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普外科　何　柳

2007年的夏天，骄阳似火，距离我走出象牙塔已整整两年。依旧是特别热的申城，依旧是特别忙的季节。

床位上住着一个很可爱的老先生，重病，很体面，很健谈，是一个几乎没有手术条件但又不得不手术的限期手术病人，家人遵循老先生本人的意愿还是决定选择手术，他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劫难，逃是逃不过的。老先生有个孙女年纪与我相仿，也是参加工作不久，所以每次下班前的夜查房，老先生都会嘱咐几句让我注意休息的话语，言语之间流露出对我这个辛苦的孩子的关心，像一个长辈一样。而我的爷爷，据说是在我爸爸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因为意外而去世了。

那是一台直肠癌的姑息手术（直肠肿瘤已经无法切除并且已经发生肠梗阻），手术过程还是比较顺利，术后恢复过程还是不能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术后，老先生在SICU 住了整整60几天，这60几天里我没有一天休息，每天除了日常工作，就是进出SICU，查房、处理病情。心情随着他的时好时坏而起起落落，而他，也是每天看到我会告诉我，他可以的。(https://www.daowen.com)

医生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职业，容不得有太多的感情投入。但一个人，如果对一件事情倾注太多的时候，倾注的其实就是感情。就如同我当时，执念地希望付出就会有收获，执念地想着老先生能够好起来，可以痊愈，可以继续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

最终，老先生还是没有逃过他所说的命中注定的劫难。走的那一天早上，他说，何医生，我逃不过了。走的时候，是正午。离开的时候，很安详。医院里，我们把抢救病人没有成功或者说病人临终前的处理过程称之为“送”人。病人呼吸心跳停止，心电图等检查宣告临床死亡之后，要拔除身上的引流管、处理一些相关事宜。老先生“走”的时候，是我“送”的。两个月前的直肠癌姑息手术在他的左下腹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结肠造口，每天的排便都是从这里经过，原本只要换一个干净的造口袋就可以结束了。最终，我还是叫护士准备了手术包，把造口游离关闭后送回腹腔，再给他腹部的伤口缝合好。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造瘘口已经和周围的组织牢牢地长在一起，我如何将造瘘口游离关闭送回腹腔，那种把肉和肉分离的涩涩的感觉至今都很清晰。花了应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于我而言，病床和腰的高度之间的不匹配，直到我困难地直起身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家属很悲伤，但依然对我们很感激。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是我可以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让他不至于在搬动的过程中还有少量的排泄物弄脏了衣物，让他可以体面地离开，是我心里对他的一个告别方式。

老先生走后的第二天，是周末。从来不会一个人背包旅行的我第一次一个人背起包离开这座城市，在一个热闹的古镇安静地住了两天，看日出日落。也终于能够理解，有的医生会说，在无能为力之后，会去新生儿室隔着玻璃看那一个个鲜活的小小的生命。我想，因为那是顽强的生命力，是触底绝望后的希望，是打破黎明前黑暗的那道光。

时隔很多很多年，回想起来这件事又清楚又模糊，清楚的是感觉自己记得整个医疗过程中的每个细枝末节，模糊的是老先生的样貌。从医这些年，难的从来不是遇到疑难杂症、危重抢救，难的也不是被误解甚至被诬蔑；难的是，有的时候，你要对一些对你信任对你寄以厚望对你性命相托的人们说，我尽力了；难的是，在一些疾病或意外来临时，做医生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医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能力有限的科学，在医学界，有一句话穿越时空留到现在——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这是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让他声名远扬的不是他一生的医学成就，而是这句话——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它提醒着我作为医生的职责，让我依然怀揣着初心，信守“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