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与柯鲁克的大渡河之恋
第四编 名家秘踪
林徽因在李庄 一步跨入晚境
几年前，读了诗人翟永明的文章《林徽因在李庄》，平缓的叙述与少见的干净笔触里，其实多少透露了女诗人的“情境认同”，一种尽量克制的伤感，仍然在叙述的字里行间悄然释放，直到某个突然的尽头。后来，再读到陈岱峻先生的全景式描述，不禁对李庄产生了些许神往。毕竟，到了四十岁这个年纪，本不应该将一个人与一个逗留之地强行联系起来，山川依旧，人去屋空，如此而已。但情绪并不遵从这个法则，很多地方，不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足迹，或者仅仅是一个人名就被人们铭记一生的么？
不愿惊起沉睡的尘埃
2005年春，诗人李加建应邀为李庄撰写画册《人文李庄》的文字，笔者作为本书的特邀编辑，前后去李庄七八次，少不了也到月亮田的“林梁故居”看看。记得一天中午从席子巷去月亮田，机耕道上满是赭红色砂岩和鹅卵石，被黏土胶合，吸满了暑热，走在上面就像走在蒸笼里。偶尔有江风打过来，芦蒿摇曳，太阳在田里乱闪，水稻的气味兜头而下。见一小排农家瓦房，小学老师王荣全对我说，那就是张家大院。
陪同我们的王荣全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李庄人，他的嫂嫂李淑华当时就经常为营造学社提供蔬菜、瓜果等，日子一长，油盐柴米、问药买茶，她几乎成了营造学社在本地的代理人。往事从王荣全口里流出来，宜宾话的爆破音，宛如顶破石板的竹笋。
没有人进一步说明月亮田的准确含义。当地秀才左照环先生认为，是曾经有一块弯曲如月的水田而名之。它位于李庄镇子西面，依山临水，一边是缓慢而降的“柑子坡”，柑橘的灯笼在寻找月亮的踪迹，另一边是泥褐色的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大江的水腥味。在依山一侧，宜宾特有的修篁直插天穹，并不规整的稻田像破碎的镜子，叠光返照，构筑着一派田园景色。
上坝月亮田当然不止一个张家大院，四周散落着碉堡式的几幢民居。如今在层层稻田、蔬菜的围合下，只剩下孤立的呈 L 形的一小排平房。张家大院的正房基本保留了原貌，租借给营造学社侧面的两个小院没有了，那些一直摇曳在回忆录里的香樟树、芭蕉林、桂圆树也已不存，那棵桂圆树曾经绑了一根大竹竿，供营造学社的老少晨练，更是日后古建测绘升屋上房的必会技能。值得庆幸的是，营造学社办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建筑基本保持了原貌。在两扇新做的木门两边，连接板式的木墙；粗大的木柱间以篾条、泥巴、碎谷草、白灰泥修筑成的串夹壁，最大的一间是工作间，光线并不好，全仰仗玻璃亮瓦。里面摆放着粗糙的四方桌和长板凳，但据说只有那张靠窗的书桌才是当时的旧物。屋后有一方小天井，杂草横斜，时间的青苔将铺路的石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林徽因
正厅左边是梁、林的卧室，地板朽坏，一走就“吱嘎吱嘎”叫唤，来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不愿惊起沉睡的尘埃。透过窗户，并不能望见大江，也听不到江涛的低鸣。笔者想，对一个心情并不好的人来说，这反而是好事。让人不由得推测林徽音将“音”改为“因”的心机。“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就是说：大姒继承好遗风，多子多男王室兴。“徽音”即美誉之义。为避免与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相混淆，1935年以后，林发表作品就改署“林徽因”。她的理由不大像出自一个弱女之口，说是出自一个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者恐怕更为合适：“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这种脾气，就像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林徽因就从山西带回一坛陈年老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消受一样。韩石山在传记里感叹：“对林徽因这个人来说，改叫徽因或多或少减少了些叫徽音的韵致，假若世上真有韵致这回事的话。”（《徐志摩与陆小曼》）而着眼于林的心性，韵致早已吹气如兰，挥之不去，即使名字少些韵致，但韵致又哪里是一字之易就更增删的呢？不过，这“因”字偶然被林拈起，倒是暗合了因字的本义，就是“茵”的本字，指坐垫、车垫，像人在车席子上，当然了，理解为芳草茵茵、气息氤氲也可。改名已经十年，十年足以抵百年尘梦，在李庄的岁月里，林徽因陷入了潮湿、闷热、音讯阻断的境地。“太太的客厅”“金童玉女”之类，已经随山坡上的岚烟消散。月亮田，并没有因为丽人的到来而南山悠然。
营造学社入住李庄后的第一个考察目标，便是川南的僰人悬棺。距李庄约二百多里的兴文县曹营乡的苏麻湾和珙县麻塘坝，是僰人悬棺的集中区。1941年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一行来到曹营乡的苏麻湾，斧削般的陡崖上，不时有大鹰盘旋，蔚为壮观。学者们对悬棺之谜展开了各种推测，林徽因说，这些谜还是留给后人去解开吧。其实，无法经历的事，对陌生者就是“谜”。1942年，林徽因在大足石刻考察中偶感风寒，回李庄后肺病加剧，一躺，竟然就是四年。
林、梁偶尔心情好，会出去散步，在田埂上散步。尽管西装不再挺括，但梁仍然保持绅士风度，因为他挎着当地十分罕见的相机。开始阶段，林一直穿素色旗袍，松挽头发，江风迎面一吹，站在秧田里的农民就直起腰杆，看这流动的风景。由于口音关系，当地人不明白他们的问询，只好憨厚地笑。他们大度地点头致意。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走太远，这主要是由于林的身体。肺病，这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病症，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病”。
当然，这倒不是说穷人就与此无缘。但当地人很清楚，在封闭的穷乡僻壤，得肺病的人的确甚少，而文化人的每一声咳嗽，总会在古典的海棠前，增添一丝触目的血痕。郁达夫甚至在《沉沦》里予以了美学化的比兴：“他想把午前的风景比作患肺病的纯洁的处女，午后的风景比作成熟期以后的嫁过人的丰肥的妇人。”就不用说三十六岁即逝世的刘师培了，后来的高君宇、瞿秋白、鲁迅、萧红、郁达夫、柔石，连徐志摩早期渴慕的圣女——英国小说家曼殊斐儿（现在译作曼斯斐尔德）也三十五岁就死于肺病。徐志摩只见过曼殊斐儿二十分钟，他称之为“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曼氏之死一度让诗人痛心疾首。如今，他挚爱过的林徽因再次置身于肺病的麾下，真不知是否是天意的作弄。
梁思成把金笔和表都当了
李庄没有西医，农民吃点中药就可以长寿，死乃天意。人们不大谈论这些。但梁思成必须履行学者丈夫的责任。他学会了注射，多次向老友们求助，甚至自己去宜宾设法求医问药。最后，把伴随他二十多年的派克金笔和从纽约州北部的学府之城绮色佳购得的手表（估计这是他们去美国度蜜月的纪念）也送进当铺。梁思成拎回两尾草鱼，林徽因不解，梁思成幽默地说：“把这派克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这是真正的黑色幽默！这两样东西，是一个文化人的最后标志了，他彻底付出了，他已经到了绝境。
为减轻压力，梁思成借去成都办事的机会，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种子，委托博物院筹备处李济带回李庄，请人在家门前田边种植起来。在此之前，李庄人并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看着这些肥硕的红果，农民们一尝，更是受不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听说林徽因为此笑个不停，她偶尔到番茄地看看。移栽到陌生之地，就能扎根而结果，人却远没有这种适应性。刚摘过果实的番茄秧，就要枯死了，来年它还会有红透季节的运气么？
林徽因缠绵病榻，不停地咳，持续，而尽力克制。声音被农民听到，五脏六腑仿佛要全部一涌而出。他们听着嘶哑的声音总觉得有些陌生。梁太太怎么了？得了这种病，唉……
梁思成在李庄用的印盒（正面）
无法得知林徽因当时的思想，但我敢说，那些风华与韵致，那些微笑与理想，那些萦绕在西山、英伦的缱绻，简直不可能被回忆。一回忆就会让人血流不止。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一些在李庄时期的照片来看，林的陡然衰老，未必仅仅是病的原因。而且从此之后，林徽因再也没有复原。这就像一个人，不得不去一个陌生之地，身体去了，但令他牵肠挂肚的东西却在另外之所，他必须具备让灵魂往返于长途奔波的马拉松技术。一个人已经名满江湖，固然可以厌倦名声，一个人情有所属，固然可以古井不波，但那些从窗口飘荡而来的汽笛和云影，大概不会让一个诗人心如死灰吧。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收藏了一块在失事地找到的飞机残片（一说是座位上的木板）。她从来没有在李庄出示过，但显然是带到了李庄的。在五年时间里，难道从来就没有触摸过这金属的锋口么？
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很反感陆小曼，也不得不承认陆小曼很美，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但性情直率的张幼仪还说了一句很富哲理的话——林徽因是“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句话花下藏刺，棉里裹铁。反过来看，我们看不到一句林对她们的评价。也许，这些压根儿就跟自己无关。可是，既然已经无意闯进了一个牌局，渴望独善而退，只怕是不容易的。
病到深处，时光就慢下来，往事在蒸发，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就像远行的背影终于融化到夜色，剩给自己的，就是一片菜油灯聚拢的安详。油灯只能照亮它自己，但暗示了周遭黑暗的广阔。在每一次灯花的爆裂中，椭圆的灯火顶起了黑暗。那些从缪斯丝质长袍上飘落的碎光，如今，开始被一盏菜油灯置换。灯下，已经没有了烛影摇红、撒豆成兵的幻梦，只有一件事情很明确，在最不需要感情左右的古建筑世界，让剩下的光得以延续或扎根。是的，就是延续。
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台
在李庄一共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简称汇刊），即第七卷第一、二期，印数极少，保存至今的已经成为珍品。梁思成在抗战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部分都登在这两期刊物上。病床上的林徽因承担了出版刊物的工作，其中一期就由她编辑。李庄只有一处印土特产标签的石印作坊，由于纸张缺乏，他们便自己绘图、刻写、编排。最麻烦的在于要把照片内容用药水绘在纸上。成品纸是马粪纸，然后进行石印，从折页子、修切、打孔、穿线到裱装封面都要自己动手完成。这其中凝聚了学社同人们无数的才智和心血，甚至还包括林徽因母亲的功绩。以简陋的石印出版的这两期堪称精美的高质量汇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持久赞誉。我看过几幅翻拍自哈佛大学馆藏的汇刊照片，在林徽因编辑的一期里，目录页刊印有勘误表，足以见证其孜孜以求精神。正文均为铁笔刻写，其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林徽因的手笔。所谓字如其人，真是毫厘不爽。
更费心血的，自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和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我无法想象的是，在这间简陋的住房里，要在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浩繁的史籍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然后进行分类、编排、归总、撰写。他们有一台1928年出厂的打字机，由于缺乏打字机的色带，所以总是打不出颜色，就用墨汁加上煤油，自己试制色带的墨汁，然后再涂上色带。时间在流逝，书稿在增加，而疾病也爬上了眉梢。林徽因在承担该书全部的校阅和补充工作之外，撰写了书中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杀青，结束了没有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土建筑艺术的偏见。限于当时的条件，只用钢板和蜡纸刻印了几十份。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正式出版，则已是距完稿整整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深入地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异的领域，尤其是对这些领域逐步开始产生奇怪的感情，是很容易迷路的。金岳霖在写给费正清、费慰梅的信里描绘林徽因说：“她是全身心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即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
这就逐渐让人们感觉到，在林徽因的生命历程里，的确有一个微音哑散的“李庄时代”，是她性格、身心陡然转折的时期。从她的年表里可以发现，1940—1945年，她总共写了四首诗，即《一天》《十一月的小村》《忧郁》和《哭三弟恒》，平均不到一年一首，但均为她诗作中的精品，体现出了一种舒缓的慢性美学，感伤、迷惑而追忆，逐渐摆脱了以往绚丽、轻快的高亮节奏，将一种形而上之思引渡到了字里行间。所以，如果说李庄之前的林徽因，无论是在北平、长沙还是昆明，都还多少保持了她的客厅遗韵的话，那么在李庄之后，她无疑被疾病与萧索，带到了一个平淡得不容艳丽与芳香回旋低萦的领域。她那意象飞动的天空，已经为自己的弟弟林恒的阵亡和几块小小的亮瓦替代。在一个连风也吹不到的病榻上，作为太太客厅的女主角，俨然已成为心如槁木的病妇。
弟弟林恒阵亡后
十一月的小村（节选）
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
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
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
我都一样心跳；我的心前
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
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
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
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
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弟弟林恒牺牲后，林徽因对一个叫林耀的飞行员特别关爱。他来自澳门，是林恒的朋友，林徽因称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林耀也常给梁思成夫妇写信。
1941年，他作战负伤，左肘被射穿，打断了大神经。医生知道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架留声机，用音乐来镇静。他最终还是恢复了手臂功能，又驾起了新型驱逐机。归队前夕，利用短暂的假期，他专程到李庄。临走时，他把唱机和唱片都留给了林徽因，说自己用不着了，竟是一语成谶。就这样，梁思成夫妇失去了又一位飞行员朋友。发潮的唱片，在留声机转盘上流泻出走调的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就像那些苦难的时光，浸透着林徽因不尽的哀思。她的病越发严重了。
梁、林的学生，后来成为梁妻子的林洙在《梁思成之死》一文分析说：“事实上林先生的早衰正是抗战时期后方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这“早衰”一词，正中要的。
