留在当地的穷苦华人移民做好了加入互助群体的准备。已有的华人教会也因参会人数萎缩、收入下降、华语牧师缺乏而陷入困境。例如,新加坡裕廊的闽南教会门可罗雀,每月只举行一次礼拜。(228) 因此,宋尚节的到来恰逢其时,他第一次到访南洋的听众人数和响应献身召唤的人数都证明了这一点。宋尚节显然因此倍受鼓舞,进一步推进了复兴运动,分别于1936年9月至12月、1938年9月至1939年3月和1939年5月至1940年1月到访越南、暹罗和缅甸。成百上千人参加了他的祷告会,参与者几乎都是海外华人,皈依或“重生”的信众不可胜数。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海外华人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促成的,这些问题使他们特别愿意接受拯救和救赎。除了大萧条的经济影响和当地民族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华人社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政治动荡所造成的影响。经济问题以外,儒学复兴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同时发生,关于什么是“华人性”以及华人基督徒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传统习俗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辩论。(229) 在另一个层面上,人们把宋尚节看作是一位极富魅力且得到圣灵认可的疗愈者,佐证的例子可以在宋尚节的日记,(230) 及当地报纸对其行程的关注中得到体现。例如,《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列举了“博士、先知、传教士、奇迹创造者和循道宗信仰拥护者宋尚节治愈的一小部分病例”。(231) 然而,本文关注的是基督教教义的展现方式,认为该方式特别适合宋尚节希望影响的华人为主的信众。他通过“表演”来传递信息的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他自己的母语是兴化方言,大多数听众都听不懂,并且很少有人能听懂他在布道中使用的普通话和偶尔出现的英语。因此,他依赖翻译把自己的布道内容用闽南话、粤语、潮州话甚至偶尔使用的马来语传递给观众。比如,巴达维亚王子大道(Prinsenlaan)的一些教会也采用这种方式,该地的信众主要是说马来语的土生华人或混血华人。(232)

一些荷兰传教士对宋尚节的传教效果感到惊讶,并且将宋尚节的传教活动与威尔士大复兴进行比较。(233) 对宋尚节传教的戏剧化效果最直截了当、甚至有点粗俗的描述来自新加坡合众通讯社(United Press agency)。1937年1月26日,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写着“佛教徒在‘比利·桑戴’的咒语下到达复兴集会地(皈依基督教)(234) ”。该文章形容“年轻的中国福音布道者宋尚节博士”是一位“狂热的福音宣传者”,称数以百计的新加坡佛教徒已经采用“比利·桑德和麦艾梅的混合方式”皈依基督教。报道还称,宋尚节博士在布道中“能够模仿中国演员的任何声音,扮演任何角色。布道时他随时可能出人意料地唱起歌来”。(235)

报道中有两点很关键。首先是对音乐和唱诗的强调,这对吸引观众参与非常重要。虽然宋尚节总是把布道视为集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保罗和西拉曾在监狱唱诗,他也认为圣经将音乐神圣化了。(236) 宋尚节经常提到他对约翰·卫斯理的钦佩,卫斯理非常有效地运用了音乐和赞美诗,(237) 而当代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音乐是如何融入到宋尚节集会中的。在宋尚节布道之前会准备钢琴,发放合唱谱,以便在场的人可以在布道前练习几遍,熟悉曲子、记熟歌词。这些简单的歌曲通常是宋尚节自己创作的,歌词可以以不同的中国方言同时演唱。值得注意的是,宋尚节在爪哇最受欢迎的一首曲子不是用中文创作的,而是土生华人使用的马来语:Pulanglah, pulanglah/Jangan terlanjar/Tuhan sudah buka tangan/Harap kau pulang(“回家吧,回家吧!不要一直离家远行!上帝的双臂为你张开,渴望你的归来”)。(238) 最能体现“华人性”的或许不仅仅是使用最常见的(彼此都无法理解的)移民方言,而是作为“我们国语”的普通话。这种方式鼓励从未到过中国的华人去思考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国家正在发生的统一变化。(239)

为宋尚节的集会注入巨大活力的音乐与逐行讨论的圣经选读紧密结合(例如,启示录21关于新天新地的部分)。但这些解读远非一场讲座,因为参与互动是宋尚节能一直吸引观众的关键。爪哇的一篇报道复述了合众通讯社的评论,指出每过五分钟左右,宋尚节就会带领参会者们进行另一次“Pulanglah”——“回家”的表演。(240) 这种合唱的魅力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宋尚节年轻时作为“漂泊者”“独自漂洋过海”的经历,他意识到“家”在海外华人思想中的力量。宋尚节在唱诗中融入这一意象,经常在布道开始时谈论回到一个与天堂等同的“家”,对许多移民华人来说,这种讲述也唤起了他们对祖先出生地的想象。(241)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宋尚节在他最受欢迎的一篇布道词中探讨了浪子回头的寓言,其中描绘的场景常常让移民观众潸然泪下。

合众通讯社报道的第二个关注点是宋尚节的演技,这让美国观察家想到比利·桑戴和麦艾梅的戏剧表演,而这些技巧能够确保当地听众“从不感到枯燥”。尽管宋尚节在布道前会做大量笔记,但在布道时却很少用到这些笔记。宋尚节没有采用“枯燥乏味的、基于抽象真理的说教式布道,而是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传达教义……他最擅长的是传记和寓言布道”。(242) 保持听众注意力的关键是在其中有效地穿插喜剧。例如,他通过模仿嘴里叼着香烟的花花公子、穿着高跟鞋卖弄风情的女孩、发福的商人、电影院的观众、受人尊敬的教徒和宗教伪君子等角色来演绎“迷失的羊”。宋尚节的传记作者写道:“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243) 然而,宋尚节可以很迅速地切换到严肃的布道中,他讲述基督之死的故事时流泪痛哭,并提醒在场的人耶稣为什么遭遇种种磨难。“宋尚节博士的布道……关注耶稣受难的每个瞬间,我们听到锤子敲击的声音,仿佛看见钉子钉进了十字架”。(244) 在西贡,宋尚节深陷自己演绎的“福音故事”(很可能是基督被捕的故事)无法自拔,甚至往翻译的脸上吐口水。(245)

宋尚节的叙事也因其漫画能力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于那些不懂普通话或方言翻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教学辅助”。例如,传教士科尼莉亚·巴贝(Cornelia Baarbé)于1939年在印尼泗水极为生动地讲述了宋尚节对迷失的羊这一寓言的演绎,描述了宋尚节是如何用 “寥寥数笔” 在黑板上画插图,“起初,我们看见罪人围绕在主的身边,还有发牢骚的法利赛人,然后牧羊人戴着一顶大帽拿着牧杖来了……最后,那只自负的小动物跟随着主的指引……”(246) 在其他场合,黑板绘图只是用来强调某一点布道内容。“他用漫画的形式展现我们的萎靡的精神,他用粉笔画了一个大脑袋代表我们的自负,一个大肚子代表我们的懒惰,小小的手和脚代表我们的无能”。(247)

现代传教士对于使用“道具”抱有矛盾的心态,因为道具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最训练有素的表演者除外,其他人都面临很高的风险”。(248) 但在这方面,宋尚节却是一位大师。为了演绎也许是他最为著名的布道情节“打开棺材”,宋尚节从观众中挑出一个人抬小棺材。棺材装着的石头代表了罪恶及罪恶将导致的精神死亡。每承认一项罪过,必加一块石头,直到那背负棺材的人再也无法承受。但是,当他一块一块移走这些石头后,这些“徒劳的工作”将会打开“我们心灵的棺材”。这种反复出现的表演无疑带来了强烈的感情冲击,“几百人哭泣着忏悔他们的罪行,仿佛审判日降临”。(249) 另一个例子是宋尚节演绎的“重生”,他的表演“道具”是一件旧袍子,上面写着不同的罪名。在布道过程中,宋尚节会扔掉“十字架上”的旧袍子,换上“新的义袍”。(250) 为了说明那些“重生”的人所经历的转变,宋尚节可能会拿一个没有电池的手电筒,往电池里塞满标记着罪恶的纸片。然后再移除“罪恶”,插入电池,让手电筒发光。宋尚节还会向煤炉扇风以引爆飞向各处的火花(圣灵的影响),或让煤炭复燃,象征着行将逝去的灵魂复活。(251)

毫无疑问,宋尚节的四次东南亚之行给海外华人,尤其是新加坡、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许多人“皈依”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相当一部分非华人与会者都是被宋尚节作为疗愈者的名声所吸引,甚至只是出于好奇。然而,在他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抄写的布道和唱诗集会继续在当地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非神职传教士提供了“文稿”)。同时,人们也通过出售照片保留了对这位魅力名人的记忆。(252) 对于许多人来说,由于无法很好地理解宋尚节的口头布道,仅仅拥有宋尚节的布道集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文稿为宋尚节创建的福音布道团提供了布道材料,其中有许多甚至安然躲过战争年代的创伤。(253) 然而,书面文字不太可能传达出宋尚节在福音集会上的情绪、氛围和魅力。美国牧师肯德尔(R.T. Kendall)的评论很准确地捕捉了和宋尚节布道相关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的区别。肯德尔曾和一位受宋尚节影响的基督教皈依者进行交谈,此人仍然记得这些布道的非凡影响,但在肯德尔看来,宋尚节文字版的布道 “对人完全没有实质性触动”。(254) 同样,把宋尚节的布道翻译成越南语的法国译者评论说,这些布道“过于简单”。(255) 然而,人们却不能质疑宋尚节口头布道的有效性。《新加坡自由西报》指出,“宋尚节博士是一位具有罕见力量的传教士。他被描述为上帝的先知、像施洗约翰一样号召信众忏悔的人、通过布道反对社会之恶从而改变了整个城市的东方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以及用华人都能理解的语言翻译福音的中国版约翰·卫斯理”。(256)

历史学家在比较口头和书面文字时面临着一个重要难题,即在缺乏现代技术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现宋尚节口头布道的强烈感染力,也无法重现口头布道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在东南亚研究中,我们也缺乏可借鉴的模型,因为即使情绪是决定公众对一系列问题反映的推动力,我们几乎从没考虑过情绪的历史。那些(如笔者本人)通过争议颇多的翻译材料去了解宋尚节的研究者面临更多的障碍,因为对布道的原始记录和日记原文严密的语言学分析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推定宋尚节传达福音布道特定细节所使用的中文词。由于缺乏这些材料,我们只能借由《新加坡自由西报》的一篇报道来理解宋尚节到访所引发的巨大反响:

成千上万的华人基督徒在周五和周六晚上(1935年10月25日至26日)向中国最伟大的福音传道者之一宋尚节博士告别,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非凡的告别之一。宋尚节博士于周六登上“科孚号” (Corfu)轮船回国时,约700名华人在码头上哭泣,各年龄层的华人举着印有十字架的横幅在街上游行。宋尚节博士在新加坡唐人街作布道告别……一大群人在露天场地聆听了宋尚节博士从扩音器中传来的演讲。大约1300名信众参与了室内告别会,现场座无虚席(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935b,6)。

东南亚截然相反的反应

宋尚节在新加坡获得的赞誉证明了他不容置疑的影响力。然而,这些赞誉也引出了这样的问题:将“文字”转换成视听表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东南亚的华人基督徒获得更大的独立并脱离西方传教士的控制。(257) 如果对东南亚进行更为全面的审视可知,有时华人基督徒对宋尚节的神学和布道风格持矛盾的态度,在西方传教士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地区更是如此。宋尚节显然对以罗马天主教和主流新教为主的菲律宾感到失望,越南河内对他的传教活动反应也很“冷淡”。(258) 他在暹罗遇到的反对尤其明显,他在1938—1939年间从北到南“跨越了整个王国”。起初,一个教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以禁止宋尚节传教,他的来访据说在泰国基督徒中引起了“严重的争议”。事实上,宋尚节“比利·桑戴”式的传教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广泛接受,但却遭到了外国传教士和泰国人的批评。宋尚节这种传教方式造就了当地“紧张的氛围”,这表明了泰国教会间存在固有的分歧。一位知名传教士甚至将宋尚节的追随者描述为“精神错乱的基督徒”,并将宋尚节的方法与魔鬼进行比较,呼吁彻底根除它们。尽管支持宋尚节访问的赞助者是一位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且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泰国华裔牧师,但宋尚节得出的结论是,“(暹罗)教会由外国人控制,华人不自立也不自强”。(259) 孙胜浩(Seung Ho Son)对宋尚节在暹罗的传教运动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激烈的争执和传教士的抵抗让人不安地看到当地基督徒(尤其是华裔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布道方式之间的差异。不过,应当补充的是,宋尚节自己的态度亦无益于改善这种局面。对他而言,他进行布道的任务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在泰国国王诞辰日当天也雷打不动。但要知道,国王诞辰日在暹罗不仅是一个全国性的节庆,而且也是表达对君主尊重的日子。(260) 可以想象,暹罗的华人社区受到宋尚节的影响最大。尽管有报道称宋尚节奇迹般地治愈了教众,使得成百上千人皈依,但泰国基督徒和他们的美国长老会教士一样,经常被一种与宗教环境中格格不入的非传统布道方式所困扰。例如,他们不确定牧师在布道中亲自驱逐走神的人是否合适。(261)

甚至在宋尚节获得偶像地位的新加坡,基督教出版物也指出当地使用中文方言的教堂和受西方影响更为明显的教会之间存在分歧。《马来西亚预言》(Malaysia Message)是循道宗的英文刊物,最初是支持宋尚节的,但从1936年起,编委会明显对宋尚节情绪化和充满信仰治愈的复兴运动,以及他利用集会筹款的行为产生了担心。相比之下,中文刊物《南钟》则一如既往地热情报道宋尚节的传教,并且从未质疑宋尚节独特的布道风格。(262) 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马来亚的情况类似,宋尚节在暹罗和中国遇到的敌意以及声称他的运动造成不和的说法在两地较为罕见。他在这些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得到了较为积极的反应,可能是因为西方传教士通常更关注本土基督教会,华人教会的领导权基本上交由华人自己掌握。(263) 如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基督徒已经在组织他们自己的集会,以此避免翻译问题并照顾英语水平有限的信众。(264) 譬如,新加坡直落亚逸华人聚居区的循道宗华人教会为宋尚节提供了开放的通道,“新加坡华人教会”以及巴达维亚特别成立的华人委员会都对宋尚节进行了特别的邀请。(265) 常驻当地的英国传教士认为没有必要举行福音传道者集会,但砂拉越华人教会领袖无视了他们的意见并邀请宋尚节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他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复兴运动带来了较为长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宋尚节的布道新颖有效,人们记住了他,“当他讲述浪子回头的寓言时,他感动了观众,使他们感受到了后悔和悲伤……而他讲耶稣受难和流血的故事时,他唤起了观众对耶稣苦难的深切同情”。(266)

宋尚节受到华人基督徒的普遍欢迎,现存来自新加坡、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记录也表明,殖民当局并未视宋尚节为威胁,不过宋尚节到巴达维亚的签证申请还是被推迟6个月。宋尚节在这些地方评论西方影响时显然比在中国时更为谨慎,当地对他的新闻报道也普遍正面。例如,《海峡时报》和《新加坡自由西报》称他为“中国最伟大的福音传道者之一”“中国的约翰·卫斯理”,并刊印了华人“热烈欢送”宋尚节的照片。(267) 荷兰语报纸也同样认为他的集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记者报道称很多人蜂拥而至听他布道。华人教会与欧洲人或面向欧洲人的教会也进一步探索了合作的可能性,认为教会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应对穆斯林的扩张。例如,巴达维亚王子大道(Prinsenlaan)的华人教堂空间太小,无法容纳预计参会的人群,因此将布道地点改到了更大的、通常用马来语进行布道的葡萄牙教堂。(268) 安汶(印度尼西亚东部)一位新教牧师筹措了必要的资金,建造了一个礼拜用的大棚子,并把钢琴、黑板和椅子借给宋尚节进行布道。(269)

荷兰人和美国人于20世纪20年代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建立五旬节教会(Pinkster Gemeente)。此后,该教会不断发展,为当地人接受宋尚节的献身召唤、信仰疗愈、祈祷和情感化的布道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宋尚节首次到访爪哇正是由泗水五旬节派社群邀请的。在安汶的一对美国五旬节派传教士夫妇则表示,他们已经祈祷了大约6个月,希望上帝将“著名的中国传道士宋尚节博士” 派遣到当地。(270) 但安汶是荷兰归正会的阵营所在地之一,教堂礼拜遵循严格的形式,不提倡任何形式的偏离。宋尚节的到来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更简单,宋尚节本人也表示,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其他地区相比,他在安汶面临的困难最多。一位当地牧师警告说,如果布道令人反感,他将禁止宋尚节的信众参加复兴集会;宋尚节甚至还收到了恐吓信。在这种情况下,五旬节派内部人际网络的价值便凸显了出来。五旬节派的传教士们建议不要使用安汶最大的新教教堂作为宋尚节集会的场所,他们指出,这座“巨大的建筑”将“震慑穷苦的民众,尤其是中国出生的华人,他们会被吓得不敢参加教会。”但即使是在如此缺乏同情的环境中,宋尚节也从未失去充分进行戏剧性布道的能力。到达安汶三天后,目力所及的精神冷漠激怒了他,于是在晚上的礼拜中,他突然坐下并怒斥道:“你们都是铁石心肠!你们根本没听进去我的布道!”宋尚节向集会者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听众们更加用心地听他布道,要么他就去望加锡。此举的效果立竿见影,用一位亲历者的话来说,“当时一大批听众就好像原地复活了一样。”一周后,在宋尚节主持的最后一场集会上,信众已经增长至大约4000人。(271)

结论

1935年至1939年间,宋尚节在东南亚进行了近两年的传教活动,主战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虽然本文主要关注华人基督徒,但必须强调的是,宋尚节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华人群体。尽管“全爪哇信耶稣”的宏伟目标没有实现,(272) 但现存的照片显示,非华裔基督徒和欧亚混血人士(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处于主流教会的边缘)也蜂拥而至聆听宋尚节的布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欧洲人也同样受到吸引,科尼莉亚·巴贝(Cornelia Baarbé)便是一例。她曾在爪哇的华人群体中工作,尽管她最初对宋尚节持怀疑态度,(273) 但她后来还是成为了宋尚节的崇拜者。在仰光,“许多印度人站在宋尚节布道的大堂外,当我们开始唱《回家》时,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274) 这一广泛的影响力使得人们对宋尚节的布道集需求大增,早在1936年,宋尚节的个人见闻就在新加坡被译为英语传播。

历史背景对评价宋尚节的持久影响力尤其关键。在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中,宋尚节常常被简单地描述为20世纪初动荡岁月中出现的几位富有魅力的传教士之一。然而,在东南亚,宋尚节却独树一帜,在许多人受到当地民族主义、移民限制和种族歧视困扰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位与海外华人群体进行直接接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尚节坚定而明确的作为中国人自我认同彰显了一种强大的信心——他的衣着是中国风,出版物是中文,并且他基本上总是从华人的视角出发且关注华人的利益。例如,当被问及他对同代人甘地的看法时,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中国不需要甘地,孔子的教义要适合得多。”然而,在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需要维护其独立的基督教身份时,宋尚节又是一位公开的基督徒。宋尚节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通过表演、音乐和演绎圣经教义充分调动了参与者的情绪,证明华人基督徒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掌控自己的命运和信仰。这便不难解释为什么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Lyall)将宋尚节描述为一位华人福音布道者,而非一位跨文化使者。赖恩融认为“只要是有华人基督徒的地方”,宋尚节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纪念。(275) 但在进一步强化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宋尚节的复兴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种族差异,巩固了华人作为一个单独的非本地群体的观念。此外,尽管宋尚节为基督教在海外华人中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基督教化的进程却使得基督教华人和非基督教华人之间的阶级分化日益扩大。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中,宗教差异对当地社会实现民族共存有着重要的影响,宋尚节的福音传教也因此值得人们特别关注。

作者简介: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Barbara Watson Andaya),世界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现任夏威夷大学教授,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主席。

光明的未来,迫近的危险——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与大规模暴力(276)

亨克·舒尔特·诺德霍尔特

摘要:新民族国家出现后,东南亚的政治曾一度呈现出较为乐观的局面。但在冷战的冲击下,当地成为了大规模暴力的温床,脆弱的民主政体被威权统治所取代。根据估计,约有700万人因此丧命,民主化进程也由此推迟至20世纪末。

关键词:新民族国家　冷战　大规模政治暴力　恩庇主义　威权统治的崛起

如果我们仅仅只关注二战后与东南亚新民族国家建立相关的政治事件,就可能忽略去殖民化过程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旧国家(state)和新国族(nation)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以及这些新国族呈现出的乐观精神与二战后所爆发的大规模暴力行径之间的反差。冷战使得东南亚变成了“火药桶”,这篇文章意在冷战背景下探讨上述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冷战对该地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去理解政治的发展。这对了解该区域内不同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经历了相似的危机和空前的暴力,以及其政权如何共同走向威权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紧张局势与局部冲突的相互作用助长了二战后的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暴力。就这个话题,我想对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提出异议。他最近出版的《东南亚史:关键的十字路口》(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Critical Crossroads)(2015年)一书十分具有洞见力,读后令人回味。然而,他在书中表示,国家层面的驱动力决定了这一时期东南亚的政治进程。尽管瑞德或多或少提及了冷战(277) ,但大多只是一笔带过,淡化了冷战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他写道,“美国在政治动态中的角色是边缘的,通常只要军方掌权,美方就只是采取默许的态度,答应不会撤走援助”。(278) 我十分惊讶本书甚至没有提到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在探讨越南的时候,瑞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接跳到了1975年(279) ,根本没有提到大量美国军队的参与及大规模炸弹袭击,这一切远不只是“默许”那么简单。

一、 去殖民化

东南亚政治的去殖民进程遵循了不同的轨迹,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而且历时较长。1946年,与美国谈判结束后,菲律宾成为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7年,与英国谈判后,缅甸共和国成为了第二个独立的共和国;1945年,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民族主义者分别宣布两国独立。然而,两国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直到1949年和1954年,荷兰与法国才分别正式向两国移交了主权。柬埔寨和老挝王国与法国在1954年完成独立谈判。而马来亚这个由苏丹代表掌权的混合联邦共和国与英国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于1957年才完成独立。1963年,同样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谈判,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马来亚也更名为马来西亚联邦。之后,新加坡与马来精英阶层就统治地位归属发生冲突,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这时,只有石油资源丰富的文莱和贫穷的东帝汶仍是殖民地,分别受到英国和葡萄牙的松散的殖民管制。1984年,英国给予专制的文莱苏丹完全主权。葡萄牙人既是首个入侵东南亚的欧洲国家(1511年征服马六甲),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东南亚的殖民国家。不过,由于遭到了印度尼西亚的侵占,东帝汶并没有在1975年葡萄牙离开时取得独立。该地区陷入了动荡,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印尼人终于在1999年同意撤出。东帝汶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建立起临时政府,于2002年获得独立。

泰国是东南亚唯一一个从未被西方殖民的国家。尽管在法国和英国的压力下,泰国在领土、经济和政治方面做出了种种让步,但还是成功保留了正式的主权。1946年,泰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后,正式加入了 “民族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

东南亚这些新民族国家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继承了20世纪初划定的殖民边界。1947年,当南亚正经历着血腥的领土分割时,东南亚的新兴国家的版图基本上被框定在了在前殖民国家边界内。(280) 在这些边界内,仍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和宗教多样性。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马来西亚联邦,大一统不过是前殖民国家建构出来的表象。相比之下,在东南亚的大陆地区,政治统一的基础则是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族群(缅族人、泰族人、高棉人、老挝人和越南人)以及漫长的王朝国家形成过程。因此,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融合与同质化是渐进演变的。(281) 日本的入侵、革命活动和冷战的暴力影响在该地区创造了又一个共性,这一共性教育了政治参与者,使他们相信矛盾最终可以通过暴力手段解决,同时将暴力吸纳成为东南亚政治体系的一部分。

二、 新国族与旧国家

日本对东南亚颠覆性的占领结束了殖民时代,并将空前的战火引入这一地区。此后,这里的新兴民族国家成为展示现代性的载体。它们面向未来,注定迎来变革、发展和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民族精英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新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其特点是具有显著的开放性。摆脱了旧殖民政权的束缚,精英们渐渐拓宽视野,新思想也通过报纸、广播、音乐和戏剧传入,在城市建筑、社会服饰和语言中得到体现。(282) 1953年的巴厘岛,一个美国电影摄制组的经历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新风貌。当他们询问哪里是拍摄正宗传统文化的最佳地点时,巴厘岛人回答道:“你们为什么不拍摄我们新建的邮局、医院和学校呢?”(283)

东南亚各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国家都被看作是变革的主要驱动力(284) 。在东南亚,国家是推动民族建设进程、普及教育和传播民族语言、书写新的民族历史、创造新的团结象征的主要机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Sukarno)、缅甸的总理乌努(U Nu)、柬埔寨的国王西哈努克(Sihanouk)、越南的主席胡志明(Ho Chi Min)、马来亚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和菲律宾的总统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均是极具领袖气质的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乐观主义,他们向人民承诺会取得进步,并动员前殖民地民众转变身份,成为新民族国家的积极参与者。

　　这些领导人所继承的殖民地政府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央集权式政权,殖民者不信任土著居民,转而与当地精英和受教育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盟。中央集权政权关心的是开采资源和动员廉价劳动力,兴建基础设施的首要考量是为了支持殖民地经济发展;相比之下,他们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都很少。他们让从事贸易的极少数外国人享有经济特权,旨在限制本土中产阶级的崛起。因此,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往往面临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1)把从殖民镇压机器那里继承下来的旧殖民地政权转变为激发民众参与的机构;(2)把旧殖民地经济从剥削压榨模式转变为推动发展模式;(3)把种族和宗教分裂的殖民地社会统一起来。

大批中高层官僚是在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在殖民社会中交际生活的,因此他们在新民族国家中还继续秉持着旧的殖民态度,构成了新民族国家保守的中坚力量。此外,新民族国家的军队也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由于西方大国之间达成了坚定的共识,殖民地边界从未受到争议,殖民地军队主要扮演警察的角色,保护国家内部安全,防范潜在的反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等。特别是在缅甸、印度尼西亚及越南等地区,新兴国家的军队为争取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声称自己是国家统一的守护者。独立后,他们镇压各类对政权不忠的行为,并以此为国家利益继续效力(285) 。

印尼《青年报》1954年11月11日的漫画

　

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重创东南亚经济,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日本占领东南亚,革命和政权更迭相继发生。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石油设施遭到破坏,马尼拉和新加坡等城市几乎成为废墟,昔日殖民地的出口经济陷入瘫痪。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1950—1953)的刺激下,东南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增长,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也没有任何经济创新。有些国家试图通过进口替代来推进国家工业化政策,通过高关税壁垒阻止廉价进口从而刺激某些商品的国内生产。该方法在菲律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在印度尼西亚却以失败告终。印尼经济饱受低效的官僚主义和走私之苦,同时期的东南亚,整体人口总数开始攀升至令人咋舌的水平,从1950年的1.77亿增加到1970年的2.95亿。

尽管政客们也试图动员民众,但大多数政客在民主方面都没有任何经验,他们对促进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和实施民主管理也不感兴趣。自30年代中期以来,缅甸和菲律宾实行了严格的自治和选举制度。在缅甸,这是由一小批受过城市教育的缅甸精英所主导的,而在菲律宾则由一小撮拥有土地的混血精英(mestizo)所控制。同样,在马来亚,虽然民主制度在独立之前就引入了,选民按照族群划分,但该制度却由马来族精英阶层主导,选举使得精英权力合法化。该地区的大多数政客都与旧式官僚和新一代的现代政府官员达成了强有力的信念共识,即必须把现代性引入人们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他们相信,社会的现代化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进行。新兴民族国家行政结构薄弱,恩庇政治网络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在殖民地社会,领主和追随者一直维持着恩庇与侍从的关系。殖民统治时期,这种制度被塑造成一种间接统治的模式,将西方统治者与当地精英联系在一起。民族独立以后,这些政客率先通过政党建立了新的恩庇网络,同时这些网络也迅速渗透到了官僚机构中(286) 。

在东南亚,后殖民政治的特征是政治恩庇而非民主,因为新的民族国家不仅是由正式的行政机构联合掌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从首都到乡村的非正式恩庇网络连接起来的。可是国家机构和恩庇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将非侍从者排除在外)无法防止人们因恩惠者未兑现关于新国家的诺言而幻想破灭,进而丧失信心。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加剧,体现为日益紧张的族群、宗教以及阶级关系。

殖民地经济体使得社会阶层间的差异扩大,殖民统治导致了社会上的群体依据族群、宗教信仰各自为营。阶级、族群和宗教成为了后殖民社会的政治断层线。此时,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极大,物资短缺,宗教和族群情绪不再受殖民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所左右。当领导人再动员群众支持他们获取有限的国家资源时,各种新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得矛盾一触即发。同时,穷苦人群对遭受剥削和排斥感到不满,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被组织了起来。缅甸在独立后不久后的1947年就开始经历一系列严重的族群冲突,持续了数十年。克伦族、克钦族、钦族和掸族领导人反对仰光的中央政府。在阿拉干(现在的若开邦)的穆斯林群体和各派共产主义力量反对政府的时候,宗教和阶级也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军事指挥官变成了地方军阀,中央政府的权威几乎丧失。在印度尼西亚,宗教、阶级和族群矛盾导致了革命时期(1945—1949)和50年代的政治冲突。信奉基督教的安汶人和西爪哇地区的激进穆斯林试图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失败的共产主义运动力量则旨在将革命进程向激进推进。50年代,一些人对爪哇在印尼政治中的主导作用感到不满,在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地区揭竿而起,印尼政府则采取专门措施,限制华裔商人和小商贩的经济特权。

东南亚国家的山区人民以及加里曼丹、巴布亚和马来半岛内部的所谓部落群体持续遭受边缘化。民族精英看不起他们,将其归类为落后族群,对他们来说现代化更加遥不可及。在菲律宾,乡村中阶级冲突推动了40年代的虎克党(Hukbalahap)反抗行动。在新兴的后殖民社会中,东南亚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失去了特权。越南天主教徒在被河内的社会主义政府边缘化后大量移居南方,与吴廷琰(Ngo Dinh Diem)政权结盟。1975年越南统一后,他们再次遭到压制。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旅居者在东南亚国家独立后被关押起来,成为了“帝国的孤儿”(287) 。马来亚和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从根本上也受到了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深层分歧的影响。军事装备较差的新兴民族国家需要更妥善地处理这些冲突才能实现民族团结,但遗憾的是,执政者却采用了在前殖民地国家根深蒂固的镇压手段。

三、　“发热”的冷战:大规模暴力和大屠杀

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而在东南亚,所有这些现象在巨大的压力下集中发生于数十年之内。独立之后,大多数民族国家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民主统治。1947年,一场军事政变使泰国脆弱的民主流产。1959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军队支持下解散议会,并引入了所谓的“指导式民主”( Guided Democracy),这也是其继任者苏哈托(Suharto)实行独裁统治的序幕。1962年,吴奈温(Ne Win)将军建立了缅甸的军事政权。一年后,一场军事政变终结了越南南部吴廷琰的总统之位。1970年,朗诺(Lon Nol)将军用柬埔寨的军事政权取代西哈努克的“一党王国”。老挝已经陷入无休止的战争,造成的结果包括选举取消,议会解散。1972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Marcos)终止议会民主制,建立专制政权。此时,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以及从1971年后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都还在一党统治下(分别是巫统、人民行动党、专业集团党)保留着选举制度。越南北部,以及1975年以后的整个越南,与柬埔寨、老挝都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的衰落恰逢冷战在东南亚的蔓延。美国和苏联不断在该地区试图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使得该地区成为了冷战期间最大的战场,不断上演着热气腾腾的血腥战争。由于紧张的国际局势在后殖民民族国家内部日益凸显,该地区冲突不断加剧,进入了更为严重的暴力斗争阶段。

1945年起,美国人察觉到了东南亚地区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律宾农村的虎克党反抗立即被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20世纪60年代后期,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人民军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和抢夺行动。1947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因为新的掌权者被视为可靠的反共盟友。缅甸武装部队也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很多支持,试图与共产主义游击队作战,并防范中国的影响。

1948年,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东南亚青年会议是加速冷战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共产主义力量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在马来亚,所谓的紧急状态始于1948年,以华人为主的共产主义者对英国和马来亚的精英阶层奋起反抗。尽管反抗组织试图与其他团体接触,但皆以失败而告终,英国设法将此次冲突定性为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对抗,对阶级层面的问题则一笔带过。在新加坡,对共产主义力量的警惕促使政治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于1963年和马来亚结盟,不过由于1965年马来西亚联邦内部发生了一场族群问题引起的政治冲突,新加坡于1965年又退出了联邦(288) 。同样在1948年,共产党领导人慕梭(Musso)在莫斯科影响下推动印度尼西亚革命,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则强力镇压爪哇岛茉莉芬(Madiun)小镇的起义,并借机打击共产党从而赢得美国人的支持。从1949年起,越南革命就受到共产党更为牢固的领导,非共产党人被排除于革命之外。老挝反对力量巴特寮(Pathet Lao)运动与越南北部势力结盟,变成一支左翼游击队,而美国人则在此时试图控制万象的政府。

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东山再起,震惊了军方和伊斯兰势力。苏加诺总统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不结盟国家国际会议,以寻求建立第三条道路,尽量避免受到冷战东西方分裂的影响,然而这次会议却并没能阻止大规模政治暴力在东南亚的蔓延。

从1954年持续到1975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是东南亚大陆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激烈的战争。越南北方的共产党政权与南方政权交战,越共成员在南方发动游击战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军也参与其中,据1969年统计美军人数达到了50万人。战争还波及了邻国老挝和柬埔寨,使得当地的局部冲突与更大的战争交织在了一起。美国的轰炸旨在阻止北越渗透到南部,并摧毁从北越经过老挝和柬埔寨通向南部的“胡志明小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向老挝投放的炸弹数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盟国向德国投放的炸弹还多。冲突还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印尼共产党员在1965年9月的一场政治风波后遭到了军方和伊斯兰民兵的大规模屠杀。这次大屠杀类似于1975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获胜后的大清洗,只不过枪口方向相反。两个国家的情况都是,旧政权已经瓦解,新政权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敌人赶尽杀绝,进而树立权威(289) 。

1975年4月,越南西贡被北越共产党政权解放同样对泰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6年10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短暂的民主政局结束,选举屡屡推迟,执政联盟松散脆弱(1973—1976年)。当时动荡的经济局面和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恐惧促成了泰国军方、中产阶级和君主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新联盟,开启了新一轮的威权专制。许多左派分子被迫转移至山区,在那里发起武装抵抗。1975年12月,葡萄牙放弃了其在东南亚海岛地区占领的最后一片殖民地东帝汶;很快,印尼军队便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该地。由于担心东帝汶会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前哨,当地的权力争夺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舞台,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深重的伤害。

东南亚地区在这场热火朝天的冷战中的受害者总数从来没有得到精确的统计。然而,根据粗略估算,有500万至700万人因此丧命,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数。由于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个别国家的杀戮上,东南亚地区受害者的总数常常被人忽视,使得冷战对该地区的总体影响也被大大低估了。(290)

四、　新的威权政体

1950年,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是新兴的民主国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民族国家却都经历了大规模暴力,所有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威权统治之下。泰国(1976年起)、缅甸和越南南方政权(至1975年)都由军政府把持;印尼的独裁政权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实行文官把持的威权主义政体;从1975年开始,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都是带有权力集中性质的社会主义政权。

东南亚的社会主义政权普遍遵循苏联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强调农业的集体化,着重投资重工业,但官僚体制造成的社会的停滞和创新的缺乏加剧了经济衰退。派系主义和恩庇—侍从之间的关系体现于党内政治以及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从70年代起,该地区的资本主义政权设法推动经济增长。在美国、日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贷款支持下,官僚、政客和商人共同占据了这些所谓威权发展中国家的要职。所谓的“绿色革命”是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培育出了新品种的稻米,它们的单产更高,从而可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应对潜在的“红色革命”。

经济增长还产生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国家培养这些中产阶级,帮助他们适应社会,并且(从广义上来说)出钱资助他们,是为了换取他们对权力持有者的忠诚。在欧洲历史上,中产阶级是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但与此不同的是,东南亚中产阶级则倾向于支持专制政体。

大多数中产阶级对暴力记忆犹新,他们渴望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为专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政权能够兑现经济发展的承诺即可。马科斯和苏哈托未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大规模示威活动在1986年和1998年终止了他们的统治。20世纪末,新一轮民主化与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同时发生,民主化和去中心化进程标志着新的政治关系出现。近年来,虽然军政府还没有完全失势,但选举民主也在缅甸初具雏形。

由冷战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观念。50年代那些脆弱而民主的民族国家被后来强大的威权政权所取代,威权政权纳入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从军事镇压到民兵武装不一而足。因此,恐吓性暴力仍然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经过几十年的推迟,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直到最近才重新开启,但该地区向制度民主迈进的过程,包括掌权者的责任和公民权利的表达,仍将是漫长而充满变数的。

作者简介: 亨克·舒尔特·诺德霍尔特(Henk Schulte Nordholt),荷兰莱顿大学印度尼西亚史特聘教授,皇家东南亚与加勒比研究所(KITLV)负责人,曾任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董事会主席及欧洲东南亚研究协会(EuroSEAS)秘书长。

印度国家建构的原则与张力——以宪法制定为核心的考察

张　婧

摘要:从1946年制宪会议召开到1950年宪法生效,印度宪法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尼赫鲁政府对国家建构的理想与矛盾。印度独立后,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强化联邦权力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宪法的制定者们需要平衡不同的宗教、地区、种姓的利益,在不断地探索、争论和妥协中寻找印度去殖民统治下的国家建构之路。

关键词:印度　宪法　国家建构

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殖民统治而获得了独立。但彼时的印度正在经历着分治所带来的大规模宗教冲突和族群屠杀,土邦尚未完全归并,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面临着巨大威胁。摆在尼赫鲁政府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平稳地度过权力移交后所带来的震荡,与此同时进行独立后的国家建构。这一进程背后凸显的问题是,印度如何在保障国家稳定的前提下,重塑一个独立共和国的全新形象?进一步来说,在英国统治者离开后,怎样在保持殖民遗产和建设新印度之间保持平衡?

