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校订记|章海宁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阅读萧红，如果绕开《生死场》，是不能算读懂萧红的。
上世纪70年代，早在葛浩文先生的英文本《萧红传》出版之前，夏志清先生便评价萧红的《生死场》，“将中国古老农村刻划之深刻，实在胜过鲁迅的《呐喊》、《彷徨》。”夏先生将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提，认为它们都是“了不起的作品”。[1]这样的评价，虽然不是出现在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但也足以让中国读者感到惊讶。
萧红创作完成《生死场》时只有23岁，当初她给这部小说命名为《麦场》。《麦场》共17章，其前两章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上（简称“初刊本”）。[2]1934年6月，因《跋涉》被伪满当局查禁引发的恐慌，萧红、萧军出走青岛。在青岛，萧红编辑《新女性周刊》之余，大部分时间用于续写《麦场》，同年9月9日，《麦场》完稿。萧红曾把《麦场》的片段朗诵给同在《青岛晨报》工作的梅林听，梅林感觉萧红的笔触“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但小说的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3]与鲁迅通信后，二萧将《麦场》的复写稿连同他们的第一部文集《跋涉》一起寄给了鲁迅。鲁迅对《麦场》的出版倾注了全力，先是将稿子投给生活书店，当局的书报检查委员审查了半年没有通过。鲁迅又将书稿转到《文学》杂志，希望它能在《文学》上连载，但《文学》不愿意冒险，因为《麦场》写到了东北民众的抗日，在当时，抗日的言论是被当局明令禁止的。鲁迅还不甘心，再将它转到黎明书店，期待它有一线的生机，结局同样令人失望。此路不通，只能另辟蹊径。一次饭局上，叶紫、萧红、萧军想成立一个“奴隶社”，自行印刷自己的作品。鲁迅对这个想法很赞同，分别给叶紫和萧军的书写了序。待萧红的《麦场》出版时，鲁迅改让胡风作序，但萧红反对，鲁迅只好另写一篇序言，胡风写好的序言改作《读后记》。根据胡风的建议，《麦场》改名为《生死场》，1935年12月24日，“奴隶社”以“容光书局”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简称“初版”）。《生死场》的出版，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年内6版，至萧红离世前，已出11版。即使在抗战胜利以后，《生死场》也一直畅销，大连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生活书店、鲁迅文化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重印此书。甚至它还被改编成连环画[4]。应该说，《生死场》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出版策划，文豪鲁迅的序言、著名左翼文学评论家胡风的评论、文学新锐萧红的“越轨”的文字使这本新书卖点十足。鲁迅多次向萧红索书转赠友人，在当年的江浙和北平，还出现了盗版的《生死场》，该书的影响可见一斑。萧红凭借《生死场》跻身上海滩名作家行列，这是她人生的重要转折。如果没有《生死场》，萧红能否被上海文学界接纳尚未可知。
像《生死场》这样一部经典，因为语言的变迁，阅读者与创作者身份、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差异，阅读的感受会千差万别。即使在专业的文学批评家那里，也同样如此。
鲁迅在评价《生死场》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不少明丽和新鲜。”[5]鲁迅认为萧红对北方土地上挣扎着的人群的描写是“力透纸背”的，他称萧红的文字有“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胡风对“力透纸背”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胡风认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地方揭示生殖与死亡的意义。“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6]所以他将小说命名为《生死场》。对走投无路的抗日民众的描写，胡风也很欣赏，既“看到了女性的纤细”，也看到了“非女性的豪迈”。在这些方面，鲁迅与胡风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鲁迅和胡风在《生死场》的人物描写方面都对萧红对提出了批评，鲁迅委婉地说《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胡风说，“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和加工非常不够。”