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总结发言 1957年2月9日在武汉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杨东莼
各位来宾！同志们！
会开得很好。首先让我代表大会感谢各位来宾对我们的指导和关怀，让我代表大会对多日来为大会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同志们表示谢意。
在昨天的小组会上和今天的大会发言中，同志们提了很多宝贵意见，我代表市委员会接受这些意见，来改进今后的工作。
同志们！我的总结发言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国际形势。第二部分谈国内形势。第三部分谈我会今后的工作重点——思想教育工作。现在先谈第一部分，分作下面三个问题来谈。
（一）过去一年多来，和平力量是削弱了呢？还是更加强大了呢？
这个问题主要是由匈牙利事件和英、法、以侵埃事件而引起的。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者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劳动群众和青年对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所感到的正当的不满，进行了他们图谋已久的反革命颠覆活动。事实证明：他们的目的是想在匈牙利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是想从匈牙利打开一个缺口来破坏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想把匈牙利变成新战争的温床。一句话，是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事业发动的凶恶进攻，而且还看到了在匈牙利人民已经扑灭了白色恐怖战胜了反革命的突击之后，帝国主义集团还在竭力挣扎，发动反苏反共的运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们的侵略暴行。由此可见，事件的性质是很严重的。这就难怪人们从表象看问题，认为和平力量是在削弱。同时，英、法、以对埃及进行的军事侵略，也似乎为这种想法找到了证据。
但事实正相反。由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采取了正确措施，领导匈牙利人民作坚决斗争，由于苏联承担了国际主义的责任，协助匈牙利平服了反革命暴乱，胜利终于在匈牙利人民这一边。这一胜利，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同时也是世界和平势力反对战争势力的胜利。正像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匈牙利人民在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应从时间中吸取教训：
第一，它对匈牙利的党和人民是一堂极其深刻的政治课。它不仅使匈牙利的党和人民对过去领导者的错误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并且还得到了纠正这些错误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现在，匈牙利在粉碎反革命复辟战斗，正确运用这些正确方法来改正过去的错误，并在各方面取得了成就。诚然，错误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它一定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但是，如果我们能正确对待错误，错误也会变为我们的良师益友。“失败为成功之母”，其理在此。
第二，它也使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受到了教育。它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必须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必须坚决按照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原则办事，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脱离群众，甚至为群众所抛弃。它教育各国劳动人民：必须爱护自己的党和政府，永远紧密地围绕在自己的党和政府的周围；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分清敌我，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同时又要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必须高度关心自己的根本利益，积极地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只要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都自觉地吸收了这些教训之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大大向前迈进。
第三，它帮助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各国大团结的重要性；也认清了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害性，从而使社会主义各国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团结。
第四，它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附带说一下，波兰事件的性质原本也同匈牙利事件一样，只因处理得及时些、处理得好一些，所以很快地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了，未曾演变到匈牙利事件那样严重。
英、法、以对埃及进行的军事侵略，由于埃及人民的英勇抵抗和阿拉伯国家人民的一致反对，由于苏联又警告了英法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援助，由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侵略战争仅仅打了八天，英、法、以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其影响是：英、法因为战争失败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它们的政治体系进一步走向崩溃，美、英、法三国在大战后组织起来的侵略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与英、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埃及全国的团结、阿拉伯国家间的团结，亚非各国间的团结，社会主义力量同反殖民主义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之间的团结，却进一步得到巩固，并且民族独立运动的怒潮已非任何殖民势力所能阻挡。
由此可见，和平力量是越来越强大了，而不是削弱了。正如最近谢皮洛夫所指出的，是国际和平力量远远超过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力量。
（二）世界总的局势是趋向缓和？还是趋向紧张？