印度宪法的制定始于1946年12月9日,从制宪会议第一次召开至1950年1月26日宪法正式生效的这段时期,印度宪法的最终完成经历了起草、全国讨论、制宪会议讨论修改和定稿的过程。除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安倍德卡尔、顾问B.N.拉奥(Benegal Narsing Rau)以及K.M.蒙西(K.M.Munshi)等宪法起草者外,尼赫鲁、帕特尔、普拉萨德和阿扎德组成的“制宪会议四寡头”(291) 对制宪会议的发展进程和宪法的最终定型发挥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其中尤以尼赫鲁和帕特尔两位施加的影响最大。这段国家宪制的过渡时期是印度领导层对民族国家建构最富于理想化的探索与实施的体现,对于印度在独立进程中的国家发展方向选择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历史参考。印度宪法及其修正案体量庞大,国内外众多关于印度宪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法律和政治领域,且以宪法本身(或某一方面)历时性的描述和介绍为主,从历史角度对独立前后制宪会议讨论的过程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并不多。(292) 有鉴于此,本文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1950年印度宪法的制定为核心,通过宪法文件、制宪会议讨论文本、印度领导人书信以及其他原始资料探讨国大党的“开国元勋”怎样在不同意见和分歧中协调、适应和妥协,在权力关系的微妙平衡中完成殖民统治影响下的国家“顶层设计”。

一、 国家本位:统一原则与少数群体保障

印度的宪法序言开宗明义地写道,“决定建立印度成为主权的民主共和国,并为一切公民确保:社会、经济与政治之正义;思想、表达、信仰与礼拜之自由;地位与机会之平等;并在一切印度人民间促进;足以保证个人尊严与国家统一之友爱”。(293) 这份极具自由主义态度的表述没有包含“世俗”的字眼,(294) 但“世俗”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其基本内涵为信教自由、宗教平等以及保护少数群体。(295)  经历了分治之痛后,印度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国家本位,为体现这一原则,一方面,顾问委员会将平等权、宗教自由权、文化教育权等相关条款列入基本权利,以法律保障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少数群体分委员会又对少数群体政治保护原则进行了调整,于1949年摒弃了对宗教少数席位的保留,其核心目的是确保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能给少数群体分离创造机会。

　　(一) 保留席位的设置与取消

1947年8月,少数群体分委员会向制宪会议主席提交了关于少数群体政治保护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建议,单独选区(separate electorates)制度必须在新宪法中被废除。报告提到,过去这一制度将社群分歧锐化到十分危险的程度,证明了它是国家健康发展的主要阻碍之一。经制宪会议讨论,决定所有中央和省的立法选举以联合选区(joint electorates)的形式举行,即以地区划分选区,直接通过成人普选权进行竞选。分委员会根据人数比例将印度的少数群体分为三类:A类人群人数少于0.5%,包括英印混血(Anglo⁃Indians)、帕西人和阿萨姆的平原部落民;人数介于0.5%到1.5%之间的B类人群包括基督徒和锡克教徒;C类人群为人数超过1.5%的穆斯林和表列种姓。1947年8月的制宪会议规定,根据人数比例为上述少数群体保留立法席位。该保留政策持续10年,到期后再做考虑。同时,少数群体成员也可竞选未保留的席位。(296)

尽管如此,国大党领导层对保留政策是反对的。制宪会议的召开本身是以内阁使团的失败和穆斯林联盟的抵制为肇始,以人口为基础设置保留席位是希望穆斯林联盟看到国大党态度的合理之处,在国家分裂情况改变后,可以使自身加以适应。(297) 保留席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少数群体不因一个不加限制的联合选区制度而在其立法代表人数上感到不安”,(298) 但分治以后,取消保留席位成为了国家领导层的共识,尼赫鲁就指出,预留席位仍是在印度的政治领域保留分离主义的方式。(299) 随着巴基斯坦独立,很多印度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代表亦转变态度,支持取消保留席位,(300) 以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原则组织选举。1948年2月,在尼赫鲁、帕特尔、普拉萨德、蒙西、安倍德卡尔的共同讨论后,决定除表列种姓外,取消对少数群体的保留制度。(301) 尼赫鲁指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印度人摒弃了邪恶,用自己的力量追求一条对国家的每一部分均从根本上有益处的道路。(302)

值得注意的是,为表列种姓保留席位10年的决定仍然未变,这背后是由于安倍德卡尔的极力推动。1932年,安倍德卡尔与甘地签订浦那协定(Poona Pact),放弃达利特的单独选区主张。1946年5月起,安倍德卡尔建议,在达利特选区,获胜的竞选人需获得达利特至少20%的选票。甘地对此坚决反对,少数委员会主席帕特尔亦拒绝了安倍德卡尔的要求。(303) 1947年8月少数群体分委员会的草案第六条规定,不为候选人的社群保证最低投票数。达利特领袖纳格帕(S.Nagappa)提出修改方案,增加以下内容,即候选人竞选表列种姓保留的席位而获胜时,应在宣布其胜选前保证他获得了不少于35%表列种姓的投票数。这一修改方案被帕特尔否决,在他看来,这样的效果无异于设置单独选区。(304) 1949年5月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帕特尔及其他代表以新宪法中将废除不可接触制为由,希望取消包括表列种姓在内的少数群体保留席位。然而,安倍德卡尔以从制宪会议辞职为威胁,抗议印度教徒对不可接触者福利的剥夺。在安倍德卡尔缺席数日后,分委员会最终还是使表列种姓席位保留的决定维持原状。(305)

印度宪法专家奥斯汀指出,“制宪会议的成员只能为印度政治生命的发展准备条件,他们自身无法捋顺国家统一纷繁复杂的脉络,然而他们移除了政治(进而也包括社会)团结与和睦发展的宪法障碍,这一障碍自1909年引进单独选区以来就已存在,事实上更早可以追溯至1885年对市政委员会职能代表制的引入。”(306) 取消宗教少数群体的保留席位对经历了国土分裂和宗教冲突之痛的印度来说,是保证国家统一和完整的有效手段,促进了国家向世俗化道路的发展。

　　(二) 语言建邦的矛盾与争议

印度多种多样的语言与地区、宗教乃至人种的划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宪法制定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希望在不妨碍少数群体利益保障的情况下削弱省议会在改变省面积和边界上的发言权,更多地赋予联邦政府行使这项权力,但这激起了一些省份的代表以语言重新分邦的强烈要求。尼赫鲁等“四寡头”对语言建邦坚决反对,帕特尔认为其拥趸是“民族主义的暗杀者”;尼赫鲁也指出,以语言划分邦的原则“较对此问题任何形式的和平解决方式都产生了更多的冲突和麻烦。”(307)

然而迫于压力,达尔委员会(Dar Commission)还是于1948年6月17日成立,(308) 调查语言分邦的可行性。根据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省的划分仅以语言或主要以语言为考虑原则不符合印度国家更大的利益,不应予以相应的处理。(309) 然而,以南部各地为主的语言分邦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对这一结果买账,这其中就包括安得拉省级国大党重要的领导人,也是时任国大党主席的巴德毗·西达尔马亚(Pattabhi Sitaramayya)。于是,达尔委员会报告发布的8天后,国大党委员会批准了一个更高层级的由尼赫鲁、帕特尔和西达尔马亚组成的委员会(史称JVP委员会,JVP分别是以上三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对此问题进行第二次考察。1949年4月,JVP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其主要的考虑是印度的安全、统一和经济繁荣,任何分离主义者和破坏行为都应该受到打击;语言省只能在认真考虑后才可应用,前提是不会制造严重的行政混乱或相互之间可能伤及国家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冲突。在否定了当前建立语言邦要求的同时,委员会的报告仍然留下了空白,希望将建立新省一事延后,留出数年时间考虑。(310) 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第三条对增减、变更新邦的规定里特别写道:“为此目的之法案,除非给予总统之建议,不得在国会任何一院提出”,(311) 关闭了语言建邦的可能性。

宪法生效的三年后,安得拉邦的建立标志着语言建邦的开始。事实上,印度独有的语言主义(Linguism)(312) 背后是印度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以语言为表征的地区政治博弈、地区认同差异,以及地区与中央矛盾的反映。印度独立后,当各个群体无法以宗教为基础表达政治认同时,语言运动便繁荣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宗教认同来反映其政治目的。当国家建构以一种统一的发展态势致力于消弭宗教的差异时,特别是宪法中取消了宗教少数群体保留席位之后,语言就和宗教、种姓一样,就成为不满的政治势力加以利用的工具。但无论如何,独立初期,特别是宪法制定过程中,尼赫鲁等国家最高领导人对语言建邦问题的处理表明,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维持国家的稳定发展是独立之根本。

二、 “准联邦”形态:联邦框架下的强中央特性

印度宪法的另一原则是保留联邦和代议制框架。作为印度宪法最为重要的来源,1935年《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35)确定的议会民主制在印度宪法中得以沿袭,同时英属印度的中央化联邦结构也延续了下来。不过,新宪法的制定者们在继承英国宪政传统的同时也在自觉地摆脱或改良这种影响,如采用成人普选权(universal adult suffrage)进行直接选举等,“创造了一种新的联邦主义以适应印度的特殊需求”。(313) 新宪法尽管继承了联邦框架,却处处体现出强中央特性,安倍德卡尔对此的经典描述是,印度“没有任何邦有权制定自己的宪法。联邦宪法和邦的宪法是一个单一的结构,二者都无法从中脱离,他们必须在这单一结构之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印度宪法(草案)可以根据时代和情况的需要兼具中央集权和联邦(federal)的特性”。(314) 由此,印度宪法对联邦在权力和财政上的分配、紧急状态条款的引入、以及土邦合并的宪法规定等无不体现了宪法制定者们对联邦“集权化”的努力。无怪乎有学者指出,印度联邦更多的是名义而不是实质上的,是一种“准联邦”(quasi⁃federation)的形态。(315)

　　(一) 联邦与各邦的权力分配

1947年7月,尼赫鲁在联邦权力委员会(The Union Powers Committee)的报告中强调,现在分治已成定局,我们一致认为一个弱中央权威会有损国家利益,因此,我们的宪法最合理的结构是一个有着强中央的联邦。尼赫鲁还指出,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配,最理想的方案是延续1935年《印度政府法》对联邦、省和共同职权的划分,同时剩余权力(residuary powers)应归中央。(316) 除了将立法权力的分配权交由中央掌控,联邦在财政及行政权的分配上亦是绝对的主导,由此在一个更加集权的环境下,总统作为国家的“名誉元首”被赋予更为宽泛的职责和权力,紧急状态条款的施行便是中央合法干预地方事务最为突出的体现。在加强联邦权力方面,省宪法委员会与联邦权力委员会相辅相成,与总统和紧急状态相呼应,省宪法委员会曾希望在紧急状态下赋予省(邦)长一定的权力,这是从强化中央的角度对省(邦)的宪法地位予以规范所进行的初次努力。(317)

在1947年6月27日,省宪法委员会正式提交给制宪会议主席的省宪法标准原则备忘录(Memorandum on the Principles of a Model Provincial Constitution)对省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省长的立法权、省司法机构和过渡性条款等涉及省宪法大约85%的内容加以规定。(318) 用主席帕特尔的话说,这一备忘录并非省宪法的最终草案,只是为其制定准则。备忘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9条,规定了省长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包括防止对省或其中任何区域的和平安宁产生任何严重威胁;召集和解散省立法院;监督、指挥和控制选举;指定省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主席、成员以及审计长。(319) 备忘录草案的撰写者拉奥通过上述自由裁量权为省长赋予了特殊责任,(320) 帕特尔对这种权力的特殊性做了如下解释:为防止出现严重威胁到省和平安宁的情况,省长可能被赋予权力,这不完全是委员会的初衷。省长对完全赋权给省政府的服务和行政权威不具有控制权,因此省长获得的权力是有限的。只有当出现严重的紧急状况,威胁省的和平安宁,省长才具有且仅有向联邦总统报告以及召集、解散省立法院的权力。不过,此权力只能授权给省长。(321)

由于最初制宪会议决定,省长的产生以具有成人普选权的省内选民直接选出,而非如1950年宪法所规定的由总统委任,因此,制宪会议在制定这一原则时还需考虑省长与省内阁的关系,避免因给予省长过大权力而造成省政府领导权的分裂;然而,中央又在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赋予省长特殊职责以最大限度地影响、介入省的事务。在对备忘录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因这一矛盾产生的争论贯穿始终。

比如,在就备忘录中第12条进行讨论时,亦引发了各方激烈的论争。该条款规定,内阁成员将由省长选择和召集,省长可对其任意罢免。针对一些代表希望以比例代表制选出内阁的意见,起草者蒙西提出反对意见称,比例代表制会因增加内阁的异质性而权力分散,损害省和国家的民主进程,省长仅在安全威胁下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给予他这一额外的权威不会削弱省政府和省立法院权力,却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帕特尔亦对蒙西的观点进行补充,对省内阁的选择采取比例代表制有悖于国家的宪法结构,损害国家的民主,采取这一原则不意味着省长的权力得到扩大,只是对省发挥联合责任起到推动作用,制约个体权力的扩张。(322)

这一条款的通过无疑在省长与省内阁的权力分配中增加了前者的砝码。在讨论第15条省长的特殊职责时,(323) 制宪会议希望在向总统报告之余赋予省长以自由裁量权宣布该省紧急状态的权力。蒙西为此提出修改方案,即在威胁省安全的严重情形出现后,根据省内阁的建议,在省长认为不可能使省政府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他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宣布紧急状态,省长担任除最高法院外的所有职能。(324)

不过,该条款很快遭到了质疑。制宪会议中,以时任联合省部长潘特(Govind Ballabh Pant)为代表的省政治力量就省长在特殊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会损害省内阁的权力提出反对意见,帕特尔也意识到其中的争议之处,表示十分理解潘特等人的疑虑,但仍以日后省长与省政府有冲突,会重启对这一条款的修订为由,推动制宪会议通过了蒙西的修改方案。(325) 这一方案也成为日后的宪法草案第188条,然而潘特等省的领导人继续加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帕特尔的内政部和安倍德卡尔的司法部也开始担心省(邦)长会在预先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下,阻碍联邦政府对紧急状态的处理,因此草案188条最终被删除。(326)

上述矛盾表明,在宪法制定之初,邦长(327) 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决定和取舍。省宪法委员会最初赋予了民选邦长自由裁量权,使其不再是单纯的“宪政首脑”,但帕特尔等领导人意识到邦长与邦政府之间仍存在权力分配的矛盾,因此制宪会议随后取消了邦长的特殊职权,邦长由总统委任,各邦的权力结构与联邦保持一致。由此,宪法第355条和第356条将邦长的特殊职权转移至中央政府,在紧急状态下邦政府的职能由总统行使,邦议会的权力由国会控制,以此对联邦介入各邦事务的宪法责任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328) 当然,邦长职权调整的结果无疑使各邦的首席部长掌握了邦内的最大权力,在保证国土完整的前提下,给予了各邦更大的自治权,不过印度强中央的联邦结构本身就决定各邦只具有上述自治权,而不能有进一步的要求。从帕特尔领导的省宪法委员会的最初安排到宪法最终的调整,联邦在保障国土安全和完整方面制定了更强有力的宪法武器,使联邦结构更加紧密。

　　(二) 土邦与联邦的“同步”

加入印度的土邦也是影响联邦权力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土邦加入后,很多王公还怀抱着在新印度版图内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因此联邦宪法能否“无缝”应用到土邦就成了可能影响到印度联邦结构强中央特征的另一问题。在宪法生效前,土邦部推进了两项举措,第一个举措是修订1935年《印度政府法》,完成土邦与印度其他领土彻底、合法的合并,使中央和省得以在宪法生效前获得对这些土邦的立法权。具体来说,制宪会议修订了1935年《印度政府法》的290条,新增A、B两条款,分别规定中央直辖省(Chief Commissioners Provinces)土邦或土邦联盟所有权力归自治领政府,所有应用于直辖省德里的法令对上述直辖省均适用;合并于省或作为直辖省的土邦在所有方面应作为其中一部分由该省直接管理。(329) 在1949年1月5日制宪会议对1935年《印度政府法》修正案的第一轮审核时,第6条即1935法案第290条的修正案获得通过。(330) 第二个举措是,土邦部最初成立了由B.N.拉奥领导的委员会,制定可以适用于土邦和土邦联盟的宪法规章(model constitution)。但为了增强中央对大土邦及土邦联盟的控制,土邦部取消了对土邦依照宪法规章另制定宪法的决定,而使规章的相关条款成为联邦宪法的一部分,另以宪法第238条对乙类邦的特殊情况进行规定,第371条赋予总统控制乙类邦十年“一般之节制”和发布“个别命令”的权力。(331) 至此,除查谟-克什米尔外,土邦的宪法成为了印度宪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32) 土邦嵌入了印度联邦的统一建制,国家的完整统一再次获得了宪法保障。

三、 保守与妥协:印度宪法的张力

作为印度宪法中民主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第三编“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和第四编“国家政策之指导原则”(Directive Principles of State Policy)突出地体现了印度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宪法制定者们对如何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理想和矛盾。

　　(一) 殖民宪政秩序的存与废

为体现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全新形象和进步的宪制语言,印度的宪法制定者参考了很多国家的宪法文本,对殖民的宪政体系进行修正。比如,印度宪法参考美国宪法的模式和内容引入了公民基本权利。但与基本权利一同进入制宪者们视野的还有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为防止政府公权力的滥用,用来保护公民生命、自由、财产权不受侵犯所制定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条款。引入这项在美国尚有巨大争议的条款,自然会与印度的议会民主体制相抵牾,因为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政府希望尽快兑现独立斗争时期许下的诺言,推行各项政策,而较少受到司法系统的阻力。

制宪会议就“正当法律程序”产生的争议首先聚焦在财产权上,具体来说指向的是当时国大党领导人所致力推动的政策——废除柴明达尔制。在1947年3月28日基本权利分委员会起草并获得通过的条款中,“正当赔偿”(just compensation)(333) 的表述遭到了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尤以正在领导废除柴明达尔运动的联合省及比哈尔省领导人为甚,尼赫鲁、帕特尔等领导人也在其中。于是,1947年4月—5月的制宪会议上,蒙西在起草的条款中将生命、自由权和财产权进行分别处理,使前者受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后者则对相关表述加以规避,将just一词删去。(334) 帕特尔对此的解释是,我们认为,如果保留正当(just)一词,那么所有相关案件都会上诉到联邦法院。(335) 就这样,顾问委员会移去了对财产权采取正当法律程序的相关字眼,剥夺了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独立审查的权力,避免立法机关和政府权威受到最高法院主动而直接的干预。

在对人身自由权进行正当法律程序的移植过程中,更是经历了对殖民秩序的复归。印度独立后保留了殖民时期臭名昭著的预防性羁押(Preventive Detention)制度。但若宪法引入正当法律程序,最高法院就会对各地出台的包含预防性羁押条款的法案进行独立能动的干涉。因而宪法对人身自由权同样删去了正当法律程序的表述。(336) 在内政部的数次干预下,宪法第22条赋予国会制定预防性羁押的法律及执行权力,但须以三个月为限,超过期限须经由高等法院法官(或同等资质的法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认可。(337) 由于宪法为此类法案开了绿灯,1950年国会通过了印度首个《预防性羁押法案》,用来反对那些以公开宣称制造分裂、混乱、损害信息交流、挑唆忠诚和使依法行使职责的政府无法运行为目标的人。(338) 由此,殖民时期这一使国大党人深受其害的制度被保留下来,正如尼赫鲁所说:“预防性羁押法案不仅意味着排除麻烦制造者,也包括控制不负责任的媒体。”(339) 即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限制反政府的行为。 

“正当法律程序”在制宪会议遭受冷遇和《预防性羁押法案》获得通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印度宪法的基本权利是由国家赋予,宪法制定者在尽可能多地囊括公民自由权和平等权的同时,还需考虑国家利益,因而不得不对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正如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员索姆纳特·拉希里(Somnath Lahiri)所批评的,很多基本权利的制定都是从一个警察的视角来设计的,加入了很多规定,只是极不情愿地承认了最低限度的权利,而且这些所谓的权利还几乎无不跟着足以完全剥夺上述权利的限定性条款。现有涉及执行权力的条款不仅没有去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340) 帕特尔对于这样的批评做出了如下的解释:基本权利分委员会按照所持观点分为了两派,一派考虑将尽可能多的权利包含其中,另一派则主张将基本权利限制在一些必需的可以称之为“基本”权利的范畴之下。在这两派之间有无数的讨论,最终得出的是一个结果理想的“中道”。(341) 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所产生的张力正是来自这两派的差异,最终的妥协是一个取中的过程。

　　(二) 社会主义理想与政治博弈

早在1928年,公民基本权利已经被写入《尼赫鲁报告》(Nehru Report)。1931年国大党卡拉奇会议通过了尼赫鲁起草的《基本权利和经济纲领》(一般称为《卡拉奇决议》),该决议制定了针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条款,明确指出政治自由必须包括数以百万计饱受饥苦的印度人民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342)

在这两份文件的基础上,尼赫鲁在第一次制宪会议中提出“目标决议”,赋予了印度民主“最全面的”含义。虽然目标决议中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字眼,但尼赫鲁指出,“我代表社会主义,我希望印度将代表社会主义,印度将朝着社会主义体制的方向发展,……但主要的是,在这份决议中,如果根据我个人的意愿,我提出我们想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我们就会提出为很多人接受,但不为一些人所接受的东西,我们不想让这份决议在这些事情上有冲突。因此我们制定的不是理论化的文字和公式,而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343) 尼赫鲁略显模糊的表述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印度宪法制定乃至独立和国家建构道路上一直以来的困境。在基本权利分委员会的监督下,1950年印度宪法还是显现出极为明显的保守特征。

如前所述,“正当法律程序”产生了“排异反应”,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更深层的矛盾,即立法和行政推动的社会改革怎样才能不损害基本权利,即不过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围绕这一张力所展开的矛盾与妥协在制宪会议过程中展现无遗。尼赫鲁、帕特尔等领导人虽然一致反对“正当法律程序”,但其立场却是大相径庭。以尼赫鲁和潘特为代表的领导人与以帕特尔和时任财政部部长约翰·马太(John Mathai)为代表的领导人形成两股截然对立的观点。潘特和尼赫鲁希望尽可能少地给予赔偿,将赔偿的决定权交由地方议会,因而潘特提出修改方案,赔偿的模式和方法应该留给邦议会自由裁量。与之相对的,帕特尔虽认为地方议会有权制定法律,依法获得土地,但将暴力征收行为称为“小偷”和“强盗”。他尽管赞同废除柴明达尔制,却依然强调对柴明达尔应给予合理公平的赔偿。(344) 由此,赔偿数额的合理性以及邦议会是否有征用财产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了核心冲突。

由于双方的反对,制宪会议一直没有通过一致的解决方案。1949年7月,制宪会议重新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帕特尔指出,在所有情况下赔偿问题都应该可以由法院进行审理。(345) 但反对将财产权写入基本权利的尼赫鲁推动了一个新法案的起草,即用于商业和工业的财产补偿可由法院审理,而将柴明达尔财产的处理完全交由邦议会决定。帕特尔对此自然不满意,最终,在马太以辞职和不向外国申请经济援助的威胁下,(346) 一个明显倾向于帕特尔和马太一派的妥协方案终于达成。

在基本权利的制定过程中,以去殖民影响为出发点,制宪者们在探索的道路上无法取得一致后,又辗转回到了原点,重新从1935年《印度政府法》中汲取平衡各派力量的“素材”,回归到了对殖民秩序的维护。1950年宪法第31条第1、2款几乎直接引用了1935年《印度政府法》第299条,对财产权予以了保障,并指明取得财产之赔偿的细节需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授权。不过紧接着,第3款进一步限制了邦议会的权力,明确了总统有权对所制定的法律予以监督。总统意味着内阁,而帕特尔在内阁中拥有否决权,(347)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总统普拉萨德的当选也是帕特尔坚持的结果。(348) 这一条款意图明显,帕特尔可以阻止任何他认为不合理的立法。而帕特尔做出的妥协在于,第4款和第6款对联合省、比哈尔等部分省议会已经施行的土地改革法律进行了保护,但同样通过总统的职权和第2款做出了限制,其核心观点是,如果赔偿不合理,公民可以上诉至法院,以此保障财产权。

就这样,在1950年宪法生成过程中,以帕特尔为代表的保守力量占了上风,获得了胜利。但另一派力量并非完全束手无策,强调“司法不应该也不能介入”(349) 的尼赫鲁在帕特尔尚在世时以辞职为威胁,迫使普拉萨德批准了延迟通过的比哈尔土地法案。(350) 帕特尔去世后,尼赫鲁于1951年对宪法第31条进行修正,使邦议会通过的法律得以免受法院的审查,土改进程得以加快,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终得废除。不过,废除柴明达尔制并非农业改造,柴明达尔并未失去土地所有权,土地真正耕作者的地位也没有丝毫改善。(351)

　　(三) 宗教与印度宪法的保守面向

如果说印度宪法基本权利一编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奠定了印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352) 第四编“国家政策之指导原则”的制定则颇具社会主义色彩。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概念取自1937年爱尔兰宪法,基本权利分委员会中期报告中指出,基本权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可由适当的法律程序来执行的权利,第二部分由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组成,虽然无法由法院实施,但仍被视作国家治理之根本。(353) 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印度宪法第37条中。(354) 国家政策指导原则涉及劳工、妇女儿童保护、义务教育等权利保障条款,这些条款可溯源至《卡拉奇决议》,但《卡拉奇决议》对经济民主的追求却在此编以积极权利的形式出现,法院无法对这些权利加以实际的保障,只能作为一个理想性的指向待日后实现。由此,印度宪法的保守性再次体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未曾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也列入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条款。比如,宪法第48条规定,努力组织农业与牲畜饲养,改进乳牛与耕牛品种,并禁止宰杀此等牲畜。(355) 该条款很明显是为印度教徒而设,但因为考虑到穆斯林的实际情况,只得以积极权利的形式置于第四编。事实上,到底要不要将基本权利分为法院可执行和不可执行两部分,究竟什么权利可以被执行,以及不能执行的这部分国家政策指导原则要不要设一个实现时间的上限,这些问题制宪会议均进行过充分讨论和辩论,但1950年宪法最终文本的定型确是结合了当时印度社会的状况审慎做出的选择。

以第44条为例,该条规定国家应努力为其公民获致在全部印度领土内统一之民法法典。(356) 印度独立之时,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仍沿用古老的宗教律法,印度政府与英国殖民者一样,对这些律法的保留采取了谨慎保守的态度。若统一的民法法典成为一项可由法院审理的条款,则定会伤害宗教少数群体的感情,使国大党背负篡改其律法的骂名。然而制定统一民法典是世俗国家的大势所趋,深谙此点的尼赫鲁希望率先从印度教民法典改革入手,但安倍德卡尔起草并于1947年置于制宪会议讨论的《印度教法典法案》(Hindu Code Bill)(357) 首当其冲便受到了帕特尔和普拉萨德等保守派领导人的强烈质疑。帕特尔和普拉萨德坚决反对宪法生效前就实施印度教法的改革,帕特尔公开表示,印度教社会一直以开放的态度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但法案严重影响了他们,法案应遵循印度教大众的意愿,不应引发印度教社会体系的暴力改变。(358) 可见,除了少数群体,即便是帕特尔等宗教立场保守的领导人也不会允许这一在他们看来十分激进的条款受到法院的干预,而为此制定完成期限定会引发新一轮的激烈争论。因此,国家政策指导原则条款的制定和选择背后涉及的是各方利益群体的博弈,也是各方力量制衡和妥协的结果。

帕特尔等领导人的宗教保守倾向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保守派领导人如何影响国家的世俗化发展?这仍可以从1950年宪法第三、四编寻找答案。第三编第五章“宗教自由权”在保证宗教活动依法进行的平等权利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限制,如完全由国家拨款的教育机关不得讲授宗教,国家资助的教育机关不得进行强制性宗教教育等。(359) 苏密特·萨卡尔(Sumit Sarkar)将这种受到一定限制的宗教自由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和公共空间的部分疏远原则”的结合。(360) 不过,基本权利分委员会内部对涉及宗教自由平等的条款也进行过一番争论和取舍。

1947年3月,安倍德卡尔提交的起草方案建议在宪法中否认国家有任何国教,禁止强制任何公民成为宗教组织的成员、向宗教命令屈服以及履行宗教行为等。(361) 但这些条款没有包含在最终的宪法方案中,在帕特尔的支持下,蒙西准备的更为“宽容”的条款成为基本权利分委员会加以修订和讨论的“底本”。(362) 萨卡尔认为,安倍德卡尔的方案与1950年成文的宪法相比,表现为“相对世俗主义”和更加“宽容”两种有区别的观点,他主张通过法律来限制宗教团体的“正常活动”。(363) 而蒙西对“世俗主义”和“宗教平等”做如下解释:为国家规定国教是反世俗主义的做法,但反宗教、谴责宗教大多数人的虔诚也是对世俗主义的误用。在宪法赋予宗教平等的前提下,宗教多数派应该耐心和宽容,少数群体也应学着让自己适应多数。(364) 因而,除损害公共秩序和个人道德的情况,蒙西主张减少对宗教事务的限制,他本人对“世俗主义”的理解或许最好地解释了帕特尔等保守派领导人的观点,而从宪法对“相对世俗主义”的摒弃也可窥见这些领导人对“世俗主义”保守化发展的想象与期待。

结　语

在去殖民化和国家独立的新语境下,印度宪法的孕育过程伴随着积极的探索、激烈的争论和政治权力的博弈,以此平衡各种宗教、种姓、地区等群体的利益,并在保障政权平稳过渡的前提下,彰显印度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崭新面貌。尽管宪法“四寡头”和宪法制定者们的立场各不相同,但他们仍然以国家的完整、统一、安全和发展作为最重要的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宪法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国家建构的目标,甚至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制宪会议不得不牺牲某些“进步”的举措而复归维持殖民秩序。与此同时,与宗教、社会公平等相关内容只能在宪法中以更为隐晦的方式出现,一方面通过列入国家政策指导原则搁置了可能出现的由文化身份认同差异所引发的争议,比如教法改革、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地点或物品、禁止杀牛等;另一方面,宪法在保障少数群体权益和宗教自由权的同时,仍然减少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限制。总之,1950年宪法的最终文本是一个“取中”和妥协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各派力量的较量和相互制约,印度宪法的张力得以同时表现出内在的活力和弹性,印度独立时期国家建构的民主内涵恰恰也是来源于此。

作者简介:张婧,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

[本篇文章所属课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学术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印度独立进程中的世俗主义研究”(7100603242)]

学者论坛

解析英国脱欧

钱乘旦

英国脱欧是过去几年里人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只不过最近因为疫情,被推到舞台后面去了。虽然很多人似乎已经淡忘它,但英国脱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这里先从背景谈起,接着介绍英国脱欧的基本过程,再分析其背后的政治原理,最后讨论英国脱欧的可能后果,包括对国际格局和中英关系的影响。

一、 联合王国的基本情况

英国的正式国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联合王国”。它在地理上是由不列颠岛和周围的一批小岛屿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地区组成,中国人习惯上称它为“英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近代最早接触到的西方人,相当一部分来自英格兰,于是就出现了“英国”这个名称。严格地说,英格兰只是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英格兰的西部有威尔士,北部是苏格兰,爱尔兰岛上有一个“北爱尔兰”,包括 6个郡。我们通常所说的“英国”包括这四个组成部分。在联合王国的历史中,英格兰起的作用比较大,但今天这样说可能会冒犯联合王国其他部分的居民。

简单说一下历史上它们相互的关系。英格兰是不列颠岛的主体部分,13世纪左右威尔士成为英格兰国王的私人领地,所以这两个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就非常密切,它们的历史基本上连为一体,至今已经有七八百年的时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非常微妙。苏格兰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历史上英格兰曾经多次入侵苏格兰,试图征服它,但始终没能成功,苏格兰人对此非常骄傲。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和平协商结合成为同一个国家,这样就出现一个新的名称,叫作“联合王国”。爱尔兰最晚进入“联合王国”,1801年,联合王国通过各种手段吞并了当时比较混乱的爱尔兰,于是就出现“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当时整个爱尔兰岛都属于联合王国的范围之内。但是爱尔兰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不融洽,即使在吞并之后也是如此。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出现强大的自治运动,双方还发生一些武装冲突,爱尔兰人试图用暴力手段摆脱联合王国的统治,但一直没能成功。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爆发了强大的反抗运动。一战之后,爱尔兰的南部地区就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就是今天的爱尔兰。但爱尔兰北部仍然留在联合王国的范围内,主要是因为北部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是新教徒,信奉英格兰国教,只有少部分人信奉天主教;而爱尔兰南部居民基本上信奉天主教,所以出于宗教原因,当然也包括移民、血统等其他方面的原因,爱尔兰北部地区就留在联合王国内了。

二、 英国脱欧的背景

英国脱欧的背景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是地理因素。

联合王国是一个岛国,无论是不列颠岛还是爱尔兰岛,它们都在欧洲大陆以外的海洋上。因此从地理方面来说,联合王国和欧洲是分开的,它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这在整个历史上始终存在一个事实:英伦诸岛与欧洲在地理上是分开的,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地理范围。 

其次是心理因素。地理方面的分割在整个英国历史上一直起着作用,而且延续到现在。这造成今天英国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在心理方面始终和欧洲大陆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们跟当地老百姓聊天,谈得很合拍时,会在不经意中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他们欧洲人”怎样怎样,这些老百姓是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听的人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仔细想想:什么叫“他们欧洲人”?英国不在欧洲吗?英国人不是“欧洲人”吗?的的确确,英国人内心深处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他们一直认为欧洲是“他们”,他们不是我们,到现在依然如此。今天在学术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认同”,指的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地位、民族、国家等各方面的认同感。“他们欧洲人”这样的说法,就是在无意间流露出英国人对自己认同的基本定位——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