[7]胡风还批评萧红“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8]对《生死场》的“语法句法”，胡风认为它“太特别了”，并且认为产生这种印象的重要的原因是“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9]鲁迅和胡风的评价，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对《生死场》的阅读定势。萧红自己对这些批评提出了不同意见，萧红说，那种批评她小说的调子，她已经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在其后的《呼兰河传》创作中，也坚持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对经典现实主义那套小说创作理论是不屑一顾的。客观地说，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阅读是有局限的。《生死场》在它问世的近半个世纪里，一直被作为“抗日文学”来阅读。萧红与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一样，都来自沦陷的“满洲”，由于当时政府对抗日言论的钳制，国人对失去东北的愤懑之情无处发泄，而《万宝山》、《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恰好满足了这种阅读期待。鲁迅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强化了读者对该书“抗日功能”的解读。而蕴于“抗日”文字之外的诸多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屏蔽。其实，该书的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日无关，而是写东北乡村极度的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人的生活退化为动物式的生存，而这挣扎的人群描写的重点是乡村的女性，如麻面婆、王婆、月英、金枝等，她们的命运，很多时候与自己是否勤劳、美丽没有多大关系，除了自然和经济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她们身边的男性。她们感受的苦难，与其说是来自“自然的暴君”，还不如说是与她们一起生活的男性。萧红在《生死场》中对男权世界的激烈的批评男性批评家是视而不见的，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萧红的性别批评立场才得到极大的关注，《生死场》才从“抗日小说”跳出，以另一种面目被读者重新阅读。
鲁迅、胡风包括后来很多的批评家，对《生死场》的结构是持批评的意见。文学批评家摩罗称《生死场》是一个“断裂的文本”[10]。这与此前萧红研究者葛浩文的观点相接近。萧红为什么要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残酷的“生、老、病、死轮回”的乡村女性，难道仅仅是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11]？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葛浩文在他的《萧红传》出版30多年后，修正了他的看法，“我本来对书中风格和主题的豁然改变表示不满，以为全书统一性给破坏了。后来我推翻我自己的看法，觉得这种看法忽略了小说后半部的主旨，即描写当时的女性之如何间接的经历战争。”[12]葛浩文从“文本断裂”跳出来，将萧红小说前后的主旨连贯了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生死场》的误读，还不仅仅在内容上，即使是在其初版封面的解读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封面的黑色图案有的解读为沦陷了的东北的土地，有的解读为一只羊头，还有的解读为嘶鸣的马，另有研究者认为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13]萧红未必不想写一部“抗日的小说”，但她不是凭概念和理论写作的作家，而是忠实于自身的经验和内心的召唤。《生死场》里的金枝在城里“缝穷”被男人强奸，别人问她“恨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金枝开始说她恨“日本人”，但话一出口马上纠正自己，她还是更恨“中国人”，因为强奸她的不是日本兵，而是中国男人。《生死场》的女性主义书写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这样一部有着大量女性身体隐喻的文字被男性批评家轻易转换为“抗日”的“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呢？“强奸”在很多抗日文本里更多是一种符号，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李七嫂被强奸凌辱“被用来展示中国的困境，国家民族主义在此取代了女性身体的意义”，“李七嫂的悲剧旨在激发中国人抗战的热情，而代价是让女性的身体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场所”。[14]萧红虽然也痛恨日本侵略军，但她却不愿意让金枝身体的意义升华为国家民族主义载体。这种颠覆“具有性别意义的立场”。[15]萧红在《生死场》中所揭示的复杂的意义，是当时“许多男性写作者难以企及的”[16]。作者大胆、细腻、真实、越轨的刻画，比专业的历史教科书更为深刻。正是如此，《生死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有了特别的意义。
