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代浦东中医药概况
据1936年《上海市年鉴》卫生事业篇所载，当时浦东地区只有一个成立于1929年的高桥卫生事务所，内附3处诊疗所，直到1946年浦东设第七区卫生事务所，下设洋泾、杨思、高桥三个卫生事务分所，负责管理全县卫生医疗清洁工作。此外并设一个清洁分所（管粪便）及一个清洁分队（管垃圾）。实际上卫生所单纯地做一些简易疾病门诊工作，清洁分所及清洁分队在那时都被“粪大王”“总头脑”等地痞恶霸所掌握，根本谈不上管理什么卫生。每到夏天蚊蝇就成群乱飞，到处肆虐，沿路污水横流，臭气四溢，卫生状况不堪一睹。由于卫生状况恶劣，医疗预防极差，因此各种疾病流行，尤以霍乱、天花最为猖獗，白喉、伤寒、流行性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普遍存在，严重地危害着劳动人民的健康。
在这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也曾颁发过药政管理条例和办法，也曾指令南汇县卫生院负责管理，但只是一纸空文，反给贪官污吏营私舞弊可乘之机。由于国民党采取废止中医政策，致使中医发展濒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状态，处境维艰。据统计，1945年到1949年，浦东地区中医师从600多人减少至279人，平均每个中医每天不到2个门诊，生计十分困难，有些干脆改学了西医。
浦东在这个时期并无中医医疗机构设置，社会上只有私人开业医师，私人诊所成为乡医特色。
个体行医与“江湖郎中”
民国时期，浦东的医疗设施极其薄弱，私人开业医生占主要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医院，即便是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浦东医院，也仅有床位20张，其规模和影响还无法同现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比。中药店坐堂设诊的以私人开业为主，没有正规的西医和助产士。那时候老百姓看病一般都找私人医生，称为“请郎中”。由于缺医少药和人民生活的穷困，民间医生、游医、接生婆占了一定比例。
个体行医成为民国时期浦东地区医政药政的基本发展形态，维持着中医药的艰难发展。一些当地有名望的医生多为个体行医，有自己固定的诊所。如浦东的沈文彬、沈杏苑，就在沈家花园设有专门诊所。一般的中医有的在家里设门诊，少数在药铺里坐堂行医，还要走街串巷找活计，像电视剧《老中医》中的“铃铛医生”，手持铃铛，治街吆喝，被百姓称之为“江湖郎中”。他们一般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急病随时出诊，并可夜诊。
早期浦东的医疗机构
1920年由地方募捐在警局路（今东宁路）229号创办了浦东沿江地区首家医院“浦东医院”，有床位近20张。在此之前，浦东几乎没有卫生医疗机构，只有私人开业的中医师。
1926年，上海才有卫生局建制，当时只是一般的卫生督导及少量预防接种，管理范围仅限于市区所谓“中国地带”，对浦东地区则不加过问，仅陆续分派53名清洁工，负责浦东地区清扫工作。1930年由浦东同乡会接办原“浦东医院”，将床位增至近30张。1936年秋，上海洋泾浜天主堂仁爱会在烟厂路开设“仁爱医院”，有床位22张。1937年7月，上海闻人杜月笙在高桥公园内（即现高桥中学校址）建立只有8张床位的“时疫医院”，后又改称“济群医院”，院址迁至“杜家祠堂”，据称那时扩充到40张床位，有医技人员14人。
日寇侵占上海后，民办浦东医院为日寇宪兵队霸占，改作营房，该院业务遂告停顿。济群医院亦因战事关系而停办，仅有仁爱医院艰难维持医疗业务。浦东、济群两院的所有医药用具悉为日寇侵占，并利用高桥公园济群医院原址及新马路（现浦东南路）48号，开办了两所同一名称的“履仁医院”，移交给汪伪卫生局管理。旋即改称高桥“履仁医院”为“市立高桥医院”，新马路“履仁医院”为“市立浦东医院”。同时又在本县东、中、北成立了三个诊疗所，上述5个医疗机构总共只有40个医务人员。据1941年4月至12月统计，9个月的门诊总数仅为59 398人次，住院的只有301人。(https://www.daowen.com)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划定浦东为“第七卫生区”，1945年冬在高桥、杨思、洋泾相继建立3个卫生分所，同时将汪伪“市立浦东医院”迁往东宁路原民办浦东医院旧址，成立市立第三警院，实有病床37张，医技人员27人，1946年又将“第七卫生区”名称撤销，于同年8月分别在杨思镇、高桥镇、金家桥晓光邮等三处同时成立杨思区卫生事务所、高桥区卫生事务所、洋泾区卫生事务所，共有医技人员52人。翌年又将市立高桥医院迁回杜家祠堂济群医院原址，成立市立第七医院。自1947年至1948年的两年中，又陆续设立了三个卫生事务所。其中高桥区1个，在东沟；洋泾区2个，分别在杨家渡、张家桥。