再次是帝国因素,它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家都知道,英国曾经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庞大帝国。有一个时期,世界各地到处分布着英国殖民地,英帝国遍布全球,太阳永远照耀在帝国土地上,“日不落”就是这个意思。如此庞大、如此了不起的一个大帝国在英国人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印记,英国人永远会记得他们曾经是帝国。但这样一来,帝国概念就会和欧洲概念对立起来:帝国是帝国,帝国的范围在全世界;欧洲只是欧洲,是地理上一个小小的范围。所以关于帝国的记忆,在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当中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现在大英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帝国的因素仍在起作用,下面我们会看到它如何起作用。

接下来是历史因素。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里只谈和脱欧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情况。欧洲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曾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破坏力非常强。二战以后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战争刚结束时,欧洲所有的国家其实都被打垮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英国是战胜国,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没有被纳粹德国征服、占领和统治的国家,这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但即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打击仍然非常巨大,战争期间英国其实破产了,完全靠美国的《租界法案》才能够支撑下来,它向美国借了很多钱,战后都是要还的。除此之外,英国还把自己的一些殖民地,特别是那些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给了美国,以换取财政方面的支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洲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会认为,欧洲国家与其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和冲突,不如走一条和平共处的道路,也就是欧洲一体化。这个进程最早是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历史和解开始的,起初是所谓的“煤钢联营”,随后出现经济方面的联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往前走一步,在政治、外交等其他领域都出现了欧洲国家相互联合的一体化过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欧盟。

欧洲一体化起步时,西欧几个比较大的重要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稍微小一点的地方,如比利时等,希望英国能够出面来主导欧洲一体化进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是唯一没有被纳粹德国征服和占领的国家,所以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国家地位和世界声誉非常高涨。但是英国不愿意进入,不愿意和欧洲人混在一起。为什么不愿意呢?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三个因素:地理因素在起作用,心理因素也在起作用,帝国因素起的作用更大了。二战后英国还有许多殖民地,因此英国人首先想自己,然后想帝国,继而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丘吉尔就提出一个外交总体规划,即所谓的“三环外交”。其中第一环是英帝国,第二环是英美特殊关系,第三环才是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三环当中欧洲是最不重要的。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全球。可是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当时的一批政治家,希望把英国和英帝国加在一起,就能够和美苏两强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他们最希望做的就是加强英帝国,使之成为和美苏两强抗衡的“第三极”。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不愿意领导欧洲一体化,相反,自己拉了一个小摊子,将奥地利、挪威、葡萄牙这几个地方组成为一个松散的经济勾连机制,但这和欧洲一体化相比,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历史却迫使英国面对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由于内部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构建了福利国家体系,经济恢复非常迅速,国内情势相当良好。但是50年代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英国在外交方面受到重大打击;到了60年代,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出现问题;到70年代则出现了严重的“英国病”、滞胀现象,所以英国在内外两个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到那时,英国发现“三环”当中的帝国一环已经垮掉了:60年代整个非洲殖民地几乎全部独立,而亚洲殖民地早在50年代已经基本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也先后脱离帝国控制了。而自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从背后狠狠戳了英国一刀,英美的特殊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到这个时候,英国才回过头去考虑第三环,即英国和欧洲的关系。于是从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试图和欧共体商量加入的问题,但几次申请都被法国否决了。法国那个时候很厉害,二战后的法国在西方阵营中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国家,尤其是戴高乐时期,法国走独立的外交路线,和中国保持非常好的关系。法国为什么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这是因为经过战后二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其他稍微次要的国家,它们的发展都经历了相当顺利的一个阶段,大家的翅膀都已经硬起来了,特别是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始终起着领头作用,其他国家如德国对英国也不买账,所以英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

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英国在1973年终于加入欧共体,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也提出了很多要求,特别是欧洲方面对英国的加入设定了很多限制条件,包括英国必须接受一系列已有的条约,以及财政、司法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等。我们知道,英国的司法系统是盎格鲁-撒克逊普通法系统,欧洲是大陆法系统,“拿破仑法典”是其典范,两种法律系统之间的融合相当困难。当时英国因为内外交困,不得已接受了很多限制。当然,欧洲方面对英国也做了某些让步,比如说英镑问题,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英国是游离在外的,英镑是英镑,欧元是欧元,而德国的马克和法国的法郎已经没有了。在农业安排方面,英国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定的利益。所以总体而言,英国当时加入欧盟是非常被动的,很狼狈。

接下来我们看现实的因素。在英国国内,不愿意加入欧共体的力量始终非常强大,即使当时的英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而在英国刚刚加入欧共体时,反对势力就已经强大到迫使当时的英国政府不得不举行一次全民公投。1975年英国举行的这次公投,当时距加入欧共体只有一年多时间,公投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加入欧共体了,是不是不加入好?公投的基本结论是:既然已经进去了,就先在里面待着吧。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在英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先例。然而即便如此,反对加入欧盟的力量仍一直存在,而且有增无减。这些人主要反对什么呢?他们认为,英国加入欧盟,丢掉了国家主权,这是不能接受的。比如说欧盟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必须服从欧盟法律,于是国家的主权在哪里呢?再比如说,各个国家都要按照一定比例给欧盟纳税,这是不是又在削弱国家主权?诸如此类,所以主权的损失可能表现在许多方面,这就是反对者提出的最重要的理由。

再接下来是政党因素。反对加入欧盟和主张加入欧盟的两支力量在政治方面不断有所表现,这就涉及一个政党的因素。如果从党派的角度考虑,总体而言,工党更愿意和欧洲形成密切的关系,而保守党执政时,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张,冲突更多,特别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0多年时间里。撒切尔是一位“铁娘子”,只要欧盟首脑一开会,她一定在那里制造麻烦,把会议搅得乱糟糟。但保守党内部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和欧盟发展更加和谐的关系对英国来说是有利的;但另一部分人觉得不能跟欧洲搅在一块,不能为了欧洲的一体化而丢失英国的利益,这一批人就是所谓的“死硬派”。

1997年,保守党长期执政的局面被打破,工党经过18年长期在野重新回到执政位置,此时的领导人就是布莱尔。尽管布莱尔属于工党,但他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和撒切尔的做法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布莱尔上台,工党重新执政,使英国进入了所谓的第二次共识政治时期。第一次共识政治是保守党接受了工党提出的福利国家理念,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布莱尔上台后的第二次共识政治则是工党接受了保守党的理念,从福利主义的道路上倒退。布莱尔从1997年到2007年共执政10年,最后主动辞职,让工党内部另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戈登·布朗接替。但布朗运气不佳,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世界受到巨大打击,刚上台的布朗只能忙于救火,想办法将英国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但这样一来,他的才华无处施展,下一次连任机会也就丧失了。

英国规定,任何一届议会不能够持续5年以上,换句话说,最长5年时间必须要举行下一次大选,产生新一届议会。所以2010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次大选中布朗领导的工党失败,保守党重新掌权,领导保守党取得胜利的是卡梅伦。然而,这是一次少数派的执政,尽管保守党取得的议会席位是所有政党中最多的,但是没有过半,这样就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共同执政的伙伴是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是一个小党,它由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其政治理念十分不协调。而卡梅伦和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就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在理念方面更不融合,所以当时很多人称之为一次奇怪的“婚姻”。卡梅伦心里始终希望能够摆脱这个尴尬的局面,尽快结束这段不匹配的“婚姻”。

最后一点就是卡梅伦的政治算盘。卡梅伦执政后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尤其是国内对待欧洲的态度已经出现公开的分歧。一部分人提出,英国不能够再和欧洲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要求英国离开欧盟。卡梅伦受到党内党外两方面的压力,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心头之病。卡梅伦如果想连续执政,一定要化解党内冲突,尤其是要解决对欧洲态度方面的分歧,除此之外他还要想办法维持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从这两点出发,他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围绕英国和欧洲的关系举行一次全民公投。

三、 英国“拖欧”的过程

按照规定,任何一届英国议会最长只能维持5年时间,因此到了2015年必须进行大选。在选举之前各个政党都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很早就开始为大选做宣传,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提出的竞选纲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保守党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保守党承诺立刻举行全民公投,就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做决定,让每一个公民发表意见。这就是卡梅伦对大选做出的公开承诺。

选举结果是保守党获胜,取得了议会多数党地位,但这个多数是一个不可靠、不坚实的多数,虽说超过了半数,但是没能得到绝对多数,也就是2/3以上的多数票。因此,一方面它确实可以单独组建保守党政府,不再需要自由民主党帮忙;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随心所欲,做起事情来碍手碍脚,随时受到各种约束。大选一结束,卡梅伦就兑现自己的承诺,就留欧或脱欧进行一次全民公投。于是,2015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公投的问题非常简单:英国是不是应该离开欧盟?选民只要在“是”或“不是”这两个选项中画一个圈、打一个勾就可以了。卡梅伦自己是留欧派,他反对离开欧盟,他认为英国留在欧盟是有益的,而且他相信英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考虑问题,会从理性出发,知道离开欧盟对英国无益。他坚信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坚信人民充满了智慧,能够做出最后的、也是最正确的决定;他坚信民主的力量高于一切,民主的力量最伟大。

可是公投结果一公布卡梅伦就傻眼了,多数选民投票要离开欧洲,脱离欧盟。当时,赞成离开和反对离开的两个数字非常接近,赞成脱欧的是51.9%,反对脱欧的是48.1%,相差不到4%。对于一次投票来说,4%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换句话说,赞成脱欧和反对脱欧的力量几乎势均力敌。但公投的结果就是脱欧,卡梅伦必须从首相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必须下台。党内立刻对他发起猛烈的攻击,把公投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结于他。这对卡梅伦本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已经焦头烂额,无路可走了,相反他下了台,无官一身轻,下面的事就跟他无关了。

接替卡梅伦的是“梅姨”,特蕾莎·梅,她是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梅姨”刚上任时,很多评论说是不是又来了一位“铁娘子”“撒切尔第二”,但事实证明,特蕾莎·梅不是那样的人物,她远不如撒切尔。特蕾莎·梅担任首相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脱欧,她必须马上解决如何脱欧的问题,因为全民公投投出来的结果是英国离开欧盟。起初大家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因为特蕾莎·梅是一个脱欧派,一个脱欧派处理脱欧问题那是再容易不过了。讲到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卡梅伦是一个留欧派,特蕾莎·梅是一个脱欧派,这在英国政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按照英国政府惯例,政府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特别是针对那些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但这种不同的意见只能够保留在政府内部,对外必须是同一个口径,必须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这是英国政府政治结构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大家必须服从。而如果说政府有一个主导性的意见,那其实就是首相的意见。所以特蕾莎·梅作为一个脱欧派,她在关于欧洲的问题上和卡梅伦的意见正好相悖,但是之前她必须服从内阁共进退原则。现在卡梅伦下台,特蕾莎·梅的真实态度就可以拿出来了,她是一个脱欧派。

但这个问题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大了,内外交困。一方面,从国内来说,公投的结果是48.1%比51.9%,不相上下,英国国民被一分两半,几乎是势均力敌,换句话说,两个阵营的力量是对等的,而且这两个部分相互敌对的态势和心理状态变得非常严重:脱欧的坚持要脱,留欧的坚持要留,而且都认为公投的结果非常荒唐,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所以特蕾莎·梅的第一个任务是,必须去弥合国内如此严重的意见分歧,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困难,因为双方都不想退让。另一方面,英国的外部压力也很大。公投投出来的结果是离开欧盟,欧盟当然愤怒极了。现在欧盟面临严重的困难和危机,内部意见分歧强烈。欧盟主要的领导人担心:一旦英国走了,其他国家说不定也会提出离开,如果更多的国家跟着英国脱离欧盟,欧盟就不存在了。因此,欧盟方面设置种种障碍,阻挡英国脱欧,它想尽一切办法,即便脱也让你脱得不高兴,让你脱得遍体鳞伤,这样所有的国家都不敢学英国离开欧盟。可以看到,欧盟给英国设置了包括“走路费”“离盟费”等很高的价码,要求它必须交多少钱,必须给多少赔偿,那加在一块是一个天价,这使特蕾莎·梅焦头烂额。她上台以后,马上着手解决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折腾了差不多3年,从2016年正式公投一直到2019年都还没使英国完成脱欧,所以脱欧就变成“拖欧”了,无限制地往下拖。特蕾莎·梅辛苦地奔走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之间谈判,但在党内和党外都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保守党内部,包括脱欧派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党内已经四分五裂。党外更不用说了,工党跳出来指责脱欧整个过程是错的,公投完全搞砸了,说我们要重弄。此时,英国国内的民情也开始发生变化,老百姓都已经不耐烦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鲍里斯·约翰逊这个人出现了,他发动了一次“政变”,把特蕾莎·梅赶下去,自己当了首相。约翰逊是个死硬的脱欧派,他一上任立刻宣布脱欧脱定了,而且给脱欧限定了一个日期,2020年1月30日,到了时间,无论条件有没有谈成,英国就已经正式脱欧了,这就叫“硬脱欧”。随后约翰逊采取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做法。他解散议会,这样英国就举行了另外一次大选,这次大选是提前选的,而且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好,差不多在2019年圣诞节之前,一般情况下,老百姓都忙着“过年”呢,所以约翰逊选择这个时间是孤注一掷了。全世界的政治评论家都说这是一场豪赌,几乎都认为这个结果一定不相上下,很难确定哪一派获胜。如果不脱欧的那一派在大选当中获胜,比如说工党获胜,或者是保守党内部不那么坚定脱欧的一派获胜了,英国政局立刻就给翻个底朝天了;如果是约翰逊这样的“硬脱欧”一派获胜了,那也赢不了几票,今后的走向仍然充满着各种变数。但是2019年这次大选结果一出来,所有人大吃一惊。保守党一举获得395个议席,超过了英国议会全部席位的2/3,这就给了约翰逊充分的权力去对抗欧盟。相比于特蕾莎·梅,约翰逊下面的行动要方便得多,脱欧真正进入倒计时。

四、 英国“拖欧”的政治理论分析

约翰逊想脱欧,用的是议会脱欧的办法;卡梅伦不想脱欧,用的是全民公投的办法。议会脱欧让约翰逊大赢特赢,全民公投让卡梅伦大输特输,其中的原因在哪里?这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全民公投意味着什么?全民公投意味着英国全体选民做一个决定,按照卡梅伦的理解,这是民主理念最充分的体现,因为这跟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挂钩,国家的主权在人民。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敢说国家的主权不在人民,当然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地说这个国家的主权是在人民那里,事实和理念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脱节。卡梅伦的全民公投,就是按照“主权在民”这个最理想的理念去执行的,也就是说把决定权交给全体人民,交给国家的最高主权,由他们去决定。

约翰逊用议会脱欧,而议会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从政治结构来说,议会的权力至高无上,但议会的权力是从人民那里来的,最高主权在人民。人民有多少?就英国来说,英国现在的人口大概不到7000万,有选举权的人大概在5000万上下,这就是人民,让5000万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这是做不到的,于是就实行“代议制”,让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人民代表”就是议会。现在一提到西方民主制,就想到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民民主制度,但雅典城邦的公民民主制度和现代西方的代议制度不是同一件事,在雅典公民民主制度中,公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当时雅典的公民有多少?大概是4万人,占整个城邦人口的1/10,因为希腊实行奴隶制度,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在这4万人中,对政治活动感兴趣的只有几千人,这几千人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不存在任何问题。可是在当代,在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国这样有几千万公民的国家,如何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于是不同于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现代西方国家实行“代议制”;“代议制”的意思是:人民把主权拿出来交给某一些人,让这些人行使主权,这叫授权。通过什么形式授权?通过选举的形式,定期举行选举,选出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简单地说: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统治人民,这就是“代议制”。人民一旦投完票,授权就完了,下面就没人民的事了,事情就交给代表了,在英国,就是议会。现在英国下议院大概有650个席位,这些人是选出来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得到授权,然后行使人民的权力。

如此看英国脱欧过程中出现的两种做法:卡梅伦把主权交还给全体人民,让“人民”这个最高的主权行使权力,结果和他的预期完全相反,他完全失败了。相反,约翰逊把特蕾莎·梅赶下台后马上举行一次大选,也就是说,完成一次新的授权,让人民把主权的行使权交给一个新的议会,然后由议会决定脱欧事宜。约翰逊显然成功了,脱欧不再是“拖欧”。由此可见,脱欧暴露出非常深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能说明西方代议制究竟是什么。在代议制度下,行使权力的其实是议会,“人民”只是个象征性符号,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而且是事实。卡梅伦太理想化、太不成熟了,约翰逊比他看得清楚,因此,当事情从最高主权那里拿过来交给议会,一下就做通了。其实,事情本来就该这么做,如果当初卡梅伦把脱欧不脱欧的决定权交给议会,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代议制”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从理论上说人民是最高主权,人民决定一切,而且人民的决定是绝对正确、不可抗拒的。但现实并非如此,决定国家命运和决定国家所有重大问题的是议会,聪明的政治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卡梅伦没看懂,这是他的不成熟之处。卡梅伦让每一个选民画勾或画叉, “同意”或“不同意”。大部分选民其实不明白“脱欧”是什么,对英国、对自己是好还是不好;他们画勾或画叉,变成了对卡梅伦几年执政的满意或不满意的表达,许多人不喜欢卡梅伦,就和卡梅伦对着干,卡梅伦要留欧,他们就脱欧,脱欧公投变成了卡梅伦政绩评审了。

“脱欧”明显对英国不利,现在很多人反悔了,因此要求再举行一次全民公投,把成议反转过来。能不能进行“二次公投”?有一种理论,说人民做的决定再由人民改过来,最高主权可以改变最高主权的决定。听起来好像可以,但这是千万不能做的。从法理上说,用最高主权改变最高主权的决定,意味着用一个最高主权否定另一个最高主权,那么最高主权事实上还存在吗?从操作层面看,假设第二次公投,投出来的结果是不脱欧,那么,是不是可以再来第三次公投、第四次公投呢?就如同足球赛:一场踢输了,宣布不算数,再踢一场,那就永远没有输赢了。用二次公投否决一次公投的合法性,这是个严肃的宪政问题,对英国这样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来说,无异于冲击它的宪政基础。

脱欧过程中出现一个插曲:约翰逊把特蕾莎·梅赶下台后,要求女王解散议会,却被英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说议会不可以被解散。这样一来,女王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了。英国没有成文法,一切按惯例行事,首相或以首相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向国王(现在是女王)提出要求,国王都应该接受,习惯上就是如此。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够控制议会,而议会做出的决定国王都必须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君主立宪制。约翰逊要解散议会,意味着议会同意解散议会,女王当然要接受;可是最高法院突然跳出来说不可以解散议会,这怎么办?女王服从谁?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是因为英国前几年进行了一个制度性的改革。以前,英国的最高法院、最高司法权不是独立的,它在议会的上院里,上院就是贵族院,其中有9个贵族是所谓的司法贵族,他们掌握了英国的最高司法权。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上院也是议会的组成部分,而且下院为主、上院为辅,上院很容易和下院保持共同的立场,所以不会出现最高立法权否决首相意见的情况。但是几年前英国效仿美国制度,把上院的司法权取消了,在议会外建立一个最高法院,这就打乱了英国的政体平衡,产生了原本不会出现的问题。英国实行“议会制”,国家的各种权力集中在议会:上下两院共同立法,行政权属于政府,政府由议会选出来,在具体运作中,大选获胜的政党组建政府,该党领袖出任首相;最高司法权在上院。所以英国的“三权”是不分立的,不像美国“三权分立”,这就叫“议会制”。英国的改革把立法权从议会里拉了出去,原有的权力体系被破坏了,这才造成女王的尴尬局面,是学美国学来的麻烦。

五、 英国脱欧的影响

英国脱欧了,今后会怎样?

首先,英国会不会“光荣孤立”?“光荣孤立”是19世纪英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国家实力相当于全世界其他地方加在一起的总和,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可以不管其他国家的任何态度,执行所谓的“光荣孤立”,当时是行得通的。现在英国做不到,英帝国解体了,英国成了二流强国,是不是二流都很难说,谈何孤立?所以,“光荣孤立”是不可能了。那么它会怎样呢?第一,它会和美国尽量靠近,这是由盎格鲁-撒克逊在血缘、文化、习俗、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在欧洲的重要国家中,英国和美国靠得最近,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依然会如此。但它又不可能完全和美国绑在一起,它必须顾及世界上还有其他力量的存在,现在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已经非常明显了。欧洲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不可能完全脱离。到目前为止,约翰逊的“豪赌”虽然成功了,但脱欧其实还没有脱掉,它和欧洲之间的谈判还未结束,英国不会完全离开欧洲,它要和欧洲尽可能保持关系,并从中获利。此外,新兴经济体正在当今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对于英国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毫无疑问,它也不可能不顾及。因此,“光荣孤立”是不可能的。和美国靠近是一定的,但不会把宝全部押在美国身上。这就是英国今后的走向,它必须顾及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存在。

由此来看中英关系问题。中国是新兴经济体当中最重要的一员,所以中英关系以后会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微妙。一方面,英国希望从中英关系中获取好处,但另一方面,又要顾及美国的需要,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中英关系?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英国政治家是被迫无奈只能那样做,但中国如何处理,就要靠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心。

脱欧后英国的经济会怎样?一般估计,脱欧会给英国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我想这个打击肯定是存在的,不可能没有打击,但打击的程度有多大,这不确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谈判,取决于欧盟对英国脱欧最终采取什么态度:是容忍,还是半容忍,还是坚决不容忍?当然,约翰逊政府也会尽可能维护脱欧以后的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使英国少受打击。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说实话,主动权不在英国,而在欧盟。因为英国已经离开欧盟了,它没有太大的讨价还价空间。

国内政治也有很多不确定,脱欧还没完,一旦脱完了,可能又会出现其他情况。如果脱得好,英国多数人可以接受,那就算了;如果脱得不好,英国多数人不满意,那就会出现重大波动。所以情况是不确定的。约翰逊是个“大嘴巴”,但基本上还不离谱。疫情开始时他说的话非常不理性,也不科学,但很快就改变了,现在英国的抗疫政策和他最初说的话已经相当不同了,当然这和他自己得了病有关系。可以看出,约翰逊基本上能够跟上事实的变化,我们常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事实胜于雄辩,形势强于人,必须趁势而为,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在这个方面,约翰逊的近期表现还算好。

接下来我们谈Divided Kingdom,联合王国的解体,这是脱欧给英国带来的最大威胁。前面介绍过,联合王国是由四个部分在不同时期拼凑而成的。英格兰在13世纪对威尔士进行武力征服,爱尔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占领,真正的联合仅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可不管怎么说,联合王国如果从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开始算,到现在也已经有300多年时间了。但是脱欧以后,政治方面的第一波冲击可能就是苏格兰脱英。苏格兰脱英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包括前几年苏格兰脱英公投,也是在一个很小的比例差距之下使苏格兰仍然保留在联合王国内。但这次脱欧公投的计票结果显示,英格兰大部分人支持脱欧,苏格兰大部分人支持留欧。上次苏格兰举行的脱英公投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联合王国在欧盟内才选择留英的;一旦英国离开欧盟,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许多问题就浮上水面,双方的分歧会更加严重。如果再举行一次脱英公投,苏格兰脱英几乎没有悬念。可一旦苏格兰脱英,北爱尔兰还会留在联合王国吗?而且特蕾莎·梅时期脱欧迟迟得不到解决,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南、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等到英国真的脱欧了,北爱尔兰边界问题怎么处理?如果苏格兰脱英,北爱尔兰跟上,威尔士跟不跟无所谓,联合王国就不存在了。一旦联合王国解体,那么500年的英国历史就是南柯一梦:500年前的英国只是英格兰,都铎王朝统治英格兰; 500年来,英国呼风唤雨,惊天动地,缔造了一个庞大帝国,引领世界走向现代;但500年转一圈,又转回去了,历史是否果真如此?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世界有多大影响?影响会很大。一个大国悄然解体,对人们的心理有多大影响,引发多少感叹,产生多少遐想?罗马帝国解体,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一千年都没有振作起来。联合王国如果分解,虽然不会出现罗马帝国那样的情况,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将因此改变。有人曾提到“世界岛”的概念,所谓“世界岛”就是亚欧大陆。亚欧大陆曾经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养育人类文明的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地理中心,其他地区都是边缘。英国作为岛国,开创了现代文明,一度独霸世界。但它不在“欧洲”,它本来就不属于亚欧大陆。如果英国以脱欧与亚欧大陆切割,那么漂浮于亚欧大陆之外的地区是什么?那基本上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以前的英帝国,现在的“五眼同盟”。今后的世界走向哪里?由此可以初见端倪。

报告人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历史学系教授。

(整理人:魏运高丽、沈欣)

从奥斯曼帝国到“新奥斯曼主义”: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

昝　涛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土耳其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关系?21世纪的土耳其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发生了哪些历史性变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是历史的。本文涉及的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其实是历史认知和记忆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它作为帝国遗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引子:当代土耳其的进取性外交

通常情况是,关注一些所谓的“热点问题”时,我们会思考或者带入到历史的视角。最近几年,土耳其不只是在中东地区,还可以说是在世界舆论的舞台上经常占据“头条”的位置。这部分地也说明了土耳其的特殊重要性,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近期就有一些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系的“热点”话题。

　　(一) 土耳其与东地中海局势

首先是东地中海地区形势的变化。地中海形势的变化不只是指海面上,比如围绕油气资源的勘探、划分经济专属区这样的一些举动,还有周边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最近这次地中海危机的主角应该是土耳其和希腊,当然还涉及利比亚、法国、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家。如果不是受到当前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在舆论上,近期的东地中海局势应该会是全球最热点的话题。土耳其和只有它认可的北塞浦路斯结成某种联盟,在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利益争夺中表现得非常活跃,态度也非常强硬。土耳其还高调地军事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表现也是非常抢眼,这跟上面说的东地中海局势,关系也很密切。

今天的土耳其,不只是北约里面陆军排名第二的军事强国,其海军力量也增长迅速,在地中海展示肌肉的土耳其,不是一个“愣头青”,而是算准了它的力量较为强大,掣肘较少。

　　(二) “圣索菲亚”问题

2020年7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这个事件对土耳其人而言是其内政,别国无权干预。我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从历史记忆这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我们知道,1453年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是载入史册的时刻。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事实上终结了拜占廷帝国。当时的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把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对军事上的胜利者来说,他是有权利这么做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34年又通过立法将其转变成为供世人参观的博物馆。这一举措常常被解读为土耳其政府向外界(尤其是基督教西方)展现宽容、释放善意的举动,其实,当时的凯末尔政府是有一些现实因素的考量的。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缔结了和约。土耳其想加入进去,据说土耳其方面的谈判代表接到信息说,大概是说希望你们土耳其人在圣索菲亚问题上拿出一些“诚意”来。这暗含的意思就是,基督教世界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象征意义还是很在意的,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问题。土耳其政府获悉之后,便同意了把圣索菲亚改造成博物馆。此为1934—1935年的事情,距今80多年了。博物馆也就存在了这么长时间了。

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后世会赋予其多重的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常见的现象。当下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视为穆斯林世界和基督徒世界之间长期冲突的延续。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实质性冲突,主要还是一种舆论上的交锋,是一种“势”的较量。2020年7月2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了圣索菲亚博物馆86年后举行的首次礼拜,而且亲自诵读《古兰经》的部分章节作为序幕,其欲达到的庄严肃穆和神圣性效果应该是符合预期的。当时,土耳其国内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个事情的,也有很多人现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相信,在东欧巴尔干地区(乃至更远的基督教世界)关注者也不会很少。

当然,在这些问题之前,土耳其比较积极的外交政策涉及的是所谓“库尔德问题”。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多次针对库尔德武装(PKK)采取跨境军事行动,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力图在叙利亚北部控制库尔德势力,建立安全区,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和举动,往往被解读为所谓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外界常常把土耳其的上述种种进取姿态描绘成一种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尤其是西方习惯于把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些外交和地缘政治上的举动,通通归类于这种“新奥斯曼主义”。无论是在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争执,还是土耳其国内文化、政治上对奥斯曼帝国的怀念,都说明土耳其、希腊、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都有着某种深刻的“奥斯曼帝国记忆”。所以,我们说奥斯曼帝国尽管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人们对它却保留和延续着复杂的记忆。

二、 历史背景:从多元帝国到民族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帝国经常被误以为是由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所创立的“陆上帝国”,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在很长时期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帝国,无论是北边的黑海,南边的地中海,还是波斯湾以东地区,奥斯曼人要么将其收入囊中,要么在那里开展海上行动。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涵盖从巴尔干、东南欧地区到小亚细亚再到阿拉伯地区和北非,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把简单地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内陆国家,还应该考虑到它在地中海地区长期的霸主地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曾拥有非常强大的海军力量,北非地区的领土主要也是靠海军的力量来维持。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有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利用海盗,但这不是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

历史上,奥斯曼人其实并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土耳其人”。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讲,自古以来,某个群体自己如何称呼自己(自称)和别人怎么来称呼或看待它(他称),这中间往往是有差异的。随着奥斯曼人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西方人把活跃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长相、语言、习俗、宗教相似的部落或者是部落联盟,都称作土耳其人(或者突厥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部落身份和认同,比如,奥斯曼部落的名称是来自一个叫奥斯曼的著名酋长,这往往是内亚游牧人集团命名的一种习惯,塞尔柱人这个集团的名称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叫塞尔柱的著名的部落酋长。这些游牧部落都有各自的身份和认同,但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所谓“土耳其人”或者是“突厥人”的认同。外人可能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界定,比如,在波斯-阿拉伯的认知里面,就会将他们统称为“突厥人”,前面讲到的欧洲人对这些游牧人的指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的“土耳其”或“突厥”是比较泛化的一种统称,显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因此,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奥斯曼人的国家继续发展,它以后怎么自称呢?就是叫“伟大的国家”,大概有“天朝上国”的意思。奥斯曼人当然也知道波斯-阿拉伯的那个认知传统,而且波斯-阿拉伯这个认知传统也进入了奥斯曼的文化或历史书写中,这个对奥斯曼人是有(再)教育意义的,所以,也不能说奥斯曼人对土耳其或突厥没有认识,或者说他们完全遗忘了,他们至少也会承认自己说的语言是突厥语,但是,精英阶层、统治阶层的人还是不愿意认同“突厥”,而更喜欢自称为“奥斯曼人”。在当时,如果日常说起“土耳其人”或“突厥人”,主要是指有游牧背景的、较为不开化的那些部落人。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情况。

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内部有着非常多元的文化身份。体现到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号上就有很多,跟伊斯兰有关的“加齐”(字面意思是为信仰而战的武士),跟中东地区历史传统有关的“苏丹”,然后,还有跟内陆亚洲有关系的“汗”或“可汗”,跟波斯有关的“帕迪夏”(意思是“大王”),还有跟欧洲传统有关的“凯撒”等。当然跟穆斯林关系最密切的,是在16世纪初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获得的“哈里发”(指的是先知的继承人的意思)这个头衔,一直延续到1924年。

所以,仅仅从这些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奥斯曼帝国是一份非常复杂的遗产。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著名专家哈里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打过一个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就像一把伞,伞下面罩着一群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以及次级政治体,奥斯曼帝国作为一把伞,苏丹就是这个伞的顶尖,维系帝国需要的就是对苏丹的效忠。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当然就建立在理想意义上的“一族一国”, 但实际上当然很难完全做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是多元的,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间接统治”来维持帝国的运转。

从国家的人口构成来看,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最初两百多年里,是非穆斯林占据多数地位。即使是16世纪初征服阿拉伯地区以后,穆斯林人数大幅增加,也可能就占到帝国六成多。也就是说,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比例几乎是相当的,在大部分时间里穆斯林没有占据一个非常绝对的优势。奥斯曼帝国刚建国时候的穆斯林的人口就更少了,因此需要想一些办法来汲取基督徒的人力资源。

有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德武舍迈”(devşirme,本义为“征召”),简单来说就是从基督徒生活的边远农村征召主要是10岁到15岁左右的男孩,这些人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大部分成为禁卫军的一员,极少数出类拔萃者,经过一个严格且长期的教育,最终会成为帝国大员,当然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了,这就是所谓的“奴官制”。

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面,实际上大量都是奴隶出身的甚至是从奴隶市场购买来的不同民族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到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的,他的后宫有大量的女性,可以说都是他们的生育工具,而没有真正的婚姻。像苏雷曼大帝和许蕾姆正式举行婚礼、结婚这种事,都算非常特殊的事情。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一般认为,米勒特制度就是伊斯兰国家赋予疆域内不同宗教团体以较大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学界对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曾经有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设计意义上的“米勒特制度”,只有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尽管可能没有明确地设计一种叫作“米勒特制度”的体制,但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给予非穆斯林宗教共同体较大自治权的做法,而这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帝国要统治这么一个国土广袤、文化多元、人口构成复杂的帝国,就必须倚重已有的传统,实行某种“因俗而治”,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和行政成本。

到了近代,形势就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考虑给予国内所有民众平等的地位(公民权)。这个当然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外交上应付列强干预其内政的一种姿态或策略。这种平权主义的改革之精神被称为“奥斯曼主义”,即奥斯曼人想打造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奥斯曼国家,整个国家无论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不论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族群或哪个教派的人,在奥斯曼国民这个公民身份的意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现代公民权的国族主义,这个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这可以视作奥斯曼国家要把自己整合成一个像西欧式的近代民族国家所做出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没有成功。

奥斯曼主义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挽救帝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外部列强的干涉。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基于平等公民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努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最终是被民族主义严重削弱的,它以往统治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希腊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独立,后来巴尔干地区的不同基督教民族都陆陆续续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的地位。

到20世纪初,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之后,也就是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失败后,就出现了讲土耳其语的这些人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样的一个简单回顾使我们发现,对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命运来讲,实际上是所有的原先属于帝国的民族最终都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可能是这其中的最后一拨,只是到最后,土耳其人也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因此,才会出现下面我们将提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待帝国的那样一种认知和态度。

三、 土耳其共和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与态度

那么,土耳其共和国和崩溃消亡了的奥斯曼帝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人们在冷战后对全球化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人们对全球化主要还是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这应该是主流。跨国公司、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感觉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不复存在,原先被更加宏大的意识形态所笼罩的一些思潮和运动,比如说民族主义、宗派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问题,又变成了人们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亨廷顿警告人们不要陷入到“文明的冲突”中去,真可谓一种前瞻性的思考。

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领域则开始重新反思帝国历史,这在广义上被称为“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中文学界也有一些感受,主要就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个被定名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流派,这些年,因为各种炒作,这个事儿已经不再局限于纯学术领域了。实际上,在我看来,“新清史”和学术研究的“帝国转向”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此外,对大英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的历史研究也有相似的情况,也都是在同一个学术脉络里面,而英帝国史研究很可能还是开风气之先的。

让我们回到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大致上是可以按照如下的思路这样来梳理的。

　　(一) 共和国初期对帝国遗产的实用主义态度

土耳其共和国对帝国遗产采取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请注意,当你说一个人对某事物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的时候,他的说法、做法和想法之间往往可能是有距离的,也就是不完全是一致的)。在土耳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看,奥斯曼帝国也被认为是不好的。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下,会把奥斯曼帝国视为强加给土耳其人肩上的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因为这个帝国虽然曾经不可一世,但总是秉持某种扩张主义,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扩张主义并没有为土耳其民族带来什么好处,带来的只是额外的负担,是土耳其民族身上的越来越多的军事、财政、防卫的负担,所以,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它暗示,只有当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时候,只有当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为自身的民族独立而战的时候,土耳其人在历史上终于头一次为自己流血牺牲,土耳其民族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叙事。

这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逻辑是内敛的,也是现实主义的,用凯末尔的话来说,土耳其人不能再去想入非非,那些不能用刺刀捍卫的领土,就不是土耳其民族的领土。东欧巴尔干、克里米亚、高加索还有阿拉伯地区,显然是土耳其人不能掌控的。实际上,早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其所呈现的颓势已使其无力去维系帝国的领土完整了,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都进行了批判,这些都是扩张主义的不同形式。

说土耳其是实用主义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土耳其已经没有什么国力了,否则,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对当时的土耳其人来说,帝国已经不可能复兴,能够把小亚细亚这块领土保住就不错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失败,之后土耳其的领土实际上在当时都被不同的势力所觊觎,或者说即将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是在这样一种危机形势下取得胜利的,革命的胜利果实的确是来之不易。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采取了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最重要原因。

回溯来看,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在情感上是一个硬剥离的过程。在当时,无论过去多么伟大,都已经不可能再回来。奥斯曼帝国在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导致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帝国治下的欧洲部分、阿拉伯部分都脱离了帝国的统治,所以可以说土耳其算是帝国被“剩下的”部分。在这部分领土上的人主要是讲土耳其语的,那这些人的命运何去何从呢?当时,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里面讲了,他说讲土耳其语的这批人他们也可以实行民族自决,也就是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

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对过去的帝国“遗产”是要批判的。另外,后文我们会说到,土耳其共和国还要进行现代化、世俗化的进步主义改革,帝国也就被说成是传统的、落后的,它力主的改革也是失败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土耳其也是排斥奥斯曼帝国的。无论是从疆域领土角度的实用主义,还是从走向现代的进步的理想主义来说,土耳其都是排斥奥斯曼帝国的,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很长一段时间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

另外,土耳其还要处理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那就更不宜去提奥斯曼帝国的伟大了,这个方面还是要“遮遮掩掩”比较好,因为,你提起来的伟大,就是别人的伤痛之处,是被土耳其人实行了“黑暗的”、压迫性的异族统治。

可以说,在土耳其,长期以来对奥斯曼帝国是一种比较“尴尬又含混”的态度,这跟当下埃尔多安对奥斯曼帝国那样一种积极的、张扬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二) 作为土耳其民族荣耀的奥斯曼历史

上述土耳其对奥斯曼帝国的实用态度,并不妨碍其将奥斯曼帝国的荣耀进行“土耳其化”。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确实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和运气在内。它能够在当年那样一种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胜出,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涉及以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无法否认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强盛和伟大,当然创建奥斯曼帝国的这群人也就在逻辑上很伟大,那这群人是谁呢?又是谁能够继承伟大的祖先留下的伟大遗产呢?这就是所谓的奥斯曼帝国的起源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只是关于已经不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纯粹的历史问题,还是一个与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之争有关的敏感问题。当然,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特别不一致的。在西方学者那里,曾经有两种重要的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理论,一种说法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过程中基督徒(或希腊人)因素非常重要,奥斯曼人主要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另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圣战征服论,也就是说,奥斯曼人的征服之成功受到伊斯兰宗教热情(“圣战”,gaza)的鼓动,是穆斯林对异教徒的战争。对于第二种说法,土耳其人没有怎么关注,而对第一种说法,土耳其民族主义学者则特别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学术研究,强调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来自内陆亚洲的、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创立的。因此,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起源这一问题,跟土耳其的民族感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不只是在帝国崩解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民族国家的问题。其民族认同、民族身份也在发生重要的转变。过去不怎么被认可的土耳其/突厥的元素,现在就——承接帝国晚期已经出现的民族主义——上升为一个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核心所在。在共和国建立前后,已经出现一个所谓“土耳其主义”的民族主义潮流。所以,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之间存在身份上的转换这个问题。前面提及到底谁要去继承这个伟大帝国的事业,与此同时,从过去帝国认同到现在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认同,又存在一个断裂,所以说,这个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这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帝国现在已经没了,但是过去的帝国又那么伟大,难以被否认,至少它经过几百年征战,占据了这么大的版图,长期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这一历史功绩,要归于谁呢?