中国现代作家对乡村的想象，多带着深厚的情感，因为他们多从乡村出发而走入城市，乡村在他们的笔下是美丽的乌托邦，是浓浓的乡愁。哪怕他们面对的是破败的影像，也不愿在心中戳破这个幻影，所以，现代文学经典出现了《边城》这样美轮美奂的文字，沈从文内心对湘西乡村的忧伤，是隐藏在文字深处的。而在萧红的笔下，中国乡村不再是“乡土”和“家园”，而是溃败、破碎的“荒野”[17]，是生死轮回的场阈。萧红第一次建立了对中国乡村的“荒野”想象，这是萧红对中国现代文学乡村世界想象的一次巨大跨越。
读者会发现，《生死场》中有大量的死亡，精神与家园一起荒凉，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母亲对待孩子的感情还不如对待一株植物。金枝的孩子被丈夫活活摔死，丈夫也不在了，她到城市去“缝穷”，又被强奸。她对到城市谋生的一线希望成为泡影，她又回到乡村。她的母亲丝毫不去抚慰女儿的伤痛，却要赶着女儿回到城市去弄回钞票。无奈的金枝想到了出家，但尼姑庵的尼姑跑了，庙宇也荒凉着。如果庙宇也不能为金枝提供精神庇护的话，她将去何处疗伤呢？萧红在《生死场》中感慨，在乡村，人们永远感受不到“灵魂”的存在，人们只是被本能驱使着，毫无热气地活着，“生”和“死”都麻木着。《生死场》中另一个女主角王婆因儿子的死亡而服毒自杀，乡邻为她钉棺材、挖坟。突然间，王婆又活转过来，“嘴角流出一些黑血，并且她的嘴唇有点像是起动，终于她大吼两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活转”，乡邻都认为她“还魂”了，而死了的人是不能“还魂”的。她的丈夫和乡邻荒乱地用扁担“扎实”地压在王婆的腰间，他们要把“还魂”的王婆重新送回“鬼”的世界。被压着的王婆，“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涨，像是鱼泡似的。她立刻眼睛圆起来，像发着电光。她的黑嘴角也动了起来，好像说话，可是没有说话，血从口腔只喷，射了赵三的满单衫。”王婆还是被装进棺材，但她终于没有死，“她感到寒凉，感到口渴”，她说，“我要喝水”。在这些场景中，萧红对生命的体会和感受，“都写到了极致”。[18]陈思和说，“《生死场》写得很残酷，都是带血带毛的东西，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冲撞、在呼喊。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才真是珍品！她生命力是在一种压抑不住的情况下迸发出来的，就像尼采所说的‘血写的文学’。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不能用一般的美学观念去讨论，它要用生命的观念去讨论。所以，《生死场》是一部生命之书。”[19]
《生死场》从生存的困境到两性、人伦伦理中心灵的荒凉，从疾病、瘟疫到乱坟岗里死亡的意象，读者似乎感受不到温情脉脉，它所展示的都是人间的荒凉和血腥，是乡土社会最为真实和残酷的一面，在这“透骨的寒意”[20]背后，却蕴含着萧红对“人类的大爱、大恨和大痛”。[21]这与萧红所建立“为人类写作”[22]的目标是一致的。一个作家，“越是把人生的虚无写到顶点”，他离信仰可能就越近。从这个角度说，萧红是离信仰最近的一位作家。因此，阅读《生死场》，我们不是为了寻求离奇曲折情节的刺激，而是在荒凉和冷硬的文字中获得超越性的生命体验，完成自我的精神飞跃。
《生死场》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几经波折。1953年，该书被删节、修订后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简称“新文艺版”）。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文艺版”基础上重新修订，后收入1958年出版的《萧红选集》（简称“人民文学版”）。此后20年，萧红和她的文字渐从读者视野中消失。萧红只是曾经的“鲁门弟子”而被偶然提及。1980年代初，萧红因为美国学者葛浩文的研究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她的《生死场》在时隔22年后再次与读者相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首印30万册（简称“黑人版”），“黑人版”是在“新文艺版”基础上以当时的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订的。