这里，列举当年几所联合诊所性质的医院，也不失为历史留痕：创办于1941年的周浦医院，由地方人士邀请左思考医师在周浦公园路主持开设门诊业务，1943年迁至悦和桥辅善医院原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辅善医院院长及医务主任等相继回周浦镇；创办于1945年的平芜医院，抗日战争胜利后左思考医师从周浦医院辞职在船厂街自办，1946年医院迁至王家祠堂，备有病床20张，1948年以治时疫而盛名；创办于1947年的大众医院，赵沟浜夏氏宅内，备有病床30余张，设备较简陋，但拥有X线设备，1948年医院停办；创办于1948年的声扬医院，有医务人员9人，设病床20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浦地区的声扬医院因免费收治伤员而被称颂；创办于1948年的平民卫生服务所，由当地社会人士赞助而创办，设有内、外、眼、耳、喉、鼻和助产等科，诊费、药费酌收成本，遇贫病者减免或全免，就诊者甚多。
艰难生存的中药店
浦东地区的中药店是跟随中医人才的集聚发展而来。随着中医药在民间成熟，中药店也随之繁荣。仅南汇集镇开设中药店、中药铺、国药号等96家，规模大小不一，大部分处境困难。
各方游医、郎中、接生婆盛行，私人挂诊行医，前医后店，坐堂应诊逐渐兴盛。民国年间浦东私营中药铺发展迅速，经营中药配方和自制散、膏、丸、露、丹等中成药，以零售为主，亦有少量批发。加工各类中成药和煎制多种滋补类膏丸，其中珠黄散、行军散、六神丸等中成药在当地享有一定声誉。药店还以优良服务为宗旨，关心同情病人，凡遇重病急症就药者，深夜仍能热忱按方配药，遇病家一时无钱配药，还可以赊欠，因而店家深受百姓欢迎。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滥发纸币，加上苛捐杂税，致中药业又陷入困境。为谋出路，经营中成药者普遍兼营参茸业务，也售部分西药，品种仅有奎宁粉、消治龙片、盘尼西林、虫积糖、疟疾丸、人造自来血、人丹、沙药水、艾罗补脑汁等，时有128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药店不仅配方，亦可问病买药。同时自行采购、自行炮制加工各类药品和自制饮片、膏、丸、丹、散等中药。
民国年代延续的施医局
明清时期浦东盛行的施医局，在民国时期继续得于生存，并有所发展。据县志记载，1949年之前，新场镇医学界素有择期开设施医局、施医给药的义举，规模较大的有3次，时间均选在夏令疫情蔓延季节，每次设施医局1个月左右，逢单日或双日开诊。施医局举办前，四处张贴告示，晓谕群众。施医局除邀请新场镇中西医生外，还特邀外镇、外县名医到新场镇义务施诊。每次就诊100～200号，多则300余号。就诊只收号金，免收诊费，外科、伤科、眼科等免费施送自制丸、散、膏药等。
抗日战争时期，泥城中横港“存仁堂”药店内开设过施医局（义诊所），属旧社会慈善事业。施医局，一般在夏季疾病流行的季节由政府举办、召集当地内外科医生和聘请外乡知名医生组成临时医疗机构，为病人义务诊断、开处方。每次开业都张贴布告，医疗经费由乡政府向地方筹募。参加泥城施医局义诊的医生有潘池滨、唐清连、胡禾香等11人。
唐镇地区王心一医生在家创办义诊所，聘请张江的叶承甫、杨步穿，横沔的林念如，三灶的顾竹君、顾襄哉，暮紫桥的陈伯梅，唐墓桥的潘儒林等医生。汇集了内、外、妇幼大小方脉、伤科、眼科及针灸等科，每逢农历三、六、九日，施诊给药，只收挂号费。盐仓集镇姚祖福看到穷苦人民生病无钱就医，小病变大病，大病导致恶化，甚至死亡，心中很是不忍。为了帮助穷苦人，由他发起向社会募捐，筹资创建施医（义诊）所。该所设在盐仓集镇南市安华轧花厂，设内科、儿科、外科、针灸科、西医科等施医就诊。这些医生上午就诊于各自家中，下午到施医所施诊，不取报酬均尽义务。贫病就医者络绎不绝。
民国年间，南汇县设立义务诊疗所，每年暑期镇区医生组织开展义诊活动，救济贫病者。老港施医局由三团区分办事处会同乡会所和同庆堂药店筹备，于1948年7月成立，地址在老港集镇西街。每月逢3、6、9日应诊日期，每次施诊张贴广告，聘请当地知名医师进行义务施诊，每天治病百余人次。北蔡乡行政倡办施医局，经费为当地工商界乐助，聘请当地医生施诊给药。御桥乡亦举办施医局，施诊给药不取分文，主办人为当地医生。航头地区地方政府举办临时医疗机构，召集当地中医或外聘名医为病者施医施药。六灶镇西市城隍庙和陈桥镇上曾开办过施医所。施医所作为免费就诊施药于民的临时性行医组织，自发性地组织一些医生行善，免费看病，在历史上留下印痕，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