三十六岁是本命年。但徐志摩就在三十六岁失事。如果说三十六岁的林徽因进入李庄时的韵致让时代记忆犹新的话，那么，在五年以后她离开之时，她一步就跨入到老境，这中间似乎没有舒缓的过渡。抗战胜利后她到达重庆时，医生对梁思成说：“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在林徽因陷入李庄的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之牵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之于林徽因，就颇值得一记。其实，比林徽因小两岁的李健吾与她只有一面之晤，但对一个有朦胧情怀的男人来讲，已经够了。
听到林徽因病故的消息，身在上海的李健吾立即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情感。他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好像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都在最初就有一种力量从自我提出一种真挚的，然而广大的品德，在她们最早的作品就把特殊的新颖的喜悦带给我们……”
后来，李健吾确切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写了一篇《林徽因》。这篇文章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斫轮老手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就说明了一切，用“赤热、口快、性直、好强”清楚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但是，李庄时代的林徽因，显然已经从这些特征旁边绕过去了，宛如她从来没有一幅在李庄的玉身长立的照片，更没有留下在修篁摇曳的背景下微笑的镜头。她已经绕过了这些风月，在疾病的边缘坐下来，看那些模糊而斑驳的石板、雕刻、垂花、衬枋，如同在日记里打量自己的足迹。我估计她根本没有见到李健吾的文章，即使见到了，那又如何？走出了客厅的主人，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眼下，她甚至觉得：“不断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林徽因口中常喃喃地念着莎剧《哈姆雷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其实，这并不是“玩笑”，未尝不是她心绪的流露。
小小的印泥瓷盒
这里，有一个大人物自然绕不过去，那就是金岳霖。金前后两次从昆明赶到李庄，说是来写文章，其实主要是为照顾林徽因。早年，林曾半开玩笑地送了他一只公鸡做伴，不想竟培养了逻辑学家养鸡的终身爱好。风尘仆仆的他，1941年秋天来到李庄，就张罗着买小鸡雏，在林家后院拉开了行家架势。王荣全老师提供给我一张从梁从诫家里翻拍的老照片——在梁家的后院里，金岳霖弯着腰，左手挽个竹篮子，右手伸出，摊着手在喂鸡。他的身后，刘康龄（刘致平之女）、梁思成、梁再冰、梁从诫，错落成两排，全都盯着鸡们欢快地进食。可以看到，院子周围扎着半人高的篱笆，篱笆外还有一棵大树，绿荫倒挂而下。只是如今，这棵树如同往事已不存。站在后院里，听到尖锐而悠长的蝉鸣，似乎把明晃晃的阳光，提到更高的速度，垂直的光照在青石板上乱溅……
按照金岳霖的说法，他一生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差的是《逻辑》，而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知识论》。1939年他到昆明不久，六七十万字的《知识论》已经杀青。后在一次跑警报的路途中不慎丢失。金岳霖到达李庄后，很为营造学社的纯正学风所感，他借了营造学社一张桌子开始重写《知识论》。
大家互不干扰工作到下午，梁思成和同人们放下工作，一些人开始在空坝上爬竹竿，借此锻炼身体。梁思成找来一个大茶壶，与金岳霖闲聊，林徽因躺在马架椅上，被人抬到坝子上来透透气。
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费正清，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信后还有金岳霖的附笔：“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在“车站”“站长”和“过客”之间，身份时而清晰，有时又是互嵌的。也许，“过客”比所有人都更坚守职责，成为车站永久的居民。
前不久看过一个资料，是对暮年金岳霖的访谈，谈到林，垂垂老矣的金岳霖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每读至此，我就无法再读下去了。
王荣全老师告诉笔者，2003年以前，他一家就住在张家院子里的几间偏房里。1954年搬进去时，他还是个孩子。他说：“书架上有英文书，哪个也看不懂。后来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家具旧得很，后来也打来当柴烧……”如今，唯一的遗物，只剩一个小小的印泥瓷盒，成为承载他们手泽与心迹的凭证。
位于宜宾李庄古镇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一角 宜宾李庄文传供图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典、瑞士发出请降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当天傍晚，李庄在外电广播中得到这个消息，这个夜晚，李庄跟重庆、成都，跟全中国一样沸腾。当夜人们走出家门，同济大学的师生以及中央研究院各所的学者们情不自禁地奔向街头，游行欢庆。四年来，林徽因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是坐着滑竿去的。她形销骨立，只能强撑着病体，模糊着泪眼，默默地立在街边，看着欢呼的人群，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在一座破茶馆里，她喝了一杯茶，以茶代酒，和着自己的眼泪……
自此开始，林徽因那一种“出门”的愿望开始被激活了。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里回忆说：“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头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后来，就是为了“玩玩”，一有了航船，她就和梁思成一起去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
梁思成返回李庄后，写信来告诉费慰梅及林徽因：“为了治理长江险滩，一系列的爆炸已使重庆和李庄之间的班轮停运。就是邮递也只能靠步行的邮差来维持。徽因要回李庄已不可能。”显然，当时准备到重庆“玩玩”的林徽因，就这样离开了李庄，永不再回来……
唐朝的宋璟在《梅花赋》里说：“艳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难，但从来没有“艳”过“盛”过的人，又如何知道灿烂之后的平静，与一潭死水的云泥之别呢？所以啊，这话应该是经历者自况，而不是旁观者言。想想杜牧的诗句：“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心里不由得一惊，月亮田没有梨花，倒是后院唯一的一棵柑子树的小白花，庶几近之。林徽因留心过砌下的那堆雪吗？
在笔者看来，隐隐的还是觉得有些怅然。但对一个庇护了自己五年的穷乡僻壤，直到她离开，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当林徽因跨进离开李庄的下水船的一刹那，斜照，最后一次将她的身影写在水上……
六十年弹指一挥，沉到漩涡的往事，又浮出水面。中央博物院的旧址张家祠堂已改建成李庄小学，那扇被梁思成称赞过的白鹤窗，被钉上了学校五花八门的标语；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旧址祖师殿，除了前庭高阔，演绎着往昔的气度，其他的建筑基本上都成了混乱的民居，院子的几棵树之间扯了几条塑料绳，蔬菜的藤蔓爬满了中庭；同济大学东岳庙现在是李庄中学所在地……一切都物是人非，那些人和那些往事，已在光阴的冲刷下，不是再见告别，而是永诀。
（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5日、7月12日《华西都市报》
作者：蒋蓝 摄影：蒋蓝）
朱自清的背影 消失在成都
江苏北部小城东海，古时称海州。小城历史悠久，城址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海州改为东海县，属徐海道。始建于光绪年间的陇海铁路终点就建于此。
1898年11月22日，东海县承审官朱则余的宅邸里，红烛高烧，一个生命呱呱坠地。这个小孩之前原有两个哥哥，叫大贵和小贵，相继夭亡，他的出生给朱家带来了无比欢愉，因此备受宠爱。这个孩子就是朱自清，家里人迷信，怕他不易长大，特地替他耳朵穿孔，戴上钟形耳饰。根据朱家后人回忆，朱自清幼年有一个小名，叫“囡囡”，文静如女也。
朱自清原名朱自华，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朱自清，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他同时还取字“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弦以自警。
朱自清是新文学诗歌和散文大家，著名学者，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春》等作品在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40年夏至1946年夏，他断断续续在成都度过了一段清贫而忙碌的时光。
第一任妻子病逝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的第一任妻子武钟谦，出身于扬州著名中医世家。1929年，三十二岁的武钟谦因肺病病逝于扬州朱家，给朱自清留下三子三女。
肺病是民国的梦魇，不可收拾，简直是时代病。国人对待肺病的处方，是增加营养、清新的空气与神秘的偏方，但肺病依然长驱直入夺走了无数人生命。朱自清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性格本就内向的他，在打击下进一步缄默了。武钟谦逝世三年后，朱自清作散文《给亡妇》，字里行间盘踞回翔着他对妻子的绵绵爱意与思念。
有着这样一位爱妻在前，朱自清发誓不娶，但之后一年的时间里，要独自抚养六个子女让他觉得力不从心，思想摇摆了一段时间，他决定接受其他女子。这才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也是一直陪伴他到生命最后的女人——陈竹隐。
陈竹隐1903年7月14日出身于成都平民家庭，父亲陈正清有子女十二人，陈竹隐最小，全家依靠父亲教私塾以及在估衣铺的工作为生，比较清苦。
她是当时成都导引风潮的新女性。成都新女性，首先要“从头做起”：成都出现了最早剪短发的三女子——陈竹隐、李倩云和秦德君。
女子剪发引起了轩然大波。秦德君回忆说：“我们女同学也积极参加活动。但是人们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点起油灯梳长辫子，又做早操，又上自习，再吃早饭，那太匆忙了。为了节省时间，我索性就把长辫子剪掉了。同班同寝室的杜芰裳，看见我剪掉长发以后清爽利落，十分羡慕，叫我帮她也剪掉了。没想到她的妈妈跑来又哭又闹，找我拼命。她撒泼打滚地要我一根一根把她女儿的头发接好。后来又把杜芰裳抓回去锁在屋里不许出门。”抵制剪发的势力很大，借口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家长们吵的闹的，纷纷把女儿关起来，斗争很是激烈。可是剪长辫子的女学生仍然是一天多似一天，形成了女子剪发运动。
朱自清画像
女子剪发，成为新鲜活泼细胞，在陈腐朽败的社会里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久，秦德君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请求进入初开女禁的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当局扣留，并借机开除了秦德君。
在无望之际，成都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到重庆去找搞联省自治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吴玉章。
1921年春天，桃花开了，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的秦德君、李倩云和益州女校的陈竹隐三位“直觉社”的女社员，女扮男装在成都东门外锦江码头，坐木船东下重庆。
四川《国民公报》登载了《三女士化装东下》的消息，描述她们蓄短发、梳“拿破仑”发式、着男装的情形，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当时吴玉章领导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一百多个县都有代表参加。有一千多个座位的重庆总商会大礼堂，是“全川自治联合会”的活动基地。每场演讲都是挤得满满的，门窗外也拥挤着伫立听讲的人。
吴玉章热忱欢迎这三位来自成都的女学生，安排她们三位上台演讲，宣传妇女解放。秦德君、陈竹隐、李倩云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女子剪发、妇女解放的演讲。她们的慷慨陈词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和巴县女中的许多女学生会后纷纷仿效剪发。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排演了《剪发辫难》的新剧。重庆女二师七位女生剪发后，还专门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看女生们所剪的两种样式，即偏分式和中分式，这正是当年流行的男子发式。为什么女学生也清一色地剪成这两种发式呢？有没有符合女性审美特征的样式呢？
据秦德君和钟复光回忆，初剪发时，都不知该梳什么发式好，连理发店的师傅也很感为难，因从来没有设计过妇女的短发，故只好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来剪理了。
陈竹隐回忆说：“有一个警察厅的巡官叫汪顷波的，他在街上发现有剪短了头发的妇女行走，便诚惶诚恐地给成都警察厅上了一个呈文，大意是‘女子剪发，形类优尼’，并且说有碍‘风化’甚大。建议‘已剪者令其复蓄’，‘未蓄长前不得在街上行走’，没有剪发的女子，叫父兄严加管束，若不遵守命令，则‘罪及父兄’云云。”
不过这一场女子剪发的风波不久就平息了。显然，官方的道德告示并没有生效，成都新女性纷纷蓄起了短发，仍然在街上昂然行走。
两次相见交情日深
到1921年以后，剪发的女子不仅在成都、重庆日益增多，泸州、内江、自贡、宜宾、达县等地也能看到不少剪发的新女性了。
1920年，即陈竹隐十六岁那年，她的父母相继病亡，沉重的打击使得陈竹隐明白，今后只能靠一己之力去打拼。她考入四川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独立生活。从女子师范校毕业后，她就考入了青岛电话局，做女接线生。工作了一年多，又到北平，考入了北平艺术学院，师从于齐白石、萧子泉、寿石公等先生，专攻工笔画；同时还兼学昆曲，显示出她的多方面才能，但也显示出她尚未找准人生目标的心态。1929年，陈竹隐毕业后，到北平第二救济院工作，因不满院长克扣孤儿口粮，辞职做家庭教师，继续在红豆馆主浦熙元门下学昆曲。
当时，朱自清的心情颇为晦暗，尽管他写诗感谢给他做媒的顾颉刚。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心情：“此生应寂寞，随分弄丹铅。双梁惹人嫌，美文在心间。”也就是说，这辈子拉倒了吧，就不再作家室之思了，随便写点文章教教书吧。应该是一种很灰暗的心情。
浦熙元颇为关心陈竹隐的终身大事，一次和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闲谈时提起陈竹隐，叶提起了当时孤身一人带着六个孩子的朱自清，两人一拍即合。1931年4月的一天，朱自清与陈竹隐见面了。
而根据姜健、吴为公先生合著的《朱自清年谱》记载，这一流行的见面时间明显有误。包括陈竹隐自己的回忆，也有失误。