这个问题决定于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的对比。紧张是战争力量向外侵略的产物。缓和是和平力量足以阻止战争的结果。我们认为当前世界局势趋向缓和是主流，而紧张则是主流旁边出现的逆流。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这逆流是不会出现的，然而主流总是掩盖了逆流。正如马林科夫所指出的：“目前国际局势的最有特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点是：我们党的对外政策、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行动，使我们能够确保和平好制止发生新战争。这次主要的成果，它使所有拥护和平的人鼓起勇气和充满信心。最近时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和情况又一次明显地证明，不倦地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和平政策的苏联，在一旦有必要维护和平安全的时候，它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重视我们的力量。”
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和平力量越来越大过战争力量，所以国际局势才越来越趋向缓和。趋向缓和的主要标志是：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四大国首脑会议和亚非会议的召开，奥地利的宣布中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遵行，与我国建交和友好往来的国家越来越增加，苏、南关系的改善，苏联和西德的建交，苏联与印度、缅甸、阿富汗友好关系的发展，苏、日战争状态的结束等等。不过到了1956年10月以后，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埃及事件的发生，国际局势又出现了紧张的逆流。应该肯定：这两件大事是够紧张的。否认这一点，不但不合事实，并且还容易麻痹自己，放弃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应有的责任，不去支援匈牙利人民和埃及人民的斗争。但是，肯定这一点，也不能否定目前国际局势的总趋势仍然是有所缓和的。因为这两大事件不仅没有改变二次大战后国际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而且通过这两大事件的影响，国家和平力量反而更加大过战争力量。
如前所述，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造成国际紧张的逆流也就必然会发生。本年初“艾森豪维尔主义”的出笼，就是一个例子。帝国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它从主观愿望出发办事，绝不会从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因此，它注定要重犯错误。
所谓“艾森豪维尔主义”是新形势的殖民主义，它企图一方面更野蛮地镇压中近东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更有效地夺取英、法在中东和北非的殖民利益，而抵抗“共产党的威胁”则是个骗人的幌子。正因为如此，所以连艾森豪维尔自己在国会的咨文中也不得不说：他的“主义”还没有出笼，美国的言语动机和行动就遭到世界公正舆论的严厉批评。截至目前，除了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这四个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国家的官方仰承美帝鼻息表示欢迎以及黎巴嫩在动摇不定以外，真是老鼠过街、众人喊打。
这喊打的声音首先来自中东。
针对“艾森豪维尔主义”，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四国召开了首脑会议，发表了公报，一致驳斥美国所谓“中东真空”的谬论，并突出地表现了阿拉伯国家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互相支援，继续为击退西方殖民势力而努力的坚决意志。其次，四国又成立了协定：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三国对约旦提供财政援助以代替英国的补助，人们试想想看：既然前门去虎，又怎能让后门进狼？可见任何带有条件的美援，它们是不会接受的。现在，英埃条约和英也条约都废掉了，英约条约也快要废掉，人们又想想看：既然摆脱了英国的圈套，难道还套上美国的圈套？再其次，中东各国一经取得了独立，它们就会用一切力量来保卫这个独立，纳赛尔说得好：“这并不是说，我亲东方，或者亲西方。我是亲埃及，我们要完全独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埃及为了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埃及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在埃及的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贸易机构一律改为埃及公民所有。这样的举动，对那些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者而获得了独立的国家是个好榜样，而对“艾森豪维尔主义”却是一记极响亮的耳光。最后，关于以色列撤兵问题，亚非集团各国态度很是坚定。纳赛尔早就说过，以色列军队应当全部撤出埃及，就是联合国部队性质也不能有所改变，埃及有权在任何时候要求联合国部队撤走，并指所谓国际管理就是集体殖民主义。最近，约旦首脑纳布西更明白表示，如以军不撤，阿拉伯国家将采取军事措施。毫无疑问，美国正在支持以色列，美、以狼狈为奸，便是美国实现“艾森豪维尔主义”的一个步骤。然而这一步骤业已碰上了亚非集团各国的强烈反对，看趋势以色列非撤兵不可，而美国仍将玩弄其鬼蜮伎俩，也是可以想见的。
也许有人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并不巩固，最近沙特阿拉伯国王访美对“艾森豪维尔主义”叫好，便是证明。不错，美国正在进行分裂阿拉伯国家的活动，企图拉拢一些国家“入彀”，也企图整垮另一些国家。但事实绝不会使它遂意，因为已经觉醒了的阿拉伯人民知道怎样去争取和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团结。纳赛尔说得对：“如果今天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主张搞帝国主义，主张稳定帝国主义，他们甚至连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可能，因为阿拉伯人民正在注视着他们。如果那些支持独立、分裂和帝国主义的人企图在单一的阿拉伯民族的兄弟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他们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都是单一的阿拉伯民族的子孙。”只有人民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力量，中国革命完全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相信：这同样的真理，也将为阿拉伯人民做证。
其次，最有力的喊打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苏会谈所发表的公报，强烈地谴责了“艾森豪维尔主义”，这就给争取和维护独立和主权的中东各国在精神上以最大的鼓舞力量。英、法、以对埃及侵略由于苏联的警告而不敢不偃旗息鼓。这一警告既然坚定了中东国家反殖民主义的信心，那么，这次的谴责无疑地又是给美帝当头一棒，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便不言而喻了。
