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其他

学者们还探讨了156项工程项目的资本来源。董志凯指出，“一五”计划的资金直接来源主要是工业与商业，其中又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主，这与三年恢复时期不同。从经济成分上看也不同。三年恢复时期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而到了“一五”时期，主要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并指出了这种资金筹集方式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不是将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的工业化方针与产业政策，而是将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比例的偏差；第二，单一的公有制以及对高速的要求使得财源逐渐枯竭，这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抑制；第三，在集中财力的同时部分牺牲了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工业企业的长期效益。^[140]

唐艳艳则在分析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体制背景基础上，以156项工程建设为分析对象，从境外资本流入、农业剩余、国营企业贡献和社会资源转移四个方面分析了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途径，进而探讨了政府主导资本形成导致的问题。^[141]

唐艳艳还从后发优势的理论出发，对156项工程的建设进行了回顾，分析认为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是156项工程取得成绩的关键，进而探讨了156项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体制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全面发挥后发优势是落后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142](https://www.daowen.com)

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重要的里程碑，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顺太从不同的角度对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作了比较。^[143]这种比较视野为分析156项工程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