根据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好友浦江清回忆：“佩弦认识她乃浦熙元先生介绍，第一次（今年秋，即1930年秋季）浦熙元先生在西单大陆春请客，我亦被邀。后来本校教职员工会娱乐会，她被请来唱昆曲。两次的印象都很好，佩弦和她交情日深。不过她对佩弦追求太热，这是我们不以为然的。”
1931年1月25日中午，朱自清、陈竹隐应邹树椿邀请赴宴，在座有浦江清等人。浦江清回忆说：“佩弦与陈女士已达到互爱程度。陈能画，善昆曲，亦不俗，但追求佩弦过于热烈，佩弦亦颇不以为然。”（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看起来，目睹别人的恋爱，旁观者倒是念念不忘。
陈竹隐在《朱自清：情如潭水》一文中，记录了见面当天的情形：“我与佩弦的相识是在1931年。这一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气，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我并不以为然。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自此以后，三十四岁的朱自清陷入了恋爱波涛之中。他写作《竹隐以红叶见寄，赋此奉达》三首等大量诗作，表达了对心上人的衷心感谢和深情厚意。青鸟传书，更有上百封书信，这就是后来结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2月出版的《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试看两则：
1931年6月12日，朱自清的情书中写道：“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力量。”
1931年8月8日，朱自清已对陈竹隐换了亲昵的称呼：“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到这种滋味，很害怕真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两人见面，一道参会、赴宴、郊游、看电影是常事，爱情的轨道并不曲折，似乎一路顺畅。
1931年5月16日，陈竹隐与朱自清正式订婚。朱自清说：“十六那晚上是很可纪念的，我们决定了一件大事，谢谢你！想送你一个戒指，下星期六可以一同去看。”
1932年朱自清访学回国，带给陈竹隐的礼物是一台留声机和几张胶木唱片。1932年8月1日，朱自清乘船抵达上海码头。4日，他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楼酒家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一家广东餐馆备了酒席，邀请有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文艺界名流作见证。当日，朱自清酒醉狂吐不止……9月，他即被聘请为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
1933年早春，在陈竹隐怀上第一个孩子时，也是他俩结婚六个月。为此，朱自清写下了散文名作《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言语之中，喜不自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同济等渐次南迁，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38年7月至9月，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月薪水为三百六十元，实领二百六十七元。
1940年3月25日，他不得不向吴宓借款三百元以解燃眉之急，5月31日赶紧归还。
朱自清和夫人陈竹隐
朱自清日记里，不断出现大量借款的记载。1940年的昆明、蒙自物价飞涨，校方给教师的工资也只能打折，教授们不得不签署稿酬律令，以米直接折算稿酬。
朱家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怀孕了，扬州一地还有父亲和几个孩子要赡养，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大后方成都的物价比昆明便宜，夫妻俩商量后决定举家赴成都。当时，为凑足家人到成都的路费，朱自清把他从英国带给陈竹隐的礼物——留声机和两张唱片，以三百元的价格卖给旧货铺，全家才得以来到蓉城。
陈竹隐回成都
宋公桥和报恩寺原是成都的古迹，临近沉默的锦江，与望江楼隔江对峙。清代末期此处街道形成，逐渐成为宋公桥街（南起古佛寺街，北止化城寺街南口），具体位置在今天452空军医院大门右侧“江东民居”一带。
明朝初年，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大学者宋濂，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而获罪，全家被朱元璋贬四川茂州（今四川茂县），途中宋濂病故于夔州（今重庆奉节）。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因感宋濂系开国功臣，乃将宋墓迁到华阳县。成化年间，蜀惠王又将其迁葬于成都净居寺侧，净居寺又名报恩寺，祀以宋濂，故有报恩寺街。
宋墓之南有一座桥，后人亦因之称之为宋公桥。清顺治三年（1646），“大西皇帝”张献忠退出成都，报恩寺毁于兵燹。成都荒废十八年后，重新建城，到清乾隆年间，在寺址建有以宋濂之号为名的潜溪书院。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凭吊报恩寺遗址时曾有诗云：“报恩元古寺，小隐作茅堂。竹外无墙壁，花间得卧床。江声终日在，云意坐时凉。何必寻丘壑，郊原乐事长。”可见旧时的报恩寺一带是江郊野趣盎然、景色宜人的去处。加上临近锦江码头，那里本就是成都最大的生活市场，购买生活物资十分便利，商品价格低廉。
1940年5月，陈竹隐携朱乔森、朱思俞从昆明回到成都，在朋友金拾遗推荐张罗下，安顿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报恩寺当时已成为一座尼姑庵，坐南向北。
宋公桥街今日早已不存
根据多人回忆，以及笔者走访老人的口述，复原朱家的布局如下：
朱家住房共三间一厨，右卧室，左饭厅，厅之左边为书房。住房皆为泥壁草顶，阴暗潮湿，地面也是泥地。室内家具全借于朋友，无任何摆设装饰。书房里倒是悬有条幅，上书朱自清游衡岳时寄竹隐女士的一首诗：“勒住群山一径分，乍行幽谷忽于云。刚肠也学青峰样，百折千回只忆君。”1941年秋天，朱先生返回昆明后，生活倍加困难，陈竹隐不得不就职于四川大学图书馆。
挚友叶圣陶记录说：“佩弦所赁屋简陋殊甚，系寺中草草修建以租于避难者也。”另一则史料有更详细的描绘：“居民院内面向出东门的大路，门内有一口古井，井旁有棵大柳树，里面是传统的两进庭院，前院住满了贫苦的百姓和逃亡的人家，穿过前院可见几丛竹林和几棵橘树。朱家住的是林边新搭建的三间茅草屋，泥土地，竹篱笆墙，茅草顶，阴暗潮湿，冬冷夏热。这里条件艰苦，特别是下雨天，屋里屋外全是稀泥，屋顶还是常漏雨。”
油盐柴米的忧烦
1940年6月27日，清华大学第八次评议会通过了朱自清、浦薛凤等六位教授1940年度“休假国内研究案”。朱自清在致友人吴组缃的信件里阐明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朱自清有此紧迫的想法非常自然。他有些像一只钻入风箱的小动物，在现实的飓风与梦境的雷鸣电闪夹击之下，倍感丝毫不得喘气。可问题是，成都并没有为他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等于从繁杂的公务中，又移身于另外一场油盐柴米的忧烦。
1940年8月4日，朱自清乘汽车由重庆抵达成都，首次开启了他的蓉城之旅。从铺就碎石路面的东大路一进城，他对成都的印象并不坏，但绚丽的西南城市风光仍然无法抵消他的经济苦境。在10日致校长梅贻琦的信里他写道：“蓉市风光繁盛，地域恢宏，确有似北平处。近时物价上涨甚速，日来且有购米不得之苦。但日常生活仍较昆明舒适甚多。唯自昆明来，旅费所需殊不赀耳……”
毕竟朱自清是洁身自好的谦谦君子，在成都期间，他从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的窘况。夜晚，为节约电费开支，他就在20瓦的白炽灯下看书写作。那时成都工业落后，电力不足，灯光昏暗可想而知。他在1941年4月28日日记里描述自己眼力出现问题：“出现复视，怕是老年的信号，但此症状可治。曾在油灯下工作几夜，光线摇曳不定，复视可能由此引起。”
成都米价开始疯涨，还发生“吃大户”事件。朱自清在日记中道：“闻西门外亦有吃大户者，皆甚激烈。”这一印象挥之不去，七年后他在《论吃饭》中追述：“（民国）三十年夏天笔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谓‘吃大户’的情形。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又干，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作‘吃大户’。”
他同情饥民，激愤地说道：“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法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
“谁怕谁”是豪气的方言，朱自清写写，就罢了。文人的干天豪气，被生存的石磨一推一转，就碎裂了。
他在1941年3月的一天日记中写道：“本月支出五百七十元，数目惊人。”到了4月，他用埋怨的口吻写道：“米价高达四百元，甚可畏，生活越来越困难了。”5月25日，接父亲信，说已负债七百元矣。两天后，他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因为他在成都金城银行领取的离校休假月薪为四百一十八元四角六分……
在这样清苦、忧烦的环境里，朱自清拼命写作、参加会议、举行讲座，不敢有稍微停歇。
因舞步生疏而尴尬
成都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困境中的他和家人经常得到亲朋好友的接济，这让朱自清夫妇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张志和夫妇送上一百元食品，我们受不起如此厚重礼物；金拾遗夫妇赠送铺地砖八百块，还打发工人来安装，工钱也支付了，实在令人感激；余中英夫妇赠米一担……”
张志和（1894—1975），邛崃人，幼学陆军，辛亥参与革命，升任师长，驻江津，颇得民望。卸军职后，游历各国，悉心文化，对朱自清十分仰慕。1950年以后，张志和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川盟主委。
闲暇之时，浓浓的友情不时冲淡着朱自清的忧烦。他还常与朋友们一起聚会饮酒、游览品茗，望江楼、草桥寺、文殊院、少城公园、百花潭、青羊宫、都江堰、青城山、新都桂湖都是他和友人们驻足之地，留下大量行吟诗词。他对成都的印象很好，认为成都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居家。其实，这些认识只是相对于物价而言的。而对于一个学者而言，难道仅仅是渴望填饱肚皮吗？
他应邻居金拾遗、金襄七之邀请去参加家庭舞会。朱自清对舞会并不陌生，早在欧洲游学期间就参加过不少。他散文中的女性意象有数十处，有“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等充满感性的妙句。可是，他的舞姿并不高明，多次因舞步生疏而感到尴尬；有时，遇到沉闷之夜，他也参加张家举办的舞会，受好奇心驱使，学习新式的舞步，可惜步伐错误颇多……
朱自清跳舞经历里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周六去参加张君夫妇举办的舞会。这是一个大场面，十二对舞伴同时翩翩起舞。他后来又去过张宅参加舞会，朋友金拾遗对他的跳舞姿势委婉地提出了意见：身子不直，腹部凸出，步伐单调……面对有点发木的朱自清，金拾遗热心传授跳舞的秘籍。
偶有闲暇，他就带夫人与孩子在锦江一线漫步，最爱的去处自然是对岸竹林掩映的望江楼。锦江的流水携带着岷山的寒意与野味，伴随薄雾漫溢而起，行舟点点，宛如动画。这往往催动朱自清的诗情。1941年5月30日，他和陈竹隐特意去望江楼观看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赛。屈原已随流水去，是否还待后来人？朱自清的目光穿过水面的喧嚣，斜刺入水，他的眼睛湿润了……
《朱自清年谱》里，没有一字涉及1942年朱自清突然返回成都的情况。
1942年，朱自清的大女儿朱采芷，已是四川大学教育系学生，一天路遇悍匪，身受重伤。朱自清听说，在昆明焦急异常。
朱乔森撰写的《一点零星的回忆》指出：当时大姐朱采芷在四川大学读书。川大在成都城外望江楼旁，那时学校四周有些地方还相当荒凉。大姐与同学走到学校附近时，遇土匪拦劫，因为没钱给他们，被土匪在大腿上捅了一刀，伤势较重。
为了解决回成都的路费，朱自清把他珍藏的清代名书法家包世臣所写的条幅，向银行作抵押贷款。银行以条幅不是不动产为由头，拒绝接受。这事为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迟镜海所知，他立刻筹措三万多元法币给朱自清。朱自清感动莫名，执意要把包世臣条幅拿给迟镜海，迟镜海坚辞，这样一来二去送了数次。
朱自清最后表示：学生不要他的画，他决不要学生送来的钱。迟镜海这才勉强把那画接受了下来。这事已过去了几十年，大约在1992年，已在巴西定居的迟镜海才把此事的经过说了出来，并把原画赠给母校，由清华档案馆保存（孙哲《迟镜海学长和朱自清师的一段感人故事》）。
朱自清与冯月樵的友情
朱自清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及了著名的“金街”春熙路，不是去逛街买百货，而是去那里的书店帮友人购买资料。寻访图书与友人，成为他步出书房的主要原因。
姜健、吴为公著《朱自清年谱》里，记录1940年12月朱自清行踪：“同年，作《普益图书馆记》。稿已佚。”但此稿并未失传。
普益图书馆是民国成都的一家私立图书馆，主人是冯月樵先生。冯月樵（1900—1971），原籍四川南充，幼年丧父，随教育名家黄树滋先生受学。黄家学渊源，藏书甚富，冯月樵如入宝山手不释卷，学问根基渐渐扎实，大有精进。成人之后，他先后在成都、汉口、上海的聚兴诚银行、隆泰钱庄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受“五四”新文化传播的熏陶，思考以图书启迪民智，促成国家富强。
20世纪20年代，他同几位好友集资，在成都祠堂街少城公园对面的牌坊巷口处，办了一家普益阅报室，免费为读者提供省内外十几种报刊。1926年，冯月樵与毕业于四川国立高等师范（四川大学前身）英语部的李畹青结婚，夫妻俩同心协力，改普益阅报室为“普益协社”，发展为销售四川省内外各地书刊的大书店，经销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作品，近似于“五四”前陈岳安在成都地区所办的“华阳书报流通社”。普益后成为上海开明书店在成都的特约经销处，冯月樵也顺理成章成为开明书店股东之一。由于新书畅销，祠堂街新书店渐次跟进，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新文化一条街。
1935年，冯月樵离开金融界，回到成都，一心一意打理书店、出版。抗战之前，他想把私家藏书公诸同好，在少城公园内租有一间房屋，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兼营书刊出版与发行。
早在上海繁兴银行工作时，冯月樵就认识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朱自清。当时，陈竹隐赶到上海去迎接朱自清，恰与冯月樵相会。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月樵愤于日寇入侵，国家民族危亡，在成都与黄启明（中共地下党员）合办《救亡日报》，宣传抗战，唤起民众救亡图存。为了普及读物，他们用铅字排版，选用夹江土纸印刷“活页文选”，成本低廉，传播广泛，“活页文选”风靡全川。当时，他与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部结识的叶圣陶、胡墨林夫妇在成都重逢。自此，冯月樵与之过从较密，曾请圣陶夫妇编写语文教材，印成国文活页文选，供学校师生之用。抗战初期，月樵先生又在少城公园内租得一间房屋，开办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并将其历年所藏新旧书刊和字画等，公开陈列，任人取阅。
