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8年以后，丁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向了美国史学史。这种转移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拓宽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广度，有助于深化对美国通史本身的认识；另一方面，这是由美国史学本身的特点所要求的。美国史学新旧流派五花八门。只有弄清楚各流派的来龙去脉及其基本观点的实质所在，才能正确判断各种史学解释的是非和材料的真伪。丁先生以特纳的边疆史学和比尔德的经济史学为典型，连续发表近十篇论文，对这两个美国史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

（一）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这两个流派对美国历史学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载《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一文中，丁先生提出特纳边疆学说标志着美国学术思想真正走向独立。特纳摒弃了把美国制度看作只是中世纪欧洲文化遗产的继续的“生源论”观点，强调从美国的具体环境、特别是西部边疆来阐述本国历史和本国制度的源泉。他认为，美国的历次重大斗争都是地域斗争的产物。（见《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价》，载《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把边疆和地域这两个基本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边疆是活动的地域。因此，特纳学说使美国历史解释摆脱了条顿文化的束缚，成为一种富有生气的独立的学术思潮。

比尔德在特纳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因素在美国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70余年来一直是研究美国宪法的必读书。丁先生在《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一文中，肯定了比尔德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比尔德突破了单纯从政治角度探讨宪法起源的旧观点，把制宪会议同利益集团的冲突联系起来，从而揭去了罩在美国宪法上的神圣光环。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对二十世纪美国进步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运用大量数据资料来叙述和分析矛盾冲突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企业史学和计量史学所继承，构成了美国史学的一大特色。

（二）丁先生在研究中剖析了特纳和比尔德理论中的谬误及其消极影响，廓清了两大史学流派的本来面目。他着重批判了由边疆学说派生出来的三个观点：一是“边疆决定美国民主制度”的“森林哲学”；二是“西部自由土地提供充分机会”的“安全阀”理论；三是“不断扩大边疆是美国历史特征”的“天定命运”论。这三个观点似乎是强调美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实质上都是为“美国例外论”提供理论基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西部空间逐渐被占，垄断资本与社会中下层冲突加剧，争夺海外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形势日益紧迫。特纳学说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正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掩盖社会矛盾、转移视线、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

丁先生对于“边疆假说”的孪生观点“地域理论”，进行了认真的辨别和清理，研究了它的思想来源。丁先生认为：特纳巧妙地糅合了“地域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两种当时盛行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而否认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在《特纳与美国奴隶制问题》（《世界历史》1986第1期）一文中，丁先生揭示了特纳学派与为奴隶制辩护的种族主义史学的内在联系。特纳学派比直接为奴隶制唱颂歌的南部史学更为隐蔽，更带有“科学”色彩，因而也更具有欺骗性。(https://www.daowen.com)

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也有严重的局限性。他自称其理论来源是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而否认或抹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影响。比尔德理论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经济史观，受到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桎梏。这造成了他对利益集团的划分过于简单。丁先生对比尔德理论的鉴别受到国内美国史工作者的重视。在重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时，特邀丁先生为书作序，以便使读者能更清醒地认识比尔德的经济学派。

（三）丁先生把史学史研究同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渊源结合起来。《“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4期）是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力作。特纳从美国边疆的存在中找到了“美国生活的扩张特征”，并断言美国将继续“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活动领域”，即扩张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于是，边疆学说就适应了美西战争的美国向外扩张政策的要求，并长期支配着美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国最高决策者们都不断地重复着“边疆”陈词。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被人称为“特纳式讨伐的民主主义者的真正典型。”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深信，美国的边疆就是世界。二战后的杜鲁门、杜勒斯、乔治·凯南、艾奇逊等人都把“边疆”与“冷战”二者排钩，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人们还在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纲和里根的“高边疆”战略中看到了特纳学说的影子。这里，丁先生从理论的高度又深入到现实的冲突之中，为我们揭开了特纳学说的帷幕，在其后隐藏着深刻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动机和本质。

丁先生认为，特纳的“地域理论”充满着扩张主义精神。特纳把美国地域斗争的经验作为欧洲处理国际关系的楷模，证明“揭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在美国”，为美称霸世界作舆论准备。美国决策者们借用地域理论，在二战后拼凑各种军事政治集团，试图实行世界范围内由美国控制的地域政治。

丁则民先生还对美国史学其他流派进行了研究。在《关于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和《关于美国宪法的史学评介》（载《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两篇论文中，详尽了阐述了早期学派（国家主义学派）、进步学派（经济学派）、新保守派（利益一致论）、新思想史学派（共和学派）和新进步派（新左派）对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的各种观点和解释。通过比较各流派的不同观点和各流派的更替和变迁，看到了美国社会结构变动与史学流派沿革的内在联系。几乎每个流派都代表着同时期最能左右舆论的思潮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可见，史学与社会冲突跳动着同一个脉搏。丁先生还认为，各流派共同推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不应厚此薄彼。总之，丁先生在研究中把史学史同美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加深了我国学术界对美国思想文化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