也许有人说：假如和平力量足以制止战争，那么，二月十一日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建议由苏、美、英、法发布联合宣言，保障中近东和平和安全、不干涉中近东各国内政的六项原则，是否意味着苏联的软弱呢？不，绝不如此。如所周知，苏联是始终如一地执行和平政策的，它不放弃任何机会，为反对战争，为缓和国际局势而奋斗。如果这样做意味着软弱的话，那么，最近布尔加宁写给阿登纳希望西德同苏联友好合作，又写信给麦克米伦希望他依照原议访问苏联，岂不更加软弱？其实，这正是它贯彻和平政策的具体表示，在政治上极为主动，所以苏联二月十一日的照会，立即赢得了许多国家的支持，
……
文章最后一部分谈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这在前面已经有过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再谈了。(https://www.daowen.com)
国际形势方面谈得太多了，现在谈谈第二部分——国内形势。
过去一年多来，国内形势改变得很快。语云：“山中还七日，世上已七年”，确系实际情况。
首先，由于1955年肃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进一步纯洁并巩固了人民队伍。接着，由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推动了其他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带动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大改造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国内的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的先进工业国。而在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是有可能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的。同时，和平力量越来越强大和国际局势发展的主流趋于缓和，也是对我国建设的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调动一切力量，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过去一年多来国内形势改变的最关键性的方面。
在过去一年多中，国内有过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措施：首先是党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接着毛主席对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十大关系”的指示；其次就是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报告，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再次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再其次是工资改革；最后是党的“八大”的召开，并提出大力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号召以及“勤俭一切办事业”的号召。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调动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鼓舞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这就是：假如没有前述的最关键性的改变和许多有利条件，那么，对过去的一年多这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措施便难以理解，甚至由于理解得很片面而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同以往一样，对前述的措施党是考虑很仔细的，对前述的方针党是提得很全面的，并且任何措施和方针都始终贯穿着依靠人民团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精神。例如工资改革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问题，我国的情况便跟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不同。其时苏联是个孤岛，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进攻中，国内阶级斗争很激烈，当时向苏联人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大家束紧裤带用全力搞社会主义工业化来保卫祖国路呢？还是不搞工业化把目前的生活改善一些的好呢？苏联的党和人民选择了第一条道路，这是条正确的道路，尽管苏联的党当时没有估计到和平时期会一直延续到二十余年，但总的说来，并非失算。中国解放后，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体系的时候，基本上是处在和平环境中——即使50年有朝鲜战争，国内还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党的政策，就是尽一切力量来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同时又必须在增加生产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来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我个人体会：这样做法较之当年苏联束紧裤带专搞工业化反而要困难些，也要复杂些——尤其是六亿人口的落后的农业大国需要这样做，其困难和复杂是更加可以想见的。这样做，牵涉的问题很多：其中有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个人利益、当前利益的关系问题，也有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应该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加速轻工业的建设，以适应广大人民对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并且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此外还有市场供应的问题和公用事业的发展问题乃至各级学校教育的发展问题等等。党和政府一定要对这些问题作全面而细致的考虑，一定要对这些问题存在的矛盾关系处理得恰当，一定要在许多不平衡的相互关系中求得平衡，然而作出的方针和措施才可能是妥善的。如果片面地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起来，那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就不能鼓舞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就会脱离群众。反转来，连老母鸡一起吃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搞不成。因此，将上述两者好好结合，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乃是保证广大群众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好方法。