著名的“活页文选”，人们都以为是老开明即叶圣陶等主办的开明书店的出版物。其实，冯月樵才是最早编印甚至是精雕刻印“活页文选”的出版家。早在1924年左右，冯月樵就开始自行创制“活页文选”了。这一价廉物美、开启民智之举后来才被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普遍采用。
1940年8月，朱自清由昆明到成都探视家眷，长住一年时间，其间偶然得知冯月樵在少城公园内举办小型图书馆阅读活动消息，主动前往，自此二人交往频频。朱自清对冯月樵历经世变却锲而不舍的学人本色十分钦佩，尤其对他“普益”民众、“不孳孳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的善举非常激赏。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图书的浩劫，已经让他悲痛欲绝。
普益图书馆
南迁途中，朱自清由湖南经巴蜀至昆明时，曾为清华大学运送一批图书，好不容易运来四川，抵达重庆了，恰值日机轰炸，大部分图书毁于一旦。朱自清痛失图书，加上痛失良友，至昆明清点余物时，图书已所剩无几。他回到报恩寺，当夜动笔写出《普益图书馆记》。
普益图书馆记 二十九年十二月 朱自清记古今藏书者众矣，或集精椠，或搜秘籍。大抵有所得则什袭而纳诸箧笥，不轻以示人。间有共雅量者，亦只辑印书目，传列善本。所以为人者，如是而已。若范氏天一阁略具图书馆规模者，盖绝无仅有。
图书馆之盛，肇自代近。所以网罗群籍，供应群览。其启迪民智促进学术之功，远在藏书家上。然必群策群力，始克观成，公家为之，其势顺而易，一二人为之，其势逆而难。其有以一二人之力集事者，则必位尊而多金者也。而冯君月樵则不然。君，今之有心人也，其办开明书店垂二十年。沪上新书日出，君毕力致之，以飨学子。其经营也，不孳孳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故人争趋之。
君有意于图书馆久矣。身为布衣，又非素封之家，虑无以成其志。则就得书择其尤精者，各储副本，日往月来，所积遂多。此普益图书馆之始基也。设馆之义，甫定于抗战前年。历经世变，荏苒至今。君念兹在兹，锲而不舍，卒底于成。自经始以迄于乐成，皆君一人也。其发愿之宏，立意之坚，盖所谓能而贵者。岂彼沾沾自喜之藏书家所可同日而语哉！
成都固有图书馆而所藏者多旧籍。往求新书者入宝山，空手而返，君今设此馆，足以弥此缺憾。所谓独具只眼者非耶？普益之称，诚哉名副其实矣。国中乏有心之士，有闻冯君之风而兴起者乎？余日望之矣。
朱自清随即抄了一份寄给时在乐山的叶圣陶。1940年12月24日，叶圣陶日记记载：“晨得佩弦书，抄示所作《普益图书馆记》及和萧公权诗三首。”在诗中朱自清流露了沉郁的心境：“堂堂岁月暗消磨，已分无闻井不波。八口累人前事拙，一时脱颖后生多。东西衣食驴推磨，朝夜丹铅鼠饮河。剩简零编亦何补？且看茅屋学牵萝。”
此前的12月1日，叶圣陶应冯月樵先生约请，写过了一篇《普益图书馆序》，可惜此稿已佚。1941年6月30日，此文发表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十五卷六期“论著”栏目内，署名朱佩弦。在此引述的全文，系成都诗词大家黄稚荃女史保存，得以流传。她写有《抗战期中冯月樵对成都文化事业的贡献》，刊载于1985年《成都文史资料选集》总第九辑。但黄稚荃抄录的《普益图书馆序》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的文章颇有出入，估计是朱自清后来润色过才提供给杂志发表，造成了这一差异。
冯月樵没有辜负朱自清的希望。
黄稚荃回忆：“1950年，冯月樵响应政府号召，走联营的道路，与北新书店等五家联合成立新川图书公司，由新闻出版处领导。1965年合营为成都书店，最后合并入成都市新华书店。”（1985年《成都文史资料选集》总第九辑）
值得一说的是，成都普益图书馆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开办到1952年。其间还出版了《子恺近作散文集》（1941年）等大量优秀读物。如今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里，至少有数百种珍贵书刊来自冯月樵的购置。“普益图书馆”的贴标至今还保留在这些书刊上，睹物思人，岂不让人感念……
在成都诸友中，叶圣陶与朱自清情义最为深厚，交往最为频繁。叶圣陶住在城西，朱自清在城东，少城公园刚好在两者中间，这里的茶社成为他们碰面之地。暮春时，他到少城公园鹤鸣茶社等候叶圣陶，一次突遇空袭警报大作，就按事先说定的，约会取消。
1941年晚秋，休假结束，即将回昆明上课。朱自清考虑再三，还是将家眷留在了成都，只身返滇。叶圣陶闻讯赶来相送。在九眼桥码头，遥看望江楼，两人相视，默然无语。从此天涯一方，不知何时再得相晤？看着滔滔江水，彼此心生无限惆怅。
叶圣陶临别有赠诗《送佩弦之昆明》：
平生俦侣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踪聚，东西锦水滨。追寻逾密约，相对拟芳醇。不谓秋风起，又来别恨新。
此日一为别，成都顿寂寥。独寻洪度井，怅望宋公桥。诗兴凭谁发？茗园复孰招？共期抱贞粹，双鬓漫萧条。
在成都一地，朱自清与叶圣陶关系最为亲密，也许是两人性情相投的缘故，他们的唱和、合作、聚会极多。
直到1946年8月28日，朱自清与张志和一道，去城西罗家碾王家岗的叶圣陶居所辞行，此为他们人生的最后诀别。
为闻一多遇害拍案而起
1945年，昆明直飞成都的航班终于开通，朱自清感到了特殊的便利。6月29日他顺利飞抵成都。7月4日去书院正街餐厅出席为陈竹隐生日而举行的庆祝会。他在成都这几年，连续应邀出席作家、教授在成都著名的北方味餐厅宴宾楼、总府路的明湖春酒楼、荣禾园酒家、不醉无归家酒家、吴抄手的招饮，并应邀参加过四川省主席张群在励志社的宴请以及军界要人邓锡侯的生日宴会。
他毕竟囊中太过羞涩，中学老同学丰子恺来成都举办画展，他竟然连请一顿酒也做不到，最后只好写了四首诗送去祝贺。次日，心中不安的他委托朋友去画展现场代购了丰子恺两幅画。
1946年7月16日，针对有读者对《荷塘月色》里晚上蝉鸣现象的质疑，朱自清在昆明以及在锦江边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闷热夏日的上半夜，蝉的确是要鸣叫的。朱自清多次陈述过这样的写作观，应“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易放过”，“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后而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朱自清全集（第1卷）》）
朱自清很快写出《关于“月夜蝉声”》一文，算是回答。第二天他起床略迟，翻翻当日的报纸，一看，他就呆住了：闻一多先生于前天在昆明遇害！他霍然拍案而起。
朱自清和闻一多曾被誉为清华中文系的双子星座，二人情深义重。
在报恩寺的居室里，他无心茶饭，陷入了无限悲痛。好友的鲜血，让他无法入眠。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如此看法：“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表达了他对黑暗制度的极度痛恨。闻一多事件对于朱自清而言是一个性格的分水岭，他彻底变了。他不再是温文尔雅的循循儒者，他要呐喊，他要燃烧……
他顾不上别的了。奔走呼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一系列悼念活动。
1946年8月16日，写新诗《悼一多》。这是朱自清新诗搁笔二十年来的第一首力作，该诗最后一节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
18日，朱自清决定立即返回昆明，要立即担负起“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的责任。当天，由民主人士张澜主持，成都各界人士齐聚西顺城街蓉光大戏院，召开纪念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朱自清抱病赶往会场，有人提醒他要注意暗杀，他愤怒不已：“谁怕谁！”他在会上义愤填膺，悲极而泣，演讲完毕中途退场。会后，张澜即遭到暴徒袭击，头部血流如注……
第二天一早，朱自清带家属从牛市口东门汽车站乘车，奔赴重庆。这一天，也是他与成都的诀别之日。
到达重庆后，他仍然到处讲演闻一多功绩，宣扬他“不怕烧毁”的抗争精神。如果说，真诚是朱自清散文的最高圭臬，那么，反帝爱国精神和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清洁精神，勇于反思和扬弃的人格，构成了朱自清的文化向度。这恰恰是如今的文化人最应该缅怀、反思、汲取的骨中之钙。
朱自清回报成都的力作
朱自清《外东消夏录》这篇文章与他后来所写的《我是扬州人》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个题目是仿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文章写毕于1944年8月31日的昆明。费时五日。原文计六节，初次发表于《新民报》时，竟被编辑大笔一挥删去一节。当时流行“只有大编辑和小作家”的编辑观，由此也窥见民国时期报刊编辑的刚健之气。文章分“引子”“夜大学”“人和书”“诗境的成都”和“蛇尾”五节，叙述了他对成都的印象。朱自清毕竟文笔老辣，“持中”叙述中，对成都做了细腻入微的描述。亲历的苦难总会反刍为一种泪水浸泡的温情。他认为成都是与北京很相似的古城，且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家居。
在其中一节《成都诗》中，他写道：“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容易。”笔者就没能找出这个“据说”的另外出典，这分明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成都为“中国第四城”之说。
现在，我们承认朱自清是“中国第四城成都”的命名者，毫不过誉。
一个城市的特点往往与古迹具有藕断丝连的关系。由于张献忠之乱，成都城内的古迹几乎被荡涤一空。即便不容易找，朱自清还是找到了成都的一大特色，那就是回荡在大街小巷里的“闲味”。这种“闲”，似乎潜移默化地浸入了他内心深处。他体味出成都的“闲”，既为一种银杏落叶飘在地面、被微风带动兀自而舞的“闲”；又为一种“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农耕时代的“闲”。而对于朱自清来说，这种“闲”是一种很难细诉的状态，犹如蜀地无处不在的薄雾，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的群体氛围。尽管他已竭力以老道的文笔表达了这种飘浮在空气里的气氛，但还引用了被誉为“现代游记写作第一人”的易君左先生的《成都》一诗，来进一步佐证这种感觉：“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朱自清对市井里这种闲到乏味的生活是有看法的。他特意对这首诗进行了一番阐释，仍然采用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法：“易君左‘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另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他仍觉得，只有“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北平的闲，似乎还掺杂有皇城根儿的隐然傲意；成都的闲，是平民们开源节流、想方设法舒适自己的气场。成都人从河边捡回几块大石头，在院子里随意一摆，再种上几棵泡桐树，就可以美其名曰地欣赏“园林梦”了。这在江南人或北平人看来，惊诧莫名。
文章结尾，朱自清的笔再次回到了树：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桐树或黄桷（葛）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看起来，他固然实现了“消夏”，但如何才能实现“消愁”呢？朱自清并没有找到答案。
朱自清的三个梦
朱自清写有大量日记，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打算。翻阅这些日记，更能近距离地了解先生真诚、朴实、单纯的内心世界。1931年到1936年的日记里，有三则都是写他夜里做梦的情况。奇怪的是，这些日记所记的三个梦，竟然指向同一个沮丧的内容：
1931年12月5日：“……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这三则日记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前两则是在英国游学时所写，后一则写于清华大学。这期间，他也由中文系代理主任正式担任系主任之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而竟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梦。足以发现，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朱自清做事做人本就极其认真严谨，从日记中可看出他永远觉得自己资质一般，不够聪敏，也不够勤奋努力。他不时地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到清华大学后，心理压力就更大了……巨大的压力，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朱自清孙子朱小涛认为，祖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压力，应该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教非所学。朱自清是学哲学的，但教的却是国学。第二，他只是本科生，而清华大学却是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之地。第三，清华大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学术竞争环境。再加上他自己由中学教师升格为教授，由教授又任系主任，他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压力越来越大。他担心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落伍，曾几次提出辞职，想专心治学。他不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学习。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甚至汉语拼音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当然，朱自清记梦里，并非一律暗无天日的愁绪，他也有怡然之梦。
1941年11月19日，朱自清住在叙永县李铁夫家里，吃得太好，他一夜尽在梦境中度过。第二天起床，朱自清写成《好梦·再叠何字韵》诗：“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殢人多。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事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梦境与现实的判然疏离，反而更让人觉得，不如不做这样的梦。
让人伤感的是，这般“娱目畅怀”，他只有在梦里可以窥见了。而且，好像仅有这么一次。
1947年除夕，清华大学国文系举办了一场师生同乐晚会，当时朱自清的肠胃病已经颇为严重，他是带着一脸病容参加。学生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还和同学一起跳舞。余冠英、李广田教授也来了，大家高唱《青春进行曲》：“我们的青春像烈火一样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一样的勇敢，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1948年夏天，在肠胃病折磨下，朱自清的体重越来越轻，最轻时才38.8公斤，真是身轻如燕了。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区区不足八十斤的身躯托举起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但他由于胃病原因，仍然渴望吃东西，甚至暴饮暴食……这进一步加剧了病情。也就是说，朱自清不是被饿死的。
