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项工程建设与工业布局、城市发展以及行业进步
董志凯在《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中详细描述了156项工程的行业分布、地区布局以及企业发展情况。156项工程实际施工的150项分布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等14个行业，这些行业有属于国民经济基础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行业；有代表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机械制造产业，如机械、船舶行业；有代表当时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和电子行业；有加强国防实力的兵器行业；还有与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医药和轻工行业。实施的150项工程项目包括44个军事工业企业和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军事工业包括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民用工业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由援建项目的构成可以看出，除了3个轻工业和医药项目，几乎全部是重工业。[84]
156项中实际实施的150项具体分布在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辽宁、陕西各24项，各占实际实施总数的16%；黑龙江22项，占14.7%；山西15项，占10%；吉林与河南各10项，分别占6.7%；甘肃8项，占5.3%；四川6项，占4%；河北、内蒙古各5项，分别占3.3%；北京、云南、湖南、江西各4项，分别占2.7%；湖北3项，占2%；安徽、新疆各1项，分别占0.7%。[85]
李百浩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围绕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进行的工业建设选址布局入手，研究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目标、类型与建设发展模式，剖析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类型与内容，阐述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本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86]
彭秀涛、荣志刚从“一五”计划时期围绕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着手，重点研究了重点项目的宏观区位布局、工业区在城市中的中观选址布局以及工业区用地的微观布局形态等问题，阐述了“一五”时期工业区规划布局的理论依据、原则以及特征。[87]
何一民、周明长指出，“一五”时期，以156项工程为契机，新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些大型经济建设项目的启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方向，而且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城市进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导向的新阶段。在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城市职能的经济化、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化、大中城市优先发展以及区域城市发展均衡化等新特点，这种城市发展的变化既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为后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88]
迟萍萍分析了抗美援朝对“一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的影响。由于战争的影响仍未散去，“一五”计划在基本建设投资上侧重于与军事工业紧密相关的重工业，而出于改善地区经济不平衡状况以及国防安全的考虑，国家在产业布局上的投资重心倾向于内陆地区。[89]
156项工程对中国西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董志凯、吴江认为，“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开发了西部，让西部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156项工程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90]
曹敏、杨明东通过历史比较分析，认为西北工业的发展与政府进行的以“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战略两次大规模西移有直接的关系。并由此决定了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突出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化结构的特点，加快了西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91]
岳珑指出，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工业奠基、新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防指向下的再次重工业化等几个发展阶段。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使西北五省区形成了嵌入型、跳跃式发展的重工业化结构，对西北五省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2]
王芮思指出，“一五”时期，西安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在此期间，西安工业的兴起奠定了西安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基础，带动了西安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西安工业的兴起和建设又对“一五”时期西安经济发展的方向有着引导和规范作用。[93]
刘公直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洛阳早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时，总免不了要提到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单位更是以此为自豪。的确，这是一段值得怀念的历史。然而，什么是156项工程？156项工程中洛阳有哪几项？如何正确评价156项工程？对这样的一些问题，人们并不完全了解，在认识上也有某些偏颇。刘公直试图就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探讨。[94]丁一平认为，“一拖”落户洛阳，起到了“磁场”和“增长极”的作用，使得相关产业聚集和科研院所汇集，带动了中小工商企业的发展，确立了“洛阳新兴重工业基地”的城市定位。[95]
李新生、吴志平指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奠定了株洲工业化进程的基础，包括：初步建立起重型化工业结构与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株洲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快株洲市技术进步的步伐，加速株洲的城市化进程。[96]
施亚利探讨了“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武汉工业建设的影响。“一五”时期，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把许多重点项目安排在武汉，大大促进了武汉工业建设。武汉工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有三：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有较好的基础，政府重视并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建设，工业管理体制同多种经济成分和工业生产水平基本适应。武汉发挥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但重工业发展较快，轻工业适度发展，农业发展滞后。[97]周瑾认为，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因素，武汉依靠国家政策资金的投入，在“一五”期间形成了重工业化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落后面貌得以大幅度改善。[98](https://www.daowen.com)
唐日梅等指出，156个重点工程中安排在东北地区的有58项，占全国重点项目的37%，其中在辽宁建设的有24项，这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99]
魏秋生、胡玉芬回顾了156项工程在黑龙江的发展情况。[100]
徐亚娟、于占坤回顾了齐齐哈尔进行156项工程建设的历史，并指出“一五”计划时期，在齐齐哈尔的三项重点工程建设中，中共齐齐哈尔市委领导全市人民为三项重点工程建设服务，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促进了齐齐哈尔的发展，使齐齐哈尔一跃成为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的重工业基地。[101]
兴安选煤厂亦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2年8月，由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煤矿管理局局长孙然签署计划任务书，委托苏联列宁格勒煤矿设计院设计。1953年6月26日，完成初步设计，并在莫斯科制定设计审核议定书。1954年完成技术设计。1957年8月15日开工，由鹤岗矿务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至1960年2月18日投产，历时2年零6个月。这是当时全国八大选煤厂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动力煤选煤厂。[102]
董志凯专文阐述了156项工程中的装备工业的发展。她指出，中国在“一五”计划时期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为主的重工业，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以求得巩固国防，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中，装备工业是一个重要部分。[103]
蒋洪巽、周国华考证了156项中属于煤炭工业的25个项目的形成过程及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指出最终实际建成投产的有17个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煤炭工业建设起到了良好作用。[104]
机械工业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体和缩影。王章豹回顾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的四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就与156项工程相关。20世纪50年代主要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机械工业基地，奠定了中国机械工业与机械科技发展的基础。[105]
高立宏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中国机械工业的基础建设给予强有力支持的历史，通过援华156项工程，帮助中国建设了21个机械制造骨干企业。从工厂设计、工艺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到工厂领导班子出境培训实习和苏联专家来华现场指导，采取“一条龙”援助方式。这21个项目包括机床制造、仪器仪表、农机拖拉机、电力设备和石油化工机械等，使中国机械工业初步形成了体系。[106]
孙烈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随之成为发展迅速的新兴产业。一系列举措促使重型机械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修配、仿制、自主研发重大产品的三个阶段。[107]
潘正祥指出，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一五”计划期间，为帮助中国制造飞机，在苏联对华援建的名为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150项中，有12个航空工业企业和2个航天工业企业。[108]
徐行指出，“一五”时期中国集中进行的大规模能源工业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煤炭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支援了其他工业的建设；一批电力企业建成投产，大大增加了发电量；经过大规模勘探开发，原油产量大幅提高。[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