到1990年代，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多个版本的《生死场》，但内容多依据“黑人版”或“人民文学版”。1998年，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铁峰主编三卷本《萧红全集》，《生死场》部分删节的文字被恢复，但并不彻底。“新文艺版”修改的内容大部分被保留下来，并进行了新的修订。哈尔滨出版社的这套三卷本《萧红全集》所收录的《生死场》（简称“哈尔滨版”）被很多出版社采用。至此，《生死场》在1949年以后，至少经历了4次“修订”。2009年，我主编凤凰出版社的《萧红全集》，开始关注《生死场》版本差异的问题。当年1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就《生死场》版本差异研究提交了一篇论文，引起了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
《生死场》在不同版本中的修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性”的描写，被部分删除。
1.第二章《菜圃》第七小节有一段描写成业与金枝野合的文字：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作出来。
2.第四章《荒山》开头有一群女子打情骂俏的对话，第三十三小节之后涉及到了“性爱”的话题：
李二婶子小声问菱芝嫂；其实小声人们听得更清！
“一夜几回呢？”
菱芝嫂她毕竟是新嫁娘，她猛然羞着了！不能开口。李二婶子的奶子颤动着，用手去推动菱芝嫂：
“说呀！你们年青，每夜要有那事吧？”
在这样的当儿二里半的婆子进来了！二婶子推撞菱芝嫂一下：
“你快问问她！”
“你们一夜几回？”
那个傻婆娘一向说话是有头无尾：
“十多回。”
全屋人都笑得流着眼泪了！孩子从母亲的怀中起来，大声的哭号。
例1中的文字在1949年之前的《生死场》版本中是完整保留的，自“新文艺版”以后，“人民文学版”、“黑人版”全部删去，到“哈尔滨版”才得以恢复。例2中的“一夜几回呢？”“你们一夜几回？”这些文字在“新文艺版”、“人民文学版”、“黑人版”都被删去。“哈尔滨版”虽然恢复了例1中的文字，而例2中删除的文字还是沿用“新文艺版”的修订。甚至港台出版的《生死场》也依据“新文艺版”删除了这些内容。
二、涉及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词语，被调整为规范汉语。
1.同音字的规范修改。如：“急灵”、“涨裂”、“暴裂”、“混帐”、“认帐”、“利害”、“灶堂”、“沙音”、“梢长”、“脓涨”、“召集”、“涨着”、“增涨”、“弥漫”、“震碎”、“震动”、“阔大”改为“机灵”、“胀裂”、“混账”、“认账”、“厉害”、“灶膛”、“吵音”、“稍长”、“脓胀”、“招集”、“胀着”、“增胀”、“迷漫”、“振碎”、“振动”、“扩大”。
2.词序颠倒的修改。如：“荡动”、“动摆”、“庄村”、“逃奔”、“威扬”、“下垂”、“倦困”、“色毛”、“解讲”等，在“新文艺版”及此后版本里被调整为“摆动”、“村庄”、“奔逃”、“扬威”、“垂下”、“困倦”、“毛色”、“讲解”等。
3.量词规范的修改。如“一支”、“支”改为“一枝”“只”等。
4.时代变迁，汉语字词使用的变化导致的修改。如：“那”、“作”、“到”、“踌躇”、“无有”改为“哪”、“做”、“倒”、“踟蹰”、“没有”等。
三、单音节的词被调整为双音节的词。如：“清”、“事”、“过”、“入”、“多”等在“新文艺版”及此后版本里被调整为“清楚”、“事情”、“走过”、“转入”、“许多”等。
四、双音节的词调整为单音节的词。如：“打坠”被修改为“坠”。
五、词义调整导致的修改。如：“走着烟”、“摇拥着”、“明暗”、“挂到”、“拐歪着跑”、“走下来”、“断成条块”、“速速”、“颤颤”、“掘起”、“追逐”、“步速”、“燃着”、“来去”、“驰过”、“留不下”、“活鲜鲜”被修改为“冒着烟”、“拥着”、“幽暗”、“搭到”、“拐拐歪歪”、“滴下来”、“断成半截”、“迅速”、“颤动”、“扬起”、“捻着”、“来回”、“驶过”、“攒不下”、“活显显”等。
六、根据上下文，对指称所作的修改。如：“白衣人”、“寡妇”、“学生”、“饭馆”修改为“白衣女人”、“寡妇们”、“洋学生”、“小饭馆”等。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没有经历修改的文本不多。即使像读者熟知的《边城》、《围城》也在所难免。在不同的时期，经典文本修改的情况不同，有的是作者对原有文本不满意所进行的修改，有的是出版社要求作者对文本进行修订，有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文本提出了新的标准。现代文学经典修改最为频繁的年代在1949年以后，当时很多作家亲自修改自己的作品，但对萧红这样已经故去的作家，多是由出版社编辑代为修改的。这种修改经典作品的风气一直绵延到1980年代。当年黑龙江的出版社编辑萧红作品时，都是逐字逐句地修订，尽可能地与现代汉语规范保持一致。这样的修改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因为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批量生产的商品，它是一种极强的个性化劳动。对语言使用者来说，作家有他自己熟悉和喜爱的语言，作家的思想、文字的风格被包裹在语言里，随意地修改作家的作品，对作品的原貌以及文本本应呈现的意义会是一种扭曲和破坏。