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
就在他逝世前十四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十一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去世后，夫人陈竹隐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钱包里，整齐地放着六万元法币，可惜，这点钱连一块小烧饼都买不到……清华大学第一次降半旗致哀；追悼会上，校长梅贻琦致辞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数月之内，社会各界纪念诗文多达一百六十余篇，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本文原载于2017年8月9日、16日、23日、30日《华西都市报》
作者：蒋蓝 摄影：蒋蓝）
巴金与大哥幸存的四封信
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
离别的滋味，竟是这样的凄凉。1929年7月末，李尧枚乘坐的江轮远去，望着送别的四弟巴金与表弟惠生，强烈的伤感笼罩着他，“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
告别弟弟渐远的背影，李尧枚回到船舱里哭，一直到船起锚，才走出来，望着灯光闪闪的上海，他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
别了！这一次相见，竟是巴金与大哥最后一次见面。193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巴金大哥李尧枚在成都自杀身亡。
兄弟情与《小宝贝》
时间就像幻梦，流逝百年，依然让人间的感情郁郁葱葱。
李尧枚与巴金（后）在上海
2019年，成都的初冬，最是橙黄橘绿，却也茅檐霜冷。城西一小区住宅三楼。九十岁的李致望着窗外零星的落叶，想念着离去八十八年的父亲，想念着离开了十四年的四爸巴金。1929年夏天，父亲与四爸的那次相见，有着怎样的喜悦与哀愁？
1929年7月，李尧枚与巴金分别六年后，在上海相见。对于新鲜的上海，李尧枚喜欢的是电影与音乐，因为这也是巴金喜爱的。
看英文电影时，巴金会在旁边替大哥解释剧情；听音乐，巴金有时会哼唱起Sonny Boy（小宝贝）；兄弟俩也时常去“三和公”吃西餐，结账时，李尧枚还会给点小费——笑嘻嘻的堂官喜欢这样大方的食客。
兄弟俩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月时光。也许是不太适应“海派”和快节奏，也许是第一次远离四川，思念家乡，思念几个幼小的孩子。七月底，李尧枚决定回家了。
关于这次别离，巴金在《呈献给一个人——纪念我的大哥李尧枚》里有细致的描述：“我还记得三年前你到上海来看我。你回四川的那一天，我把你送到船上。那样小的房舱，那样热的天气，把我和三个送行者赶上了岸。我们不曾说什么话，因为你早已是泪痕满面了。我跟你说一声‘路上保重’，正要走上岸去，你却叫住了我。我问你什么事，你不答话，却走进舱去打开箱子。我以为你一定带了什么东西来要交给某某人，却忘记当面交了，现在要我代你送去。我正在怪你健忘。谁知你却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泣地说：‘你拿去听。’”
这张唱片正是格蕾丝·菲尔滋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巴金在谋得利洋行替哥哥买的。
“你知道我喜欢听它，然而我知道你也是同样喜欢它。在平日里我一定很高兴接受这张唱片，可是这时候，我却不愿意把它从你手里夺去。”在这分别的时候，巴金不愿意再不听大哥的话而让大哥伤心，他接过了唱片，心境是忧伤的，“我不曾说一句话，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
告别大哥，巴金坐上划子回岸边，在黄浦江的风浪颠簸中，在外滩灯光的暗影中，巴金流泪了：“我当时何尝知道这就是我们兄弟最后一面。”
那张《小宝贝》，在巴金的书斋中孤寂地躺了三年后，于淞沪抗战中被炸成了灰烬。
深情的四封信
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
从巴金1923年离开成都，到南京读书，之后1931年寓居上海，大哥李尧枚给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写了一百多封信。李尧林去世后，这些信都由巴金保管。
巴金把这些珍贵的信，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多年。1966年，风云突变，8月底或9月初，巴金为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造谣诽谤，“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了灰”。
1980年，巴金回想起这些被烧掉的信时，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十年浩劫”以后，出乎意料，巴金竟然找到大哥写给他的未曾烧掉的四封信。
李尧枚妻子张和卿与子女们
“这四封信是我父亲从上海回成都后写的，前三封写于1929年，后一封写于1930年。可以想象，四爸发现这四封信，是多么的珍惜和喜悦。”李致说，“1982年5月，我到上海，四爸把这四封信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通信，我为他们深厚的兄弟友谊所感动，含着泪水读完它。我把这些信带回成都复印，然后又寄回上海。原件后来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1986年4月2日，我出差到上海，就有关信中的一些问题，向四爸请教，并做了录音。”
时隔多年，李致拿出那卷录音带播放，“录音的质量不错，四爸谈笑风生，声音十分清晰，使我重温了和四爸在一起的愉快时光”。
在这次谈话中，李致记忆深刻的是：“四爸两次动情，痛哭失声。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个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希望过什么好的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
1986年，巴金已是耄耋之年，谈及两位哥哥，依然潸然泪下，有歉疚也有深情。
所以，巴金会在《家》中写下“觉新”，“觉新不仅是书中人物，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以至于写到《秋》的结尾，巴金既想给读者希望，更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对父亲的理解
现年九十岁的李致，不会记得父亲李尧枚离去的情形，那时，他才一岁零五个月。
但他记得：“有记忆的时候起，母亲卧室里就挂着一张颇大的照片，我天天看见它。照片上的人眉清目秀，身着西服。不管我站在什么地方，他的眼睛都望着我，使我既感到陌生，又感到亲切。母亲说他就是我的父亲。”
1929年7月，李尧枚离开上海回成都，只为在中秋节赶回和家人团聚。他八月初三抵达重庆后，又坐“汽划”到合川，之后由陆路回成都。
李尧枚与幼子李致
八月十五晚上8点钟，李尧枚的轿子方才归家。门外，遇见正在玩耍的大女儿，李尧枚一下轿，就摸了摸她的头。
“我没有这些经历和感受。听母亲说，父亲去世前，我只会为他提鞋。我看见过一张旧照片，父亲抱着大约半岁的我。我用嘴含着自己的指头。父亲用右手顶着我的脚，用左手抱着我的腰。我当然看见过父亲的很多遗物，包括我用来玩的父亲打针的用具。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李致至今保存着这张父与子最亲密的照片，拍摄于1930年夏天。
带着零星的记忆，带着父亲离去的苦难与深沉，幼小的李致，走进了人生风雨——
“抗日战争时，学校搬到乡下踏水桥，离城五六里。每遇下雨，满地泥泞，我和四姐在风雨中戴着斗笠，举步维艰。有几次风大，斗笠被吹走，人跌在地上。许多同学有父亲来接，令我们羡慕不已。如果有父亲多好！”
上中学时，李致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我对父亲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是好人，是旧社会的受害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满他采用自杀的办法。父亲离开人世，把母亲和五个子女留在人间，让母亲独自承受莫大的痛苦和灾难。”
为父亲，李致和四爸巴金有过辩论：“1964年9月，我第一次去上海，在去三爸（李尧林）墓地的三轮车上谈到父亲。我第一次向四爸表示了对父亲的看法，说他丢下母亲和子女去自杀，太不负责任。我当时年轻气盛，用语相当激烈。我们谁也说不服对方。只记得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李尧枚与四个女儿
对父亲的“谴责”，在李致心中保留了几十年。1997年春天，父亲李尧枚诞辰百年之际，李致打电话给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四爸巴金，巴老那时已有语言障碍，只说：“庆祝一下。”
怎么庆祝？李致的儿子李斧在网上设立了一个李尧枚的资料库，收录了巴金、李济生、李采臣的文章等。李致说：“老友刘多成会用计算机修复照片。他帮我把父亲抱着我的那张照片修复了一新。我在旁边加上‘父与子（李尧枚与李致）一九三零年夏’。望着照片，我享受到父爱，感到他身体的温暖。几十年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终于理解父亲。只是这理解来得过迟了。请你原谅，我的父亲！”
这是一次漫长的“理解”，也是李致与自己内心的和解。也许这一切，正如亨利·戴维·梭罗所说：“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
春天的黄昏，沉浸在火红的晚霞中。
他舞动着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般盖住他的身子。刀风霍霍，他就像一颗偌大的珠子，在地上滚动。
得益于三叔带回成都的两个镖客，李尧枚学得一身好武艺。他灵活的舞刀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祖父的赞美。
巴金很惋惜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哥：“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后再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留学。”
但幻想的神奇之手，终究没能拉起面纱，掩盖住命运的暗面。
弹风琴的绅士
李尧枚与祖父李镛
“一表人才，十足漂亮的绅士。”胞弟纪申（李尧集）回忆起大哥李尧枚的样子，极具赞赏。
从上海回来后，李尧枚改穿起洋服，西装是在成都北新街“恒谦”西服店定做的。
夏季，李尧枚会着太阳呢上装，白色翻领衬衫，下穿白色法兰绒起蓝色小方格长裤，白帆布皮鞋，头戴法式白色面盆帽。有时还特别拿一根“司提克”——学习西方绅士的文明杖。
出类拔萃，温文尔雅。
李尧枚的绅士精神还体现在对进步的追求：学习外语，他委托巴金在上海买《法文初范》；日常到售卖新书刊的“群益书报社”购买阅读新书籍；帮助堂兄弟和表弟妹成立读书会——驰驱学会。
李尧枚还爱看京戏，纪申回忆：“自从春熙路新建了个春熙大舞台（据说是凤祥银楼老板投资兴办），大哥就常去那儿看京戏，家里还有一把京胡放着。”
踢皮球，打网球，晚清的西方潮流也涌现在正通顺街的旧公馆里，李尧枚的房间里更有样式新奇的木制体操用具。
1929年从上海回成都后，李尧枚还带回了两架钢针、钻石针的新式方盒留声机，近百张唱片，包括胜利、高亭、蓓开三大唱片公司灌制的京戏、大鼓、流行歌曲等，其中外国唱片最让大家耳目一新。
李尧枚喜爱新的音乐歌曲，在家里购置了一架贵重的风琴，他让上了学堂的九妹唱歌，他按琴键伴奏，那一首哀婉的曲子，时常在堂弟李尧东的耳际回荡：“太阳，太阳他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我可怜的秋香……”
突如其来的婚姻
鸿鹄志高却难遂，深宅青年，何尝没有心怀远方。
“失魂落魄。”1929年11月9日，李尧枚写给巴金的第三封信中，叙述着自己从上海回来的心情。
从上海回成都后，李尧枚养成了吃茶看书的习惯，看到一两点钟也没人催促——
“因为大嫂月份大了，总是十点前后就睡了。我还是朝深夜看去。往往掩卷而泣，悄悄地睡了。”
巴金的大嫂张和卿，当年与李尧枚结婚时颇为戏剧。
在父亲为他选择姑娘的前几天，李尧枚刚刚拿到中学毕业文凭。
因为上中学成绩优良，四年课程修满毕业时又名列第一，李尧枚毕业归来的那天，弟弟妹妹们聚在房里，为他庆祝光辉的前程。
然而，漂洋过海的留学梦只存留了几天，就被残酷地打破了——父亲给他订婚了。
订婚前，李尧枚隐约猜到一些，但没有想到这么快。
而且父亲选择姑娘的方法很奇怪——巴金在《做大哥的人》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亲事：
“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的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
李尧枚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儿媳妇，众多弟弟妹妹有了嫂嫂，一时间，深宅大院增添了许多欢乐。而李尧枚也深感幸福，妻子温柔体贴，读过书，会作诗，会画画。在这短时期的温柔乡里，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
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天晚上，父亲把李尧枚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见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李尧枚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不满二十岁的李尧枚，没有处世经验的李尧枚，像一只孤舟，被抛进了茫茫大海。
巴金（左一）与兄长合影
在妥协中求生存
冬日的阳光，努力地投射进成都商业场，印下稀疏的光斑。
小小的光影，像一面深镜，反射于老成都记忆深处。
这里，曾是成都最早的现代商业街，密密麻麻装了百十家店铺。
因为堂伯李道江是这里的大股东，李尧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商业场电灯公司当高级职员，月薪二十四元。
但一年以后父亲突然去世，这一房的重担陡然压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
因为父亲的离去，大家庭进行了第一次分家，李尧枚这一房除了父亲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
衣食暂时无忧，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暗斗却使李尧枚难于应付。
譬如，有一次巴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陷巴金打肿了独子的脸颊——其实是婶娘盛怒之下打肿了她独子的脸颊。在巴金不肯道歉的情况下，李尧枚本想找二叔主持公道，没想到却被二叔训斥，李尧枚只好代巴金向婶娘赔礼道歉。
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过很多，都是李尧枚代兄弟们受过，他以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平静的生活。
那时的巴金认为，大哥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作家杨字心认为李尧枚的垫背和吃亏，其实是“蜡烛精神”，燃烧出来的是爱。“在妥协中求生存，最后换来了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的远走高飞”。
但这种方式，在当时不被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理解，他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婶娘，这也为李尧枚招来祖父的更多责备与各房更多的攻击和陷害。