我们是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讲奥斯曼帝国,因此,我们要讲的是土耳其人和帝国身份/认同之间的这种矛盾的纠葛。但是,土耳其周边国家的主要舆论,除了一些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严肃的学者持客观中立态度、靠档案资料说话外,大部分还是被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主导的。就是说,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他们对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评价都主要是负面的,说那是异族统治、奴役与黑暗的时代。所以,提到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正面的东西。这符合他们各自民族主义的逻辑,因为只有这种叙事才能够来为后来自己民族的抗争、独立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

因此,其结果就是,现代土耳其人不得不以大约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去独自继承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遗产。周围的族群、民族国家和人民,几乎不把奥斯曼帝国作为自己的一个正常的遗产来看待。尽管历史上毫无疑问是它们的遗产的一部分,但是精神上却是对它有一种拒斥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不得不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唯一继承者。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干的那些“大事”,大都被认为是土耳其人干的。

当然,在学术界,上面提到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立场正在被纠正,但是,学术界要想传播并影响普遍的舆论,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要走。

　　(三) “新奥斯曼主义”的提出

在外交上,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秉承“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原则,某种意义上实行了“孤立主义”。土耳其在二战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参战,作为中立国艰难而巧妙地维护了自身的主权。到二战以后,土耳其就完全投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中,并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北约。二战结束后不久,威权统治也在土耳其结束了。冷战时期,土耳其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个前沿阵地国家,是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前哨。

到冷战结束,土耳其失去了它的上述特殊地位后,就不得不去重新考虑其战略定位。我们知道,在厄扎尔时代其实已经有了“新奥斯曼主义”的提法。但须知,今天土耳其人是不怎么提“新奥斯曼主义”的,主要是西方人总提“新奥斯曼主义”。在厄扎尔时代,主要考虑的是要改变土耳其人长期作为西方阵营铁杆盟友的单一定位,因为西方国家这时对土耳其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了。随着多极化时代的降临,土耳其就不得不改变单方面亲西方的战略定位,走外交多元化或多边主义的道路,尤其是要考虑如何发展与周边伊斯兰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包括土耳其在80年代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经济政策,也必须考虑原料来源地和市场的问题,这样,它在外交和经济上就都不能忽视周边地区形势。

在土耳其国内,在新形势下,就出现了如何对奥斯曼帝国历史重新评价的问题。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厄扎尔时代就出现的“新奥斯曼主义”,另外,1999年,土耳其举行了一次非常引人注目的活动——庆祝奥斯曼帝国建国700周年(一般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被追溯到1299年)。这意味着土耳其改变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评价和态度。所以,要说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意味着什么,还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四) 当代“土耳其梦”中的奥斯曼记忆

在当代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中,也有意识地使用关于奥斯曼帝国之过去的历史记忆。几年前,我曾经论述过土耳其有一个所谓的“土耳其梦”,而这个“土耳其梦”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百年梦想”。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2023年,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这个百年梦想包含很多非常具体的目标。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23年土耳其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当前距离2023年已经没有几年了,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土耳其不太可能实现预期目标。但“进步”这个事儿有时候是相对的,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的“600年梦想”。这个600年是怎么计算的呢?这就非常具有历史含义了。这个“600年梦想”是从1453年算起的,“600年”就是到了2053年,大体说就是本世纪中叶。埃尔多安政府对这个“600年梦想”并没有制定具体的衡量指标,总体目标是要达到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所拥有的声望程度。1453年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历史的一个顶峰。1453年的象征意义,既含有某种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关系的一种隐喻,又有土耳其作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的夙愿。2023年经济总量要进入世界前十,到2053年,埃尔多安的说法是达到奥斯曼帝国那样的一个声望水平,当然是奥斯曼帝国极盛时代的水平,肯定高于2023年的世界前十吧。现在土耳其官方很热衷于每年举办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纪念仪式,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第三个层次就是所谓“千年梦想”。这个其实是从1071年算起的。塞尔柱突厥人1071年在土耳其的东部地区(曼齐刻尔特,在今土耳其凡湖的附近)战胜了拜占廷帝国,俘虏了其皇帝。一般在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会认为这一年是小亚细亚或者安纳托利亚地区土耳其化的开端。因为,从那之后拜占廷的势力收缩,而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力量不断增强和涌入,这为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实也是土耳其民族形成的开始。所以,土耳其人把1071作为“千年梦想”的起点,那么,到2071年会怎么样呢?埃尔多安也希望土耳其人能够去畅想更加美好的未来,到那时候,现在这一代领导人不在了,他鼓励土耳其人努力生育能够实现千年梦想的一代人,埃尔多安长期以来的目标就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生三个孩子,现在土耳其的生育率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增长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土耳其人口有8000多万了,而且平均年龄比较年轻,老龄化这个问题暂时还不是土耳其需要担心的。

总体来讲,土耳其领导人擅长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为一些当下的政治诉求提供某种历史的荣耀感、激情或合法性。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把自身也安放到那个被重构的伟大历史进程的脉络里。埃尔多安在演讲中,喜欢强调自己走的是这样一条继往开来的路,通过把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和线索串联起来,然后把自己嵌入进去,当下的伟大性就不言而喻了。埃尔多安在演讲中曾经说过,“我们的道路是苏丹阿斯兰的道路,是奥斯曼加齐的道路,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道路,是苏莱曼大帝的道路,是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道路,是阿德南·门德列斯(365) 和图尔古特·厄扎尔(366) 的道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有着奥斯曼帝国留给它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我们国家也有来自传统帝国的遗产,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如果跟奥斯曼帝国做一些比较,就会发现,的确,我们对帝国的继承和土耳其人对帝国的继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表现就是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曾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而且它延续600多年,其时间比我们任何一个秦以后的中国王朝都要长,但这个奥斯曼帝国最终灰飞烟灭了,在它的领土上出现了几十个民族国家,而现代中国对传统帝国的继承,延续性更为明显、继承性更突出。

四、 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不只是一种外交姿态或策略,同时也体现在土耳其内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角度梳理一下土耳其共和国的一些重要变化。

　　(一) 20世纪土耳其的影响力

奥斯曼帝国末期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统治阶层实行了世俗化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大到法律、教育、政治制度,小到文字、服饰还有婚姻、家庭等方面,都做了一些改革。从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到世俗化、现代化的这些变革,其实可以说这都是一种承继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遗产的凯末尔主义的内容。

如果要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讨论凯末尔主义的出现,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深刻的国际背景,即所谓“亚洲的觉醒”。列宁曾在1913年讲过,1905年俄国革命后中国、土耳其、伊朗、印度都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之为亚洲的觉醒,“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实际上还是“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力量在凯末尔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从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上来说,青年土耳其党人(无论是1908年的还是1923年的)是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他们在1908年的第二次立宪革命的成功曾经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很羡慕,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也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眼中的榜样,当时有很多关于土耳其革命的文章和著作,先进的中国人希望用土耳其的独立和变革来唤醒中国民众。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1926年柳克述出版的《新土耳其》一书。在这本书里面,作者重点提到了土耳其的独立。在此后的中文语境中很重要的一些词汇,比如欧化、西化、现代化,等等,都在这里面出现了。“现代化”在中国语境里面的最早出现,很可能就是柳克述在讲土耳其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知识精英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一种积极的东西,这种积极性就表现在反帝、反封建上,表现在独立后的成功变革上。反观当时陷入军阀混战的中国,相对于已经获得独立主权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来讲,情况比较糟糕。

当时的中国人在对这个问题的叙述上,把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看成是一件好事,这样,土耳其共和国独立的意义就可以提升上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柳克述写的两本书里面就提到如何去看待土耳其革命意义的问题。当时还有一些杂志甚至出了关于土耳其革命的专刊,报纸上也不断发表相关评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土耳其的独立革命是一种非常赞扬的态度,后来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里面就出现了对土耳其革命的批评,一方面是说它不彻底,就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是指责土耳其资产阶级镇压了土耳其共产党。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比如瞿秋白)对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对土耳其复兴历史上的突厥文化的那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

凯末尔主义为土耳其带来了现代性(modernity),土耳其成为非西方国家走现代化道路的榜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就是伯纳德·刘易斯写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伯纳德·刘易斯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前几年刚刚去世。《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在1982年的时候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个中文版,里面是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一直讲到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在整个过程里面,刘易斯把当时盛行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用于对土耳其的解释,这本书不只是现代土耳其史研究的经典,也是经典现代化范式代表下历史和人文社科研究的经典作品。20世纪6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会又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就叫作《日本与土耳其的现代化比较》。书中提到土耳其是在日本之后第二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学者基本上也是把凯末尔的改革放在了现代化这个视野下来看的。

从现代化的角度说,土耳其对非西方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确有重要启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土耳其的启示就更为特殊了。这就是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一些突厥语系国家先后独立。由于一些中亚国家(除了塔吉克斯坦)及阿塞拜疆也是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可能是最近的两种语言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也在考虑未来怎么发展,当时这些国家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急于要摆脱原有的苏联模式,一个是中央集权,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土耳其成为了中亚国家的榜样,他们在90年代非常盛行向土耳其学习,主要是所谓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90年代初,土耳其确实对于中亚地区实施非常积极的政策,包括提供一定的经济和文化援助,不过,土耳其的主要影响实际上表现在教育方面,比如说给这些国家提供前往土耳其留学的名额,减免学费提供奖学金,甚至还提供来往的路费,投资建立大学,还有就是输出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土耳其文化等。在厄扎尔时代,某种幻觉意义上的“泛突厥主义”又一度兴盛起来。在提“新奥斯曼主义”的同时,这时的土耳其也非常注重在中亚-高加索这些地区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这个时候包括国内学者在内很多人都注意到土耳其的这样一种野心。很快中亚国家也发现土耳其的目的不是很单纯,苏联“老大哥”不在了,土耳其想当新的“老大哥”,他们对这个比较警惕。你愿意帮助我,让我学习,给我提供援助,那没有问题,但是中亚人不能接受土耳其像过去苏联一样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加上土耳其国力有限,后来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就主要局限于文化和教育领域。

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杜金曾提出“新欧亚主义”,对普京产生过较大影响。新欧亚主义非常强调跟欧亚国家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核心利益。它其实也看到了这些国家里面土耳其的独特价值,所以对土耳其也很重视,向土耳其输出了“新欧亚主义”。土耳其就有一批学者、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军方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但是,杜金在土耳其的追随者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原先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泛突厥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觉得欧亚主义可以避免像提泛突厥主义时给其他国家的人造成的某种抵触心理。最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讲突厥语的国家要共同编写各种教材,最近刚投入使用的是《突厥通史》选修课教材,哈萨克、阿塞拜疆、土耳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

　　(二) 埃尔多安时代的变化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从2002年开始上台并长期执政,其间,还把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了总统制。当我们回顾这近20年的历史时期,会发现土耳其确实是进入了“埃尔多安的时代”。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现在是一体两面,用学者的话来说,就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推出了一位魅力领袖。在某些方面,埃尔多安的强人个性,就成为这个时代土耳其的重要特点。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长期执政,对土耳其具有重要影响。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从政治制度到日常生活、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世俗化改革。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得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宗教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国家领袖等精英人物提倡的是一种世俗的、西方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社会风尚主流也是西方化的。比如,不提倡女性戴头巾,提倡男性穿戴西方的服饰,戴西方的礼帽,还要学习西方的舞蹈、音乐、体育运动,甚至送土耳其姑娘去欧洲参加选美等。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也造成很多人在宗教情感上得不到满足。但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是这样的,风尚是这样的,执政者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它引导了这个社会的潮流,具体执行的过程之中甚至有一些强迫性的或者是威权主义的做法。

另外,对土耳其共和国发展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便是1945年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土耳其在1946年就开始考虑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了所谓民主化改革,最终实行多党政治。到了1950年,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上台,开始利用宗教因素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在对凯末尔主义中激进的世俗化政策进行某种修正。比如,共和国初期把清真寺祷告用语由阿拉伯语改为土耳其语,到了凯末尔之后,很快又改回了阿拉伯语。

民主党上台以来就试图对土耳其政治文化里面的世俗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或定义。当年凯末尔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对“世俗主义”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主要就是强调把国家事务和宗教事务分离,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当时虽然强调政教分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政治对宗教还是保持警惕与控制的。到了民主化时代,民主党对世俗主义的解释就开始转而强调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要平等对待不同的信仰,要尊重这些不同的信仰。2016年的时候,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议长就曾经说过,如果要重新制定一部宪法,世俗主义不应该再被写进宪法。这当时在土耳其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埃尔多安就出来安抚大家,并表示正义与发展党还是会坚持世俗主义的。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正义与发展党在“2023政治愿景”里面专门提过世俗主义,埃尔多安在埃及接受电视采访时也在相似的脉络中谈过世俗主义。需要提及的是,埃尔多安支持埃及穆兄会,后来塞西将军推翻穆尔西政权以后,土耳其和埃及关系一直不好。 

埃尔多安强调的对世俗主义的理解,其实跟当年民主党时代的修正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是要充分尊重不同信仰民众的权利。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要对凯末尔党人的激进世俗主义政策进行修正,保障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埃尔多安时代对世俗主义的理解更加强调对不同信仰的平等对待。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道路往往被从“进步主义”的角度进行解释,即,世俗主义认为是进步的,代表了世界先进的潮流。所以,要坚持先进的东西,就要把落后的或者说传统的东西边缘化甚至清除。那么,后来土耳其为什么会出现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会出现土耳其式的伊斯兰国家建立起世俗—民主制度?其体制背后的转变有没有别的原因?有一种解释认为,世俗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凯末尔党人建立了新的政权,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用一种意识形态来为自己服务,当时就选择了这个进步的“世俗主义”。所以说,世俗主义同时成为了一种进步主义,也成为了维护这个新的政治阶层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在当前的土耳其,执政党不能公开反对世俗主义,但可以对世俗主义的定义进行某种修正(发展)。

事实上,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或者政治势力,要想在土耳其进行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逆转,短期内还是很难的(其是否有此理想也值得怀疑)。虽然在很多方面,他们不愿意提及国父凯末尔,不愿意讲过去的那种世俗主义,但是你可以发现,并没有人能够公开出来否定凯末尔的世俗主义遗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坚持世俗主义的同时,对世俗主义加以新的诠释,使得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从“凯末尔式的”变成了今天的“埃尔多安式的”。过去十年来,土耳其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社会风尚方面的保守化,比如,国家元首的夫人戴头巾了,其他人也可以在公共场合戴头巾了,现在也可以随时看到戴着黑色头巾的女警察在做安检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就已经推翻了过去的世俗主义体制,但日常生活方式上的确有了重要的变化,体制上的变化还有待观察。

即便是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了清真寺,也不意味着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体制就变了,这个当然跟今天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所面临的政治境况有关。这一举措与这些年来土耳其民众对正义与发展党支持率的下降、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新冠疫情的爆发都是有关联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问题,尤其是像埃尔多安变来变去,无非是复制了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他需要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具体的需要去讨好或煽动民众。在圣索菲亚这个问题上,不管西方国家怎么评价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至少在表面上有70%以上的人是支持的,所以说,这里面有很浓厚的政治因素的考量。我们并不能把这些问题拿来说土耳其这个世俗主义国家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目前还只是特殊政治环节上的一些“挑逗性”的举措。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埃尔多安时代的世俗主义危机呢?当前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确实面临一些危机,有一些政治学者从共和制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在法国所发生的围绕着公共场合宗教饰物的争论以及对穆斯林群众的冒犯,有些问题实际上在土耳其也是相似的。法国式的世俗主义就是要在公共领域中把附着在公民身上的各种宗教色彩抹杀掉,只强调公民身份下的“理性人”角色。有人认为土耳其人是“复制”了法国模式,但是,在不否认法国影响的同时,历史地看,我们还可以加上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这个思考维度。因为,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在漫长的时期里就维持了政治对于宗教的一种控制,这就是哈里发体制,哈里发体制具有很强的世俗性特征,王权政治对于宗教势力维持了一种强力的控制。

土耳其共和国有一个部门叫宗教事务局(Diyanet)。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网站,就会发现他们强调自己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大教长(或总穆夫提)的职务。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代表国家管理其国内的宗教事务,是一级行政机关。但其做事风格和执政者是有密切关系的,谁当政,这个机构就代表谁的利益、执行谁的意志。凯末尔执政时期,宗教事务局代表了凯末尔主义党人的倾向,埃尔多安上台后,它就代表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倾向。所以说,宗教事务局不能被看成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实际上是代表了执政集团的立场。宗教事务局的设立对土耳其世俗主义来说是把“双刃剑”,伊斯兰主义政党或者说是亲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上台,它就会变成其操控舆论、操控宗教的一个工具。

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历史遗产,无论是其荣耀的历史还是处理政治—宗教关系的传统机制,实际上都对现代土耳其影响巨大。随着土耳其需要更加独立地去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形势,它就日益表现出来对帝国符号的强化。在土耳其内部,从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提出“新奥斯曼主义”,到埃尔多安时代对奥斯曼的历史叙事/记忆的利用,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土耳其政府在1928年把原来的奥斯曼文进行了拉丁化,现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奥斯曼文在土耳其的高中又成为选修课。这也是埃尔多安所推动的一个变化。偶尔有个别的政客还会提示说,是不是可以在土耳其恢复使用奥斯曼文,这其实也是某种操控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的政治运作。最近的这次圣索菲亚博物馆被改回清真寺事件,就是当代的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对帝国记忆的一个操控,为的是挽回其支持率的下滑局面。这样一个有很强政治动机的行为,使我们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符号在当代土耳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体上来说,这些都可以被概括为某种“新奥斯曼主义”。

报告人简介:昝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https://www.daowen.com)

(整理人:吴奇俊)

学术活动

地中海区域视野下的土耳其与希腊

土耳其和希腊关系是影响地中海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近期两国围绕东地中海能源资源的争夺是两国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争端的集中体现与再次凸显,其中也蕴含了大国博弈的色彩。土耳其和希腊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从多维度、多学科视角深化对两国关系和国情的认识,对于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平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大意义。

因东地中海划界和油气资源等问题,土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近来紧张关系加剧。从年初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冲突到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身份变更的争执,再到当前“油气勘探危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冲突已经从开始的口水战逐步升级到现在的军事对峙,整个地中海区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此次工作坊邀请到包括研究古希腊历史和近现代希腊历史,以及研究希腊和土耳其现状的学者,共同围绕地中海区域视野下的土耳其与希腊关系进行学术交流与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晓旭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史前与古代时期希腊和小亚细亚之间密切的人口、文化交往和政权更迭。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经历了约2000年的短暂的中石器时代,其文化与旧石器时代和之后新石器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丰富地区反而没有中石器时代的遗存,中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海岸和近海地带,因为它呈现一种海洋特征。对此影响比较大的解释是这一文化近海并具有海洋性,所以应该是由海陆来的,而不是由陆路来的移民带入的。而且这个移民方向被认为来自安那托利亚或更远的东方,也是通过比对考古学文化的这种相似性,和小亚细亚或者更远东部地区有相似的因素。当然比较新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解释,比如说基克拉迪群岛玛茹拉斯(Maroulas)遗址,这块的文化和近东各文化都没有关系,而且经研究它的文化应该来自于希腊大陆,所以就提出这样新的解释,即这种海洋性特征可能是原有旧石器时代海洋传统的一种发展,在旧石器时代可能不显著,而在这个时期比较显著,当地人口来自于希腊大陆本身。和近东的相似性有可能是大陆带到小亚细亚去,或者是带到更远的塞浦路斯去的。这是一种相反的解释。无论是哪种解释都表明希腊大陆和小亚细亚在中石器时代有人员和文化上的接触和交往。

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发源于近东和西亚并向外传播,其实这个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其西边的一支分出了一个叉来,这就是小亚细亚的东南部地区,这是著名的遗址,一般翻译成恰塔尔·休于。这是一个著名的遗址,希腊的新石器时代其实也分若干地域类型和几个阶段。地域类型有色萨利地区、东南希腊、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岛等,它们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类型,这是一些最主要的遗址。

接下来是青铜时代,整个爱琴海考古是一个整体,其内部可以分成四个地域类型,希腊大陆、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北爱琴海和西安那托利亚。青铜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期以及12种文化类型。我们经常所说的米诺斯文明,从中期米诺斯开始算起,迈锡尼文明是晚期希腊底文化,它征服了整个爱琴海这片区域,使得米诺斯落入它的统治之下。迈锡尼文明扩张波及了小亚细亚西海岸尤其是西南海岸地区,此外,小亚细亚西岸北边也发现了迈锡尼的陶器。

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认为,希腊大陆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来自于小亚细亚,而且与小亚细亚西部和整片爱琴海地区构成一个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体。这项研究主要是考古学家卡尔·布里根邀请语言学家哈雷共同完成,他们绘制了一幅希腊大陆前希腊语言地名的地图,并根据地图比对考古资料,在考古学上寻找一个与这种共同的语言及其所反映的共同的文化相吻合的时期。布里根采用的是排除法。他据此得出这样结论:早期青铜时代,所有的这个四种地域类型的文化实际上是一致的,构成一种共同文化,因此,前希腊语属于这个时期。接着下来就是中期希腊底文化,开始呈现各地文化的不同,希腊大陆有一些新的陶器类型的,还有其他一些附带的文化特征也加进来了,这就被认为最早的希腊人到来了。

再接下来的黑暗时代,有三支希腊人向小亚细亚西海岸地区移民,造成了语言上与大陆的平行关系,也就是希腊几种方言呈纬度分布。到了殖民时期,整个环小亚细亚地区都处在希腊人的影响之下。希波战争时期,小亚细亚希腊人首先暴动。波斯人无论从北边走还是从中部走,都是以小亚细亚为基地,希腊人抵御波斯的重要海战也多发生于小亚细亚海岸。并且雅典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除了希腊城邦之外还有非希腊人,都被雅典纳入帝国之内缴纳贡金,卡里亚贡金区有很多的非希腊人,赫勒斯滂贡金区中有密西亚人。因为接触比较早,所以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小亚细亚地区实际上已经希腊化了,比如吕基亚国王采取希腊化政策也同时引进波斯化政策。由于希腊化比较彻底,罗马时代的两个皇帝建设的泛希腊同盟当中有不少其实都是小亚细亚的这种希腊化的非希腊城市,例如吕基亚、吕底亚、卡里亚,等等。

徐晓旭总结称,史前时代以来小亚细亚与希腊有着持续且频繁的密切联系和交往。影响可能来自任何一方,由小亚细亚到希腊,也可以由希腊到小亚细亚,先是小亚细亚影响希腊,之后希腊影响小亚细亚。希腊和小亚细亚地理上的相互毗邻造成了两地文化和政治的一体化,但海洋的阻隔又造成了两地之间在政治上的分立与冲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从古希腊时期以来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视角探讨了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国家战略。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明视角来谈世界秩序的学者就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亨廷顿将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几个国家界定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位列其中,主要是说土耳其始终摇摆在欧盟和东方之间。此外,亨廷顿对于整个伊斯兰文明还有一个判断,即整个伊斯兰世界缺乏一个核心国家的承担。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有欧洲与美国,中华文明有中国,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始终缺乏能够担当起文明形态的核心国家。如果沿着亨廷顿的这个思路,把土耳其放入这个框架里,便是一个处于伊斯兰文明之下还是无所适从的国家。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土耳其目前似乎最能够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潜在担当者。

从文明史视角下来看,从史前一直到古典时期,整个爱琴海区域的希腊和小亚细亚,乃至整个地中海区域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文明沟通或者来往,甚至有非常直接的政治往来。到了古典时期,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所谓的希波战争或者波斯战争,波斯占领整个小亚细亚之后,与希腊世界产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小亚细亚与爱琴海沿岸城邦要反叛波斯统治,并寻求希腊城邦雅典的帮助,随后掀起的伊奥尼亚的反叛引起波斯的不满,并使后者攻打雅典。在古典时期,波斯对于整个希腊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影响着整个希腊地区的国际秩序。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他一方面记载了整个希腊世界,另一方面也记载了大量后来被称之为蛮族之地的非希腊世界,其实在希罗多德那里,非希腊族人叫作非希腊人或者异族更合适一些,他并没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像后人那样对蛮族以文明等级来歧视。

张新刚指出,古典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之后,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关于东方的讨论逐渐把东方蛮族化,从最早对希波战争的一些描述,到后来雅典人通过各种题材,包括喜剧、哲学、历史等文本,慢慢树立起了这样一些形象:东方是“专制”、野蛮的,理性能力不足。特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立就非常明显了,在《政治学》中,只有希腊人才是天选之子,有理性,性情也比较适中,能够发展成健全的人性出来,从而产生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政治和专制的冲突。而这样一种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以及这样一种文明对抗的范式,其实对后来的历史认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的东西对立也在延续文明对野蛮、民主对专制等这样一些话语体系。

整个希腊后来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转变为罗马帝国,后来又被奥斯曼土耳其取代了。19世纪希腊的一些政治家还想建立一个以拜占庭帝国为基础的大的希腊国家,把伊斯坦布尔作为它的首都,其被称为“伟大理想”(Megali Idea)。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战略很难实现,然后与之相对,土耳其人也有一个“土耳其梦”,奥斯曼帝国的梦,如果沿着历史演变这样一种路径的话,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实,今天在思考土耳其处于东西之间这样一种状态或者地缘政治、或者文明的态势的话,不难发现,希腊和土耳其都在自身的历史传统之中,历史也影响着双方的关系。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极力想要加入欧盟,但是希腊是最坚定的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国家。因此,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欧盟和土耳其的关系。虽然两国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者仍在体现出自希波战争以来的文明对抗,只是这种文明对抗在当下呈现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

如果回到当下文明态势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土耳其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寻求成为欧盟一员,欧盟现在自身也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土耳其开始努力去构建一种以突厥认同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或者更具雄心的想象,埃尔多安也似乎在打造自身的伊斯兰世界重要领导人的形象,这是亨廷顿之后一个重要的新发展现象。面对这样一种态势,原来西方文明的担当者逐步转向了美国,欧洲如何在政治上成为新的担当者,目前的态势不是特别明朗,相对美国来说它的位置比较尴尬。对于东进的土耳其来说,泛突厥主义的直接竞争对手是俄罗斯。 

张新刚认为,有着8000多万人口的土耳其更有可能成为某种文明的担当者或载体,毕竟土耳其有着庞大的人口和稳定的政治组织,以及一个西方化的经济发展的基底结构,土耳其的崛起是否不再无所适从,而是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担当者,是值得长期观察的现象。从文明意义上来看,土耳其的伟大复兴梦的确有非常扎实的人口、地理位置以及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宗教或者文化认同基础。当然,西方作为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明,它的长时段的调整能力和未来发展的韧性是不可小觑的,我们也对它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关于东地中海的一些利益争夺可能是暂时的,更需要关心的是未来30—50年或者更长远时段从文明发展意义上整个欧洲和土耳其会发生何种态势的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廖百智分析了希腊与土耳其冲突的原因。首先,油气资源之争是引发冲突的最直接原因。过去10年,东地中海周边各国接二连三有天然气发现,2009年和2010年以色列发现塔玛尔气田和利维坦气田;2011年塞浦路斯找到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气田;2015年意大利埃尼公司发现佐尔(Zohr)气田。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该地区可供开采的石油约17亿桶、天然气约122万亿立方英尺。大量的油气储备引发周边国家激烈争夺。

2019年1月,埃及集结东地中海周边七国出台“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纲领,希望成为东地中海出口天然气的主要能源中心。同年3月,包括埃尼、埃克森美孚、希腊石油、诺贝尔能源和道达尔在内的主要油气公司的高管聚集在塞浦路斯,研讨塞浦路斯如何发挥其作为石油和天然气服务中心的潜力,探讨相关的优势和挑战,并提出建设这个岛屿国家油气能源行业的战略规划。

土耳其不甘落后,一直想依托地理位置优势,将土耳其打造为“欧亚能源走廊”乃至“世界能源中枢”。早在2006年,土耳其政府就推出了“蓝色家园”(Blue Homeland)概念,在地中海地区划定18.9万平方公里领海,远超其实际控制的面积。2019年2月初,土耳其宣布东地中海开采计划,5月3日再次披露方案细节。同时,土耳其还不惜动用武力保驾护航,2019年3月,土耳其海军出动103艘军舰,在黑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同时举行该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其中包括与希腊有争议的地区。

2019年12月,土耳其与利比亚西部政府达成协议,确定了一条长达18.6海里的线路,作为分隔两个经济区域的海上边界。埃尔多安表示,这项协议将允许进行联合勘探活动,但是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却认为,这项协议是土耳其企图占领东地中海地区的表现。希腊方面认为,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的协议,无视希腊诸岛在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权利,这可能会影响计划建设的东地中海(East Med)天然气管道。

2020年1月,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就“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是一条总长1900公里的海底管道,希望通过希腊和意大利将东地中海的气田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

2020年8月6日,希腊和埃及签署了一项海上协议,将两国之间的大片水域划分为专属经济区。土耳其对此强烈不满。8月10日,土耳其勘探船奥鲁奇·雷伊斯(Oruc Reis)在东地中海争议海域钻探天然气,希腊与土耳其紧张关系升级。8月12日,一艘希腊军舰在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之间海域执行任务时,与一艘土耳其军舰对峙,险些相撞,冲突达到顶峰。8月25日,希腊、土耳其两国在东地中海同时举行军演。8月30日,土耳其胜利日之际,埃尔多安将当前与希腊等国的争端等同于百年前列强逼土耳其达成的《色佛尔条约》。

其次,历史遗留问题是导致争端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主权之争。塞浦路斯岛在东地中海能源地图上位置重要,但其自1974年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南塞浦路斯受希腊支持,是欧盟成员;北塞浦路斯仅得到土耳其一国承认,被视为土耳其的“卫星国”。土耳其一贯主张北塞浦路斯应享有完整主权,与南塞浦路斯平分海洋资源,实质是要求分割希腊和南塞浦路斯的海上利益。因此,2018年,塞浦路斯准备开发天然气时,土耳其随即派出战舰阻止埃尼公司作业。土耳其方面表示,不会允许塞浦路斯在未与土耳其塞族人达成收入分配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开采天然气资源。另一方面,是海洋划界之争。地中海是半封闭海域,东部沿岸国家密集、岛屿众多、文化差异大,各国对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认定互有重叠,划界不明是历史遗留问题,油气大发现使之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其中土耳其海岸线最长,但因被希腊众岛及塞浦路斯大岛近距离包围,海上领土主张受限最多,要求重新划界的呼声也最强烈。

再次,地缘政治分歧引发阵营对立。土耳其与希腊长期不睦,近年来又因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先后开罪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因而在东地中海备受孤立。七个国家抛开土耳其,单独成立了东地中海论坛。为冲破困局,土耳其加大对利比亚的军事投入,与利比亚西部政府签订协议,重划专属经济区,扩大海上管辖权,但这样做不仅直接挑战希腊、塞浦路斯、埃及三国海洋边界,而且威胁到埃及、阿联酋、法国、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进一步将东地中海问题与利比亚内战捆绑在一起,加剧了争端的复杂程度。

最后,大国的介入令问题进一步复杂。东地中海油气争端牵动多方利益,美、欧、俄等大国立场不尽相同,这也成为矛盾迟迟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态度暧昧。从经济利益看,美国欲在东地中海分一杯羹,其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和诺贝尔能源公司已加入塞浦路斯、以色列等国的勘探作业,对土耳其欲搅局、谋求扩大海洋权利范围的行为不满;从战略利益看,土、以、埃、希均是美盟友,且土、希同为北约成员,同室操戈势必削弱美主导的同盟体系。因此,美虽暗中支持希、塞,明里却要调解、安抚,同时参加土、希双方的海空军事演习,但却逐步解除了对南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借此制衡土耳其的意图明显。2020年9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访问希腊,据传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要将美驻土因吉尔利克基地的资产转移至希腊克里特岛(苏达湾)。但考虑到美国大选在即,恐不会在东地中海问题上过度投入。欧盟进退两难。一方面有支持希、塞的冲动,不仅因为两国是欧盟正式成员,更重要的是,两国能源计划有助于促成欧洲能源供应多样化、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加上近年土欧关系持续走低,双方价值观背离,欧盟亦有遏制土耳其向东地中海扩张的战略需求。但另一方面,欧盟在难民和反恐问题上受制于土耳其,亦担心向土过度施压会将其推向俄罗斯的怀抱,因此又必须保留与土对话和谈判、协调的空间。两难选择催生欧盟内部分歧,希、塞与土已进入零和博弈,不肯后退;法、意因深度参与东地中海能源开发,利益攸关,主张对土强硬。2020年8月1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声援希腊,并提出将加强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回应土耳其采取的任何行动;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忧心国内数百万土耳其侨民,不愿过度激怒埃尔多安,呼吁双方对话,9月22日,埃尔多安与默克尔举行视频会议。欧盟已于2020年2月就土在东地中海勘探活动对其施加了制裁,并拟于10月初讨论是否追加新制裁。俄罗斯静待时机。俄罗斯在利比亚与埃及、法国等立场相近,但在阻止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修建海底管道问题上与土耳其有共同利益,因此未肯轻易表态。事实上,考虑到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占比约37%),未来东地中海维持危机状态,希、土持续对抗,导致资源开发受阻或已开采天然气无法顺利送入欧洲,才是最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局面——既能牵制、消耗战略对手,又能确保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份额。因此,俄乐见东地中海局势混乱、僵持;甚至不排除会在一方落败时予以平衡,以确保双方“势均力敌”,坐收渔翁之利。