又例如八大所指出的扩大民主生活以及党中央提出的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问题，也是一样。“八大”决议一方面指出“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着迫切的重要的意义。”这里便牵涉到民主与专政的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广大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本来，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最民主的制度。正确地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不仅不会削弱对敌人的专政，并且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这个专政。不过在对敌人进行尖锐斗争的条件下，这种人民内部的民主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现在由于肃反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民内部队伍进一步纯洁了，由于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并且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了，而团结全国人民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为我国的首要任务，所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附带提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方针等等，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不但如此，并且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抗美援朝等等，也是党能够提出这些方针的前提条件。如果在今天有人根据还有国内外敌人存在的事实，片面地否认当前有扩大国家民主生活的迫切需要，那就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不能动员人民力量来克服官僚主义的危险。反过来，如果有人片面地强调扩大民主生活的重要性，甚至把民主绝对化，而忽视扩大民主生活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巩固、支持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忽视目前还有反革命分子的存在而否认有继续加以打击的必要性，同样也是错误的，并且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有害的。正确地理解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也就能够正确地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因为这个方针就是扩大人民内部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用说，民主与集中、分散与统一以及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也同样要作全面的理解，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
此外，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反对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又不可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又不可不提防修正主义的侵蚀。又如，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上，既要团结，又要教育改造，既要适当地安排工作并改善工作条件，又要通过三条途径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如果把这个绝对化，两个方面不论绝对化哪一方面，都同样是错误的。又如，高等学校向科学进军如教学工作的关系问题；如增产节约与保证质量的关系问题等等，只要我们善于体会，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我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少犯错误，或犯的是很小的、极其局部性的错误。我们经常说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如今从工作中实践中的体会得到了印证。我想着重地指出以上一点，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的。
以上谈的，就是过去一年多来国内的总的形势，五六年全国基本建设比五五年提高64%。从去年工程建设的速度看，平均每两天就有给一个大的厂矿投入生产。在工业方面，五六年国家工业生产总产值达五五六亿多元，提前一年并超额4%以上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比五五年增加一一〇亿多元，增长速度为25%。其中重工业如生产资料连续保持了高于全部工业的发展速度，主要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比五五年有很大的增加。轻工业有关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比五五年有很大的增长，增长速度为近几年来最快的一年。单以棉布的生产来说，去年共计生产了一三八亿多尺，较五五年增产三四亿多尺，即等于为全国人民多生产了五尺多。在交通运输方面，只就铁路一项论，去年一年就有了很大的发展，计继续修建和新建的铁路共有兰新、宝成、包兰、川黔、内昆六线，全国铺轨约达一七〇〇公里。在农业方面，到去年十一月底止，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高级社和初级社）共有七六四〇〇〇多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96.1%。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考验，充分证明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比小农经济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去年是我国农村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仅水灾面积就有一亿八千多万亩，受灾人口有几千万。但在全国范围内各种主要农作物仍然获得全面增产，产量比丰收的五五年有了显著的增加。同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五七年指标相比，超过的有粮食、烤烟、茶叶等产品，棉花则同五七年原定的指标相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比五五年增加了，如果不是农业合作化，要想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同农民的收入有了增加一样，去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五五年也提高了13%左右，并且已经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增长33%的指标。