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儒医代表人物秦伯未

近代儒医 代表人物秦伯未

秦伯未是个诗人与画家，一个具有典型儒医气质的文人，也是近代浦东著名的中医学专家、中医教育家、中医科普作家。他毕生行医，医术精湛，著述宏富，堪称中医界泰斗级人物。他与同时期其他中医名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但看重临床诊断，直接为病家解除病痛，还将视角放在中医本身存在的问题上进行理性思考，尤其是在中医传播、中医教育、中医思想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秦伯未生平简介

秦伯未（1901—1970年）能诗能文能画，富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不到30岁就成为近代中国著名诗社南社的成员，并有诗歌集问世。1919年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拜在名医丁甘仁门下攻读中医。1923年毕业后在沪上独立行医，并在中国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执教，业余精研《内经》《难经》《脉经》等中华医药经典，毕生留下中医药专著50余种，培养出众多优秀学生，堪称近代儒医代表人物、培养新生代中医人才的伯乐。

秦伯未祖上可以追溯到宋代著名词人秦观。秦氏家族世居扬州，为了躲避战乱，先人避难到浦东，世居江浦镇。秦伯未的祖父和父亲都精通儒医，为他一生从医打下扎实基础。父亲告诉他，医药发达则可医人，医药强则疾病少，疾病少则人民健康，人民健康则国家强。因此，治病与救国密切相关，医病与医国道理同一。父亲的启蒙教育，使他从小接触和热爱医药，毕生献给中医药事业。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还通过限制中医的6项措施，如规定中医不准创办学校，禁止宣传中医等，引起全国中医药界极大愤慨。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界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反对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除旧医案，维护中医药工作者应有的权利。秦伯未是这次全国中医药代表大会的秘书，积极参加大会筹备，站在了保卫中医药的第一线。(https://www.daowen.com)

秦伯未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临床医生，还重视编辑和出版医学著作，开展医学教育也颇有建树。他筹办书局，主办的《清代名医医笔精华》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中医书籍之一；他参与创办《中医世界》杂志，吸引当时几乎所有中医大家为之撰文；他筹建中医学校，开创了中医函授教育之先河。他将中医医理条分缕析，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在中医理论教育方面大胆创新，毕生留下大量著作。

秦伯未精研《内经》，有“秦内经”之美誉。他推崇同为浦东同乡的李中梓《内经知要》，并于1928年出版《读内经记》，1929年出版《内经类证》，1932年出版《内经病机十九条研究》，1934年出版《秦氏内经学》，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中国医学院讲授《内经》。在自编《秦氏内经学》一书中，他将《内经》之学按现代医学特点编写，分为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治疗学、方剂学、病理学、杂病学等七篇，在当时堪称创举。

秦伯未致力于中医药传承发展成就多元，除研究《内经》等中华医药经典，还整理清代医案，挖掘和弘扬古代中医的重要思想，并将经典的理论系统化，形成学习经典并使经典活化的重要方法，为保存、挖掘、整理和深化古代医药经典作出宝贵贡献。他率先思考在西医检查诊断疾病后，如何用中医方法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自觉运用辩证法思想拓展中医学发展，其独特见解促进中西医结合，与同期齐名的陆渊雷殊途同归。他对中医药的主要贡献，集中反映在对于形形色色废除中医论、存药废医论的批判，编写的《国学讲义六种》直至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第一，自觉运用辩证法抵制和批判形而上学　他曾尖锐批评有些中医药工作者：“见到病人皮肤出血点，使用生地炭、丹皮炭；见到口鼻舌上出血，便蒲黄炭，茜草炭；见到妇女月经量多，便用黄芩炭，银花炭。总之，在血热妄行的框框下，无往而非炭不行，真是可发一叹。”他认为，这种按病简单给药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按照中医辨证论治原则，中医治病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同病可以异治，异病也可同治。这足以说明，他的医疗辩证观与形而上学的医疗思维泾渭分明，颇有见地。

第二，自觉运用辩证法指导医疗临床实践　他主张治疗疑难杂症，必须看到病的本质，指出：“治疗这类疾病，光看些症状是不行的。比如妇女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往往月经来时量多，色红如崩，淋漓不断，假如只看现象，便会看成血热，势必用大量的凉血、止血炭剂，然而起不到丝毫作用，从而也可以联想到妇女更年期亦多血崩，能不能把其中的某一种治法引来借用呢。不仅证状不同，原因亦不同，但在本质是水这样一想，思路就广，方法就多。”意思是说，一象多病，一病多象。同一种病，表现的现象有多种；同一种病象，多种疾病多会导致类似的表象。究竟是什么病，需要深入分析。只有正确判断疾病，才能真正对症下药。他主张：“方药的应用在于人，主要是全面观察，加以分析，不要只看局部，忘掉本质。”

第三，强调治病务须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他指出：“用药的时候，要随时估计病人的实力，是否能胜任，是否不受损害，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也会造成新的矛盾。”他认为：医药就如打仗、下棋，如果出动大批人马，只想将死人家，而不顾自己内部空虚，经不起反击，便会一败涂地。治病同样，既要压制疾病，又要考虑病人的体力，否则仅仅几剂普济消毒饮，非但没把病症减轻，却弄得食呆，便溏，精神困顿，后天生气摧残了。当然，因为害怕虚渴而一派（一味）扶正，黄芪、党参、熟地、当归不离手，也是不对的……病本身充满着矛盾，治疗上攻守、进退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所以第一步要求得平衡地维持下去，同时改善某些症状、然后想法把它歼灭。他用辩证法分析治病用药的辩证关系，攻与补的辩证关系，显示辩证法的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

第四，注重治标和治本的辩证关系　他主张治病不求急治快治，而求治本，无留余患，提醒医者应注意欲速则不达，主张稳步前进。他充分认识药物的两重性，治某病时是良药，但用过了头就可能压制阳气或阴气，非常重视治病求治本，同时努力避免在治疗过程中产生医源性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