廖百智认为,短期内争端仍将持续,目前出现了一些缓和信号。2020年9月13日,奥鲁奇·雷伊斯号返回土耳其,希腊称其为缓解矛盾的积极的第一步,但土耳其说是按计划返航。9月23日,希腊外长称,在经过60轮无果谈判后于2016年中断的土希谈判可能于“近期”在伊斯坦布尔恢复,但双方都未给出时间表。9月25日,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夏季斯(Nicos Anastasiades)在联合国大会称,愿将全部的天然气收入转存到北塞认可的托管账户,但同时说不能在枪口威胁下重启两族谈判;要求欧盟对土采取更强硬措施,否则将阻止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一方面,核心分歧难以解决。土耳其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视为事实上的反土军政同盟,将争夺塞浦路斯周边海域控制权提升到“突破海洋封锁”的国家安全高度,将解决东地中海问题与实现“蓝色家园”(海洋扩张)战略密切联系。阿联酋、埃及把与土耳其的争夺视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尤其在利比亚,主张坚决反对土耳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涉。欧洲担心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冒险会给利比亚、叙利亚局势带来联动效应,在难民和反恐问题上再生波澜。另一方面,冲突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爆发军事摩擦的风险依然存在。2020年5月,阿联酋即与塞浦路斯、希腊、埃及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土耳其的地区政策;8月,又向处于争议中心的希腊克里特岛部署战机,参与希腊军演,营造阿拉伯国家与欧洲联手抵制土耳其的态势。9月10日,法国主导地中海七国召开峰会,准备呼吁、支持欧盟对土制裁,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也介入争端。9月11日,英国海军又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进行联合军演。除对抗各方频繁在东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外,法国和俄罗斯均增加了在东地中海的海、空军力部署和军事行动;希腊斥资数亿美元向美国采购反潜直升机、导航仪、精确制导火箭弹、鱼雷等多种军需用品,并拟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多用途护卫舰等,8月底又向距土仅2公里的卡斯特洛里佐岛非军事区增兵;土耳其则以“常规行动”的名义向土希陆地边境增派40辆坦克。国际社会警告称,东地中海区域军事化程度持续升高,正在成为新的“火药桶”。尽管希土之间爆发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土耳其军事冒险或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李建军从东西方的视角分析了希腊和土耳其的海上争端。李建军指出,自2019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海上领土划分谅解备忘录引发希腊强烈抗议以来,东南欧当地媒体开始讨论这次希土海上争端是否会爆发冲突,塞尔维亚政府引用一些希腊报道后,声称“希腊与土耳其处在战争边缘”,保加利亚媒体援引国际分析人士的看法之后也提出“北约内部新的对峙有可能对该组织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其实关于地中海东部的边界争端既久又深,不过一直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仅限于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主权诉求与反诉,但是近些年这个地区的难民问题以及海上天然气资源等问题,把地中海尤其是东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舞台,新的地缘政治断层线通过这个舞台汇聚在一起。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但经济和商业中心却在欧洲部分。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国家定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属于“即东且西”的角色。虽然土耳其自认为是欧洲国家,且在20世纪就成为了欧盟候选国,但是迟迟不能入盟,因为其地理位置、威权体制、种族、宗教、历史都属于东方,它不是欧洲,不是西方。它只是在西方需要它时,才属于西方。

希腊在历史上曾与东方联系密切,但是现在绝对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巴尔干曾经被奥斯曼帝国占据四五百年,希腊成为人们眼中的近东的一部分,民族由此变得混杂,混入了斯拉夫人的血统,这一点曾被西方人所厌恶。德国历史学家雅各布·法尔梅拉耶尔曾经这样鼓动,“现代希腊基督徒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血液”。但是亲希腊的人还是坚信“现代希腊人是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而土耳其则是野蛮人”。在二战时期著名的百分比协议中,巴尔干其他部分被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英国认为希腊与这些国家大为不同,在西方的政治宣传中,希腊被塑造成民主的堡垒。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共体,也就是现在的欧盟。希腊守卫的陆海边界都是欧盟的边界。在塞浦路斯、希土冲突、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上,欧盟都义无反顾的支持希腊。

土耳其和希腊在东西方的角色不同,体现在了近期东地中海的争端上。东地中海输油管道项目(East Med,始于2012)和“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始于2019)都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其中意大利埃尼集团(ENI)和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TOTAL)都参与进来,共同开发以色列、塞浦路斯的天然气。因此形成两个阵营:一方是希腊、塞浦路斯、法国、意大利、埃及、以色列、美国,一方是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对土耳其来说,土耳其因其地理位置一直在积极推进自身的欧亚能源枢纽地位,土耳其外交部一再强调,“通往欧洲最经济最安全的通道是经过土耳其”。土耳其认为,在地中海只由希腊、塞浦路斯、阿拉伯公司以及意大利埃尼和法国道达尔等大国公司参加勘探油气而忽视土耳其,是不可接受的。这些项目和论坛组织完全绕开土耳其,选择与土方长期关系不睦的希腊,在削弱土方战略地位的同时大幅提高希腊地位,体现的是东西方的对立。

这也再次证明土耳其在需要的时候就是西方,不被需要时就是对立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复兴,土耳其绝不会满足于被当作西方的“棋子”。土耳其总理艾哈迈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的《战略深度》(Strategic Depth)一书出版后,“蓝色家园”概念被普及。按照“蓝色家园”概念,当奥斯曼帝国失去对海洋的控制时,它基本上就崩溃了,土耳其“必须重返海洋”或者说重返“蓝色家园”才能恢复势力。土耳其目前是否想要通过重返海洋恢复势力,希腊媒体认为几乎是肯定的。2019年9月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场会议上展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地图描绘了爱琴海近一半地区以及克里特岛东部沿海一个属于土耳其的地区。这张地图是在伊斯坦布尔国防大学举行的官方仪式上展示的,显示的就是一个被称为“土耳其蓝色家园”的区域。本着恢复势力、摆脱成为西方“棋子”的目的,土耳其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2019年11月28日,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与利比亚民族和解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伊(Fayezal⁃Sarraj)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谅解备忘录,以划定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地中海东部海域。这项协议为土耳其确定了一个最大的海上区域,它剥夺了希腊岛屿的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也提供了对海上能源资源的主权。“作为土耳其蓝色家园概念的一部分,完全无视希腊岛屿在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地理位置,比如克里特岛和罗德岛”。这项协议招致希腊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土耳其在国际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

土耳其同时向四周扩张军事活动。它侵入伊拉克北部地区、将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土耳其化、军事介入利比亚(利比亚有350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和向利比亚武装提供武器、对希腊和塞浦路斯推行新奥斯曼主义侵略政策,旨在推翻1923年签订的《洛桑和约》(正是这个和约将爱琴海的诸多岛屿给了希腊)。

除了在能源、领海和周边,土耳其也在宗教文化上捍卫自身的地位,对抗西方。2019年3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议将拜占庭时代建筑圣索菲亚教堂恢复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清真寺地位。全世界约3亿东正教基督徒的“精神领袖”、伊斯坦布尔牧首巴塞洛缪(Bartolomaious)对提议表示:“将圣索菲亚改为清真寺将使全世界数百万基督徒失望”。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2019年7月土耳其法院废除圣索菲亚教堂作为博物馆的法令。土耳其外长察武索格鲁(M. Cavusoglu)曾这样批评国际干涉,他说:“这是国家主权问题。”希腊媒体报道,由于圣索菲亚博物馆被翻修成清真寺,希腊东正教教会决定,当日东正教会的教堂将打铃,并把教会旗降半旗,以抗议这一“历史不公正”现象。

李建军谈到,虽然西方对希腊的支持造成事实上土耳其的孤立,但是其“既东且西”的角色会使西方不得不考虑下面这些因素:

第一,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盟国,它们之间的任何武装冲突都将自动削弱北约的南翼,第三大国将伺机而动。希腊的主流政党大体上同意这种做法。对于北约来说,防范俄罗斯才是重点。第二,土耳其在难民/移民流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015年和2016年初,欧洲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土耳其成为解决欧洲难民危机的关键国家。第三,本次希土海上争端掺杂其他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各种东西方问题,如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以色列问题等,还有欧盟内部团结、北约“脑死亡”等西方问题,让争端表现出高度争议性、多层次和国际化,加上疫情对各国和世界局势的影响,政局、经济移民等不确定性增多,绝不是能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的问题。上述考虑让西方对希土争端没有统一立场。欧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分裂:希腊、塞浦路斯、法国和奥地利持更加强硬的路线;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持较为温和的路线;中东欧国家像波兰和匈牙利则主张与土耳其保持积极的关系。

李建军对希土之间的对峙进行了以下总结和展望:第一,希土东地中海对峙,是希腊和土耳其在东西方的角色演变的结果。这与土耳其长期“既东且西”的模糊状态相关,这种状态使其想在区域发挥作用,使其想恢复实力,也使其陷入与希腊阵营的对立,更使其具备了挑衅“筹码”。第二,虽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土耳其的联盟,但是土耳其“即东且西”的角色很可能让战争暂时实现从“一触即发”到“北约绝不允许”这样的转变。第三,孤立土耳其不可取,土耳其继续挑衅也不可取,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中介对话进行谈判。第四,只要土耳其“蓝色家园”的梦想不变,土耳其和希腊的争端即使暂时平息,还会持续下去,无论发不发生战争。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廖雪霞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围绕爱琴海的冲突和争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成了定义沿海国海洋权利范围的主要依据,土耳其并不是此项公约的缔约国,所以从条约角度看土耳其不受该条约的约束。然而,国际习惯法通过国家实践产生,且并不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实践形成过程中。换言之,土耳其虽然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只要公约中的条款构成习惯法,土耳其也将受这些规范的拘束。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沿海国权利范围内容是否适用于土耳其是判断希腊与土耳其海洋权利内容的根本问题,而两国在这些权利的具体立场上差异太大,也使得爱琴海争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沿海国海洋权利范围的规范,任何拥有海岸的沿海国都可以享有12海里的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任何一个沿海国都享有的,并且也被认为是符合习惯法规范的,不管是希腊还是土耳其都可以主张上述权利。然而,海洋的范围是有限的,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可能产生大量的权利重叠,从而产生了划定海洋边界的需要。海洋边界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任何一方享有绝对、排他的权利,恰恰是因为它们都可以依据国际法来主张一定范围的权利。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陆地领土的争端不同,也是评判希土两国海洋争端时明确两国海洋权利范围的基准点。

廖雪霞进一步指出,除了在领海之中,国家在其他海域中享有的不是主权。按照现代国际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并不是主权,它只是国家基于资源开发和利用所享有的功能性管辖权,因此,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都享有航行自由、铺设海底管道的自由、飞跃的自由,即一些具有公海性质权利,所以海洋权利在不同区域,其性质也不一样。

此外,岛屿海洋权利问题也十分关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岛屿的制度已然成为习惯法。岛屿海洋权利的根本原则是海洋权利依附于陆地权利的,所谓“陆地支配海洋”。这就意味着岛屿的主权归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可以依据这个岛屿享有海洋权利。岛屿和大陆一样享有海洋权利,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一个限制岛屿海洋权利的重要规定,即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者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该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换言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岛屿和岩礁进行了区分,如果海上的一小块陆地被认定是岩礁而不是岛屿的话,那它将没有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但即便如此它也有12海里的领海。很显然,如果一个海上地物被认定为岩礁,那么它享有的海洋权利范围就大大缩小,关于岛礁的性质和权利范围是希腊与土耳其争端中很重要的内容。

廖雪霞认为,东地中海面临非常复杂的海洋划界问题,它的区域范围有限,但每个国家按照习惯法都可以主张200海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也都可以主张12海里的领海,意味着中间会产生很多区域上的重叠,所以才会产生诸多的争端。分析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显然两国划定的临时边界无视了希腊克里特岛的海洋权利,但按照岛屿权利的基本规则,克里特岛应拥有跟陆地一样的海洋权利。此外,须强调的一点是,土耳其与利比亚间的谅解备忘录对希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条约不对第三方创设权利或义务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相反,如果土耳其和利比亚在这个区域进行开发活动,比如钻井开采油气等,反而会侵害希腊的权利,应当承担违反国际法的责任。2020年8月份希腊和埃及缔结了专属经济区划界协议,而这份划界协议也涉及利比亚和土耳其之间签订备忘录的区域,很显然希腊认为克里特岛拥有海洋权利。同样,这一协议对于土耳其和利比亚也不会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如果希腊在争议海域内从事钻井开发等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和利比亚权利的侵害。

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的争端,首先涉及有关岛屿主权归属的领土争端。此外,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土耳其认为希腊的岛屿只能够享有3海里的领海,但希腊主张12海里的领海。如果按照3海里的距离来划定领海,希腊能够享有的领海范围会大大缩小。从领海宽度的国际法依据来看,希腊主张12海里领海享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但当希腊的领海与土耳其的领海产生海洋重叠,两国则需要划定海上边界,这意味着希腊不一定最终能确实享有12海里的领海。

两国之间的另一争议是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问题,尤其是涉及岛屿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问题,土耳其认为希腊很多大大小小的岛是岩礁,不是岛屿。若这一主张成立,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很多权利重叠的海域将消失,因为希腊丧失了依据岛屿主张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而如果这些岛是岛屿不是岩礁的话,则意味着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存在海洋权利重叠,需要进行划界。

两国关于岛屿权利的另一争端是希腊在爱琴海中的岛屿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主张海洋权利,这一问题在国际法上尚无定论。从海洋划界的规则看,土耳其海岸线比较漫长,而希腊岛屿的海岸线整体来看较为破碎,岛屿在划界中具备何种效力,也欠缺通行的规范。也因为法律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性,希腊土耳其之间就这一问题争执不下。

廖雪霞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土耳其对法律解决一直持反对态度。1976年希腊将两国大陆架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但是土耳其并没有参加程序,而且国际法院认定自己没有管辖权。另外一种途径就是国际组织的介入。除了欧盟,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安理会赋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的责任,东地中海的争端其实也是在考验二战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因此,如果联合国大会或者安理会能够发挥作用的话,应该也是对战后国际法秩序的践行。

北京外国语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颖超指出,希腊和土耳其争端由来已久,民族纷争、能源争夺、边界争议等多重矛盾复杂交织,迟滞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也有碍地区和平稳定。其中,希土关系和希土民族纷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塞浦路斯问题。希腊和土耳其深入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使之成为东地中海的不稳定因素。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处于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1960年8月,塞浦路斯宣布独立并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地希、土两族组成联合政府。但塞浦路斯宪法的一些规定却不能同时满足希、土两族的要求。1963年底,希、土两族因制宪问题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1974年7月,希腊独裁政权在塞浦路斯策动政变,土耳其以保护岛上土族居民为由,以“保证国”身份出兵塞岛。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联合政府解体。北方希族人南迁并聚居南方,占全国领土的62%,建立国际社会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南部土族人北移并控制北方,占全国领土的38%,成立仅土耳其一国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双方在塞岛中部划出一条无人地带,被称为“绿线”,由希、土两族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分段设卡,形成南北分治之势。1998 年8月,土族领导人建议在塞浦路斯建立由“两个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遭到希族拒绝。2002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建立由“希族州”和“土族州”组成的“共同国家”政府。2004年4月,希、土两族就安南方案同时举行全民公决,但土族以64.91%的高支持率通过了该方案,而希族却以75.83% 的压倒多数予以否决,此后两族间多轮谈判均无果而终,导致塞浦路斯问题至今还悬而未决。这些年以来,希腊与塞浦路斯对外立场基本一致,特别在涉及土耳其及东地中海区域问题上统一发声,形成联动。而土耳其则彻底站在“北塞”一边,并且近年来持续将土耳其移民送往“北塞”,引发塞浦路斯强烈不满。

此外,近年来,希腊和土耳其围绕东地中海油气开发的冲突加剧。2020年8月中旬,两国军舰因油气勘探而对峙相撞,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双方矛盾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希腊认为塞浦路斯有权按国际法界定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并有权在其专属经济区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而土耳其认为“北塞”土族人对是否开采油气及建通气管道同样有决定权,并有权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塞浦路斯不能罔顾“北塞”土族的意见而擅自开发。

钱颖超认为,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希腊的立场和策略是明确的,即坚决维护塞浦路斯和自身利益,依托欧盟并积极拉拢一些大国为其发声,向土耳其施压;对土耳其喊话异常强硬,但具体处理相关事务又比较灵活,留有余地。希腊采取这种政策,一是近年来受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大幅下滑,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可能放弃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和打造能源通道的机会;二是因为希腊军事实力无法直接与土耳其抗衡,尽量避免与土耳其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依托欧盟为其向土施压;三是希腊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两国争端,因此在强硬喊话之后,还是留有外交渠道进行双边沟通。

从土耳其方面来看,近期以来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态度强硬,表现也较为高调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土奉行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二是土自身能源匮乏,东地中海能源问题涉及其切身利益;三是希、塞、以三国协议影响土打造自身地区能源走廊计划;四是土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国内执政堪忧,出现诸多问题,急需外交成绩提升民意,前段时间被希、塞在该问题上的压制使土无法向国内交代;五是土手握“难民牌”,预计欧盟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不会一味向土施压,而是会适当让步,因此表现同样强硬。但是土耳其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与希腊保持“既打又谈”的状态。

钱颖超认为,希土矛盾发展至今,已悄然演变成地缘战略博弈。美国、欧盟、中东和北非等地缘政治力量在东地中海聚合,共同兴风作浪。关于俄罗斯此次没有过多插手东地中海能源事务的原因。一方面,俄罗斯和塞浦路斯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塞浦路斯是俄众多巨头和企业通往欧盟的跳板,也是其“避税天堂”,利益纽带连接紧密。另一方面,希、塞、以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影响到俄土共同打造地区能源走廊计划,触及了俄的地区利益。因此,俄罗斯在该问题上进退两难,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能明显站队,而东地中海区域事务目前也非俄罗斯首要关注问题。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研究员艾琳娜(Elena Avramidou)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土耳其与希腊关系的演变。第一阶段是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二战结束,此时土耳其作为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与希腊开展正常交往。第二阶段是二战结束后,塞浦路斯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因素。1974年塞浦路斯内战后,希腊土耳其两国分别于1978年、1996年发生过较大摩擦,都发生在爱琴海地区。最近,在地中海东部发现天然气田之后,土耳其在争议海域开展油气资源勘探,导致希土两国紧张关系升级,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艾琳娜认为,希土之间的油气争端,既是眼下的能源利益之争,也与两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冲突记忆密切相关。艾琳娜回顾了20世纪塞浦路斯岛土族、希族矛盾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在欧盟和北约框架下希土的合作与分歧。艾琳娜指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障碍。

艾琳娜介绍了希土两国关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的分歧。爱琴海、东地中海岛屿有三种类型,希土两国的陆地与岛屿交错分布、位置甚近,12海里领海的国际惯例在很多场景不再适用,诉诸国际法和国际法庭或许是调解分歧的方式。她指出,地中海油气涉及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约旦、美国、阿联酋等多国利益,欧盟和北约两大国际组织也介入其中。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强硬外交政策使其与希腊的关系更加紧张,局势更加复杂。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陈莹雪指出,19世纪对于整个巴尔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生成的世纪。现在所知的巴尔干地区主要民族国家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是在这个世纪生成的,希土因塞浦路斯产生的种种争端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 

19世纪希腊的历史以希腊王国即现代希腊国家的诞生(19世纪30年代)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我们对19世纪中后期希腊历史的解读还是要从希腊王国建成前的这30年开始,这30年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启蒙运动”(Greek Enlightenment)的中后期,对现代希腊国家具有奠基意义。希腊启蒙运动是希腊人开始系统学习并引介西方思想的时期,也是现代希腊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西欧思想当中对希腊民族认同来说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就是希腊主义及其派生物亲希腊主义。希腊主义实际上是当时西方人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一种理想化想象,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欧文明之源是其他古代文明无可企及的人类文明之巅。西欧人把对古希腊这种崇拜移情到对现代希腊人的悲悯上就产生了亲希腊主义,当时的希腊人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之下,他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先祖去争取民族自由。当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些希腊知识精英,将西方人对古希腊人的崇拜和古今希腊人的直接继承关系完全移植过来,并内化为他们的自我认同。与希腊主义和亲希腊主义相平行的是流行于当时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对应和对立的关系:即认为现代希腊人是古希腊人的直接后裔,奥斯曼土耳其人则是古代波斯人的直接后裔,希腊代表民主、自由、文明,波斯(奥斯曼)代表专制、奴役、野蛮。1821年,希腊《独立宣言》就很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一种对立和对应关系,当时的希腊人其实就是将独立战争想象成了一场希波战争的复活战。这种典型的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可以说贯穿整个19世纪希腊主流的历史书写,教材编写更是忠实遵守了这一模式。

19世纪中后期主宰希腊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张新刚老师已经提到的“伟大理想”(Megali Idea)。简而言之,就是解放并统一那些希腊王国之外的希腊人与希腊人聚集地,重拾拜占廷帝国的荣光,而希腊实现“伟大理想”,实现民族统一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它的北方邻居,一个是它的斯拉夫邻居,另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在这里,我们的讨论主要基于基础教育(中小学)的地理课本,这一时期的地理课本会有一个类似民族志(ethnography)的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各民族的民族性格、品质、特点……比较集中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希腊人心中可能的土耳其人形象。

细读文本后,可以发现这些课本中最高频地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修饰语仍然是那个古老的希腊词汇“野蛮”(βρβαρος)。不过这里的“野蛮”并不是在控诉土耳其人统治手段的残忍,更多的是对他们文化状况的描述,土耳其人在文化上很落后,尤其落后于西方国家。至于奥斯曼土耳其为什么会这么落后,这些教科书编写者一般都会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阻碍了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另外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专制统治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等等。与贬低、蔑视奥斯曼土耳其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人的自我提升与极度自信,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希腊人认为他们“远胜于”巴尔干的任何一个民族。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希腊教科书中都满溢着鲜明的“希腊中心主义”色彩。“希腊中心主义”在写作篇幅上的表现,即便是在类似于世界通史、世界地理这类教材中,对于关涉希腊部分的都要大书特书,其他国家多是一笔带过,而且教科书编写者很乐于将希腊人与周边民族做比较。比较通常是对希腊人扬长避短、多加赞美,对其他民族尤其跟希腊人有竞争关系的民族,比如希腊人的宿敌土耳其人和19世纪后期的新竞争对手保加利亚人则尽可能暴露他们的民族缺陷。

这种“希腊中心主义”的写作模式虽然在激发爱国情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它也制造出一种虚高和虚假的民族自信,同时对自己、对邻国的实际国力也会产生误判。在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持续浸润和熏陶之下产生的公众舆论反过来对希腊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最惨痛的例子就是1897年希腊的执政党迫于民众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越过宪法,仓促发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最后以惨败收场。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龚颖元以近一个月以来土耳其官方通讯社阿纳多卢通讯社(以下简称“阿通社”)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土耳其政府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以及如何将其行为合理化的具体路径,阐述了以下四点:

第一,自2020年8月以来,阿通社以高频次、强聚焦、多引证的方式报道了东地中海地区局势。特别是9月中旬以来,阿通社屡次报道了土耳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动向。虽然土耳其积极寻求舆论支持,但至今未能获得理想的结果。9月22日,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土耳其对别国合法利益没有企图,然而反响平平;连日来,阿通社报道了土耳其与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元首和政要就东地中海问题举行的电话会晤,但有意思的是,此类的报道只传达了土方领导人在会谈中的立场,却没有国外领导人的任何表态,颇有些“自导自演、顾影自怜”的意味。

第二,从行为合理化角度看,土耳其一直强调其作为该区域海岸线最长的国家理应享有更多大陆架资源等海洋权利的主张,但是根据国际海洋法的规定,土耳其在主张海权方面并不占优,能争取到多大的海权取决于和相关方斡旋的结果。

第三,9月中旬以来,尽管土耳其方面屡次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始终对谈判的先决条件即“两点主张”,态度坚决,语气强硬。其一是,土方要求希腊方面尊重国际海洋法,放弃按照西班牙人绘制的塞维利亚地图(Sevilla Haritası)所主张的海权区域;其二是,土耳其强调塞浦路斯北方土族的利益受损在先,主张塞浦路斯希族必须尊重北方土族的利益。

第四,伴随着东地中海局势升温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议题设置是黑海油气田的报道。但实际上,黑海油气问题是三四年前的旧议题,从新闻报道价值上看并无亮点,此时旧事重提,并通过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部长以及国防部部长的口径,传达“2025年后黑海天然气的探测可满足土耳其国内30%的能源需求”,“黑海萨卡里亚的第一批开发生产将于2023年完成,该油气田将在2024—2025年实现稳定生产”的讯息,不排除是出于安抚不断被激化的国内矛盾和民族情绪的需要。

总体而言,阿通社通过较丰富的国内和国外转引源,试图塑造一个积极争取舆论声援的政府形象。但无论是大声疾呼两点主张,还是旧事重提老生常谈,都较突出地反映了土耳其政府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问题。在国际力量的干预下,东地中海问题最终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更大。从历史经验来看,东地中海问题很难在没有西方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进展,东地中海问题早已超越了土耳其与希腊之争的边界,最终的解决路径将建立在多方力量利益再分配的基础之上。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副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长期以来,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宗教信仰差异、领土争端和塞浦路斯问题等因素始终是导致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尽管希土问题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但考虑到地中海区域在世界历史的特殊重要性,这个议题必将会引导我们对不同的历史观念、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地中海区域的帝国遗产与地缘政治、国际问题与国内政治的纠结、重大疫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等问题不断思考。

(整理人:丁雨婷)

新时期中亚的安全与发展

中亚地区自古以来是欧亚大陆的枢纽,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之所。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经历了政治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动荡,承受了极端主义思潮和恐怖主义运动带来的挑战。在近30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各国逐渐重建了政治经济体制,积极塑造各自的国族文化,并努力探索适合于本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领域中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对接。与此同时,中亚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依然严峻。极端主义分子的回流、极端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成为中亚各国社会转型关键期潜在的威胁。

20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第25期博雅德信工作坊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此次工作坊以“新时期中亚的安全与发展”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高校院所的10余名该领域顶尖学者,旨在回顾近年来中亚地区形势,分析各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希冀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分析了中亚国家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影响。他认为,地缘政治的基础是位置、面积、人口、资源,它们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自独立以来,中亚五国因其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地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有很大差异。比如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中心必然是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处于中亚的中心,与其他四国为邻,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亚的地区合作,其对外关系的焦点很可能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地缘政治环境较差,基于历史以俄罗斯为外交重点,但民主化严重干扰了它的选择;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外部威胁来自阿富汗,这使它要依靠俄罗斯来保证安全,但无法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只能安全靠俄罗斯,经济靠中国;土库曼斯坦地缘政治条件较好,跨过里海可以进入欧洲,永久中立国的地位使它在安全和经济方面都得到了好处。从目前形势看,美国不可能深度介入中亚事务,俄罗斯的影响在缓慢下降,中国的机会主要在经济方面,但要客观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带来的机遇,安全方面的影响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不会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在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和地区环境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之下,中亚五国艰难地维持国内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五国的内外政策没有大的调整,但由于经济的波动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民生问题非常突出。因此,从国内来说,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努力增加就业;从国外来说,是克服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压力,希望能在大国贸易冲突中避免被“殃及”,争取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也稳步扩大。中亚五国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希望能够借此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发展本国经济,重视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达成了一系列新的协议。但是,由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亚国家也出现内外政策的调整,势必会影响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布局。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潘志平教授的发言聚焦新时期中亚的安全形势。他指出,目前对中亚地区安全形成威胁的因素包括部分国家内部的政治动荡、泛突厥主义的再泛起、去极端化面临挑战、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咸海危机等。如果不能对上述问题进行有效合理的应对,中亚稳定将受到严重冲击。他认为,对于目前中亚地缘政治的新形势,美国的心态已经从此前的忧虑转向了纠结,即从过去强调地区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支持“颜色革命”到目前因无法兼顾中亚不择手段地在该地区鼓吹“中国威胁论”,希望以此维护其地区利益。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应对目前中亚形势的新变化及美国政策的转向要有正确认识,加强相关地区研究,合理应对新挑战。

清华大学欧亚战略中心主任吴大辉教授分析了理解中亚“中国新威胁论”的三个视角。他表示,不同于此前流行于西方的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即强调中国的“人口扩张”“经济侵略”“军事恐吓”和“意识形态渗透”,近两年来,中亚地区开始兴起一股“中国新威胁论”,即强调中国的“腐败威胁”“债务威胁”和“种族威胁”。他认为,“中国新威胁论”会不断有新变种出现,不可能完全杜绝。不能不在乎,也不能太在乎。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好的海外利益保护是遵纪守法,无论驻在国市场发育是否成熟,企业都应本着市场原则从事经济活动。在经济欠发达且政治转型存在变数的国家,重大基础建设项目需要慎之又慎,中国政府的作用终究是引导而非决断,而在处理事关跨境少数民族问题时,必须具有国际眼光和外交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苏畅通过分析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变化要素及与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各类思潮的关系,梳理了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演变。她认为,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以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出现和演变,并形成了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激进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治,谋求在中亚建立伊斯兰价值观为主要治国思想的政权。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与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在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巨大影响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今天两者仍同时并存,相互作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许涛认为,中亚国家独立已近30年,决定和影响地区形势发展的诸多变量中,有些发生的了明显的变化,有些蜕变缓慢。通过观察近年来中亚各国转型的成败,可以看出制约地区形势发展的“不变”与“变”两股相向力量:一方面是基本地缘形势不变、域外大国多元影响格局不变、本土传统部族政治文化生态不变;另一方面则是民族国家主体身份变了、大国影响的方式和路径变了、地区各国间地位和关系变了。今后,中亚地区各国的发展将在这些基本的内外影响力相对作用下纠结前行。注意观察这些主要变量的起伏和强弱,设定相对合理的考察指标,并长期跟踪分析,对认识当今和未来中亚地区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过程将有所帮助。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常春聚焦“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医疗卫生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他指出,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地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面临一些共同的健康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共同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在经济、贸易中将慢病防控纳入考虑,在文化交流中引导健康理念;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促使各国居民更加关注健康,健康需求明显增加;此外,各国在卫生治理中有各自的成功经验和优势,需要基于“一带一路”合作框架进行交流分享、互相借鉴,而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也给区域卫生合作带来更多机遇。当前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卫生健康合作在推进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何在多边和双边合作中体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从理念上将卫生合作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政府层面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搭建民间卫生合作交流平台,增进各国人民健康和福祉;如何在克服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碍,使卫生合作也能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互利共赢,都需要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拿出更多智慧和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院张宁介绍了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形势。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的非突厥语国家,且与阿富汗接壤,是中国维护西部稳定、反对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宗教极端的最主要合作伙伴。他认为,当前,塔吉克斯坦与邻国爆发战争或遭受外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极小,该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非传统安全,包括恐怖和极端势力,以及走私贩毒等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等。其主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中东局势变化导致招募和和回流的塔籍公民增加、阿富汗北部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塔国内政治斗争加剧(总统打压伊斯兰复兴党和政治反对派)等。目前塔吉克斯坦的主要任务是落实2016年11月通过的《2016—2020年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国家战略》,包括完善法律、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民意识、加强国际合作等四大措施体系。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介绍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情况,并对中哈开展经贸合作进行了分析。据介绍,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于2018年正式开始运行,是目前哈萨克斯坦经济和金融领域改革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也是哈萨克斯坦在新时期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重大举措。该中心旨在发展金融、保险、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创新市场,促进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他表示,哈萨克斯坦作为中国新进的永久战略合作伙伴,国内研究者有必要密切关注该中心的发展,并且积极发掘该中心平台对于落实中哈产能合作投资项目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价值,积极谋划如何使该中心未来的发展路径和中哈两国的政治经贸合作相结合,为两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与听众还围绕发言内容就中亚历史、民族关系、“一带一路”合作等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

(整理人:兰旻)

去殖民、民族国家、冷战及东南亚威权主义的崛起(1946—1980)

2019年11月4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去殖民、民族国家、冷战及东南亚威权主义的崛起(1946—1980)”的新芽沙龙,邀请荷兰莱顿大学特聘教授、皇家东南亚与加勒比研究所(KITLV)主任亨克·舒尔特·诺德霍尔特(Henk Schulte Nordholt)就东南亚历史研究与学生交流。沙龙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饶兆斌参与评议。

诺德霍尔特教授的报告基于他近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讲述了1940—1980年,东南亚民族国家兴起和国族构建过程中的经历的一次次冲击,以及冷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诺德霍尔特教授首先从最基本的东南亚的地理区域谈起,他提到,东南亚理应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但大家受制于各自所学习的语言,常常只专注于自己的对象国。他指出,我们应该跳脱出这一传统的限制,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框架。

诺德霍尔特教授从20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末期和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展开。他提到,东南亚从40年代起先后开始了反殖斗争,纷纷建立起各自的新兴民族国家,推动民主化改革,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东南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进入到了威权统治阶段,民主化进程停滞。诺德霍尔特教授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述了这段历史,着重分析了其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和问题。他认为,如果只关注二战后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政治因素,是很容易忽略去殖民进程的长期影响。同时,他强调在这四十多年的去殖民进程中,冷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冷战的背景下,东南亚成为了一个易于爆发冲突的地区,东南亚许多民族国家都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他认为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著作中对冷战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瑞德教授淡化了冷战对东南亚的影响,但事实上,冷战因素恰恰在东南亚的这一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报告结束后,参与沙龙的学生就报告内容及前殖民宗主国在后殖民时代的新民族国家中扮演的角色,东南亚国家与中美的关系,威权统治在东南亚国家建设中的必要性等问题与诺德霍尔特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饶兆斌教授在评议时认为,诺德霍尔特教授的讲座非常有趣并且启发性很强,这种突破地理边界、将东南亚各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探讨。同时,饶兆斌教授也提到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中国⁃⁃东南亚关系对东南亚形势产生的影响。

谢侃侃助理教授在对本次沙龙进行总结时指出了诺德霍尔特教授演讲所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再次强调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和比较的必要性。

(整理人:兰旻)

互动与皈依:东南亚华人信仰体系构建中的三个历史时刻

2019年11月25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互动与皈依:东南亚华人信仰体系构建中的三个历史时刻”的新芽沙龙,邀请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前主席芭芭拉·沃森·安达娅(Barbara Watson Andaya)就东南亚历史与宗教研究与学生交流。本期沙龙由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助理教授倪云参与对谈。

安达娅教授目前的研究课题关注1511—1900年间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互动。她首先分享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解释了为何20世纪之前基督教在东南亚华人中发展相对缓慢,20世纪上半叶却得到迅速扩张的原因。安达娅教授对17世纪西属菲律宾、19世纪英属海峡殖民地和20世纪30年代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进行了对比研究,主张只有具备成熟的历史条件,外来宗教才能在该地区得到实质的发展。该研究旨在对宗教交流中的全球互联进行梳理,并将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互动置于全球史框架内进行分析。