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取得了如上述的成就，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经常说进入社会主义，只是从“破”的方面来说的，若从“立”的方面来说，即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来说，那就差得很远。以钢的生产为例，美国一亿四千万人口，年产一亿一千多万吨钢，按这个比例计算，我们应该年产四亿三千万吨钢才赶上美国现在的生产水平。可是我们现在才年产五〇〇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下来，才可能年产一千余万吨。再拿农业生产来说，我国的土地按人口平均，每人只有三亩左右。要想把每个人的生活都提高一点，那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粮食，全国每年就要多消费一百三十多亿斤。仅仅为了增产这份粮食，就需要把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3.5%左右。我国农业生产每年增加虽然比这个数目要大些，但也大得不多。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农业增产是有一定限度的。概括说一句：要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党的“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又郑重地提出“勤俭建设增产节约”这样一条根本性的长远的建设方针。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节约来为社会主义积累资金，另一方面又要增产来逐步克服落后状况，来逐步满足人民需要，前一个方面是“俭”字，后一个方面是“勤”字，这就叫勤俭建设、勤俭办一切事业。以上是从经济的意义来谈的，若从政治的意义来说，则增产节约运动是个整风运动和巨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应该通过运动在人民群众中提倡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作风，树立劳动创造幸福的思想，培养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至于因为生产的增长赶不上人民需要的增长，而要求大家节约的，藉以减轻市场紧张情况，那便用不着说了。
最后谈第三部分，即根据第一二两个部分所谈的来谈谈今后会的工作重点——思想教育工作。
会的工作应以思想教育为重点，这是用不着解释的。不过由于一年多来国内外形势的剧变，思想上冒出了许多问题，引起了一些混乱，那就不得不使我们越加感到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了。
在过去一年中，由于批评斯大林和反对教条主义，由于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两大方针，由于党贯彻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由于去年暑假后高教系统采取了一系列的临时措施，由于工资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这一切都大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一般来说，他们的思想是活泼的，同时也是健康的。但是，不必讳言，在少数人的思想上也引起了一些错觉和混乱，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表现得较突出。例如在某一些青年学生中甚至在某一些工农青年中，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他们要求极端民主、彻底自由。他们因为反对官僚主义便连领导也不要了，并埋怨人民政府既然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还有官僚主义。他们要求立即彻底改善生活，并埋怨农业生产合作社既然建立了为什么农民收入还只有这么一丁点。可是，当他们因发展而碰壁时，却又变为灰心丧气，动摇妥协。例如武汉市就有这样一位青年，他因为不满意目前的农民生活状况，不满意国家工作人员，一句话，因为不满意现状，而要求退出青年团。有这种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的虽然是个别的，可是当这种个别的情况发展较严重时，院校长、师生和其他领导人竟束手无策，几乎完全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导作用和领导作用。有人分析这种情况说：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薄弱和青年人没有经历过艰苦所致。对这个分析，我同意前一条，至于后一条则不能完全同意，因为教导青年的教师并不是没有经历过艰苦的，但具有这种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的却也不能说没有。
在教育工作者里面，绝大多数的思想是健康的，但也不必讳言，其中有极少数的，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
1.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又在开始滋长。例如，为了保证教师从事科研和提高业务水平有足够的时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集会和报告，是应该的。但必要的集会和报告仍然是不可少的，而个别教师却以保证科研和钻研业务应该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为理由，不出席这些集会。甚至说：报告没什么可听，还不是“成绩是肯定的主要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这么一套教条主义。其实以为这是教条的人，正是那些脱离实际对实际斗争对社会活动没有兴趣的人。因为生活本身、实际本身正是光明面是主要的，隐晦面虽有但是次要的，假如他们能够多多接触现实，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又如，党的干部政策一贯都是德才并重，提得很全面。而在去年工资改革时，却有人说，还是业务好的拿得稳。于是除钻研业务进行科学研究外，什么工作也不想搞了。大学的教授不想担任系主任教研组组长，中学的教师不想担任教研组组长和班主任。甚至要求脱产进修。有的还说，只要科研有成就，业务好就能够吃香，入党不入党没有关系，更不消谈参加不参加民主党派了。又如，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对科研工作付出一定的劳动，这原是应该的。但是忽视政治，有时连报也不看，去搞科研，或者在学校里反客为主，以大部分时间搞科研而以小部分时间来应付教学工作，反此都是不应该的，都很片面的。上课不正下课歪，这就难怪许多师范院校的学生也闹专业思想问题，而拼命在钻牛角尖呢！