一方面，李尧枚不能够袒护弟弟们，另一方面，弟弟们又不谅解他。
陷于两难，也就陷于孤独。李尧枚开始了一个人的挣扎与战斗，而他不知道的结果是——
一个人不能和自己战斗，因为这场战斗只有一个失败者。
岁月的指针拨到2019年的冬天，年届九十的李致谈起父亲李尧枚，有太多复杂的情感。从谴责到理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致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金先生，巴老说：“一个人做点好事，总不会被人忘记。我时常想起你父亲，他对我有很多帮助。你三爸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知道，我可能并不会被人忘记，但我希望他俩也被记住。”
两年后，李致再次去杭州看望巴老。巴老再一次谈到大哥与三哥，他说：“我们兄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作出自己的奉献。”
“奉献”，正是解开李致心结的密钥，也是李尧枚人生的注脚。
1930年，是李尧枚人生的转折点。祖父死后，他做了“承重孙”。
按照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如长房长子比父母先死，那么长房长孙在他祖父祖母死后举办丧礼时要代替长房长子（即自己的父亲）做丧主，叫“承重孙”。
承重一个封建大家庭，本应有钢铁之躯、铿锵之志，奈何李尧枚只是一个柔软的灵魂。
祖父死后，大家庭彻底分家解散了，田产收入减少了。不能坐吃山空，还得想办法增加收入。
金融投资的风险
为了填补开支，李尧枚开了一个新书店，叫“启明书店”，从上海进货，但是抹不开情面用了三叔的儿子，结果经营不善，亏本收摊关门了。心太善良的李尧枚，甚至替合伙人承担了亏损的费用。
经济上的窘迫已使李尧枚难以应付，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很快来了：不到四岁的儿子李国嘉，患脑膜炎死掉了。儿子的去世，也标志着他“在儿子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的前程”的愿望落空了。
命运，就此急转直下，一寸一寸扼住李尧枚的咽喉。
此后，李尧枚精神抑郁，偶尔还出现过精神错乱的现象。
压在李尧枚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经济问题。李尧枚给巴金的第四封信里，显出他的窘境：“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其实，已不只是窘，而是产生了财务危机。因为身体不好，李尧枚已辞去电灯公司的事。
如何转变当前的窘境？接受过新思潮的李尧枚，毅然卖掉田产转入早期的金融。当时，在军阀统治下的成都，谁都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李尧枚也希望用贴现的办法取得较高的利息。
李尧枚的金融投资，初期小有成功，远亲近邻们都托他代为投资。投资总会有盈有亏，但李尧枚总是把盈利给别人，亏损自己摊，找李尧枚投资的人多了起来。
但不久，李尧枚害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后，才知道好几个银行倒闭，投资的钱损失了一大半。
二十多页的遗书
回到家里，李尧枚趁夜深人静拿出票据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把票据撕碎了。
第二天想起来，字纸已经被倒掉了。
所有的财产，这一房人赖以活命的财产，完蛋了，洗白了。
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痛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他就毫无价值了。”
火花，本来包含着希望，但最后一个希望破灭了。
清醒后的李尧枚，觉得对不起投资人，也对不起热爱他的亲人，他要以死承担全部责任。
他企图自杀，但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毁掉。
第四次写下遗书后，李尧枚做了最后的安排：借自己的生日，请全家人看了一场戏，以示惜别。
二十多天后，一个有雾的清晨，李尧枚走了。小女儿睡在他身边，而他已经身体冰凉。
2002年春，李致写下《终于理解父亲》一文，描述了那个悲伤的清晨，“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人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
——半个世纪以后，大姐才向李致讲起父亲当年有多么爱她：
父亲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对她有很大影响；父亲爱带她出去玩，买糖果招待她的小朋友。
她永远记得，1929年的中秋节，父亲从上海回来，她在大门外玩，父亲一下轿就摸了摸她的头。
李尧枚的远行，是无法言语的悲痛与损失。好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亲戚朋友都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似的。就连街坊近邻，包括摆摊卖花生橘子的小贩，提篮叫卖香油卤兔玫瑰大头菜的小生意人，都出声叹息：“你家的大少爷真是个好人，多可惜！”
李尧枚离去两个月后，巴金才接到了二十多页的遗书：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
“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
从《春梦》到《激流》
李尧枚离去时，恰是巴金的《激流》写到第六章时，“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
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巴金独自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巴金痛苦、愤怒，不肯认输，“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
回到宝光里的家，巴金拿起笔写下了《激流》的第七章《旧事重提》，他向封建旧家庭开战了。
这部作品，正是巴金经典作品《激流》三部曲中的《家》，而取名《激流》之前，这部作品叫《春梦》。在上海《时报》连载时，巴金写完“总序”后，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
1928年11月，从法国回国途中，巴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到1929年7月，巴金与大哥在上海相见，闲谈中，巴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李尧枚极力支持。后来李尧枚回到成都，巴金又在信里讲起了《春梦》。
1930年3月，李尧枚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
从1931年到1940年，巴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回忆这十年的写作，巴金始终牢记最大的敌人——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
1980年，整整五十年过去了，时年七十六岁的巴金先生记忆力大大衰退，但他的脑海里依然是“大哥消瘦的面貌至今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公寓，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
在海外的家族后人
奋斗、孤独、黑暗、幻灭。
坚强、勇敢、叛逆、新生。
生活的激流奔腾向前，带着《家》的孕育和成长，也带着“家”的血脉交融，在海外开枝散叶。
波特兰，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是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仅次于西雅图的第二大城市。因为气候特别适宜于种植玫瑰，也称为“玫瑰之城”。
在李尧枚孙子李斧心里，波特兰有瑰丽与美艳，而成都有温暖与柔软——这里不仅有九十岁高龄的父亲李致，更有李氏家族的百年光影。
李斧，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90年在美国罗德艾兰大学获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执教至今，现为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终身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家族史的发掘整理，在北京潘家园，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抑或是托朋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寻访家族长辈的史料。他常在飞机横跨太平洋时，完成一篇篇家族史考略。
正因为李致、李斧父子的努力，巴金家族许多真挚感人的故事才得以呈现。
1992年，李致带着一份特别的礼物——《家》的连环画，飞往美国波特兰。
《家》的赠送对象是上小学的孙女珊珊，也正是通过李致的讲述，珊珊对太爷爷巴金更感兴趣了。后来，珊珊给太爷爷写了三封信，出人意料，太爷爷回了一封短信，勉励珊珊学好中文。
七岁的珊珊到学校，把太爷爷给她写信的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有小朋友又把故事带回了家，甚至小朋友的父亲打电话到李斧家里求证：“巴金真的是珊珊的太爷爷吗？”
其实在这之前的1985年，一岁多的珊珊在上海见过巴金，不过，珊珊对太爷爷感觉有点陌生，合影时，她将头扭向了一边。至今提起这张照片，李致、李斧父子俩都还觉得有趣。
此后，1997年在杭州，2001年在上海，珊珊又见过太爷爷两次。直至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珊珊专程从纽约飞抵上海，与巴金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
三次短暂的相见与相处，给成长中的珊珊留下了什么？她用英文翻译了《家》的前八章，以此表达对太爷爷的致敬与念想。她的翻译，也得到了巴金先生好友、著名翻译家杨苡的认可。
百年弹指，深情眷眷。生命是一条美丽而曲折的幽径，但我们一直在追赶阳光。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说：“一直用睁开的双眼眺望，只为寻找自己，然后努力生长，力争成为森林。”
内心坚毅，努力生长，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开拓者。
附：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一）
亲爱的弟弟：
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我们哭了一阵，被他们将你同惠生（巴金的表弟）唤走，我送也未送，但是我也不忍送你们。你们走后，我就睡在舱里哭，一直到三点半钟船开始抛（起）锚，我才走出来，望着灯光闪闪的上海，嘴里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上海，我不大喜欢，但是我的弟弟住在那里，我也爱他了。
一直看不见了，眼泪也流得差不多了，我才回舱睡觉。直到八月初三后方抵重庆，初七乘汽划到合川赶旱回省，十五夜八（点）钟方抵家，从七月二十八日由宜昌起，每日不住地下雨，一直把我送回成都。十六日却又天晴了，一路平安，请释念。归家即读你七月十七日写的信（八月初十到的），又使人伤感不已。弟弟，沪上一月的团聚，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不料匆匆又别了，相见不知何日。弟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呵。我回来到今已经六天了，但吃饭也吃不得，精神也不如以前了，甚（什）么事也不想做了。弟弟，并不是我懒，或是我病了，只是心中像损失了一件甚么东西一样。弟弟，我真苦啊！弟弟，我在上海把你耽搁了一个月，甚么事都使你不能做，真是对不起你得很。但是，我还觉得我们未好生快乐过一天，太短了。我觉得你在我的面前太少了。亲爱的弟弟，我还觉得你是我一个最小的弟弟，难得有我这个老哥子在你面前时时拥抱你。弟弟，我想你时时在我怀中。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弟弟，我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我是一刻不离你的。弟弟，前数夜，我同妈妈、大嫂、九妹他们摆龙门阵，我说四弟同高惠生他们俩在我的面前，简直比一些寻常的儿子在老子面前还好，我实在舍不得他们，不放心他们。我含泪地说，却把他们的眼泪惹下来了。弟弟，你的哥哥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你的哥哥的。但是，你的哥哥实在不配你爱呵！唉！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是你已经答应的，就是照顾高惠生弟的事。请你照应照应一下呵。那天立约虽是我们三人一时的游戏，但高惠生他很愿意的。他有志于文艺，希望你指导指导罢。
今天又接着你的第二封信。谢谢你的美意，怎么你又送我的书？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格蕾丝·菲尔滋唱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其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
弟弟，还有许多话是说不完的，只好打些……代表了罢。本来，我要再等两天才写的（因为我实在不舒服），却因接着你的信，很念我，所以勉强写点给你。但是，我并没有大病呵，只不过我太懒和心中难过罢了。请了，下次再谈，敬祝健康！
枚 八月二十一日夜书于灯下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二）
弟弟：
好久没有接你的信了，很念你的。知道你的事情忙，所以我先写封来，有空请复我，没空也就算了。好在我的灵魂是在上海的，在你身旁的。你的身体好么？你不要太劳苦了，总得要休息休息和运动运动一下，一天到晚伏在桌子上，很痛苦的。请你听我的话罢。
你近年来还爱看电影么？我知道你进了电影院一定不高兴，因为你的哥没有坐在你的旁边了。但是，弟弟，你只管看你的电戏（影）罢，你的哥还是在你的左右。他不过是爱听悲哀的音乐，坐在前面罢了。弟弟，他还是在等他的弟弟，解释着悲哀的剧情给他听呢！就是听不见他的弟弟唱Sonny Boy，心里不免有些酸痛罢了。
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弟弟，我的话对不对？
弟弟，我向你介绍一个人罢了，就是高惠生，胖大娘是也。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希望你时时指导他。他前天与他的妈妈有封信，信内有几句话：“大哥在上海时，有什么事情，还可同他商量商量，现在呢，我还有什么人来商量呵，唉！”弟弟，你看他说得多么可怜呵！弟弟你安慰他一下罢。
弟弟，我是不再看电影了。因为没有他弟弟在他旁边替他解释剧情了。弟弟，他要他的弟弟来了，他才得快乐呵！弟弟，这次我回川，我失掉我两个小弟弟：你和惠生。我是如何的痛苦。唉！请了，祝你健康！
枚 双十夜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三）
四弟：
一连接着你两封（信）：九月二十八日一封，本日一封。二十八日那封信接着时，我的二女正患着极重的气管肺炎，离死神不远了。好容易才由死神的手里夺回来，现在还调养着，所以当时没有给你写回信。
弟弟，我此次回来，一直到现在，终是失魂落魄的。我的心的确掉在上海了。弟弟，我是多么的痛苦呵！弟弟，我无日无夜的不住思念你。弟弟，我回来，我仍在我屋里设一间行军床，仍然不挂帐子，每夜仍然是照在上海时那个样子吃茶看书。然而在上海看书过迟，你一定要催促我。现在我看书往往看到一两点钟，没有人催促我，因为大嫂月份大了，总是十点前后就睡了，我还是朝深夜看去，□□过迟，往往掩卷而泣，悄悄地睡了。