自1567年明朝隆庆开关后,聚居在马尼拉的华人数量迅速增加,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希望以海外华人为跳板,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然而,这一尝试却收效甚微。安达娅教授认为,当时马尼拉的华人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遭受歧视,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此外,华人们普遍担心皈依基督教会导致自身传统文化的丧失,最终导致菲律宾华人基督徒数量增长缓慢。而在19世纪的英属海峡殖民地,英国传教士看到了语言与教育的力量,并在这一背景下成立了英华学校。即便如此,基督教对当地华人的吸引力依然非常有限,因为皈依意味着信仰体系的全面重塑。另外,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反基督教情绪也在海外华人中迅速蔓延,阻碍了基督教在海外华人中的发展。

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刻。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基督教复兴运动、美国五旬节派的崛起、清王朝的覆灭等因素共同作用,为华人宗教领袖宋尚节在东南亚的活动搭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舞台。他受美国黑人福音音乐与五旬节派的影响,传教风格极具感染力。同时,他认为海外华人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应继续保留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一主张在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受到了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

基于上述三个案例,安达娅教授指出基督教徒依然是东南亚华人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分析他们信仰体系的转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也要特别重视人们在宗教互动中所处的历史环境。她认为,对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史的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们有必要将影响宗教与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尤其是将它们放置到全球化和比较的视野中进行探讨。

安达娅教授发言结束后,沙龙进入对谈环节。倪云教授就普通话的推广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以及宋尚节在当地活动的历史背景与安达娅教授进行了讨论。陈博翼教授则关注了西班牙殖民政策对菲律宾华人的影响,以及19世纪早期的马来属邦和海峡殖民地之间的差异。当天参与沙龙的现场师生也踊跃参与讨论,就东南亚殖民政府与传教活动之间的联系,东南亚华人内部由方言和籍贯不同引起的分异,儒学复兴思潮与民族主义情绪对宋尚节的影响,基督教在东南亚的本土化等话题与安达娅教授进行交流。讲座最后,谢侃侃助理教授再次强调了对东南亚华人宗教史进行比较研究、深入探讨全球化与在地化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

(整理人:兰旻)

书评

尼亚佐夫的土库曼斯坦:个人崇拜的迷惑性与其制度建设作用——评《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和个人崇拜:土库曼巴希现象》

董　雨

中亚五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直是比较陌生的领域。苏联解体前,中亚五国虽然作为加盟共和国,但实际上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力,他们只不过是苏联的地方行政单位,其与外界的关系也不过是苏联对外关系的一部分。(367)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虽然都走向了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这一区域仍然是中国学界关注范围内的边缘地带。直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对中亚的关注度才显著提升。在中亚五国中,土库曼斯坦俨然是边缘中的边缘。第一,就地理位置来说,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五国的西南方,其领土不与中国接壤,中间隔了两个国家,而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不像其他四国一样与中国的某些少数民族是同一个历史文化民族,因此交流上远不如其他四国那么频繁(368) ;第二,由于土库曼斯坦独立以来的所采取的本质上封闭孤立的外交政策,不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土库曼斯坦的神秘,很大程度来自于它名义上的“中立的外交政策”。(369) 之所以说是“名义上”,在于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封闭”——包括普通旅行者在内,很少有外国人能进入土库曼斯坦,更遑论学者。再加上该国的信息非常不透明,出版和新闻的限制烦琐严苛,因此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无论中外都相当薄弱。虽然有一些政治学、经济学、地质学特别是能源方面的论文,但社会科学领域对该国的研究专著仍然屈指可数。(370)

在这种情况下,2018年出版的《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个人崇拜:土库曼巴希现象》(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作为近年来罕见的土库曼斯坦研究的社科专著,无疑为我们了解这个神秘国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参考。

在介绍该书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土库曼巴希的基本情况。土库曼斯坦独立至今29年,只有两位总统。首任总统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1940—2006)(371) ,土库曼族,196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较早就进入苏联的国家管理系统中,历任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是最后一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也是苏联解体后担任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91—2006)。他曾被多次授予“土库曼斯坦英雄”的头衔,1993年10月,由人民大会(Halk Maslahaty)提议并批准,尼亚佐夫获得了“土库曼巴希”的称号(Türkmenbaşy)。巴希başy(баши)在土库曼语中有“头”“(月)初”等意思,因此,“土库曼巴希”的含义就是“土库曼的首领”,这一称呼此后成为土库曼斯坦对尼亚佐夫的官方称呼。1999年,土库曼斯坦人民大会修宪,授予尼亚佐夫终身总统职位。在其任上,个人崇拜成为外界了解神秘土库曼斯坦时最显著的标签。除了无处不在的总统画像、雕像(金像)、狂热崇拜的口号等,土库曼斯坦在里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土库曼地区被并入沙皇俄国时的第一座要塞——克拉斯诺沃尔斯克(Красноводск,即红水湾)(372) 于1993年被更名为土库曼巴希(Türkmenbaşy),以纪念尼亚佐夫的丰功伟绩。以尼亚佐夫的称号命名的另一座城市是克孜尔·阿尔瓦特(Кызыл⁃Арват)。自19世纪末外里海铁路建成以来,此地就是土库曼尼亚的铁路枢纽,也是苏联时期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铁路枢纽。土库曼斯坦独立之后,既因为其重要的交通地位,也因为尼亚佐夫曾经在这里的孤儿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克孜尔·阿尔瓦特被更名为尼亚佐夫的另一个荣誉称号,即塞尔达尔(сердар,意为领袖、酋长)。在土库曼斯坦对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从1985年担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开始,直到2006年12月于总统任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尼亚佐夫在土库曼斯坦执政长达21年。土库曼斯坦的第二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Mälikgulyewic,Гурбангулы Бердымухамедов)曾经是尼亚佐夫的牙医,后来担任土库曼斯坦的卫生部部长,由尼亚佐夫安排一步步走上土库曼斯坦权力的最高层。在尼亚佐夫去世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毫无悬念地成为土库曼斯坦第二任总统,直到今天仍然在位。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执政时期基本延续了尼亚佐夫在世时为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定下的基调。因此,作为一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领导人,土库曼斯坦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无疑深深烙上了尼亚佐夫的个人特色。(373)

本书虽然名为对土库曼巴希个人崇拜现象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建构的分析,但其实是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将尼亚佐夫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经历与个人崇拜做对比,来解释土库曼巴希现象的起源和成因。作者在绪论中列举了以往英文学界对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诸多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在解释土库曼斯坦的问题时所遇到的障碍,比如缺乏比较视角和历史视野;只局限于民族国家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伊斯兰社会,等等。作者赞同的分析框架是食利国家模式(rentier state model),因为“典型的食利国家是后殖民的、威权统治的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s)”,这比较符合外界对土库曼斯坦的定性。而在诸多符合这一定义的国家中,之所以选择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来同尼亚佐夫治下的土库曼斯坦做对比,除了两国大量具体的共同点之外——伊斯兰教逊尼派占主流;历史上没有建立过统一独立的国家;都曾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都有很强的部落认同和薄弱的公民认同;地处沙漠、地广人稀却有丰富的能源;边界都是近代以来人为划定的,很难控制,并且因此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长期处在独裁领袖的主导下,都拥有类似部落大会的组织机构;推行个人崇拜;将领袖的著作贯穿国民教育各阶段来建立国家认同;匪夷所思的对外政策,等等,还因为这两个食利国家的非典型性——“他们发展出来的民族神话和个人忠诚针对的是领袖,而不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家产制国家”。 (374)

除了绪论部分外,全书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什么是个人崇拜?》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个人崇拜和克里斯玛进行了理论梳理,进而为全文提供一些关键定义和理论框架。本章列举了阿塔图克(凯末尔)之于土耳其共和国、列宁之于苏联等近代历史上的个人崇拜现象,并指出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是一种现代现象,其扎根于政治体系内在的不稳定之中,该体系的合法性又来源于人民主权论。第二章《卡扎菲的利比亚: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家》描述了卡扎菲个人崇拜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变迁和最终结果。作者指出,在卡扎菲的个人形象建构中,纳赛尔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纳赛尔的成功和衰落都影响着卡扎菲意识形态和个人形象建构的转变。在对卡扎菲的《绿皮书》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后,作者进一步指出:《绿皮书》、利比亚的民族叙事、泛伊斯兰与泛阿拉伯的建构是卡扎菲个人崇拜的三个工具。因为没有发展出适当的国家认同,所以领袖形象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卡扎菲式个人崇拜起到的这种枢纽作用,同样也存在于许多后殖民地国家里。第三章《土库曼斯坦:从“部落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梳理了土库曼从沙俄殖民中亚到苏联时期民族识别、划界、扫盲、合作化等运动在内的历史和社会特征,以及尼亚佐夫的履历、施政理念和具体措施,为理解其个人崇拜的出现提供历史背景。第四章为《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作为一种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统战工具》。本章大量引用尼亚佐夫的著述和言论,以较多的一手文献(尼亚佐夫的个人著述和演讲)来分析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深度,以及个人崇拜如何成为土库曼巴希治下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工具。这一章还对比了尼亚佐夫与卡扎菲个人崇拜的异同,从而回答为何会出现尼亚佐夫式的个人崇拜,以及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结论部分,作者再次对比了卡扎菲和尼亚佐夫这两种个人崇拜,并对自己的论点加以总结。

在笔者看来,全书的精华就是第三章。这一章理顺了尼亚佐夫个人崇拜与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有力地论证了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并不是出于诸如好大喜功的个人性格缺陷,或者继承了苏联领导人个人崇拜的传统等制度惯性。这些对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解读,是只能隔着重重迷雾、从指缝和传言中观察揣测这个神秘国度的人很容易得到的结论。

像其他后苏联国家一样,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后,必须同时面临“三重过渡”:从多民族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再从社会主义共和国过渡到另一种政体(375) 。但作者认为,1991年才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并不是从“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苏联时期已经为土库曼斯坦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做足了准备工作——包括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标准化的语言,民族识别后不断鼓励和发展的民族文化也强化了民族认同,以及最重要的“主权”(虽然只是名义上)。这是尼亚佐夫相较于卡扎菲的一个很大优势:当后者必须通过彻底的去殖民化,发动自己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从零开始重建利比亚的机构的时候,土库曼斯坦已经从苏联那里继承了一个现成的国家。因此,如果前者在建国过程中不得不做大量尝试,后者就可以简单地在不改变基本行政结构的情况下,逐步引入政治体制的变化。(376) 换句话说,土库曼斯坦已经在苏联时期就走完了从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的一系列步骤。需要指出,关于苏联时期的这部分论证,作者主要依据的是最早研究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问题的著名学者艾德加(Edgar)的经典著作《部落国家:制造现代土库曼斯坦》(377) 和土库曼斯坦著名的历史人口学家、历史学家Ш.Х.卡德罗夫(Кадров·Ш·Х)的研究成果。

那么,独立后的土库曼斯坦不但要在地区的动荡(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都或多或少面临民族、宗教、领土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况且土库曼斯坦比邻阿富汗和伊朗,地缘环境更加堪忧)中维持这种现成但脆弱的成果,还要完成两个合法化的迫切任务——使从苏联转换而来的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合法化,与从苏维埃政权第一书记转为新政权总统的尼亚佐夫的身份合法化。而合法化的努力要建立在维持稳定和既有成果的前提之上。因此,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完成这个任务。(378) 作者分析了伊斯兰等意识形态对土库曼斯坦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指出,民族主义是唯一能够填补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空白,完成使新国家合法化这个任务的意识形态。(379) 而作为前苏联统治精英的尼亚佐夫则在有步骤地清洗除了自己以外的前苏联的官员、打击部落主义等可能对国家稳定造成威胁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统治和个人崇拜。在作者看来,将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叙事联合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尼亚佐夫缺乏个性,没有配得上克里斯玛形象的成就!“他既没有领导过独立斗争,因此不能像阿塔图克那样拥有值得夸耀的军事成就和全面改革成绩,也没有纳赛尔的政治视野和魅力。甚至他那副勃列日涅夫式的外表都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普通党政官员,而不像个领袖:用土库曼斯坦诗人希拉里·乌拉穆拉多夫(Shirali Nurmuradov)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没有个性的个人崇拜(a cult, but no personality )。’因此,不仅在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的阐述中,而且还有尼亚佐夫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都需要更高程度的发明和神话创造:实际上,国家合法性与这位在位者难解难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尼亚佐夫也因此成为民族叙事中的主要英雄。”(380) 在本书的结论中,作者再一次强调,(和卡扎菲相比)尼亚佐夫没有特殊的感召力,不是一个克里斯玛式的人物,并且缺乏用于阐明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因此必须采用“神圣化”的话语而非政治话语来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详细阐述,而且更执着于能转化为国家形象的诸多(个人崇拜)符号象征。(381)

但是,如何评价一个领导人有没有个性,是不是克里斯玛式的人物?除了和阿塔图克、纳赛尔对比之外,与作为本书主要比较对象的卡扎菲相比,如果后者是个性十足的领导人,那么尼亚佐夫能算没有个性吗?《绿皮书》VS《鲁赫纳玛》,住帐篷与全国塑金像……抛开这些表象的对比,单从政治思路上来说,卡扎菲先是选择以反帝旗手、纳赛尔继承人自居,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后又根据对形势的判断转向拥抱利比亚民族主义的过程,而尼亚佐夫也有带领土库曼斯坦争取到联合国承认的中立国地位,后又因为国内外斗争而从积极中立走向自我隔绝的经历。除了在国际影响上利比亚的存在感似乎比土库曼斯坦更强之外,单看两位领导人的这些举动和思想,并不能简单地判断尼亚佐夫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领袖。而如果回避了这个问题,尼亚佐夫个人崇拜与民族主义叙事紧密结合的必然性就变得不那么充足,在逻辑之外,促使二者相结合的动机就值得重新思考。

这里我们有必要费些笔墨来回顾一下更长时段内的土库曼民族历史。一方面,虽然在地理上,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属于中亚,但即使在19世纪希瓦汗国与布哈拉埃米尔国尚未被吞并,甚至更早的17、18世纪乌兹别克人兴起建立一系列汗国的时期,土库曼部落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这使得它比其他中亚四国保存下来更多的、维持了更久的内亚属性(382) ,特别是部落领袖的作用方面。而另一方面,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使土库曼人虽然作为穆斯林,但伊斯兰教的影响不能深入到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土库曼人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宗教领袖的影响并不强烈。从16世纪前后土库曼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383) 开始到19世纪末土库曼斯坦全境并入沙皇俄国,大部分土库曼人在这一时期要么处在不断的游牧-迁徙的生产状态中,要么围绕沙漠中的绿洲进行农业生产,都远离当时作为伊斯兰文化中心的中亚大城市。离伊斯兰文化中心越远,对宗教仪轨的遵守就越弱,则自己的民族风俗就表现得越强。(384)  因此,对民族(部落)领袖的推崇很容易获得土库曼人的心理认同,再加上没有宗教等其他强大力量掣肘,形成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反而相对容易。毕竟无论是苏维埃制度,还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民主与代议制,对于有着浓厚内亚传统的土库曼社会来说都是太短暂的舶来品。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研究认为新政府利用威权统治来建构民族认同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换个角度,对政治军事领袖(而非宗教领袖或其他身份人物)的个人崇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土库曼人的历史与心理特征的。再加上尼亚佐夫个人的引导和灌输,原本作为一种共同心理与历史传统的认同方式就更容易被唤醒,进而加以巩固。尼亚佐夫曾明确表示:“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土库曼斯坦正走在属于自己的独立道路上,不打算模仿任何人,也不想复制任何人。土库曼斯坦政策的判断依据是人民的福利水平。”(385) 这个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判断标准虽然缺少现代政治的精神色彩,但却与历史上的部落统治、军事领袖崇拜一样,对于人民来说直观易懂且更有吸引力。

第四章是作者着墨最多的章节,也是将尼亚佐夫式个人崇拜与卡扎菲式个人崇拜多次进行一一对应来比较研究的部分。作者在这一章里穷尽了其可找到的土库曼斯坦相关材料甚至包括小道消息、报刊边角料,从统治者个人形象塑造、部落政治(去部落化和再部落化)、历史书写、民族主义教育、领袖身份的进一步神圣化、土库曼巴希时代的民族主义符号选择(地毯和甜瓜)(386) 、空间建筑的有意设计、文学艺术力量的动员、对宗教(伊斯兰教)的态度与政策、对外政策(禁止外国人入境与国际承认的中立地位)等诸多方面对作为一种民族建设统一工具的尼亚佐夫式个人崇拜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展示,可谓事无巨细,全面覆盖。即便可能有失之于琐碎的嫌疑,但仍然力尽所能为我们展现了土库曼斯坦社会和政治的诸多细节,而这也正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在面对棘手的土库曼斯坦独特国家状态时非常想了解的内容。

本章中关于《鲁赫纳玛》与《绿皮书》的比较也是非常有趣的一节。双方的比较主要围绕着对以“部落主义”为代表的民族历史传统的态度而进行。在《鲁赫纳玛》中,尼亚佐夫明确指出部落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因此必须加以抛弃——“民族是永恒的,而部落则是暂时的”。卡扎菲虽然表面上拒绝部落主义,但在利比亚却明确实行了再部落化(re⁃tribalized)的措施。相比之下,尼亚佐夫则在著作中通过强调那些悠久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先祖领袖,引起了传统部落精英的强烈共鸣,而他作为这些伟大先祖领袖的继承人,将自己的民族观含蓄地蕴藏在“尊重长老和服从权威”这一部落传统之中。尼亚佐夫通过扮演长老和族长,将土库曼人作为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进而使国家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独立部落的典型特征,以土库曼人熟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总结道:“如果卡扎菲《绿皮书》的目标是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红皮书》,并在其中融入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纯粹政治世俗化目的的宣传,那么尼亚佐夫的《鲁赫纳玛》的期望则是将自己塑造成以《乌古斯纳玛》(Oguznama)为代表的古代‘纳玛(⁃nama)’传统的继承者。”而《鲁赫纳玛》的特殊性在于它又是一本精神和哲学书籍,“其与其他书籍一道,都与过去有关,但同时也是串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绳索”。这是尼亚佐夫眼中《鲁赫纳玛》的作用,也说明了他对传统、历史的态度。在作者看来,这两本著作反映出来的现实是:卡扎菲有更多的合法性和“可资利用”的过去来服务于他的民族主义,尼亚佐夫则因为缺乏卡扎菲的这些优势,而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任务。因此,他的意识形态不得不通过神圣化,给予土库曼民族一个“非历史的”神圣起源,来为自己寻求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使自己的总统职位披上一层天授神意的神圣外衣。(387)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上文总结的第三章中尼亚佐夫和卡扎菲在建设民族国家时的处境对比来看,会发现以下事实: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方面,尼亚佐夫的土库曼斯坦因为有苏联半个多世纪的稳定建设,无疑要比卡扎菲的利比亚拥有一个更加成熟、更趋于完善的现代国家基础;但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来看,卡扎菲的利比亚因为在近现代有明确的反侵略反殖民历史,以及更大规模的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反而比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崩盘的土库曼斯坦在塑造民族主义认同方面要容易得多,也即尼亚佐夫为塑造土库曼民族意识形态,要花费更多的心思进行非历史性的建构。

由于这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元素及其步骤在尼亚佐夫的核心著作——《鲁赫纳玛》中都有所体现,因此这本书被伦纳迪斯(Fabio De Leonardis)总结为“拥有一种被夸张的、民族中心和本质主义的土库曼民族主义所渗透的意识形态。”(388) 而被称为“土库曼斯坦圣书”的《鲁赫纳玛》也是对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化身。不过可惜的是,在伦纳迪斯的这本著作中,《鲁赫纳玛》仅仅是作为阐释尼亚佐夫在制造民族主义神话方面的例子而加以引用。作者既没有对《鲁赫纳玛》的内容进行更为详尽的文本分析,也缺乏对《鲁赫纳玛》所反映出来的尼亚佐夫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实际上,《鲁赫纳玛》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了尼亚佐夫总统个人的自传和诗歌创作,也“总结了土库曼人的历史活动,讲述了土库曼人无穷的智慧以及土库曼民族的习惯、传统、风俗、希望和意愿”,更被尼亚佐夫定位为“(《鲁赫纳玛》)是土库曼民族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行动的指南”,(389) 最集中地体现了尼亚佐夫总统的历史观及其民族主义主张,而并非仅仅是“发明”“虚构”,也不仅仅服务于改造传统、重塑意识形态等领域。《鲁赫纳玛》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有着更加庞杂的建构目标群。虽然《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个人崇拜》一书的目标是将土库曼巴希的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现象来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历史动因,但是如果能结合《鲁赫纳玛》所体现出的尼亚佐夫个人思想和其对土库曼民族历史、国家定位等诸多主张的介绍和分析,无疑会使尼亚佐夫的个人形象更加立体,加强作为一个现象的土库曼巴希崇拜与该现象的始作俑者——尼亚佐夫自己的选择考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论述客观条件产生个人崇拜的必然性之外,加入个人主观选择的维度。当然这个主观选择主要是尼亚佐夫对土库曼民族历史、民族性格、民族国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理性考量的结果。

全书正文仅110页,单是介绍卡扎菲生平、发迹并分析其个人崇拜的起源和表现等,就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而乍一看本书的题目里,丝毫看不出这是一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从书名出发,这样的比重安排实在有些名不副实。况且,即便真的剔除与利比亚卡扎菲时代的个人崇拜相对比的内容,也并不影响本书分析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在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笔者下意识能想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于土库曼斯坦的文献材料相对较少,而且实在太难收集,所以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文章,来丰富研究的层次与深度,以弥补文献上的不足。很难想象面对一个几乎禁止外国人入境,没有邮局,没有(合法)对外网络,所有出版,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书籍(政治、历史、领袖传记等)的出版全由政府负责,而政府数年都不一定会出版一本这类图书的研究对象,该如何开展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或现代史研究。而翻看书末的参考文献,也基本证明了这个猜测——本书搜集到的土库曼斯坦方面的一手资料,即尼亚佐夫的谈话和著作(包括两部《鲁赫纳玛》)也不过只有四种(篇)。因此,本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复杂,书中大量罗列无从考证的尼亚佐夫的具体事例作为论据,特别是第四章叙述独立后尼亚佐夫的诸多个人崇拜现象和他的许多施政措施,让人颇有一种在读稗官野史、官场秘闻的感觉。但悖谬的是,在这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如果严格要求每一条论据都具有可靠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最后会发现苛责之下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凿无疑的,其结果就是对土库曼斯坦仍然一无所知。在同年出版的另一部关于土库曼斯坦身份认同的著作《学习成为土库曼人:识字、语言和权力,1914—2014》(390) 中,尽管作者克莱门特有幸在土库曼斯坦彻底封闭之前去往阿什哈巴德实地居住过,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出入过土库曼斯坦国家图书馆的外籍访问学者,“其作品(并非调查报告等社会学著作)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注释也仅仅只能给出‘根据田野调查’‘根据观察’这种模棱两可、缺乏客观来源的支撑”。(391) 虽然本书作者伦纳迪斯没有克莱门特那么幸运,未能实际进入土库曼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但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访学期间,曾经接触过一些在俄罗斯留学的土库曼斯坦学生,后者为本书的写作收集到相当多来自对象国公民的建议,这已经是研究土库曼斯坦的同行中难能可贵的经历了。这种不确定性虽然难免让人遗憾而又无可奈何,但作为一种勉力尝试,确实也激励着更多热心于土库曼斯坦研究的学者以“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的耐心,揭开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

不过换一个角度,如果抛开题目给人的“错觉”,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旨在运用土库曼巴希和卡扎菲的个人崇拜及相关材料,来探索个人崇拜情景化的一面,揭示“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不是独立现象,而是来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体系。该体系内化于国家主导的以‘民族主义国家化(nationalizing nationalism )’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392) 那么这种探索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无论是拉丁字母化的土库曼语作为国语的复兴与巩固(与文字改革至今难以推进的另一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相比),还是重写历史、塑造新的国家记忆的一系列措施,从目前的结果看,土库曼斯坦相对稳定的政局和民众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无疑证明了由尼亚佐夫开启的这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进程还是比较成功的。(393)

随着尼亚佐夫去世,现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与2007年8月宣布土库曼开始了“新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标志性改革剔除了上个时代中过于形式主义的部分,旨在“去尼亚佐夫化”。具体包括移除了大部分尼亚佐夫的金像,考驾照时候也不需要再考《鲁赫纳玛》,发行没有尼亚佐夫头像的新货币,抛弃以尼亚佐夫及其父母等命名的独特的十二月名称而恢复国际通行的公历,移除全国各地的尼亚佐夫纪念碑,国家誓言中也将“背叛伟大的萨帕尔穆拉特·土库曼巴希……我将停止呼吸”改成了“背叛伟大的总统,我将停止呼吸”,等等。然而全国无处不在的前总统挂像变成了现任总统的照片,尼亚佐夫提出的“黄金时代”被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提出的“伟大复兴”所取代,而《鲁赫纳玛》仍然是大学必修课程,以其为代表的历史叙事仍然是土库曼斯坦的主导——“对现任的个人崇拜部分代替了对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这种继承与延续恰恰说明,尼亚佐夫开创的个人崇拜及其主导建构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种制度性的作用,“对总统的个人崇拜似乎已经成为土库曼国家民族主义的主要话语形式。导致个人崇拜的结构性原因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394) 这就是个人崇拜在土库曼斯坦的内在逻辑,也是本书作者在结论中想要说明的一点。目前来看,就内政而言,个人崇拜短时间内对于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确实卓有成效,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维持国家内部稳定所需要高度依赖的工具,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工具的脆弱性也非常明显。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土库曼斯坦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特别是阿富汗和伊朗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比其刚独立的20世纪90年代来看更趋于恶化,地区恐怖主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亦愈发猖獗,威权统治仍然是保障土库曼斯坦稳定与安全的为数不多的选择。那么这些新老背景因素衍生出的个人崇拜则又多了一个难以割舍的理由。

如何从这一系列悖论中抽身,是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接下来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作者简介:董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在《读书》2020年第12期,此为书评的完整版)

变动中的欧洲政治与民粹主义——评《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

田晨阳

一

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流行可谓近几十年来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之一,民粹主义俨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和潮流,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为代表,右翼民粹主义在近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一种新兴力量登上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舞台,对欧美政治议程和政治建制造成了重大的挑战。最近的选举趋势显示出带有反建制和排外主义等右翼色彩的民粹政政党在不断增长和扩张,显示出欧洲政治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进程伴随着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就已经在西欧显现。(395) 欧洲右翼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可谓是近些年来欧洲右翼政治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恐怖主义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以及外来移民和文化的冲击,导致右翼势力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右翼势力利用民粹主义在动员方式和民主选举上的优势,民粹主义则结合了右翼价值观念的号召力。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改变着欧洲的政治格局,持续影响着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

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的时代仿佛正在来临,成为当前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现象的兴起存在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作为现代国家和政治思想发源地的欧洲,这可能预示着现代政治和政治原则发生的变化。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凭借独特的动员方式和行为逻辑进入政治领域,以代表真正的人民反对主流建制和精英为特征,带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逆全球化等色彩的纲领和政策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启蒙运动以来主流政治价值,并且与现存的代议制民主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人们一时难以预料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向和政治后果,因而需要严肃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现象,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概念辨析和理论探讨。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李强和段德敏主编的《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一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396) 2018年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办了主题为“民粹主义、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的国际研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知名学者分别从学理和实证的角度,深入讨论了欧洲右翼与民粹主义的理论现状及其政治影响。后来,会议论文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收录入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

目前国内关于欧洲右翼和民粹主义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比较有限。大多数研究是一般性地描述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事实并简单分析其兴起的原因,或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欧洲重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实践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全书围绕民粹主义理论,民粹主义在欧洲以及欧洲右翼政治的现状和未来三个部分,对民粹主义理论和欧洲右翼政治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多角度而深入的探讨。右翼民粹主义与认同政治的兴起,右翼民粹与人民概念的建构,理解民粹主义的政治维度,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纠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皆在书中的第一部分里得到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第二部分重点讨论了欧洲的民粹主义现象及其可能的政治影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个特征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立场,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欧盟的未来何去何从,值得理论上的深思。此外,尽管右翼民粹主义是当前的主流形式,可是左翼民粹主义现象依然值得重视。如果试图了解英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等具体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探究它们兴起的原因及其对国内外政策的影响,那么第二部分的几篇文章能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了欧洲右翼政治的现状和未来。无论是对欧洲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关系的复杂性进行理论探讨,还是对法国国民阵线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展开科学性的量化研究,一个重要意图是昭示欧洲右翼政治的未来趋向,以此来应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造成的冲击。本书的每个部分都汇集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的文章,触及了欧洲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多个面向。无论是政治理论层面的分析,抑或是科学性的实证研究,皆代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可谓是国内学术界关于欧洲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毋庸置疑,国内的欧洲研究,民粹主义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都能够从中获益良多。

二

正如书名所示,欧洲政治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当前欧洲深受右翼政治,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欧洲政治是否能够实现自我调节,从而摆脱危机,人们一时难下定论。本书围绕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关系。可是究竟何为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及其对欧洲政治未来的影响,“我们对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不确定’正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线索。”(397) 那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是欧洲政治的未来晦暗难明,同时也是右翼民粹主义理论上的纷繁复杂。如上文所述,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结合是当前欧洲右翼政治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领袖的影响下,欧洲的政治议程和现存建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关于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经验事实,媒体和学界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详尽的描述。“民粹主义时代”(Age of Populism)来临成为书中许多学者的基本共识(398) ,美国著名的民粹主义研究学者穆勒(Jan⁃Werner Müller)教授直接以“民粹主义席卷全球”作为文章的标题。(399) 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严肃对待右翼民粹主义并分析其可能的政治后果,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需要。可是与频繁见诸报端和媒体的民粹主义现象相比,国外学界曾经试图对民粹主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描述和分析,然而却莫衷一是,未能达成共识。(400) 民粹主义拥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经历过数次浪潮,它们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各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面貌。从最初的个别国家的偶发现象,后来慢慢发展席卷全球的重要事件。欧洲不同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现象深受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各国的政治领域造成的影响也各异。民粹主义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和理论,而是多样化,不断发展的学说的汇聚。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这个问题上,这种大致的普遍公认并不存在,正如穆勒以及很多其他的作者如卡斯·穆德(Cas Mudde)等一再观察到的,人们对某些政治行为到底算不算民粹主义、某些政党或政治人物到底算不算民粹主义政党或民粹主义者仍然缺乏最基本的共识。有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但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眼里他根本就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他的当选是美国民主的最好体现,同样的分歧适用于很多其他场合。”(401)

由此可见,与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一样,大家很难就民粹主义达成共识和一致,甚至较之而言更加困难。塔格特(Paul Taggart)认为,“在寻求对民粹主义有一个完美恰当的解释的过程中充满着种种的错觉和许多不尽人意的东西,其结果并非总是令人满意。”(402) 学者对民粹主义进行一般性定义的尝试容易消解在民粹现象本身大量差异性细节上,最后放弃了类似的努力。然而,右翼民粹主义现象的复杂多样和理论家的各执一词并不意味着无法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和概括,“长期以来关于民粹主义本质的争论,让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是一个规范性的术语,应该限定在媒体和政治活动中。虽然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民粹主义这个词对存在于欧洲到美洲的政治辩论来说太核心了,根本不可能弃之不顾。而且建立一个定义是可行的,这个定义能够抓住所有过去和当下民粹主义表现形式的核心,同时仍然足以精确地排除明显的非民粹的现象”。(403) 《十字路口的欧罗巴》一书就为我们呈现了在民粹主义理论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从理论上研究右翼民粹主义。学者们围绕民粹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如穆勒提到了“民粹主义必然主张一种代表所谓的真正的人民的道德垄断权,并因而必然导致排他性的政治认同。”右翼民粹主义关于人民和精英敌对的道德想象很容易引向身份认同的对立。一个是高尚、纯粹和正义的我们,另一个则是庸俗、腐败和不义的他们。当不同群体间的身份差异、宗教信仰、风俗习俗、性别取向、语言地域等成为政治议题,他们之间出现裂痕和分歧时,政治领域往往陷入极化状态,由彼此间的竞争性沦为对抗性。格布哈特(Jürgen Gebhardt)、卡斯蒂廖内(Dario Castiglione)和张继亮等学者的文章则围绕右翼民粹主义关于人民概念的建构展开,深入探讨了右翼民粹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理解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民粹主义与右翼的结合是当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逻辑。尽管右翼民粹主义依然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行动,然而它的内在逻辑和行为方式会破坏民主制度赖以存续的基础,西方现存自由民主体制可能无法自我调节。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证明,民主政治并非一劳永逸,它既可能被巩固,也可能出现危机。右翼民粹主义对欧洲主流价值和建制造成持续性的影响,这让欧洲政治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三

民粹主义现象由来已久,历史上曾有四次大规模的民粹主义浪潮。民粹主义如同星星之火,始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一直没有能够在选举中获得重大的成功。为何近几十年来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各国渐成波涛汹涌之势?李强教授认为认同政治激发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的利益政治正在向认同政治转变,这或许是近代以来在政治理念和政治运行原则上发生的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404) 政治原则的转变在当前的社会中愈发显著,利益政治渐渐让位于认同政治,道德和激情因素在现代政治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右翼思潮影响下,民族、种族,宗教文化和外来移民成为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议题,改变着传统的政治原则和行为逻辑。全球化和现代化深入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欧洲民众文化和身份危机。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的结合推波助澜了这一趋势,重塑着欧洲政治的面貌。

右翼民粹主义煽动底层民众对全球化和精英的不满,强化特殊的身份观念,激化政治中不同群体间的对立。网络媒介则为右翼民粹的崛起和成功提供了工具和手段。海格·帕塔潘(Haig Patapan)教授指出民粹主义独特的现代性,“新的词汇和本领扩大了愤怒或怨恨的词汇表,这允许民粹主义者在规范术语和辩论的科学、宗教或意识形态框架内,以简略的方式提出主张。这种新的民粹主义语言还可以利用国家看似无限的力量,以及它所推进和运用的技术进步。现代国家的规模和范围使得人们要向国内每个人讲话很困难,但民粹主义者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和现代社交媒体来克服这一障碍,这些媒体许诺了虚假的熟悉和亲密。结合现代营销和广告的改进,民粹主义者现在可以利用昂贵的、全面的、无处不在的以及重复性的宣传,用简单的词语或短语下断言,而不是用复杂而细微的论证去说服公众”。(405) 现代政治的发展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套概念和修辞,无论是传统的阶级政治,还是日益高涨的宗教、种族、族群和认同政治,民粹主义都从中获益良多,利用这些资源去对传统理性政治进行攻讦。与此同时,在网络和信息时代,民粹主义者能够利用现代国家强大的渗透能力,凭借网络媒介来接触和影响广大的民众,用简单而充满道德意味的口号煽动民众的激情。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与现代政治原则的转变密切相关,它迎合了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并且借助最新的媒介技术手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长期以来,一体化和多元主义是欧洲各国倡导的主流价值,然而如今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却高举反对移民和排外主义的旗号,重新将本国利益和文化身份置于至高的地位,不惜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欧洲是现代政治和自由民主的发源地,当前却面临着右翼政治持续性的威胁和挑战。右翼民粹主义现象在欧洲表现得最为突出,对各国政治的影响也最为显著。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欧洲不仅在代议制民主制度和现代国家建构上更加成熟和完善,而且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传统深厚,各种政治思潮和运动背后都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基础,因而从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现象和运动中能够更好地窥探现代政治的转向,从当前的政治处境中发现欧洲思想层面遇到的危机。身处民粹时代的人们需要借由右翼民粹主义的症候去诊断现代政治的危机。《十字路口的欧罗巴》一书的出版为读者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加深我们对欧洲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现代政治的转向并对欧洲政治的未来形成自己的答案。

如今席卷全球的疫情危机再一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正处于严峻的考验之中。全球化的人口大规模流动让疫情成为世界性的危机,各个国家纷纷关闭国门,禁止外国公民入境。这无疑会让人们反思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利弊得失,逆全球化的主张可能进一步得势。作为一体化典范的欧盟,在面对疫情危机的时候,各个国家非但没有彼此的援助和合作,反而为了能够独善其身而彼此封锁国境,各自为营,面对他国的求助请求而不闻不问,甚至扣留防疫物资而引发冲突。这些现象都会激化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疑欧情绪,让欧盟的一体化前景扑朔迷离。疫情扩散和经济停滞会进一步加剧文化的冲突和身份的对立,加深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猜疑和敌视,让文化多元主义和启蒙价值受到挑战。右翼民粹主义能够借此进一步在各国掀起新的浪潮,对欧洲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造成持续性的影响。右翼民粹主义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它的兴起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可以预见右翼民粹主义会在欧洲各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中继续扩大影响。正是在危机之下,现代政治原则的转变和现代政治的转向更加清晰,右翼民粹主义所带给人的启示更加发人深省。