2.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民主，从而发展为轻视领导，甚至不要领导或反领导的思想。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领导的关系，上面已经谈过了，就是在平时我们也谈得不少，但一落到实际生活中去，便每每只抓住民主和自由，而忘却了集中、领导和专政等。例如，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展开民主生活，这是绝对应该做的。但是，如果不从当家做主的态度出发，不是从加强领导、巩固领导、支持领导出发，不是从休戚与共的角度来爱护领导，而是从对抗情绪、抵触情绪、不服气的情绪乃至轻视蔑视领导的情绪出发，那么，民主是发扬了，意见也是提了一大堆，可是没有解决问题。就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情绪的支配下，从而又引起怀疑领导的思想。例如，有的人，甚至民主党派成员，还认为党提出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时的策略，并认为“百家争鸣”是党用来进一步了解人们的思想，以便有机会来整一下。同样，也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有的人就专爱找我们生活中的隐晦面。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生活中的隐晦面，并希望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把它们揭露出来，以便对大家进行教育。但是，假如是像资本主义国家来到北京观光的外宾那样，硬要跑到东安市场随便什么地方找一两只苍蝇，并加以夸大，那么，究竟好处何在，便费心思揣测。我想，这不仅没有好处，而且会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混乱。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想做到十全十美，丝毫没有缺点，是绝对不可能的。又如，对目前许多新事物也感到不习惯，甚至怀疑或者不满。以选举为例，我们的做法是事先协商候选人再进行选举的。有的人就认为这样做不民主，应该不经过协商，直接由投票人选举他自己认为恰当的人。其实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选举是办不到的。附带说一下，在协商候选人的时候，不用说，是要把候选人排个队的，代表性越大的人就越有被列为候选人的资格。但有的人便听不惯代表性这个词，同样，“先进工作者”“优良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这些词在他们听来也觉得不顺耳。这不仅是对新事物感觉迟钝的问题，应该说在思想深处还存在着文人相轻的不服气的问题。
3.反教条主义是正确的，但由此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则很容易陷入到修正主义的陷阱中。例如在发扬祖国遗产上，把孔夫子谈得最起劲，而谈马克思就不多见。某些报纸，自去年下半年起，的确编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不呆板，没有教条气，但是不是有些迁就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呢？似乎值得研究。报纸上登的旧词多过新的诗歌，矫枉过正，也成了一阵风。真的是新诗不如旧诗吗？新诗的写作水平，现在固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到底它是新东西。任何一种新东西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瞧不起新诗的人，应该好好读一下毛主席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叫我们去“发思古之幽情”。而“发思古之幽情”的心情，正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情，尤其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更不应该拿这种心情来感染青年。并且我们也应知趣，这种心情在青年群众中是没有市场的。又如在学习苏联方面，过去固然犯过教条主义的毛病，没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有的人认为既然英、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好东西也可以学，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把英、美的东西一起搬出来，好像英、美的东西被压抑得太厉害了，这一回应该来它一个“扬眉吐气”似的。其实，有这样看法的人是错了；理由是：我们既要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地就必须先学习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经验和规律，如果抹煞了这个主要之点，而去学习英、美的“所谓的好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是会犯很大的错误的——这个错误，甚至比那不结合中国实际硬搬苏联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可能还要大些。
4.由于和平麻痹思想而带来的许多错觉。古人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又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凡此都是一定的道理。如前所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跟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即我们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建设一开始即同时注意到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就很容易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更何况三大改造高潮冲昏了人的头脑，去年工资改革的宣传教育又不免失之于片面性，这样三凑六合，就使得某些人竟把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都忘记了，思想上解除武装，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以去年工资改革为例，便引起了一些错觉，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位中学老师说：“我在国民党时代当中学教员，每月要拿一百多块光洋，现在经过工资改革，每月只拿八十多元人民币，倒反而说生活改善了”。有的认为只有业务吃香，为了今后争取把自己的工资评得高一些，除了钻业务之外，什么也不干了。有的满以为这次工资会增加得很多，于是预先支用了去购买一些并非急需的物品，到后来，工资补发了，反倒欠了一身债。有的甚至发出怨声，说没有这次工资改革，我绝不欠债。有的比上不比下，级评低了，便说党的政策是按劳付酬，我的政策却是“看酬付劳”。有的读文件抓紧工资改革是为了鼓励人们的积极性这么一句说：“我的级评得太低了，积极不起来。这些都是去年工资改革后所产生的副作用，同志们可能比我还知道得多些，我就用不着多说了。总之，既然存在了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再加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理解得很片面，于是满以为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没有问题了。但如今党又号召勤俭办一切事业，心下便不免有些抵触，有的甚至说这就难了，这不等于要我们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凡此都是由于和平麻痹思想而引起的错觉，讲究“逸豫”忘却“忧劳”，讲究“安乐”忘却“忧患”，此外再加上小资产阶级生活上某些情调，比如不喜爱合理安排生活以及认为生活小节坏不了事等思想，就无形中助长了这些错觉。