弟弟，我常常的当是你在我身旁一样，即（及）至警觉你不见（在）我的面前，我总是十分的难过。我每天吃了饭，我总是到处乱跑地混午饭，总不愿意在家吃，因为我总想你回来吃晚饭。弟弟，我诚然不对，因为我甚么事都不想做了。
弟弟，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才对。
弟弟，我万不料我这一次把我的弱小的心灵受着这剧（巨）大创痕。弟弟，我这创痕不知何时才医得好？弟弟，更不料我这次使你也受着极大痛苦，弟，我恨不得……种种……
弟弟，你说的“如果你还不曾忘记你的弟弟”。弟弟，我如何会忘记你？弟弟，我如果忘记你到（倒）好了，因为我无论甚么事我总是闷在心头，越筑越紧。弟弟，我多年来未曾胖过的，受不住热天，即（及）至我回来，我却胖了。家里人这样说，我不信，我把我以前的衣裳穿起，果然胖了。但是现在却大瘦了许多了。弟弟，我是时时刻刻地思念你呵！
弟弟，你不要以为我难得写信来是忘记你了，那是错了。因为我写信给你，总是悲哀话多。我想我已经难过，如何再使你难过。所以每次提起笔又放下了，甚至有一两次写好了，我又（把）他（它）撕了。弟弟，如果你今天的信不来，还不知那（哪）天我受不住才写呵！
弟弟，白天我都好混过，夜间最糟，我真痛苦极了。我想我有一架飞机，那就好办了。
弟弟，我一天到晚都是鬼混唐朝的，希望你也将空时候，给我写一点信来，总之，我俩互相安慰着罢。
弟弟，我的神经是慌糊（恍惚）的，这是为甚么缘故？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请你代买一本《法文初范》，用快邮寄来。务必费心，因为成都多年没有了，天主堂邓梦德牧师那里也去问过了。弟弟，请你不要忘记，费心，费心。
弟弟，我是时时刻刻地在你身旁的，你也是时时刻刻在我的身旁的。请你时时放宽心罢，因为忧愁是很不好的。
弟弟，好好地过去罢，不要太伤感了。弟弟，我接你这封信，不知道要使我难过多少天。弟弟，我也放心些。弟弟哟，请你不要忘记我罢。
弟弟，天气冷了，你的大衣做起了么？不要受凉。弟弟，《小宝贝》你在唱么？弟弟，假如你要吃西餐，请人照顾一下三和公罢，因为他对我和你两个很好的。茶房我走时一共给了三块钱，但是对于那笑嘻嘻的堂官（倌）和那几个山东人，我很抱歉的。你照顾他一下也好，因为我俩是时常在那里一块吃饭呵！
话是说不完。弟弟，我是忘记不了你的，请你也不要忘记我罢。我想你决不会忘记我，只有越更想我的。弟弟你说对不对？请了。敬祝健康！
枚 十一月九日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四）
小弟弟：
连接你好几封信，知道你一切情形，但是实在没有空复你。很使你失望，实在的对不起呵！望你原谅。自从回来，再没有比去年冬月腊月忙的了。忙到腊月二十把我的胃病疼一切发了，好不扫兴。但是事实上不容许我安静，只好撑着病体与他（它）奋斗了。把幺妹的事办完，年也完了，所以病也没有好。这两天事情到（倒）少些，精神却委顿了，所以你的信只是一封一封地接着，没有精神与你写回信，只怕你要疑我把你忘了。
读了你二月六日（邮局戳）的“我对于生活早就没有一点兴趣”一段，不觉使我异常悲痛，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之一人，奈何！来函谓“哥来函……未及弟痛苦于万一也”。
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弟都忘却兄了。唉！《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块肉余生》（《大卫·科波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代出版合作社收的账，他们答应阴历年底交付。成都的习惯，三十晚上给钱，都算漂亮的。那（哪）知到了初一都不给。问他们，他们反说我的怪话。现在钱他们决定是不给的。我只好将收条寄上，请你转交，并代答歉意。你有空吸点新鲜空气，最好早上早一点起，去到小咖啡店喝一杯热牛奶，于你很有益。希望你听我这一个小小的要求罢。
以后你写什么东西，务请你将他（它）的名字告诉我。出版时你签名给我一部。我把（它）汇存着拥抱着，就像我的小弟弟与我摆龙门阵一样。这个要求，想来总可以允许罢。我的小弟弟。
枚 三月四日
（本文原载于2019年12月2日、16日、2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老照片翻拍：李斧）
伊莎白与柯鲁克的大渡河之恋
|人物简介|
伊莎白·柯鲁克，加拿大人，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成都华西坝。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人之一，著名人类学家。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光阴在华西坝度过。成年后，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攻心理学，1938年获硕士学位。随后，她回成都探望双亲，并且深入中国西部农村开展调查。最后留在中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中国培养外语人才，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
著有《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与俞锡玑合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与其丈夫大卫·柯鲁克合著）。
2015年6月1日，在成都红专西路小学举办的百年庆典上，我再次见到了柯马凯，他是著名国际友人伊莎白的儿子。红专西路小学的前身是成都弟维小学，1947年秋季，我也就读于这所小学。
柯马凯说：“大约20世纪20年代，我的曾外祖母就来中国，帮助我姥姥带孩子。这样，算起来我们家族前前后后有六代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姥姥饶珍芳创办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弟维小学；妈妈在中国主要做人类学研究、英语教学，抗战期间也从事过幼教工作；加上我的女儿，在北京从事幼教，六代人中有六代人在中国从事或正在从事幼儿教育，真是天大的缘分啊！”
柯马凯家族的中国情缘，得追溯至他的姥姥饶珍芳，一个胸怀壮志的传教士。饶珍芳在成都认识了同样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传教士饶和美，与之结为夫妇。饶珍芳在四川倾尽全力办教育，不仅创办了弟维小学，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并担任CS（加拿大学校）的校董。
饶和美，曾任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主任。一战爆发之后，赴欧洲战场当翻译，负责与中华劳工团的协调工作。一战之后又回到华大任教，直到1942年回到加拿大，前后为中国教育事业工作了近三十年。
走近伊莎白
2016年4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家属院，密密匝匝挤满槐树，趁最后一场春雨洒过之后，一团团槐花开得遮天蔽日。暖风一吹，雪白的花瓣，带着山野的香气，扑面而来。
加拿大老照片组的负责人向素珍引领我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院，拜访伊莎白老奶奶。她住在1955年建成的仅有四层的教工家属楼，在新楼林立的家属院中显得又老又旧。学校曾给补贴，让伊莎白入住现代商品房，她不愿意，一直留在六十年难离舍的老屋。
下午三时，柯马凯准时站在三单元门口，迎接我们。他身穿T恤，脚蹬北京布鞋，一口纯粹京片子，若不看面孔只听声音，绝对想不到他是外国人。
刚打开单元门，一只小白狗汪汪叫着，冲着我们欲做攻击状。柯马凯轻轻喊道：“冰粥，别嚷嚷，这是客人。”
伊莎白
冰粥果然听话，呜呜两声，嗅嗅客人，“安检通过”，放行。
老楼房没有电梯，伊莎白每天还要上下三楼，散步和做体操。在一楼到二楼的拐弯处，柯马凯指着一张椅子说：“这是给妈妈准备的，让她上下楼可以歇一歇脚。”
伊莎白住三楼，三室一厅，大约九十平方米，相当拥挤。长条形的客厅放着一张方餐桌和两个长沙发，书架上密密挤着书籍与相册。靠着沙发的墙上挂着柯马凯的中国书法楹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楹联中间是周恩来的画像。靠餐桌的墙上挂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楹联，楹联中间是1949年北京解放时的毛泽东的画像。
刚刚午休过的伊莎白，容光焕发，双眼清亮，一进门便与向素珍拥抱，再与我握手。她皮肤白皙，腰板挺直，头发浓密，口齿清楚，全然看不出是百岁老人。
伊莎白有一串令人敬重的头衔：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人类学家。一见面，就感觉到她有一种亲和力，这是长期做社会调查，在最短时间能让人掏出心里话的本事。
柯马凯问：“妈妈喜欢喝下午茶，你们怎么样？也喝茶吗？”我们表示，一起喝茶吧。
伊莎白坐在餐桌旁，靠窗的一边。柯马凯轻轻拉过窗帘，不让太强的阳光直射到妈妈。
想说的太多。自然就谈到华西坝那些老房子。早已在报上读到柯马凯对北京城市大建设的意见。“我心里非常矛盾，很多老北京的风情，胡同就那么窄，把一个三五米的东西扩展到十几米、二十几米，就像一个热带森林里开了一条路，把生态分成两块，破坏了。原来这一个院里父母在这儿工作，全家在这儿居住，娱乐就是在大礼堂放电影，洗澡有澡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集中在一处。大院的生活我挺留恋，人的关系特别密切，感情特别深。新北京的生活让人不习惯，也许你买了套房子离上班的地方很远，离孩子上学的地方也会很远。”
在华西坝，伊莎白家人住过多年的小洋楼险些被拆掉。
我告诉他们：“这栋老房子，已经正式定为成都市历史建筑保存下来。保护下来又如何使用呢？有人建议搞小型博物馆或纪念馆，也有人建议将校友俱乐部设在此地。你们觉得如何使用最好？”
柯马凯认真考虑之后，又跟伊莎白商量了几句。
柯马凯说：“由于北京大学并掉了燕京大学。原来的燕大有些小洋楼，是历史建筑不能拆除，如何使用它，北大方面也是动了不少脑筋。有的小洋楼，就成了适合它体量的研究所所在地。有一栋，是北大跟斯坦福大学合作项目办公场所。后来，房子不够用了，修了地下室。地下室设计得很好，采光，通风都不错。原来的建筑也保护下来了。北大的经验可供参考。我们建议：将华西坝校南路7号这座老建筑修葺之后，作为访问学者住所。因为它风格独特，有怀旧的韵味，让访问学者可以触摸到华西辉煌的历史。”
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柯马凯一边说话，一边削苹果。他嚓嚓嚓削掉苹果皮，将果皮塞嘴里吃掉，将果肉切成小块，请我和向素珍吃。
这个六十四岁的男子汉，真是心细如发。他将小块苹果再切成薄片，递给妈妈，让牙口不太好的伊莎白，几乎不用咀嚼就可将苹果片咽下。
一会儿，柯马凯抱出两本厚厚的精装书，皆为刚出版的伊莎白丈夫的摄影集：《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 1938—1948》。由于书比较厚，伊莎白签名题词时胳膊肘儿悬空，手有些抖。柯马凯立即找来一本精装书，垫着妈妈的胳膊肘儿，写字立刻就顺畅了。
给我的那本书，伊莎白题词是：
谢谢你，谭楷
为了保护我们的成都房子
伊莎白
欢乐的“老虎”
来北京之前，我考虑再三，匆匆为伊莎白画了一张熊猫画，并题款：“常乐者长寿。在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生活了八百万年的大熊猫无疑是老寿星，其长寿的秘诀无非是一个乐字也。谨祝伊莎白健康长寿。”
当我将画轴展开时，伊莎白笑得合不拢嘴。
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多小时。柯马凯说：“四点半，开始遛弯了。”
刚下楼，遇到了柯马凯的女儿。柯马凯立即向我们介绍：这是文杨兰，在英语幼儿园当教师。
文杨兰穿深绿连衣裙，从着装看已提前进入夏天。她身材匀称，笑容甜美，一看就是娃娃们忒喜欢的那种又活泼又可爱的阿姨。
匆匆忙忙见了一面，文杨兰骑上单车走了。
柯马凯兴奋地说：“文杨兰生了双胞胎女儿，三岁多了！取名叫冰冰、粥粥。她们的名字，来自我们家的小狗冰粥。十年前，我儿子在停车场发现了一只流浪狗，呜呜叫着，非常可怜。家里就开了个会，民主商定收养它，还办了养狗证，这就是冰粥。冰粥、刨冰、冰茶都是北京人爱吃的夏季饮食，念起来，就有一种滑溜溜的，忒舒服的感觉。我的一对孙女叫冰冰、粥粥，叫起来多舒服啊！”
我们要去看大卫·柯鲁克——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校园一处绿树环绕的大卫半身铜像。柯马凯开来了一辆紧凑的奇瑞QQ小车，载着伊莎白、我和向素珍在校园林荫道上缓行。拐了几道弯，车突然停下来。他要让我和向素珍看一看冰冰和粥粥——在中国生活的家族第六代。
幼儿园已经放学，娃娃们回到北外，在花园中乱跑疯耍。柯马凯指着穿红花衣裳的两个娃娃说：“看，那就是我的外孙女！”
柯马凯将车停靠在路边，大声喊：“冰冰！粥粥！”
听见了外公的呼唤，两个娃娃不但不迎面飞奔而来，一转身竟然朝小树丛中钻去。
“嗷—呜！嗷—呜！”柯马凯学着老虎的吼声，大手张开如利爪，猫着腰朝小树丛扑去。两个小孙女东钻西藏，终于一手一个被“老虎”抓住了。
“老虎”立刻张开大口，咬向小手。两个小孙女毫不留情地咬着“虎爪”和“虎脸”，咬得“老虎”哈哈大笑，滚了一裤子泥巴。
坐在车上的伊莎白，看到六十四岁的儿子跟三岁的曾孙女如此嬉戏，笑成一朵花。
伊莎白是否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1947年，我满四岁之后，爸爸就对我说：你要上弟维小学了。
爸爸带我走进校门，见到了邱奇才校长。他非常和蔼，让我在他手掌上写名字，写好之后，他满意地一笑，就算录取了。
记得校园里有几只小猴子，还有各种鸟；一处“农舍”水塘，喂养着鸡鸭鱼鹅。操场上有各种体育设施，还有一排不同高度的独木桥，锻炼学生们的勇气，进学校如同走进公园或游乐园。上“交通”课时，低年级同学就去锦江边看船看车，高年级的同学去太平寺看飞机；上“医学”课时，就排队上医学院参观，用显微镜看细菌。只觉得，上学挺好玩，读书很轻松。
玩归玩，学归学。痛痛快快玩耍之后，老师对学业的要求决不放低标准。比如，写毛笔字，从研墨的姿势，手握墨碇的方法，写字时如何坐直，离“九宫格”纸多远，都有要求。几乎每周都有写字展览，只要写得好的，老师就会画上一个个大红圈，然后上墙报展示，供同学欣赏、学习。我的字，从未被贴上墙报，但经这一“夹磨”，我从小懂得汉字书写是我的另一张脸，非常重要。
华西坝的好多子弟都在弟维小学上过学，却都不知道创办人是谁，直到百年校庆，才记下了这个名字——饶珍芳。
相比胸怀壮志的饶珍芳，女儿伊莎白毫不逊色。
伊莎白真是“华西坝的女儿”，童年是幸福而快乐的。她后来回忆说：“最开心的是和玩伴们爬峨眉山，欢度暑期。”
当她好奇的目光掠过云海、冷杉、弹琴蛙、枯叶蝶，投向抬滑竿的苦力和那些阴暗的茅屋时，许多疑问涌上心头，连博学的父母都无法回答。这个女儿有点“另类”，总会冒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比如，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如同深不可测的古井，她渴望了解。
在中国动荡中的1926年，她被送到加拿大，读了四年之后，又回到成都，在CS学校读到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她选择了读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和人类学。人类学，这是在大量的科学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发展起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新学科。
1938年，伊莎白硕士毕业后回到成都，已经出落成大美女。这位多伦多大学的冰球运动员，在赛场上疾如闪电流星，灵活矫健，一摘下头盔，哇！太漂亮了。她个子高挑，仪态万方，一颦一笑，迷倒众人。爸爸曾给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饶素梅——华西坝上一株惹人注目的蜡梅花。
在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支持下，伊莎白选定课题，沿岷江河谷翻山越岭，去藏区理县甘堡乡做社会调查，成为第一位走向藏区的西方女人类学者。
成都到理县，沿岷江河谷，陡峭的山路行走，一路充满风险。
饶珍芳帮助女儿备好行装，又非常担心地说：“鸭妈妈生出的一只小鸭子，妈妈可以做到的，至多是把她带到河边去。”