作者简介:田晨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超越民族国家与东亚共同体的可能——读《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殷金琦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世界,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疫情暴发之初,日本积极援助中国,向中国提供大量医疗防护物资,日本自民党议员甚至每人捐款5000日元,正如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所说,“对日本而言中国如同邻居,邻居遭难日本愿意提供帮助”。这一时期“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为中日友好的美丽宣言。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的扩散,日本疫情也开始爆发,与官方关系的回暖相比,日本民间的对华态度并非一片大好。翻看日本的搜索引擎,批评中国、要求中国道歉乃至赔偿的帖子不胜枚举,日本国内的“嫌中”氛围也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而日益严重。正如记者中岛惠观察的那样,现在日本对中国人避而远之者大有人在,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声音以及“中国出现新冠病毒毫不意外”的观点也同样盛行。(406)  

回顾近几年的中日关系,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彼此认识存在极强的不稳定性,友好与仇恨相伴而行。在中国,既有2010年日本331大地震中对日本的鼎力援助,又有2012年保钓运动的激烈反日。在日本,既有2008年汶川地震中对中国的积极支持,又有2012年钓鱼岛事件中出现的一系列龃龉。中日关系起伏不断、问题频出,中日友好俨然成为幻象和感情的羁绊,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彼此认识和内在机制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关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的著作——《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于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崭新而颇有洞见的分析,给学术界和公共文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一、 本书思想旨趣

本书以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为案例,以“他者”的眼光,将两国彼此认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症结加以剖析,试图重新审视中国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理顺中日关系,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重建东亚世界秩序。换言之,作者并非将自身的视野拘泥于中日关系的藩篱之中,而是以形成终极的世界认识为指向。

首先,所谓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实际上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即日本视角下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下的“日本问题”。前者意味着中国崛起对地区稳定的影响,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保卫日本的和平繁荣;后者意味着中国如何与日本交往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将最终指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宏大主题。在这一主题背后则隐藏着民族主义的“约束性要素”,它规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敌友关系。随着全球化的进行,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正在被以普遍交流为特征的世界秩序所消解,由此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冲突的结果,而如何解决所谓的“日本问题”,形成世界认识,则有赖于妥善处理以上两者的关系。由此来看,尽管作者以中日关系为本书的写作目标,却肩负着一个更加宏大的写作使命,即在民族主义与世界秩序的相互交错中,寻找一种新世界主义。

其次,新世界主义是本书作者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和精神指向。在作者看来,所谓新世界主义是为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提供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方案,也将在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成就一种健全的民族精神。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同,这种新世界主义意味着一种与本国内在思想和世界基本状况一致的民族精神表达方式。(407) 就本书而言,这种新世界主义意味着东亚普遍主义的重建,通过中日两国共有的儒学精神超越民族主义带来的分析,进而超脱于友邦抑或是敌国的民族国家认识。在作者看来,这种新世界主义的形成以及东亚普遍主义的重现有赖于对“日本”这个他者的认识和理解,只有理解日本才能理解“中国自身”。但是这种认识的重建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一系列观念和预设,尤其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民族国家”观念。这迫使作者通过建构主义理论结构观念,实现从“方法论的国家主义”到“方法论的世界主义”的转变。(408)

最后,作者之所以写作本书,如作者所说,是希望重新认识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视点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交往;对中国的世界认识和行动方案提出一种“中范围”的视野与框架。这一写作目标实际上提示了我们认识中日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视野下的中日关系,研究需要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上为知识界提供营养;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知识产品视角下的日本认识,著作需要为普罗大众提供新的系统的“日本论”。

二、 本书主要内容

本文的主要内容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五章,为重新认识日本并分析中日两国的认知差异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事实基础;第二部分是第六章和第七章,作者逐渐将笔锋转向中日关系的未来,希望通过世界主义的视角超越民族国家视角,使中日两国超脱于友邦与敌国的认识困境,由此来看,作者在后两章的写作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学术关怀和价值期待。具体而言,第一章主要是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未来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影响中日关系的“非对称性”问题,即(1)历史上的文明中心与边缘的非对称性;(2)战争期间的侵略与被侵略的非对称性;(3)战后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的非对称性;(4)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非对称性;(5)现实利益关系的非对称性。(409) 这种非对称性成为中日两国认识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第二章中作者对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天皇制民族主义的历史梳理,作者指出天皇制民族主义就是以天皇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尊王攘夷”思想,这种思想以“中国”为他者,以蔑视中国、否定中国、替代中国为动力,最终形成自身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主义在战后保留了思想内核却以其他方式被重新表达,由此导致日本视野下的“中国问题”——将中国崛起视为对日本的安全威胁。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日本右翼与日本民族精神的关系,作者主张重新认识日本右翼,提出了普遍主义的认识视角,认为日本近代普遍主义的结构是方向相反的亚细亚主义和脱亚入欧思想,其精神内核是日本儒学——包括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内的宋学亦即“新儒学”。中国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遍主义,这两种普遍主义的反差构成了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矛盾,而两国共同的文明意义上的东亚普遍主义,也为新的东亚世界秩序形成创造了条件。在第四章中,作者从新闻媒体、政党、官僚体系入手,分析日本民主制度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不同于中国的对日交往模式,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在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410) 这导致两国认识的偏差,日本政府和民众受以上各个因素的影响,对中国的认识出现偏离,而中国则受制于自身的理解,在与日本交往中也出现误读。作者在第五章中专门分析了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将地方自治与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在国民主权的影响下日本民众拥有了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而日本对中国的国家认识,从根本上取决于日本国民的对外认识。

作者通过前五章的铺垫,为读者勾勒了日本对华认识的内在机理,从第六章开始作者将关注重点从日本转向东亚,以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认识为例阐述了中日两国东亚认识的差异。作者从历史和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仅仅抱有“世界意识”,而欠缺“东亚意识”,日本则抱有“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的意识,因此双方对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认识是南辕北辙的。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民族主义被重新激发,亚洲再次沦为日本染指的对象,东亚共同体成为日本登顶“亚洲盟主”的阶梯,而中国的崛起在日本看来自然成为一种威胁和挑战。然而,对中国而言构建东亚共同体意味着对东亚世界秩序重建,是中日关系超越友邦与敌国关系的机遇,因此加快构建东亚共同体成为本书的重要愿景和应有之义。在第七章中作者继续关注东亚世界秩序,主张东亚世界秩序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然而,中日两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尚处于悬而不决之中,又缺乏对自身历史文化和共同的东亚文明的自觉,因此在民族国家叙事的影响下难免出现误认,这种西方话语下的叙事结构和对传统东亚普遍主义的抛弃,也导致了中日两国面临的民族国家困境。因此,作者提出自己的建议:第一,重拾对东亚普遍主义和文明的自觉;第二,在东亚世界秩序而非民族国家的视角下思考“美国因素”,“美国因素”将变消极为积极;第三,将东亚这一中范围的区域性概念纳入政治和政策考量的视野。(411)

总体来看,本书的主要素材是中日两国的彼此认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冲击下,两国在认识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存在的非对称性结构。然而,非对称结构作为一种事实性认知如何对两国的相互认识产生影响值得思考,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无法抚平理念性的认识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因此以建构主义理论认识这一问题顺理成章。事实上,也只有建构主义才能够为解决这一宏大命题提出必要的理论支点。因为建构主义所关注的是,实证主义或现实主义所想定的“事实”或“现实”,是如何在社会历史中建构而成的。作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解构了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借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在对国际关系的反思性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同时起源,因此国际关系并非因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关系,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412)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作者在论述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过程中,更希望深入追踪历史,将儒学思想与日本民族主义相关联,寻找中日关系中深层的文明共通性。与此同时,建构主义意味着对既有认识的建构过程加以分析后,也可以获得对既有认识的另一种建构方法,这正是作者的现实关切和宏大愿景——在认识到民族国家叙事的缺陷后,以东亚普遍主义加以超越,实现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 

三、　新日本论的努力

本书虽然将关注重点置于中日两国的彼此认识上,但是作者在认识日本方面着墨颇多,或许这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现实关怀,即加深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作者认为,现代中国读者相对欠缺理解现代日本社会的相应知识和信息资源,因此很难形成准确且完整的日本认识。事实上,就中国的日本认识而言,不仅公共知识土壤相对贫瘠,专业的学术研究也日渐体力不支,处于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期,这构成了中日两国彼此认识的非对称性。因此在本书结语部分,作者极力肯定戴季陶的《日本论》,更进一步表示“要重新接上这部《日本论》……继续准确、全面地认识并理解日本社会”,并借以克服错误日本认识及相关表述所造成的困局,换言之,作者将自身的工作视为建构新日本论的努力,通过这种日本论真正认识日本社会,进而为中国找到正确处理相关问题的方法,从而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413)

构建新日本论需要以日本研究的知识积累为基础。然而,目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正面临种种困难与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初晓波教授对中国当前的日本研究进行了详细研究。他指出,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快速增长30多年后,近年来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从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看,2019年的论文发表已经滑落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究其原因,除了学术方向转换、研究人员代际更替和政策导向的影响外,随着日本国力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学界的关注重点也发生了转换,关注对象从日本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14) 除此之外,初晓波教授还提到中国目前的日本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研究心态还存在问题。许多研究成果还在重复着知识堆积、拾人牙慧的方式,满足于描述或者想象日本,中国学者对日本所抱有的特殊心态也不利于冷静客观地进行研究。(415) 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说,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实际上与国人对日本的心态有关。这种心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情绪化。对日本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反之则只看缺点。第二,把日本看作“二传手”,不肯深入调查。第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只有“有事”时才一窝蜂似的关注某一问题,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始终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416) 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批评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日本的错误论述,认为这些错误论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日本认识存在巨大的偏差,这些论述要么停留在对主流看法的解释、正当性论述层面,要么停留在对各种现象和印象的描绘与评论层面。大量应然论的主观意见或看法充斥在公共知识空间中,中日友好抑或是中日矛盾都成为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这实际上因应了民族主义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的互不理解,加深了认识上的非对称性。(417)

基于以上问题,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中日两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突破概念和事实表面的观察,深入历史事件并还原概念的建构过程,进而形成独特的日本认识。例如,作者在探讨日本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将日本儒学作为日本普遍主义建构的主要逻辑框架,在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影响下,这种普遍主义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进一步而言,作者将日本的“右翼思想”置于日本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指出日本儒学为近代日本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支持,成为日本获得国家认识的关键,也因此成为右翼思想的源头,这种从思想史和精神史角度的分析颇有洞见,因为他寻找到了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前民族国家”形态,这种形态以东亚文明的共同性为基础,而在西方冲击和构建民族国家的紧迫要求下逐渐变质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由此来看,作者成功地以建构主义实现了对既有认识的解构与重建,形成了独特的日本认识,也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东亚意识”。

本书除了相应的智识追求外,还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希望给公众提供一种认识日本和中日关系的知识资源,本书仅仅是作者工作的开始。作者在自己2020年的新著《分身》中提到,现在中国开始流行一种“日本热”,即从“冷门”领域到“热门”领域的对日本的全方位兴趣,面对这种日本热,作者主张“这是一个需要新日本论的时代”。在作者看来,认识日本就是认识自我,而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418)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和中国人的眼界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水平仍然与民国时代无异。正如戴季陶所说,中国人对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变成了“思想上闭关锁国”“智识上的义和团”。(419) 而本书的问题意识、崭新的视角及其思想深度无疑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日本认识,尽管这种日本认识能否完全取代现有的认识框架还有待时间的证明,但是毫无疑问本书是建立在细致的历史梳理和深刻的思想分析基础上的,足以满足公共的知识需求。

四、　文明共识能否重建东亚世界秩序

作者从思想史和深层的精神结构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试图以东亚文明的共通性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关系,构建东亚共同体。这是作者以建构主义视角对中日关系加以分析后给出的重构方案。事实上,这说明相对于现实的国际关系纷争,作者更加关心深层次的文明一致性,这一观点更像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向延伸,即文明的一致将消弭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这值得我们思考。作者在书中表达了更多的“应然性”的愿景,而忽视了中日关系“实然性”的现状。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作者的观点鞭辟入里、引人深思,尽管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与东亚的历史现实并不完全吻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建构东亚国家关系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能否对民族国家避而不谈,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都尚无定论,以文明共识超越民族国家更是何其困难。正如埃利亚斯所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420) 换言之,即便中日两国在儒学这一精神基础上具有历史的共通性,但是这种共通性仍然打上了两个民族的烙印,在现实基础上并不能为两国所用。

以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为例,作者也曾经认识到其中的种种困难,公共性是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必然要求,对东亚历史认识的共有显然是这种公共性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中日两国均欠缺这种寻求公共性的意志,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日本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上。(421) 这种历史认识的分歧超越了静态的文明共识,被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不断熔炼,而相关的每个人既受到民族国家叙事的影响,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提供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的共通性不仅无法减弱这种冲突,还会受到冲突的削弱。除此之外,作者在论述日本的中国认识时,过分强调深层的思想史和精神结构,却无形中忽视了日本民众的存在。尽管作者强调日本国民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其他诸如民族主义、历史认识、右翼问题、东亚世界秩序重建等重要问题上并没有给予民众更多关注。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这种具有历史性的文明共识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普通民众的心灵体验,这关系到文明共识是否比民族国家更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具体而言,以日本的历史认识为例,可以进一步思考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国家在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模糊,战争历史责任的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分歧的来源。正如《审查历史:日本、德国、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一书所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建构、记忆和传承的,历史教科书则是最为重要的传承历史的媒介,而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和普及性的特征,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烙印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之中,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记忆”。因此,历史认识往往与教育,进而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关联。就日本而言,日本对教科书的控制形式属于政府有限控制型,日本政府在拥有审查教科书权力的同时,其权力范围还受到明确的限制,即文部省对教科书的修改要求必须基于历史研究方面的各种观念或者普遍接受的观念。换言之,日本政府对日本人历史记忆形成的影响是间接的。然而,日本各种社会团体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同样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战后民族主义抬头,谱写自豪、纯粹、光荣的历史,而非充满日本罪行和黑暗的历史,成为他们的目标,日本战后对战争历史的反思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历史认识被视为“自虐史观”,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视为虚构的历史,将受害者视为对日本荣耀历史的攻击者。(422) 由此可见,目前日本的历史认识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人刻意为之的结果,他们往往忽视自身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种种灾难,刻意强调自身在战争中遭受的轰炸,比如东京空袭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中日两国都成了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应该获得了同情与宽恕。显然,这种认识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发生的——民众不希望因为国家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正如阿根廷学者弗朗西斯科·德里奇所说,记忆不是事实,而是创造,是发明。(423) 历史认识源于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必然经过国家以政治目的进行的理性选择,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历史书写正是对同一个过去进行的不断更新的重新建构。这意味着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族国家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叙述方式,并且不断超越其他的叙事方式,因而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也不容许任何修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也在将这种叙事当作理所当然并且为这种叙事贡献力量,笔者于2017年曾在日本进行访谈,在谈及南京大屠杀与东京大轰炸时,日本普通民众竟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情感——为前者的发生寻找借口,为后者而沉痛哀悼。由此可见,在民族国家的深刻影响下,对历史的心灵体验不同无法促进两国的和解与包容,而文明的共识也很难超越这种分歧。

总体而言,作者对中日关系问题与症结的分析是独到的,对民族国家叙事的批判是中肯的,但是作者所提倡的替代方案是值得怀疑的,重拾对东亚普遍主义和文明的自觉能否实现中日两国的和解,能否改变双方的认知问题,能否重建东亚世界秩序,进而超越民族国家值得进一步验证与反思。然而,毫无疑问,本书为中国民众提供了重新认识日本的知识资源,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知识积淀,对“东亚”这一“中范围”的区域性概念的申说也为政治和政策考量提供借鉴,因此对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具有实际意义。

作者简介:殷金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英文提要

The Central Asia Problem in the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Yang Shu

The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could be perceived as a secondary research category under the spectrum of the Area Studies. In China, the Area Studies on the Central Asia and the regional states began from their independence in 1990's. It i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ea Studies, the security problem in the Central Asia, which has never been prominent within the global scale and with low extent of spillover effect, has long been exaggerated in the Western narrative. Constrained by the basic geopolitical conditions, the United State could not make a parallel scale of intervene as Russia, which is and still will be the main factor on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Meanwhile, many problems also exist in the Chinese Central Asia Studies, which mainly are the gradually reduction on the number of relative researchers, the sever lack of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per se, and shortage of follow⁃up research on key events.

Saburo Eda's “Structural Reform Theory” and the Unsuccessful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Japan Socialist Party

Wang Xinsheng

Abstract: In the postwar period of economic recovery, thanks to the rise of labor movement, the Japan Socialist Party (JSP) grew to become a powerful player for a time. By the mid⁃1950s, when Japan's economy saw rapid growth, significant changes happened to the country's social structure and public awareness. In response, Saburo Eda proposed his “Structural Reform Theory” calling for reform within the current system to realize socialism; then he proposed his “Eda Proposition” which envisioned socialism. Due to the opposition of both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of Japan (Sohyo)—the main supporter of the JSP—and mainstream intraparty factions, this proposition failed to become a specific JSP policy, which resulted in the party's un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from a party with a class nature to a civic party.

Keywords: Saburo Eda, Japan Socialist Party (JSP), Structural Reform Theory, Eda Proposi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t Party and the Neoliberal Reform in Argentina

Dong Jingsheng

Abstract: The urban organized industrial labors constituted the main mass foundation of the populist movement, which was led by Hipolito Yrigoyen in 1920s and by Juan Perón from1940 to 1950s in Argentina. After 1980s, the growth of informal sectors and the decline of industrial economy caused by the debt and economic crisis, had weakened the tradi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populist coalition. The Renovación Peronista in PartidoJusticialista (PJ) took advantage of the weakly routinized nature of the party and realized the deunionization of PJ. After taking office in 1989, the government of PJ carried out the radical neoliberal economic reform, which in turn help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J. In 1990s, PJ transformed from a labor⁃based, nationalist, terventionist party into a middle class and lower class based, neoliberal party. 

Keywords: Argentina; Peronismo; PartidoJusticialista (PJ); neoliberalism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Japanese Mikado Syste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Zhang Jianli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Mikado system, which has been stretching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once faced a crisis of being abolished. But it has survived to this day, not only as a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the Japanese ruling clique and the self⁃indulgence of the post⁃war US occupation authorities, but also because of Japan's unique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PSH) model. The increasingly conservative social consciousness will further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emperor system in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Keywords: post⁃the second wolrd war , emperor system , survival , social psychology balance , reas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tudy of the Symbolic Mikado System in Postwar Japan

Tian Qingli

With regard to the study of the symbolic Mikado System in Jap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ttracting attention. Further deepening and promoting the study of the symbolic Mikado system urgently need to achieve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and metho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thinking modes and behavior styles between emperor Showa and Emperor Akihito under the symbol of the Mikado system;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combs the position of the symbol of the Mikado System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Mikado system from the vertical context;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royal family and the royal familie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examined and observed from the horizontal perspective. All of these studies will have great help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symbolic Mikado system after the war.

Keywords: Postwar Japan, the Symbolic Mikado System, Research Topic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 Analysis of Australia's Asian Perspective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Times

Zhang Qiusheng

Abstract: The paradox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Australia's Asian view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and a new subject, which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and debat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1950s and 1960s, 1970s and 1990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ange of the Asia⁃Pacific pattern and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this issue has once again aroused concer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view of Australia has undergo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from fuzzy to clarity, from plane to multidimensional. If we look at the essence, connotation and main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sian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histories and times of ethnic culture, geopolitics and migr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traditional British ethn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ast and West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the Australian view of Asia and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Asia since the World WarⅡ. The issue of immigration has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Australia⁃Asia relations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basic factors in Australia's Asian policy. On this basis, we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Asian view of contemporary contradictions and division in Australi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ome Home, Come Home!” Chineseness, John Sung and Theatrical Evangelism in 1930s Southeast Asia

Barbara Watson Andaya

Abstract: Although any idea that the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can be treated as a monolithic group has long since been discarded, in many cases the differences of dialect and culture were overcome by the adoption of Christianity. At the same time,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lso activated an uneasy tension between maintaining a Chinese identity and affiliation with a “Western” religion. In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Singapore, British Malaya and the Netherlands Indies during the 1930s, when a Christian revivalist movement generated a wave of converts who also experienced a new sense of Chineseness. The focus will be the missiology methods adopted by the evangelist John Sung (1901—1944), who had studied in United States but became disenchanted with Western theology. His remarkable appeal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coincided with a time of global economic chaos and rising Asian nationalism. In this climate of uncertainty Sung's reputation as a spiritually powerful individual who could heal the sick, expel evil spirits and foretell the future was a major source of attraction. This essay, however, concentrates on his innovative preaching style and his compelling presentation of the evangelical message, which laid the ground for a major expansion of Christian Chinese popu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But although John Sung's evangelism helpe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ies, Western⁃educated Chinese Christians were more wary. More particularly, his success contributed to the intertwining of Chinese ethnicity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 that in Muslim⁃majority Indonesia and Malaysia still resurfaces as an unresolved and destabilizing problematic.

Keywords: John Sung, Evangelism, Chinese Christians 

Shining Futures, Imminent Dangers

—New Nation⁃States and Mass Violence in Southeast Asia

Henk Schulte Nordholt

Abstract: After a brief period of optimism that accompanied the emergence of new nation⁃states, Southeast Asian politics experienced the impact of the Cold War which turned the region into a hotbed of mass violence. An estimated number of seven million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while fragile democracies were replaced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tponing further democratization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new nation⁃states, Cold War, political mass violence, clientelism, rise of authoritarian rule

The Principles and Tensions of India's State⁃Building

—An Examination with the Focus on Constitution Making

Zhang Jing

Abstract: From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1946 to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coming into effect in 1950, the making process of the constitution fully embodied the ideal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Nehru government on state⁃building. National unity, stabilit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the power of federation are the most vital principle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since India's independence, based on which the drafters of the constitution need to balance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of religions, regions and castes, and sought the path of India's state⁃building after the British Raj among constant explorations, debates, and compromises.

Keywords: India; Constitution; State⁃Building

(1) Alexei D.Voskressenski,Non⁃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nceptualizing World Regional Studies,Palgrave Macmillan,2017,p.11.

(2) Ibid.,p.5.

(3) 戴桂菊:《高校俄语专业的区域学课程设计与教学法探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年第3期。

(4) Alexei D. Voskressenski,Non⁃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nceptualizing World Regional Studies,Palgrave Macmillan,2017,p.2.

(5) А.В. Павловская,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2008.06.07, https://proforientator.ru/publications/articles/sostoyanie⁃i⁃perspektivy⁃razvitiya⁃spetsialnosti⁃regionovedenie⁃.html.

(6) Ibid.

(7) 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61页。

(8) 相关评述可参考:孙壮志访谈:《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2期。

(9) 石川真澄『戦後政治史』、岩波新書、1995年、30頁。

(10) 侯振彤:《日本天皇制军人法西斯政治》,载吴廷璆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2页。

(11) 正村公宏『戦後史·上』、筑摩書房、1990年、139頁。

(12) 〔日〕户川猪佐武:《政权角逐》,李汝松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13) 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同時代史·2·占領政策の転換と講和』、青木書店、1990年、47頁。

(14) 小学館編『日本20世紀館』、小学館、1999年、672—673頁。

(15) 平野隆「日本における小売業態の変遷と消費社会の変容」、『三田商学研究』48巻5号、2005年12月、165—185頁。

(16) 平野隆「日本における小売業態の変遷と消費社会の変容」、『三田商学研究』48巻5号、2005年12月、165—185頁。

(17)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 : 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2年、87頁。

(18) 飯塚繁太郎ほか『結党四十年·日本社会党』、行政問題研究所出版局、1984年、217—218頁。

(19) 岡田一郎「江田三郎研究序説」、『小山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41号、2009年、 27—34頁。

(20) 内田健三ほか『日本政治の実力者たち:リーダーの条件·3』、有斐閣、1981年、170頁。

(21) 向坂逸郎「構造改革論と社会党の課題」、『社会主義』(増刊号) (通号114)、1961年3月、59—69頁。

(22) 日本社会党総務局総務部『62年の進路　第21回党大会決定集』、日本社会党機関紙局、1962年、28頁。

(23) 森裕城「日本社会党の路線問題」、京都女子大学現代社会学部『現代社会研究 』(1)、2001年3月、143—155頁。

(24) 江田三郎「社会主義の新しいビジョン」、『エコノミスト』1962 年10 月9 日号。

(25) 「日誌　内外の動き」、『月刊社会党』1970年5月号、232頁。

(26) 福岡義登「江田三郎先生を偲んで」、日本社会党前議員会編『日本社会党歴代委員長の思い出』、日本社会党前議員会、1985年、319頁。

(27) 原彬久『戦後史のなかの日本社会党 : その理想主義とは何であっ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198頁。

(28) 宋益民:《日本社会党概况》,《日本问题》,1986年第3期,第70页。

(29) 飯塚繁太郎「革新の新展開」、白鳥令編『日本の政党地図: '80~'90』、学陽書房、1980年、204頁。

(30) 石川真澄『戦後政治史』、岩波新書、1995年、224―229頁。

(31) 曽我祐次『多情仏心　わが日本社会党興亡史』、社会評論社、2014年、217―218頁。

(32) 江田三郎「新しい社会主義と日本の現実ー『日本の社会主義』をめぐって(インタビュー)」、『経済評論』16巻12号、1967年11月、107 頁。

(33) 木下真志「社会党はなぜ、構造改革を採用できなかったのか?——歴史的·政治的意味の再考」、日本政治学会編『年報政治学』2008(1) 、109—142頁。

(34) 五十嵐仁「証言:戦後社会党史·総評史 構造改革論再考——加藤宣幸氏に聞く(上)」、『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650号、2012年12月。

(35) 山田敬男『新版·戦後日本史——時代をラデイカルにとらえる』、学習の友社、2009年、200頁。

(36) 「第五十回定期全国大会決定集」、『月刊社会党』361号、臨時増刊、1986年3月。

(37) 在国内拉美研究学界,populism通常译为民众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关于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参看董经胜:《民粹主义:学术史的考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

(38) Jolle Demmers, Alex E. Fernandez Jilberto and Barbara Hogenboom, eds., Miraculous Metamorphoses: 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London, Zed Books, 2001.

(39) Joel Horowitz, “Populism and Its Legacies in Argentina,” Michael L. Conniff, 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n, Tuscaloos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p.23. 

(40) Joel Horowitz, “Populism and Its Legacies in Argentina,” Michael L. Conniff, 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n, Tuscaloos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pp.27—28. 

(41) Miguel Murmis y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Estudios sobre los orígenes del peronismo,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Argentina, 1971, p.106. 

(42) 〔美〕霍华德·J. 威亚尔达、哈维·F.克莱恩:《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刘捷、李宇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85页。

(43) Alberto Spektorowski,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Right and Left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4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29, No.1, 1984, p.173. 

(44) Edward L. Gibson, “The Populist Road to Market Reform Policy and Electoral Coalitions in Mexico and Argentina,”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p.343—344.

(45) 〔美〕乔纳森·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00页。

(46) Demetrio Boersner,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América Latina, Breve Historia, Editorial Nueva Imagen, 1982, p.269.

(47) Edward L. Gibson, “The Populist Road to Market Reform Policy and Electoral Coalitions in Mexico and Argentina,”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346.

(48) Hector E. Schamis, “From the Perón to the Kirchners: ‘Populism’ in Argentine Politics,” Carlos de la Torre and Cynthia J. Arnson, eds.,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2013, p.162.

(49) Steven Levitsky, “Organization and Labor⁃Based Party Adap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gentine Peron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54, 2001, pp.40—42.

(50) Steven Levitsky, “From Labor Politics to Machine Poli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Union Linkages in Argentine Peronism, 1983—1999,”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8, No.2, 2003, pp.13—14.

(51) Steven Levitsky, “From Labor Politics to Machine Poli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Union Linkages in Argentine Peronism, 1983—1999,”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8, No.2, 2003, p.16.

(52)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8卷,徐壮飞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53) 〔美〕乔纳森·布朗:《阿根廷史》,第249—250页。

(54) 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9—501页。

(55) Edward L. Gibson, “The Populist Road to Market Reform Policy and Electoral Coalitions in Mexico and Argentina,”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p.358—359.

(56) Steven Levitsky, “From Labor Politics to Machine Poli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Union Linkages in Argentine Peronism, 1983—1999,”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8, No.2, 2003, p.28.

(57) Katrina Burgess and Steven Levitsky, “Explaining Populist Party Adaptation in Latin America: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Party Change in Argentina, Mexico, Peru and Venezuel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6, No.8, 2003, p.891.

(58) 沈安:《阿根廷危机的回顾与思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94—509页。

(59) Steven Levitsky, “From Labor Politics to Machine Poli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Union Linkages in Argentine Peronism, 1983—1999,”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8, No.2, 2003, p.27.

(60)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8页。

(61) 井上清:《天皇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序言第1页。

(62) 郑毅:《铁碗首相吉田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63) 小森义峰:《天皇と日本宪法》“附录”,伊勢:皇学馆大学出版部,1991年,第422—423页。

(64) 〔日〕户波江二:《日本国宪法的60年与宪法修改问题》,牟宪魁等译,《政法论丛》2008年第3期。

(65) 〔美〕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8页。

(66) 井上清:《天皇制》,序言第2页。

(67) 〔美〕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長谷川松治译,东京:社会思想社,1967年,第346页。

(68) 〔日〕小森阳一:《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读书》2003年第12期,第12页。

(69) 〔美〕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第39—40页。

(70) 同上书,第40—41页。

(71) 同上书,第42页。

(72) 〔美〕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第80页。

(73) 同上书,第82页。

(74) 欲详细了解该学说者,可参阅下列文献:《许烺光著作集1　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My Life as a Marginal Man),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许烺光著作集2　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王芃、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许烺光著作集3　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Exorcising the Trouble Makers : Magic, Science,and Culture),王芃、徐隆德、余伯泉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许烺光著作集4　中国人与美国人》(Americans and Chinese : Passage to Differences),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许烺光著作集5　宗族、种姓与社团》(Clan,Caste,and Club),黄光国译,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许烺光著作集6　文化人类学新论》(Th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张瑞德译,台北:南天书局,2000年;《许烺光著作集7　美国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单德兴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许烺光著作集8　家元:日本的真髓》(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于嘉云译,台北:南天书局,2000年;《许烺光著作集9　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许木柱译,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关于心理文化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科定位,详细请参见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游国龙:《许烺光的“大规模文明”比较理论研究:内容、方法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启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6月。

(75) 该图表参照《许烺光著作集8　家元:日本的真髓》第124页内容,以及尚会鹏、游国龙的译语制作而成。

(76) 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第200页。

(77) 许烺光:《许烺光著作集8　家元:日本的真髓》,第138页。

(78) 同上书,第206—207页。

(79) 许烺光:《许烺光著作集8　家元:日本的真髓》,第136页。 

(80) 同上书,第202页。

(81) 同上书,第207—209页。

(82) 同上书,第207页。

(83) 〔日〕尹健次:《作为课题的“民族”——围绕近代日本的认同》,日本《世界》,1994年第1期,转引自武尚清译:《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民族译丛》,1994年第6期。

(84)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85) 参见〔美〕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54页。另外,事实上,非但日本皇室的血统并不纯正,日本文化亦非同质。日本皇室和朝鲜的古代皇室有血缘关系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史实,但长期以来,普通日本国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一直以为日本皇室拥有纯正的血统。2001年12月23日是明仁天皇68岁生日,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明仁天皇说:“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日本)桓武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那些从古代朝鲜半岛迁移或受邀前往日本的人带来了文化和科技。通过日本人的热情和朝鲜人的友好态度,这些文化和科技得以传播到日本,实在是件幸事。”明仁天皇的声明打破了日本皇族血统纯正的神话,其历史意义,也许不亚于其父裕仁天皇1946年1月1日发表的天皇是人而非神的所谓“人间宣言”。

(86) 荒牧央:「45年で日本人はどう変わったか~第10回「日本人の意識」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2019年5月、第31页。

(87) 「女系·女性天皇に賛成7割=時事世論調査」、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19041200827&g=soc,2019年4月12日。

(88) 「女性天皇賛成79%　天皇陛下に親しみ82%　共同世論調査」、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politics/list/201905/CK2019050302000146.html,2019年5月3日。

(89)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天皇の『代替わり』にともなう儀式に関する申し入れ」、2018年3月22日、https://www.jcp.or.jp/web_policy/2018/03/post—778.html。

(90) 「天皇の制度と日本共産党の立場——志位委員長に聞く」、https://www.jcp.or.jp/akahata/aik19/2019⁃06⁃04/2019060401_01_0.html、2019年6月4日。

(91) 马红娟:《日本古代女天皇及其成因探析》,《日本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60—63页.

(92) 尚会鹏:《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察》,《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第95页。

(93) 沃纳·利维: 《澳大利亚的亚洲观》 (Werner Levi, Australian Outlook on Asia) , 美国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9年,第2页。

(94) 吕斌:《文化进化导论》,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 第9页。

(95) 《悉尼邮报》 (Sydney Mail) ,1873年7月12、19、26日, 8月2、16日。

(96) 查尔斯·皮尔逊:《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 (Charles H.Pearson,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 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3年, 第15—16页。

(97) 同上书, 第129—133页。

(98) 〔澳〕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赵曙明主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迪金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第18页。

(99) 《澳大利亚工人报》 (The Australian Worker) ,1914年5月14日。

(100) 查尔斯·皮尔逊:《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 第111—112页。

(101) 〔澳〕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第18页。

(102) 南维兰·米尼:《澳大利亚和世界: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文献史》 (Neville Meaney,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the 1870s to the 1970s) , 柴郡:朗曼出版公司,1985年, 第474—475页。

(103) 〔澳〕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第19页。

(104) 〔德〕弗劳利安·康马斯等:《新亚洲:亚洲挑战世界》, 陈宝、周一玲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 第56、40页。

(105)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1993年9月11—12日。

(106)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第146—147页。

(10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164页。

(108) 同上书。

(109)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1992年8月16日。

(110) 南维兰·米尼:《澳大利亚和世界: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文献史》, 第180页。

(111)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辩论集》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卷号XCLX, 1922年, 第821—823页。

(112)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辩论集》卷号144, 1934年, 第327—328页。

(113) 《悉尼先驱晨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39年4月27日。

(114) 南维兰·米尼:《澳大利亚和世界: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文献史》, 第13页。

(115) 南维兰·米尼:《澳大利亚和世界: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文献史》, 第13页。

(116)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117) 南维兰·米尼:《澳大利亚和世界: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文献史》, 第14页。

(118) G.格林伍德:《迈向亚洲: 战后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政策和态度》 (G.Greenwood, Approaches to Asia:Australian Postwar Policies and Attitudes) , 悉尼: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1974年, 第189页。

(119) 南维兰·米尼:《澳大利亚和世界,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文献史》, 第20页。

(120) 〔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 蔚文译, 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6年, 第250页。

(121) 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 (Mannig Clark,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 , 美国新图书馆出版社,1980年, 第196页。

(122) E.M.安德鲁斯:《澳大利亚和中国:模糊的关系》(E.M.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 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123) 〔澳〕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第16—17页。

(124) C.F.杨:《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 (C.F.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 里士满:拉斐尔出版公司,1977年, 第22页。

(125) 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 第198页。

(126) 刘达人、田心源:《澳洲华侨经济》, 台北:海外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127)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第138页。

(128) 张天:《澳洲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第384—385页。

(129) 罗尔斯·埃里克:《公民:中澳关系百年史》 (Rolls Eric, Sojourners: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 昆士兰: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96年, 第599页。

(130) 〔澳〕大卫·沃克、〔澳〕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澳大利亚的亚洲观》,李建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131) 同上书,第2页。

(132) 同上书,第6页。

(133) 大卫·沃克、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澳大利亚的亚洲观》,第5页。

(134) 休·怀特:《澳大利亚需适应没有美国的新亚洲》,《澳大利亚留学生报》,2017年12月8日。

(135) 休·怀特:《失去美国——置身于新亚洲的澳大利亚》(一),《底线思维》网站,2018年2月5日。

(136) 彼得·卡莫勒:《霍华德殖民心态导致了澳大利亚的身份危机》,《南华早报》,2002年12月8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02年12月16日,第27页。

(137) 〔澳〕大卫·沃克、〔澳〕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澳大利亚的亚洲观》,第239页。

(138) 有关象征天皇研究现状详可参阅安田常雄「「天皇退位問題」と象徴天皇制」、『歴史評論』、2018年2月号。

(139) 高橋和之「天皇の「お気持ち」表明に思う:「象徴的行為」論への困惑」、『世界』、2016年12月号、189頁。

(140) 河西秀哉「はじめに　象徴天皇制とは何か」、吉田裕等編『平成の天皇制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7年、ⅶ頁。

(141) 森暢平「「三笠宮」が書かれた幻の「女帝容認論」」、『週刊新潮』、2003年8月14·21日号、64—66頁。

(142) 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82頁。

(143) 『毎日新聞』、1990年11月12日。

(144) 『朝日新聞』、1990年11月13日。

(145) 五十嵐暁郎編『象徴天皇の現在』、世織書房、2008年、41—42頁。

(146) 参见岩井克己「平成流とは何か」、『年報　近代日本研究』20号、1998年。

(147) 「第九回「日本人の意識」調査」、http://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520.pdf.