以上说的四种情况，很不全面，但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十分严重的。党提出的政策方针和采取的措施都是从全面的观点出发的，但一落到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眼里，就产生了片面性，发生了错觉，取其中对我个人有利的部分或我个人所好的部分，而割掉其中对祖国对广大人民有利的部分或我个人所不喜爱的部分。例如，人们对郭沫若同志在去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作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并不感到很大的兴趣，而对周恩来总理在同一个会议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则津津乐道。并且就是在周总理的同一个报告里，人们对报告中所谓的“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工作条件和待遇等问题则感到浓厚的兴趣，而对于“报告”中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和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方面的话却没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同志们！远在一九四五年中共六中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点就指示得很详尽很准确，虽然时间已经相距十余年，但是如果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来仔细地认真地学习这个“决议”，那么，今后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的。
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我们是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即使思想上有些问题，但问题也不大、不严重。”我们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同这些人的看法却正相反。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内容是针对三大敌人的思想来搞的，要在思想上划清敌我界限。其时虽然也涉及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虽然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密切关系，但那时敌我阶级斗争还很剧烈，所以只要在这一场斗争中数数主要敌人，那么，具有两面性的作为过渡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显然不应该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对象。再说，也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尽管跟三大敌人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跟三大敌人没有任何关系。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当时，还认为自己是清高纯洁的，并自宽自解地说：“这次思想改造运动跟我无关，不过，既然称为运动，不参加也是不好的。”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我们当中有些人每每以为小资产阶级来得光彩些，从而便误以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比资产阶级思想好些。我指出以上三点，用意在于说明下面一件事：即是尽管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但在今天的形势下，新的矛盾下，今后的思想改造，对我们来说，却具有着新的而又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新形势呢？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得很清楚：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首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尽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但是我们所不习惯的新事物和新矛盾在今后还会不断出现。尽管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然而，正由于我们不懂得它们，由于我们没有掌握发展规律从而觉得它们发生得很突然，再加上由于我们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甚至资产阶级乃至封建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情绪，所以很自然地对这种新事物容易发生抵触情绪，而对这些新矛盾在思想上则感到混乱，并且进而很有可能由于阶级本能、由于这种抵触情绪和思想混乱而对当前许多新事物采取对抗状态。理由是：“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谁也不能说，“我的思想改造好了”，“我拥护社会主义，我的革命性没有问题”，恰恰相反，而是要不断地进行改造，要在不断改造中来提高自己，然后所谓“拥护社会主义”才有实际的意义。
矛盾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的过程，应该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和思想提高的过程。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没有止境，从而思想改造和思想提高也没有止境。所以列宁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长期斗争中来教育无产阶级自己，因为无产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摆脱自己那些小资产阶级成见的，这些成见不是用神术，不是靠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所能摆脱，而是只有在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作长期的艰苦的群众斗争才能摆脱的。”（左派幼稚病）
同志们！这长期的艰苦的思想改造，就是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我相信：只要我们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会员的友爱团结和相互帮助，我们就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就。
这篇文章是根据二月九日大会发言提纲写的。不过，在写的时候，又把二月九日以后有关国际方面的某些材料，以及许多统计数字都补充进去了，看来分量是多了一些，但也无法再删削。
东莼附记 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