对当下习惯于阅读通俗小说的读者来说，阅读《生死场》确有一定的困难。这困难首先来自于语言。胡风曾经评价萧红《生死场》的语言，说它的“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锤炼不够”[23]。这里，胡风将《生死场》句法、语法特别之处列为3种：
其一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这是作家创作在语言方面“陌生化”的要求，比如《生死场》第一章这样写：
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荡动遮天的大伞。
“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作者将其比喻成“荡动遮天的大伞”，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对语言新鲜意境的刻意追求。但1949年以后的《生死场》版本将其修改为：
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
从“被榆树打成荫片”到“被榆树荫蒙蔽着”语义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荫片”描述的是“大道”下的树荫是斑驳的、一片一片的。“打”将“榆树荫”赋予力量。而“蒙蔽着”则完全失去了这种“力量”，从修辞效果来看，远不如“打成荫片”好。修改后，“大道”下树影婆娑的“荫片”感觉没有了。“荡动”修改为“动荡”，虽然符合汉语规范了，但语言陌生化的效果失去了，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现代规范汉语里的“动荡”一词的词义更多的是指局势或社会的不安定，这与原文本里的“荡动”词义是有差别的。另外，文本的修改，还要考虑到语义前后的连贯性，如“榆树打成荫片”与“荡动遮天的大伞”能很好地呼应，若修改为“被榆树荫蒙蔽着”便给人浓荫笼罩、密不透风的感觉，将其比喻为“荡动”的“大伞”便不太妥当了，因为浓荫遮天，是很难感觉“荡动”的。
再如《生死场》第一章：
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在头顶打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结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
“新文艺版”及此后版本将“打坠下来”修改为“坠下来”。这个孩子是和他的父亲寻找丢失的羊，因为要急于找到羊，孩子的动作有些急，所以被“撞着”的高粱穗像是从头顶打向孩子。萧红这个写法是很形象的，如果删去“打”，而是说“许多穗子被撞着在头顶坠下来”，那种拟人化的效果便消失了。
其二是由于作者采用了方言。萧红对写作中使用方言是很谨慎的，萧红曾在香港的一次讲座中谈到文学作品中方言使用的问题，萧红认为，“文学不可用方言，但有时在对话里可以用，有时为了一个小地方的人们宣传，也不妨用。”[24]如果读者留心萧红的文字，萧红作品中方言使用的频率是较高的，特别是以东北乡村为背景的创作，特征更为明显，而《生死场》是萧红早期以哈尔滨近郊乡村为背景的一部作品。如第一章：
清早的叶子们！树的叶子们，花的叶子们，闪着银珠了！太阳不着边际地轮圆在高粱棵的上端，左近的家屋在预备早饭了。
1949年以后的版本一般将“轮圆”修改为“圆轮”。“轮圆”其实是东北方言，在此处它不仅仅是“像轮子一样圆”的字面含义，在东北方言中，“轮圆”还蓄着某种气势或力量，这对出生于湖北的胡风来说，这种方言比较陌生。但将“轮圆”修改为“圆轮”便只剩下字面的意义了。其实很多东北方言被吸收到普通话中，比如南方语系中称“太阳”为“太阴”，而日常口语中北方语系中更常见用“太阳”。如《生死场》第一章中有一节：
时间不久小孩子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急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高空的蓝天，遮覆住菜田上跳跃着的太阳。
这一段文字在1949年以后的版本中有3处修改。将“急灵”改为“机灵”，将“跳跃”改为“闪耀”，将“太阳”改为“阳光”。修改者可能认为，太阳应该是相对不动的，怎么可能“跳跃”呢？所以，将“跳跃着的太阳”改为“闪耀着的阳光”，而对文学稍有阅读经验的读者，会觉得这种修改是多么愚蠢。
其三，胡风认为作者的文字句法、语法特别的重要原因是“修辞锤炼不够”，这样的不足，在《生死场》中并不难找，这也是造成当下读者阅读《生死场》的一个障碍。但是否因为它有这样的缺憾，我们便要否定这部经典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生死场》“所传达的改革信息和它动人心弦的情节相较，实在是微不足道”。[25]如果因为有一些修辞的不足，而试图去修改它，这种修改如果不是外力所为，而是作者亲自动手，当然最好。如果将“初版本”与初刊本对照会发现，萧红对最初发表在《国际协报》上的文本《麦场》是有大量修改的。如《麦场》第一章中“她用湿的手蝴蝶被妒着打下来”，在《生死场》里修改为“他用湿的手把飞着的蝴蝶打下来”。再如“慌忙着心弦”修改为“慌张的心弦”。《麦场》里有一句“那个红脸人，像是魔王拿住了小鸡，拿着二里半”。在《生死场》里修改为“那个红脸人，像是魔王一样”。在初刊本第二章《菜圃》最后，金枝的母亲在得知金枝怀孕后，原有5节文字：