(148) 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3頁。

(149)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編『現代日本人の意識構造』、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0年、126—129頁。

(150) 五十嵐暁郎編『象徴天皇の現在』、世織書房、2008年、7頁。

(151) 大内糺「皇室の危機」、『宝島』、1993年8月号。

(152) 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154—155頁。

(153) 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157頁。

(154) 冨永望「柔らかな「統合」の形——公的行為の拡大と弱者へのまなざし」、吉田裕等編『平成の天皇制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7年、77—78頁。

(155) 冨永望「柔らかな「統合」の形——公的行為の拡大と弱者へのまなざし」、吉田裕等編『平成の天皇制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7年、65—66頁。

(156) 小林直樹「象徴天皇制の法意識」、『思想』、1960年10月号、100頁。

(157) 田庆立:《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赓续及革新》,《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第18页。

(158) 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134—135頁。

(159) 薗部英一編『新天皇家の自画像』、文春文庫、1989年、494頁。

(160) 宮内庁編『道　天皇陛下御即位十年記念記録集』、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9年、12頁。

(161) 『日本経済新聞』、1999年11月12日。

(162) 『読売新聞』、1995年8月4日。

(163) 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151—152頁。

(164) 瀬畑源「「平成の終焉」と象徴天皇制」、『歴史評論』、2018年2月号、49頁。

(165) 「天皇皇后両陛下サイパン島ご訪問ご出発に当たっての天皇陛下のおことば」、2005年6月27日(宮内庁HP)。

(166) 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171頁。

(167) 「国賓　フイリピン大統領閣下のための宮中晚餐(お言葉)」、2015年6月3日(宮内庁HP)。

(168) 「全国戦没者追悼式(お言葉)」、2015年8月15日(宮内庁HP)。

(169) 舟橋正真「「皇室外交」とは何か——「象徴」と「元首」」、吉田裕等編『平成の天皇制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7年、101頁。

(170) 「象徴としてのお務めについての天皇陛下のおことば」、2016年8月8日。宮内庁ウェブサイト、http://www.kunaicho.go.jp/page/okotoba/detail/12#41.

(171) 山口輝臣「宮中祭祀と「平成流」——「おことば」とそれに映る天皇像」、吉田裕等編『平成の天皇制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7年7月、142頁。

(172) 「象徴としてのお務めについての天皇陛下のおことば」、2016年8月8日。宮内庁ウェブサイト、http://www.kunaicho.go.jp/page/okotoba/detail/12#41. 

(173) 井ケ田良治『日本法社会史を拓く』、部落問題研究所、2002年、252頁。

(174) 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12頁。

(175) 〔美〕西摩·小莫里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胜利》,林立群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72页。

(176) 薗部英一編『新天皇家の自画像』、文春文庫、1989年、349頁。

(177) 森暢平「メでィア天皇制論——「物語」としての皇室報道」、吉田裕等編『平成の天皇制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7年、169—170頁。

(178) 『読売新聞』、2009年10月24日。

(179) 『産経新聞』、2011年10月19日。

(180) 『産経新聞』、2013年2月15日。

(181) 冨永望「柔らかな「統合」の形——公的行為の拡大と弱者へのまなざし」、吉田裕等編『平成の天皇制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7年、67頁。

(182) 本文基于2013年5月作者于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赞助的东南亚研究访问学者项目期间在弗莱堡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笔者要感谢约尔根·吕兰(Jürgen Rüland)教授和弗莱堡大学东南亚研究项目,以及德美研究院和支持笔者最初演讲的卡尔·舒兹学院主任弗兰德里克·舒尔特(Friederike Schulte)女士。

(183)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656.

(184) Mikaelian Grégory, La Royauté d'Oudong. Réformes des institutions et crise du pouvoir dans le royaume khmer du XVIIe siècle, Paris, PUPS, 2009, p.336. Kong Yuan Zhi, “A Study of Chinese Loan Words (from South Fujian Dialects) in the Malay and Indonesian Languages.”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43, 4: 452—67, 1987. Salmon Claudine, “Wang Dahai and his View of the Insular Countries (1791).” In Ding Choo Ming and Ooi Kee Beng, eds. Chinese Studies of the Malay World. A Comparative Approach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p.46.

(185) Harrison Bria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86—88.

(186) Poon Michael Nai⁃Chiu, “Introduction. The Theological Locus of Christian Mov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In Michael Nai⁃Chiu Poon, ed. Christian Mov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10), ix⁃xxxv.

(187) Xi Lian,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85—86. 

(188) Melvin Karen, Building Colonial Cities of God: Mendicant Orders and Urban Culture in New Spa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21.

(189) Barnes⁃Karol Gendolyne, “Religious Oratory in a Culture of Control.” In Anne J. Cruz and Mary Elizabeth Perry, eds. Culture and Control in Counter⁃reformation Spai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p.51—77.

(190) Cushner Nicholas, Spain in the Philippines: From Conquest to Revolution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1971), p.97.

(191) Cañadas Ivan, Public Theater in Golden Age Madrid and Tudor⁃Stuart London: Class, Gender and Festive Commun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pp.44—45. Selwyn Jennifer D, A Paradise Inhabited by Devils: The Jesuits' Civilizing Mission in Early Modern Naples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pp.221—223.

(192) Irving D.R.M., Colonial Counterpoint: Music in Early Modern Manila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2010), pp.201—202.

(193) Alexander John, “Early Modern German Drama, 1400—1700.” In Camden Hous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vol. 4 (Rochester, NY: Boydell and Brewer, 2001), pp.57—95. Sager Jenny, The Aesthetics of Spectacle in Early Modern Drama and Modern Cinema: Robert Greene's Theatre of Attraction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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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Partonadi Sutarman Soediman, Sadrach's Community and Its Contextual Roots: A Nineteenth Century Javanese Ex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Amsterdam: Rodopi, 1990), p.133.

(199) Temperley Nicholas and Stephen Banfield, eds. Music and the Wesleys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200) Penn⁃Lewis Jessie, The Awakening in Wales: A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Welsh Revival of 1904 (Fort Washington, PA: CLC Publications, 2012), p.95.

(201) Anderson Allan, 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Global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erson Alla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ntecost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2) Taylor Mrs. Howard, Pastor Hsi of North China, One of China's Christian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6), p.295. Anderson Alla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ntecost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6.

(203) Bays Daniel H,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Daniel H. Bays, ed.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p.307—316. Bays 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12). Tiedemann R.G, “Protestant Revivals in Chin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handong Province.”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18, 3: 213—36, 2012.

(204) Bays 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12), pp.134. Xi Lian,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85—86. 

(205) Bays Daniel H,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Bays 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12), pp.128—138.

(206)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p.9—10, p.35.

(207)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33.

(208) Tow Timothy, John Sung My Teacher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85).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Lim Ka Tong,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12).

(209) Martin Robert F., Hero of the Heartland: Billy Sunda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1862—1935. (Bloomington, I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Ellis William Thomas, Billy Sunday, the Man and His Message: With His Own Words which Have Won Thousands for Christ (Philadelphia: John C. Winston, 1917), p.63.

(210) Blumhofer Edith L., Aimee Semple McPherson: Everybody’s Sister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3), pp.262. Sutton Matthew Avery, Aimee Semple McPherson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ian Americ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74.

(211) Du Mez, Kristin Kobe,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Femininity, Innocence, and the Sweet Gospel of Uldine Utley.”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15, 2 (Summer, 2005), 209—243. Robinson, Thomas A., and Lanette D. Ruff, Out of the Mouths of Babes: Girl Evangelists in the Flapper Er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 Lim Ka Tong,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12), pp.62—63.

(212) Du Mez, Kristin Kobe,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Femininity, Innocence, and the Sweet Gospel of Uldine Utley.”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15, 2 (Summer, 2005), pp.209—243.

(213) Du Mez, Kristin Kobe,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Femininity, Innocence, and the Sweet Gospel of Uldine Utley.”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15, 2 (Summer, 2005), 217—218. Lim Ka Tong,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12), p.62.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41.

(214)  John Sung: My Testimony. Translated by Ernest Tipson, edited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2011), p.61. Costen, Melva Wilson, In Spirit and in Truth: The Music of African American Worship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pp.86—87.

(215) Xi Lian,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1. Baarbé C., John Sung i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ca F. Ireland⁃Verwoerd, edit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11), p.56.

(216) Bays 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12), p.132. Lim Ka Tong,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12), p.139. Blumhofer, Edith L. and Randall Herbert Balmer, eds. 1993.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p.172.

(217)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238.

(218) John Sung: My Testimony. Translated by Ernest Tipson, edited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2011), p.95. Ong Lien No, Levend Water: Toespraken van Dr. John Sung over het Evangelie naar de beschrijving van Marcus (Siang Hak: Solo, 1941), pp.9—10.

(219) Childers Jana, Performing the Word: Preaching as Theatr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8), p.9. Brown David M., Transformational Pr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llege Station TX: Virtualbookworm, 2000), p.82, p.247.

(220) Bays Daniel H,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315. Blumhofer, Edith L. and Randall Herbert Balmer, eds. 1993.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p.172.

(221) Zia, Z.S. (Xie Songsan). 1936. “Indigenous Evangelism and Christian Unity.” The Chinese Recorder 67 (July, 1936): 408—412. Hunter Alan and Kim⁃Kwong Chan,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31—132, p.147.

(222) 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Translated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C.K. Hsieh with Janis Cochr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86—187.

(223) Lim Ka Tong,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12), p.173.

(224) Hoon Chang⁃Yau, “By Race I am Chinese and by Grace I am Christian: Negotiating Chineseness and Christianity in Indonesia.” In Siew⁃Min Sai and Chang⁃Yau Hoon, eds.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London: Routledge, 2013), p.166.

(225)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56.

(226) Ananta, Aris and Evi Nurvidya Arif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4), p.74.

(227)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56, p.308.

(228) Loh King Aun, Fifty Years of the Anglican Church in Singapore Island 1909—1959. (Singapore: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3), p.19.

(229) Coppel Charles A., 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2002), pp.303—307.

(230)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417, p.429, p.439.

(231)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35a, 3 October.

(232) Ong Teck Chew, “Chinese Minister Wanted in Java.” The Chinese Recorder 66 (Jan, 1935): 695.

(233) Tow Timothy, John Sung My Teacher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85), p.225.

(234) “Sawdust trail”为美国习语,指巡回牧师用来举行复兴集会的临时建筑物或帐篷。

(235) Berkeley Daily Gazette. 1937, Jan. 26. http://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1970&dat=19370126&id=jaMoAAAAIBAJ&sjid=DAYGAAAAIBAJ&pg=771,2309931. Accessed Dec. 21 2013.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35b, 28 October.

(236) Ong Lien No, Levend Water: Toespraken van Dr. John Sung over het Evangelie naar de beschrijving van Marcus (Siang Hak: Solo, 1941), p.195.

(237)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81.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259.

(238) Baarbé C., John Sung i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ca F. Ireland⁃Verwoerd, edit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11), p.27. Tow Timothy, John Sung My Teacher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85), p.224.

(239) Tow Timothy, John Sung My Teacher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85), p.28.

(240) Baarbé C., John Sung i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ca F. Ireland⁃Verwoerd, edit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11), p.29.

(241) Ireland Daryl R., “Becoming Modern Women: Creating a New Female Identity throughJohn Sung's Evangelistic Teams.”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012)18, 3: 241. 

(242) Tow Timothy, John Sung My Teacher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85), p.30.

(243)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221.

(244) Baarbé C., John Sung i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ca F. Ireland⁃Verwoerd, edit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11), p.35.

(245)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210. 关于吐口水的情节参见《马太福音》26:67,“当时他们就往他脸上吐唾沫,然后打他。”

(246) Baarbé C., John Sung i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ca F. Ireland⁃Verwoerd, edit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11), pp.29—30.

(247) Tow Timothy, John Sung My Teacher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85), p.30.

(248) Childers Jana, Performing the Word: Preaching as Theatr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8), p.141.

(249)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p.111.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176. 

(250)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181.

(251) Baarbé C., John Sung i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ca F. Ireland⁃Verwoerd, edit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11), p.50.

(252) Ireland Daryl R., “Becoming Modern Women: Creating a New Female Identity throughJohn Sung's Evangelistic Teams.”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012)18, 3: 239, 245.

(253)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p.202, 208.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417.

(254) Kendall R. T.,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and the Spirit.” In Paul Cain et al, eds. TheWord and the Spirit: Reclaiming Your Covenant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Word of God (LakeMary, FL: Charisma Media,1998), p.50.

(255)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416.

(256)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35b, 28 October.

(257) Lau Ernest, From Mission to Church: The Evolution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Singapore 1885—1976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p.146—147.

(258)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303, p.322.

(259)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p.427—428, pp.441—444. Tow Timothy, John Sung My Teacher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85), pp.174—175, p.218.

(260) Seung Ho Son, “Christian Revival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hailand between 1900 and 1941. An Ecclesiastic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2003), p.46, pp.176—180. Swanson, Herb. 2003. Dictionary of Thai Christianity.http://www.herbswanson.com/dictionary.php#sung. Accessed Feb 20, 2014.

(261)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204, pp.218—219. Seung Ho Son, “Christian Revival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hailand between 1900 and 1941. An Ecclesiastic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Ph.D.Thesis,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2003), p.157.

(262) Poon Michael Nai⁃Chiu, “Introduction. The Theological Locus of Christian Mov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In Michael Nai⁃Chiu Poon, ed. Christian Mov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10), xxi.

(263) Aritonang Jan Sihar and Karel Steenbrink, eds. 2008.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onesia (Leiden: Brill. 2008), p.905, p.911.

(264) Lau Ernest, From Mission to Church: The Evolution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Singapore 1885—1976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p.149—150.

(265) The Straits Times, 1935. 30 August. Bataviaasch nieuwsblad. 1938, 28 November.

(266) Yao Ping Hua, “Dr. John Sung Sang Chieh, the Great Chinese Evangelist.” http://www.cornerstone.com.my/methodistchurch/newsmaster.cfm?&menuid=6&acti on=view&retrieveid=32. Official Webiste,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2007).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4.

(267)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35b, 28 October. The Straits Times, 1935. 30 August. The Straits Times, 1936. 23 December.

(268) Bataviaasch nieuwsblad. 1939, 22 February. Het Nieuws van den Dag voor Nederlandsch⁃Indië, 1939. 19 August. Hoon Chang⁃Yau, “By Race I am Chinese and by Grace I am Christian: Negotiating Chineseness and Christianity in Indonesia.” In Siew⁃Min Sai and Chang⁃Yau Hoon, eds.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London: Routledge, 2013), p.166.

(269) Anon, “Beside Moluccan Waters.” The Australian Evangel and Glad Tidings Messenger, 6, 5 (April, 1940), pp.11—12.

(270) Ibid.

(271) Anon, “Beside Moluccan Waters.” The Australian Evangel and Glad Tidings Messenger, 6, 5 (April, 1940), pp.11—12.

(272) Ong Lien No, Levend Water: Toespraken van Dr. John Sung over het Evangelie naar de beschrijving van Marcus (Siang Hak: Solo, 1941), pp.16—17.

(273) Baarbé C., John Sung i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ca F. Ireland⁃Verwoerd, edited by Michael Nai⁃Chiu Poon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11).

(274) Sung Levi, The Journal Once Lost: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2008), p.30.

(275) Lyall Leslie T.,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2004), p.87, p.180.

(276) 这篇文章所讨论的部分内容在笔者即将出版的《东南亚地区》(Südost Asien)一书中有更详细阐述,该书是系列丛书《费希尔新世界历史(第12卷)》(Neue Fischer Weltgeschichte, vol. 12,)中的一册,由S.菲希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在法兰克福出版,该书的纲要于2014年5月在首尔国立大学以讲演形式公开发表。在此笔者要感谢我的同事郭根维(Koh Keng We)博士促成了这次颇具启发性的访问,也要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有益点评。

(277) Anthony Reid,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5), pp.346,366,368,372.

(278) Ibid, p.358.

(279) Ibid, p.370.

(280) 法属印度支那除外,因为它分裂成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殖民地边界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领土争议。例如,泰国宣称拥有邻国的领土,菲律宾宣称拥有沙巴的主权,不过类似主权声索都没有实现。

(281)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a.800-1830.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009).

(282) Lindsay Jennifer, Maya Liem, eds., Heirs to World Culture. Being Indonesia 1950–1965, (Leiden: kitlv Press, 2012); Tony Day, Maya Liem, Cultures at War. The Cold War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2004).

(283) Jacques Chegary, Bliss in Bali. The island of taboos, (London: Arthur Barker, 1955), p.129.

(284) Farabi Fakih, “The Rise of the Managerial State in Indonesia”, (Ph.D. thesism, Leiden University, 2014).

(285) Benedict Anderson, “Old State, New Society: Indonesia’s New Order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1983): pp.477–496.

(286) Henk Schulte Nordholt, “From contest state to patronage democracy: The longue durée of clientelism in Indonesia”, in David Henley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Environment, Trade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ue durée perspective, (Leiden: Brill/kitlv, 2015), pp.166–180.

(287) Robert Cribb and Li Narangoa “Orphans of empire: Divided peoples, dilemmas of identity, and old imperial bord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2004): 164–187.

(288)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289) Helen Fein, “Revolutionary and Antirevolutionary Genocides: A comparison of state murders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5 to 1979, and in Indonesia, 1965 to 1966”,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1993): 796–823.

(290) 越南⁃老挝:200万—400万;柬埔寨:200万;印度尼西亚:50万—70万;东帝汶:10万—15万;菲律宾、马来亚、泰国、缅甸:约40万。详见Keith Taylor, 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en Kiernan, The Pol Pot Regime. 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7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rd ed.); Gerry van Klinken “Death by deprivation in East Timor 1975–1980.” Available at: http://sites.tufts.edu/reinventingpeace/2012/04/17/death⁃by⁃deprivation⁃in⁃east⁃timor—1975—1980/, 2012; Tim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n Kerkvliet, 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Robert Taylor, The State in Myanmar, (London: Hurst, 2009); Chris Baker,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rd ed.).

(291)  四人均为国大党元老。瓦勒普帕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 也称Sardar Patel,1875—1950), 为印度独立后首任内政部长兼副总理,是国大党保守派最重要的领袖。在土邦归并印度的过程中,作为土邦部部长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拉金德拉·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 1884—1963)为印度首任总统。阿布·卡拉姆·阿扎德(Abul Kalam Azad,1888—1958)也称毛拉纳阿扎德(Maulana Azad),国大党著名的穆斯林领袖,印度独立后首任教育部长。“四寡头”的提法参考林良光主编:《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页。制宪会议共有八个主要的委员会,其中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规模最大,下设基本权利分委员会和少数群体委员会,主席为帕特尔,因此帕特尔在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92)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是格兰威尔·奥斯汀(Granville Austin)的The Indian Constitution: Cornerstone of a 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对印度宪法条款制定的细节、宪法的发展演变等方面进行政治史的梳理。除此之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宪法的不同侧面作为切入点,以此讨论印度国家的发展,如拉贾维·巴哈加瓦(Rajeev Bhargava)主编的Politics and Ethics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收录的文章就涵盖了印度宪法的社会历史背景、民主、公民权、少数群体保障以及领导人的作用等内容。沙布纳姆·泰贾尼(Shabnum Tejani)的Indian Secularism: A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Delhi: Orient Blackswan Private Limited, 2011)也部分探讨了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及落后群体的考量。此外,还有研究安倍德卡尔等领导人对宪法影响的作品,如Aakash Singh Rathore, Ambedkar’s Preamble: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New Delhi: Vintage Books, 2020)。中国学者对印度宪法的研究也广泛地涉及了保留制度、少数人权保护、财政联邦制度、晚近的变迁以及与美国宪法的比较,等等。

(293) 《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序言页。

(294) 世俗的(Secular)和社会主义的(Socialist)一词直至1976年42次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出现在国家的定义中。

(295) Neera Chandhoke, Beyond Secularism: The Rights of Religious Minoritie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9.

(296)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New Delhi: Lok Secretariat), Vol.5, pp.197—288,下文简称CAD。报告内容参见pp.248—251.

(297) CAD, Vol.5, p.270.

(298) CAD, Vol.8, p.310.

(299) CAD, Vol.8, p.330.

(300) CAD, Vol.8, pp.270—271.

(301) CAD, Vol.8, pp.310—312.

(302) CAD, Vol.8, pp.293—309, pp.319—332.

(303) Mahatma Gandhi,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Electronic Book),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Vol.91, pp.329—330, pp.393—394.https://www.gandhiashramsevagram.org/gandhi⁃literature/mahatma⁃gandhi⁃collected⁃works⁃volume—91.pdf 下文简称CWMG。

(304) CAD, Vol.5, pp.259—273.

(305) Raja Sekhar Vundru, Ambedkar, Gandhi and Patel: The Making of India’s Electoral System, (New Delhi: Bloomsbury, 2018), pp.134—139.

(306) 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156.

(307) K.M. Munshi, Indian Constitution Documents: Pilgrimage to Freedom (1902—1950), Vol.1, (Bombay: Bharatiya Vidya Bhavan, 1967), Vol.1, p.227.

(308) 该委员会事实上是省语言委员会(Provincial Linguistic Committee),由于主席达尔(S.K.Dar)的名字而得名。

(309) Cited from 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242.

(310) K. M. Munshi, Indi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1, pp.230—231.

(311) 《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1页。

(312) Lingusim在牛津字典的解释是:印度政治词汇,根据省内所说的不同语言所划分的组织或分割,对此的拥护。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linguism, 2020.11.16.

(313) K. M. Munshi, Indi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1, p.186. 在此之前,选民资格与公民的财富、受教育程度等相挂钩,能够参加选举的只有印度人口的一小部分。

(314) CAD, Vol.7, p.33—35.

(315) 参见Rajni Kothari, Politics in India,(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1972), p.118.

(316) CAD, Vol.5, pp.58—59.

(317) 1947年4月30日,制宪会议设置两个委员会,一个就联邦宪法主要原则进行报告,一个就省宪法标准原则进行报告。印度宪法规定,国家行政区划建制统一以邦划分,但在1950年生效前,很多地方仍以省来称呼。省宪法委员会于1947年6月27正式提交报告,当时印度尚未独立,因此仍以省作为基本单位来讨论。

(318) 未包括和部分未包括的区域(Excluded and Partially Excluded Areas)的相关条款要等到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才可制定。省长英文为Governor,1950年后称为邦长,为与英属时期的“省督”译法相区分,此处及后文涉及省宪法委员会的内容均译为省长。

(319) CAD, Vol.4, pp.593—599.

(320) B. N. Rau, India’s Constitution in the Making, pp.145—146.

(321) CAD, Vol.4, pp.578—579.

(322) CAD, Vol.4, pp.643—647.

(323) 15条规定,省长有一项特殊职责,即防止对省或其中任何部分的和平安宁有任何重大威胁。在执行特殊职责时,省长在如下情形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如果任何时候行使特殊职能时,认为有必要应立法以制定条款,但又无法保障立法,他应向联邦总统报告,联邦总统会行使紧急状态权力以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CAD, Vol.4, p.595.

(324) CAD, Vol.4, p.709.

(325) CAD, Vol.4, pp.774—781.

(326) 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p.211—212.

(327) 即上文讨论的省长,下同。

(328) 第355条和356条参见《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125—126页。

(329) 参考White Paper on Indian States, Ministry of States, The Manager Govt. of India Press, 1950, p.69,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White_Paper_on_Indian_States_(1950)/Part_8/Sections_290A_and_290B_of_the_Government_of_India_Act,_1935, 2020.11.16.

(330) 参见http://164.100.47.194/Loksabha/Debates/cadebatefiles/C05011949.html, 2020.11.16.

(331) 参见《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81—83页,第137页,乙类诸邦参见第156页。

(332) CAD, Vol.10, p.163.

(333) Just compensation正是对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正当赔偿”的直接移植。

(334) 1947年基本权利草案第9条规定(分属自由权),没有人可以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剥夺生命或自由,联邦领土内在法律面前任何人的平等权也不得被否认。第19条(分属其他权利)如下表述:“任何人或承担商业或工业利益的法人,其财产,动产或不动产都不能被征用或取得以充作公用,除非法律对征用或取得的财产提供赔偿支付,规定以何种方式判定赔偿的原则。”CAD, Vol.3, p.468, p.511.

(335) Cited from 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88.

(336) 第21条表述为“除依照法律设定之程序外(Except according to procedure established by law),任何人之声明或个人自由,不得予以剥夺”。

(337) 参见《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8—9页。

(338) Cited from 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113. 该法案1969年废止,但之后仍制定了类似的法案,预防性羁押手段在1975年紧急状态时期被运用至极致。

(339) Durga Das, Shankar Prasada ed., Sardar Patel's Correspondence: 1945—1950, (Ahmedabad: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1971), Vol.4, p.399. 

(340) CAD, Vol.3, p.404.

(341) CAD, Vol.3, p.409.

(342) AICC Papers, G—36/1946, Manuscript Section, Nehru Memorial Museum & Library, New Delhi, pp.53—54.

(343) CAD, Vol.1, p.62.

(344) K. M. Munshi, Indi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1, p.304.

(345) Cited from 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97.

(346) K. M. Munshi, Indi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1, p.305. 第31条参见《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11—12页。

(347) Granville Austin,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p.98.

(348) 参见V.Shankar, My Reminiscences of Sardar Patel, (Delhi: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 1974), Vol.2, pp.48—52.

(349) CAD, Vol.9, p.1193.

(350)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Vol.2, p.94.

(351) Francine R. Frankel, India’s Political Economy 1947—1977: The Gradual Revolu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90—194.

(352) 林良光主编:《印度政治制度研究》,第53页。

(353) CAD, Vol.3, p.437.

(354) 第37条规定,该编所包含的条文,不得由任何法院执行,惟此处所订立之原则,仍未治理全国之基本原则,在制定法律时,国家有适用此等原则之义务。引自《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14页。

(355) 《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15页。

(356) 《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15页。

(357) 1948年《印度教法典法案》主要涉及维护和提升印度教妇女地位问题,包括妇女财产继承权、结婚、离婚、收养、赡养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等内容。

(358) P.N.Chopr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rdar Vallabhbhai Patel, Vol.1, (New Delhi: Konark Publishing House, 2015), Vol.15, p.138, p.156. Durga Das, Shankar Prasada ed., Sardar Patel's Correspondence: 1945—50, Vol.6, pp.399—404.

(359) 《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第9—10页。

(360) 〔美〕苏密特·萨卡尔:《印度的民主:历史遗产》,载阿图尔·科利编:《印度民主的成功》,牟效波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361) http://cadindia.clpr.org.in/historical_constitutions/states_and_minorities__dr__b_r__ambedkar__1945__1st%20January%201945 SM27—34, 2020.11.16.

(362) 蒙西最初起草的方案参见Draft Constitution prepared by Dr.Munshi, K. M. Munshi, Indi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1, p.553.

(363) 〔美〕苏密特·萨卡尔:《印度的民主:历史遗产》,第45页。　

(364) K. M. Munshi, Indi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1, pp.309—312.

(365) 阿德南·门德列斯(Adnan Mendres)在土耳其很有争议,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军人政变当中被推翻并处以绞刑。这些年,土耳其出现了所谓“门德列斯隐喻”,就是说,埃尔多安在演讲中时不时就要提一下阿德南·门德列斯,一方面可能是担心自己步他的后尘,另一方面也是想为门德列斯正名。在60年代,毛主席曾经说过,像土耳其的阿德南·门德列斯这样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已经被他的人民推翻了,类似地,蒋介石也将难逃这样的命运和结局。之前,土耳其国内对门德列斯的评价比较低,其实也是一个禁区,但到了埃尔多安时代,对门德列斯的评价已经很不一样了,相当于咱们中国人常说的“翻案”了。

(366) 20世纪八九十年活跃在土耳其政坛的图尔古特·厄扎尔则可以说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平民政治家,他既当过政府总理也曾出任总统一职,并且逝世在总统任上。很多研究正义与发展党(AKP)的学者认为,正义与发展党的道路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厄扎尔的政治遗产,埃尔多安及其阵营的理论家也曾有过类似表述。

(367) 蓝琪:《中亚史(第六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67页。

(368) 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土库曼族,与中国境内撒拉族有一定的同源关系,前者视撒拉族为海外同胞。中国撒拉族是13世纪从今天土库曼斯坦马雷地区经撒马尔罕东迁至中国的,现主要居住在中国青海省循化、化隆与甘肃省积石山一带,约有13万人左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但从现代民族角度讲,这两者已经不再属于同一民族了。关于撒拉族和土库曼族的渊源流变,可参看吴宏伟主编:《新丝路与中亚: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2—203页。

(369) 1995年12月12日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土库曼斯坦成为永久中立国。“中立与独立”是其基本国策。其宪法规定:“(土库曼斯坦)独立自主的执行对内对外政策”“由国际社会承认的永久中立,是土库曼斯坦国内外政策的基础。”转引自《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第629页。

(370) 土库曼斯坦独立初期对外关系还是比较开放的,有一批外国学者进入土库曼斯坦进行访学甚至田野调查,这一时期出现了几本研究土库曼斯坦的人文社科专著。但是从尼亚佐夫执政晚期开始,土库曼斯坦变得越来越封闭,这一状态持续至今。

(371) 俄语Сапармурат Атаевич Ниязов,土库曼语Saparmyrat Ataewi Nyazow,官方称其为Великий Сапармурат Туркменбаши (俄语)、Saparmyrat Türkmenbaşy(土库曼语),即伟大的萨帕尔穆拉特·土库曼巴希。在一些官方报道中,则直接用赛达尔(塞尔达尔,сердар)来指代尼亚佐夫。

(372) 土库曼语名称为克孜尔苏Kyzyl⁃Su,意为红色的水,位于里海东岸,属于巴尔坎州,是里海最大的港口。

(373) 董雨:《略论尼亚佐夫家族史及其本人早期经历的建构意义》,《亚洲研究》,2020年第77期。

(374) Fabio De Leonardis,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Routledge 2018,pp.3-4.

(375) Fabio De Leonardis,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p.54.

(376) Fabio De Leonardis,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p.53

(377) Edgar, A.L. Tribal Na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menista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378) Fabio De Leonardis,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p.58.

(379) Ibid,p.59.

(380) Fabio De Leonardis,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p.61.

(381) Ibid.,p.105.

(382) 著名的内亚学研究专家丹尼斯·塞诺对此问题有如下表述“中央欧亚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它产生了一种团结精神,一种遵守纪律和自我约束的精神,在世界史上实罕有其匹。中央欧亚民众的领袖们在巨大人群的管理方面都是高手。可惜,这些品质没有,也不可能,被用于更具建设性的目的。安排时间的技巧并没有能使经济生产扩大,也没有用于给生活在中央欧亚艰苦条件下的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除了用于征服。如果我们试图指出探明中央欧亚历史的一些特点,从通史(general history)的观点看来是最重要的,那么主要的一点就是这片区域在与之接壤的那些伟大定居文明间所起的一种媒介作用。”参见塞诺:《论中央欧亚》,王小甫译,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11页。

(383) 〔苏〕阿塔玛梅多夫主编:《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百科全书手册》,第96页,阿什哈巴德:土库曼斯坦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转引自徐黎例主编:《突厥人变迁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53—448页。

(384) О. Туманович.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и Туркмены (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зучению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Туркме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хобад⁃Полдарацк, 1926, с17.

(385) 在第14届长老院、人民大会和全民族“发展”运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Наша Родина⁃Независимый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М.В.Кирчанов. 2009. Стр.92. http;//ejournals.pp.net.ua

(386) 土库曼斯坦将地毯作为土库曼人民的象征,不仅在国旗中以地毯的形式代表五大部落,而且在阿什哈巴德兴建了辉煌的地毯博物馆,屡屡制造巨幅地毯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一再自己打破自己的纪录;每年8月第二个星期日是土库曼斯坦的“甜瓜节”,全国要组织丰富隆重的展览并组织游园等活动。

(387) 董雨:《略论尼亚佐夫家族史及其本人早期经历的建构意义》,《亚洲研究》,2020年第77期,第98页。

(388) 董雨:《略论尼亚佐夫家族史及其本人早期经历的建构意义》,《亚洲研究》,2020年第77期,第90页。

(389) 萨帕尔穆拉特·土库曼巴什:《鲁赫纳玛》(中文本),任建华译,阿什哈巴德:土库曼斯坦国家出版局,1997年,第27页。

(390) Victoria Clement, Learning to Become Turkmen: Literacy. Language and Power, 1914-2014.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8.

(391) William Fierman, Learning to become Turkmen: literacy, language and power(review), 1914-2014, Central Asian Survey, 18 Dec 2018,pp.302-304.

(392) 董雨:《略论尼亚佐夫家族史及其本人早期经历的建构意义》,《亚洲研究》,2020年第77期,第5页。

(393) 这个结论是根据笔者去年在土库曼斯坦进行田野调查以及这些年与土库曼斯坦人士接触时的观察所得,因此在这里,笔者也陷入了与上文克莱门特同样的尴尬境地。

(394) 董雨:《略论尼亚佐夫家族史及其本人早期经历的建构意义》,《亚洲研究》,2020年第77期,第104页。

(395) Hans⁃Georg 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p.4.

(396) 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397) 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前言Ⅳ。

(398) 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第3页、第105页。

(399) 同上书,第49页。

(400)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69.

(401) 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第384页。

(402)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403) Cas Mudde and Cristo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

(404) 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第4页。

(405) 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第47页。

(406) 中島恵 武漢ウイルスと中国を非難する人に知ってほしい日中秘史、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2020年3月29日、网址:https://president.jp/articles/⁃/34054?page=1,上网时间:2020年6月20日。

(407) 李永晶:《新世界主义:破解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第64页。

(408)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2页。

(409)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第37页。

(410) 同上书,第166页。

(411)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第254—259页。

(412)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

(413)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第270页。

(414) 初晓波、李尧星:《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初晓波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第141—142页。

(415) 同上书。

(416) 资中筠:《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随笔》,2007年第5期。

(417)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第11—15页。

(418) 李永晶:《分身:新日本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1—8页。

(419) 戴季陶:《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420)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421) 李永晶:《中日两国的东亚认识与东亚共同体构想》,《汕头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93页。

(422) 〔美〕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审查历史:日本、德国、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67页。

(423) 〔阿根廷〕弗朗西斯科·德里奇:《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陈源译,《第欧根尼》,2006年第2期,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