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此，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壮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任务和工作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征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实践中，民进做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并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这表明民进的性质、地位和任务、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参加者，担负着管理和建设国家、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重任。

当时，正确认识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任务和作用，是摆在民进全会同志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1950年4月15日，民进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民进成立之初会章曾规定：“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因此大会首先讨论了本会应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之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为了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了提高自己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本会不但不应该结束，而且还要更加努力，设法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加强自己的工作”，统一了全会对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任务、作用的认识。

大会通过了《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中共〈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巩固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关于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巩固中苏两大民族永久团结合作的决议》《关于保卫世界和平、巩固与扩大和平斗争力量的决议》《关于建立经常学习制度，团结本会会员加强思想教育的决议》《关于筹备成立北京市分会的决议》6个重要文件，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发表了大会宣言和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在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选举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葛志成7人为中央常务理事，并选举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中央理事会秘书长。

1950年11月19日，民进三届二中全会召开，研究讨论组织发展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与巩固组织的决议》，确定要在原有的进步团结的基础上，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条件下，采取质量并重、稳步前进的方针。关于发展会员的对象，应为进步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发展的重心应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https://www.daowen.com)

195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提出“由于我党中央的建议，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今年采取发展的方针，并希望发展1～2倍，党应积极协助各民主党派于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同年8月11日，民进三届三中全会召开，讨论了组织发展工作，会议明确了：“为了进一步发展组织，有重点、有步骤地在需要并可能发展的大中城市建立新的分会组织。”会议并强调组织发展对象以中小学教师为民进的主要发展对象。

民进三届二中全会后，在已有的民进总部、港九分会、上海市分会、北京市分会的基础上，民进全国地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截至1952年8月，会员总数达一千余人，杭州、天津、南宁、沈阳以及苏南的一些城市先后成立了地方分会筹委会或筹备小组。“中国民主促进会总部直属武汉临时小组”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成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湖北，已有民盟、民建、农工、民革4个民主党派开展活动或建立地方组织。在武汉市建立民进组织，是民进中央组织发展规划的重要事项之一。因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仅在经济上交通上有着飞跃的发展，而且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也是一日千里，加速成长，成为全国的中心之一。武汉地区高校云集，这里集中并培养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文教工作者在成倍增长，担负着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光荣而又繁重的工作任务。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他们有着政治上要求进步，思想上要求改造的积极愿望；也有着随形势发展而暴露出的各种思想上、认识上，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作为民主党派之一，以教育、出版、文化领域知识分子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民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筹领导下，运用组织力量，扩大政治影响，分担起党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政治任务，帮助党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成为党的好助手，党群之间的可靠桥梁。因此，1953年，民进中央统筹会务全局的领导马叙伦已感到有必要尽早在武汉建立组织，只因限于主观力量，未能立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