母亲似乎平息了一下，她又说：
“我不想你会做出这样不名声丑闻。……对啦，有了孩子是呕吐。”
母亲哭着，女儿也哭着，母亲说话的声音渐渐弱小得可怕起来：
“你什么时候有了孩子呢？野丫头，你干的什么勾当！娘养你长大，你叫娘伤心，人一辈子有什么好下场？你爹是不干好事的；给留下这个灾祸！”
月光和白昼一样，全村安息在夜中；母亲意外地悲哀着，她神经质的向自己啜泣着。
这5节文字在《生死场》“初版本”中，被修改为1节文字：
母亲似乎平息了一下，她又想说，但是泪水塞住了她的嗓子，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
中国现代文学版本的研究，要考虑它复杂的背景，如果不是外力的影响导致的修改，应该尊重作者的意见。对作者之外的修改，应该尊重原作，还它本来的面目。现代文学研究者分析某部经典文本时，也应该弄清它的版本来源，不能将他人的修改与作者的文本混为一谈，这是文本研究的前提。所以，《生死场》的校订本着这样一个原则，除原作中明显的错字、讹误外，全部恢复原作的原貌，使读者回到《生死场》的原本阅读语境中来感受萧红文字的魅力。希望这本校订本《生死场》能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权威的读本。
【注释】
[1]夏志清：《从台湾文学讨论会谈起》，载1974年9月美国《野草》第24期。
[2]《麦场》第一章、第二章首刊于1934年4月29日—5月17日《国际协报》（哈尔滨）副刊《国际公园》。
[3]梅林：《忆萧红》，引自《萧红印象·记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4]1939年4月，作为“大众战斗图画丛书之一”，由张鸿飞绘制连环图画，由美商华威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
[5]鲁迅：《〈生死场〉序言》，《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41页。
[6]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2、133页。
[7]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4页。
[8]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4页。
[9]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4页。
[10]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11]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12]葛浩文，张莉：《“持久力”和“亲切感”——两代研究者关于萧红的对谈》，《文艺争鸣》2011年3月号，第27页。
[13]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14]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15]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16]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17]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8]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9]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20]《〈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21]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22]1938年4月29日，萧红在《七月》座谈会上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引自《萧红全集》，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253页。
[23]胡风：《读后记》，《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卷第134页。
[24]端木蕻良、萧红：《关于抗战文艺的几个问题》，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9页。
[25]葛浩文：《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