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做学问做人

王　旭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美国通史》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篇幅有限，但各章节的分布却非常均衡，每一章都在3.2万字左右，全书共11章35万字。这当然不是巧合。主编丁则民教授从布置任务伊始就申明，全书必须限定在33万字左右，轻易不可突破。我们开始时对此不以为然，抱着写写看的态度，但后来在落笔时，发现很多内容和资料难以割舍，结果篇幅不断膨胀，各章均有超出，加在一起，总量就增了不少。前两稿呈交到先生手中，均受到严厉“制裁”。尽管如此，最后到1988年黄仁伟和我帮丁先生统稿时，交上来的稿件仍有很多埋伏，远远超出原定篇幅限制。但其中几位执笔人已毕业离校，先生授权我们大刀阔斧进行裁减。结果，每章3万字的上限，确实让我们伤了一番脑筋，在考虑内容和总体结构完整性的同时，还要逐一核对字数。我们后来发现，这是业师的一贯风格。我们在写硕士学位论文时，篇幅就被限定在2万～3万字之间，到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仍有字数限制。所以，丁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篇幅都不大，与其他动辄数十万言的学位论文相比，大多显得“单薄”。我们也发现，这种要求，是与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相一致的。诚然，在某种意义上，篇幅限定过于死板，某些问题确实无法展开和深入，有其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无形中要求作者精挑细选资料，反复斟酌观点，行文力求简洁，由此而强化了学术功力。吝啬篇幅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学术质量的高层次追求。

参与撰写“第三卷”是在1982年我们刚刚开始跟随丁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不久。其他专业研究生得知这个消息均羡慕不已，认为这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开始时我们当然也是受宠若惊，后来才体会到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苦差事。我们4个丁先生的开门弟子，分别结合硕士学位论文选题选定一章。丁先生布置和督促我们参阅了大量相关论著，做了很多先期准备工作，却迟迟不让我们动笔。我们在此期间所写的其他稿件，到他的手中，几乎都被“封杀”，当然也不能奢望投到刊物上去发表。记得丁先生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事例：没到过美国的人，能写一部关于美国的书；到美国去过一个月的，能写一篇关于美国的文章；到美国去一年以上，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其实不是不能写，而是不敢写。对美国了解得越深，就越发现自己肤浅，轻易不敢落笔。当时只是觉得这是导师在严格要求我们罢了，今天想来仍觉这番话寓意深长。其他各章执笔者尽管在其领域已有所建树，但也须再就相关重点和难点发表数篇论文后才可动笔。在正式动笔之前，先生选择了准备比较充分的第一、第二和第五章做试写。这三份试写稿，不仅寄送外地专家审读，还专门召开试写稿讨论会，请当时在美国史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冯承柏教授和黄安年教授到长春和课题组成员详细研讨，当时回长春探亲的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任东来也被邀请参加，第一章作者汪仪则从上海专程赶来。其他各章，正式的改动程序是两到三稿，但对具体内容和问题的讨论，却已无法计数，至于新观点和新概念的阐发就更为慎重了。如黄仁伟提出十九世纪美国西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符合列宁“美国式道路”的论断，但在南部却是典型的“普鲁士式道路”，这是对经典论述的重大修正。对此，丁先生除了与黄仁伟多次讨论外，还向很多相关学者征求意见，其求真务实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对“城市化”之类概念是否可在历史学著述中使用，先生也是斟酌再三。正因如此，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历时8个寒暑。我从读硕士学位开始参与，到毕业留校工作，再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来，书稿仍是“进行时”。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追求，在当今粗制滥造成风的情况下，确实难能可贵。(https://www.daowen.com)

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使我们的学术态度得到净化，进而形成了好的学风。凡出道于丁先生门下的学生，均以严谨自律，不仅做学问如此，为人处世也如此。之所以先生的很多弟子今天能够成为国内美国研究的中坚力量，与这种做学问、做人的严谨态度是密不可分的。以这部著作的撰写为契机，东北师范大学也形成了一个研究群体和稳固的“学术根据地”，在研究选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史、美国城市史、美国移民史、美国西部史，在这几个领域都有很有分量的论著面世。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培养人才相结合，使学术薪火得以传承，严谨学风得以弘扬。可以说，围绕《美国通史》第三卷的撰写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已远远超过了这部论著本身。

（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