跟着向导爬过了一座座大山，有时就睡在牛棚羊圈旁。一次，向导指着面前的一座高山问：“你能爬上去吗？”伊莎白说：“没问题！”后来，伊莎白对朋友说：“其实，我心里在打鼓。但紧跟着他一口气爬上去了。我不想被笑话。”
在藏区，伊莎白发现手工捻羊毛线，既粗又低效。回到成都，她买了一台织羊毛线的机器，背着走了六天，送到了甘堡乡。
那时，晏阳初、蒋旨昂、吴文藻、李安宅以及葛维汉等，日后被称为“华西派”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荟萃于成都，伊莎白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人晏阳初，感觉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
完成藏区调查之后，伊莎白来到璧山县大兴镇，参加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整个项目由齐鲁大学的孙恩三教授负责。伊莎白和她的合作者的首要任务是：“感知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即将实行的乡村建设计划打下良好基础。”
投入到这项“感知”任务的，除了伊莎白、俞锡玑，还有一位姓朱的护士和一位姓李的教员，皆为女性。他们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诊所、一所幼稚园、一个妇女识字班，并去小学教卫生学和公民学课程。
地毯式的调查
与伊莎白结伴而行的是俞锡玑，她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玄孙女，其父亲俞同奎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任化学门研究所主任。此后，伊莎白和俞锡玑，一洋一中，两位美女，身着长衫，脚穿草鞋，手持又粗又长的打狗棍，来到了当时属于四川省的璧山县，在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兴隆场，对近一千五百户人家开始了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
邻县有一座晏阳初创办的、从河北正定迁来的乡村教育学院。那段时间，学院由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的社会学家蒋旨昂具体负责。蒋旨昂经常来兴隆场，同时也到其他地方做调查，使伊莎白和俞锡玑获得了一些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伊莎白和俞锡玑总想为贫苦农民做好事，建立了食盐供应合作社，不料此举触犯了垄断商的利益，垄断商们不断搞阴谋诡计，使食盐合作社夭折了。但是，任何困难均未能阻止伊莎白和俞锡玑的调查活动。
头五个月，她们握着打狗棍，对一千四百九十七户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一家一户走了一遍。在逐步建立信任关系的同时，打消了压在乡民心头的疑虑。
兴隆场三天赶一次场，按习俗，已婚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出门赶场，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场所逗留。但这些女人却巴不得有个地方歇歇脚，再聊会儿天。不经意间，伊莎白的住所和办公地竟成了理想去处，女人们来来往往，不会引来任何闲言碎语。随着“好客”的名声愈传愈广，客人越来越多，极大地方便了日后在全乡所进行的逐户调查。
她们办了个小诊所，唯一的“朱医生”，其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并且会接生，特别是为当地几个难产的孕妇接生之后，名声大噪。1941年9月17日，璧山附近的白市驿机场被日军轰炸，朱医生抢救三名飞行员，成功救活一名，更使协进会诊所声名远播。
这样，伊莎白和俞锡玑在调查时，有了更多的话题可谈。她俩配合默契，发挥所长，效率很高。俞锡玑快乐地回忆：“我顶会听人家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挺随便，挺随和。不是下江人高高在上的样子。”白天，俞锡玑出去，所见所闻，就跟伊莎白说，伊莎白就熬夜用打字机详细记录下来。
这样，以日记形式写下的，长达三十六万字的抗战期间四川农民生活调查，在夜以继日的打字声中成为一本书——《兴隆场》。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川中一个小场镇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家庭、婚姻、法律、诉讼、袍哥组织、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现场感极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特别是那些细腻的情节，匪夷所思的故事，原汁原味的民俗描绘，冷静客观的笔调，让人拍案叫好。
比如，对壮丁之苦有多处记录：
1940年10月30日
一名壮丁，设法用自己被绑着的胳膊抱住他年仅两岁的儿子，异常激愤在说什么。据他讲，自己并不是这一次应当征兵的三个保里的人，昨天却在集市上被莫名其妙地抓了进来。
1940年11月26日
征来的壮丁总共有五十多个，清一色穿着单薄的土黄色卡叽布军装，在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
壮丁们八个一组蹲在路边，围着一瓦盆菠菜汤吃早饭。旁边煮了一大锅糙米饭，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生怕不够吃似的。有一个壮丁的媳妇每天送来一碗菜，被他拿来和同组兄弟分食了。另一个壮丁的女人带着俩孩子——其中一个尚未满月，哭哭啼啼，求乡长放还自己的丈夫。
1941年3月17日
第二保第六甲的傅贤才，儿子才十四岁，还不到征兵年龄，却在去年12月去璧山赶场时被抓了壮丁。现在年逾六十的老两口靠已出嫁的闺女养活。
书中还对乡长、保长、团丁、贫民、雇工、土匪、烟民、孤寡等各阶层的各种人物作了简要的勾画；对发生在兴隆场的事，如修坟争吵、饥民闹事、端公跳神、社交礼仪、鬼怪传说、赌博方式、庸医治病等作了异常生动的记录。
1942年初，兴隆场的合作实验陷于停顿，伊莎白的资助期届满。她带着人类学家的梦想，来到伦敦，几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都鼓励伊莎白继续追梦。已故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的继承者弗思，读到《兴隆场》丰富细腻的调查资料之后，同意在战争结束后，指导伊莎白攻读人类学博士。1943年，弗思向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推荐出版《兴隆场》。曼海姆亲自登门拜访了年轻的伊莎白，同意在他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中，出版这部尚待完成的《兴隆场》。
《兴隆场》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村》、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研究》并列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之作。
2013年，《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在中国出版。这是二十多岁的伊莎白和俞锡玑当年在兴隆场所作的英文原始记录，经过整理之后翻译成中文的原始资料。这是伊莎白和俞锡玑共同立下的不朽的“青春里程碑”。
泸定桥的海誓山盟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起曾追求过的伊莎白时，不无感慨：“她确实不错。但老实说，个性太鲜明，吓跑了我。”
没有被吓跑的是帅哥大卫·柯鲁克，1935年入党的英国共产党党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出身于英国犹太富商之家的柯鲁克经历颇为传奇。大学毕业后，正值弗朗哥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呼应，在西班牙发动暴乱，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他放弃了一切唾手可得的物质利益，投身于保卫马德里的国际纵队英国营。可惜，一上战场就负了伤，住进了战地医院。
在医院里，他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引起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强烈关注。1938年的一天夜里，柯鲁克被召唤到一辆豪华轿车上。轿车在黑夜的掩护下兜着圈子，车上两个俄国人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去工作，任务是监视一位托派分子。他明白，这是共产国际的任务，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伊莎白与柯鲁克
1938年夏天，大卫·柯鲁克到了上海，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教职。除了监督那位托派记者，教书之余就是玩相机。他的镜头，始终对准了底层：码头搬运工、黄包车夫、苦力。之后，到了解放区，他的镜头便对准了农民：干活的农民，集会的农民，投入土改运动的农民。一本厚厚的摄影作品集，记录了民间疾苦、觉醒与抗争。朋友们认为，大卫是一位很杰出的教授，还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摄影家。
1940年，柯鲁克应内迁的金陵大学之聘，作为教师进入了大后方，在成都与伊莎白相识。按中国人的说法，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柯鲁克始终关注社会的底层，从战乱的西班牙到上海，对淌着鲜血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牛马一样卖苦力的中国劳工抱有最深的同情；伊莎白在中国社会的苦海下潜得很深，一直触摸到贫穷与愚昧之根。
他们俩有太多的共同语言。1941年暑期，柯鲁克、伊莎白和他们的朋友，经过六个星期的艰难行程，到达康定城。大约五年前，红军曾在横断山脉的皱褶间艰难前行，在饥饿与寒冷的折磨中，走过长征中最险恶的路段，不断写下气壮山河的标语。他们一路读着红军标语，终于走到了泸定县，来到斯诺曾描绘过的铁索桥头。
突破了群山层层包围的大渡河，一河怒涛如群狮咆哮，震撼两岸山谷，也震撼着伊莎白、柯鲁克两个年轻人的心。他俩手抚冰凉的铁链，踩着摇晃的木板，一起走上了让人心惊肉跳的铁索桥。
真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路程。山风狂嘶，让人难以张嘴。在雷鸣般水声中，他们用手势用目光对话。夕阳落山了，晚霞如火。大渡河的每一朵浪花在燃烧。
他们说了些什么？以后数十年，漫长的人生之旅，他们携手并进，共渡艰危，证实了那无须用语言表白的海誓山盟。
一回到成都，他们便订婚了。伊莎白表示，愿随柯鲁克去战火纷飞的英国结婚。
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柯鲁克立即意识到，必须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他和伊莎白先后分别参加了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柯鲁克在皇家空军服役，被派往南亚，在那里度过了战争时期。伊莎白在此期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1946年，伊莎白和柯鲁克在伦敦重逢。伊莎白在弗思的指导下，开始攻读人类学博士；柯鲁克则在亚非学院学习中文。1947年，大卫·柯鲁克在办理空军退役手续时获悉，从哪里到英国报名参军，就可以免费被送回到哪里。真是个好消息！去中国的往返旅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柯鲁克毫不犹豫写上他和妻子的名字，以便一起去他俩心中时刻牵挂的中国。
在晋冀鲁豫边区
1947年10月，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军官大卫·柯鲁克，带上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和伊莎白一起从天津进入中国。几经周折，柯鲁克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当上了临时司机，“顺便”将一辆满载物资的吉普车直接开到了沧州，进入解放区。后来，他在给朋友赠书的扉页上写道：“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晋冀鲁豫边区驻地武安县十里店村，他俩受到了边区领导人薄一波、杨秀峰等同志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当时，解放区土地革命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复查尚未开始，柯鲁克作为记者，伊莎白作为人类学家，都希望继续埃德加·斯诺的工作，记录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变化。
他俩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住下，享受着特殊的伙食待遇，有白米粥、白面馒头，核桃之类的干果，还有四五个菜。经他们反复“抗争”，终于被批准和村干部吃同样的饭：一天两顿，就像当地农民那样。当地农民习惯将吃食盛在一大碗里，在墙下“一圪蹴”（蹲下），跟邻里边聊边吃。柯鲁克和伊莎白也学着“一圪蹴”，进入蹲着吃饭的人群。他们连说带比画，尽量让干部和农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久而久之，大家对这一对外国夫妇的“加入”习以为常了。只是有人说：“伊莎白说的中国话，带着很浓的四川口音。”
一身笔挺的英国呢子军装，变成了肥大的解放军的土布军装，有时还学着老乡样，将双手插在袖筒里。伊莎白从外表到内心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受到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影响的研究者，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不过，伊莎白没有舍得退学，她仍然定期向导师弗思定期汇报在十里店调查研究的情况。这些材料，经解放区的接待干部暗中送往天津，然后转寄英国。而伊莎白作为注册研究生，继续接受资助。伊莎白没想到，就是这笔研究生资助，为“十年动乱”遭到诬陷，失去自由的三年埋下伏笔……
“1947年，从英国第一次进入解放区时，我们充满幻想。初次接触到这个英雄的新时代，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三十多年后，我们才体会到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这是大卫和伊莎白合著的《十里店》一书中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在土地革命复查尚未开始之前，他俩便深入调查研究，首先走进孤寡老人王书福家。王书福的丈夫出走，病死在关东；大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小儿子在灾荒中卖给了外地人。王书福从没有遇到过这样愿意倾听她诉说一生苦难的知音，絮絮叨叨地讲了半天，由翻译李棣华将极其难懂的土话译成英文，他们再详细记下来。之后，不管天寒地冻，不管屋破炕脏，他们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询问、交谈。讨过饭的王魁明、打油工付长亭、村干部王喜、村会计王福星等，越来越多的十里店的村民向他们敞开心扉。
柯鲁克还学着用扁担，挑起一担担草秸粪，送往地头；伊莎白拿起了针线，学习妇女们做军鞋。清晨，老乡们还没有起床，他俩就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雪晴之后，他们不仅把房东房上和院子里的雪扫干净，还去帮助有困难的邻居扫雪。从房东到邻居，没有一个不夸他们夫妇好。
当十里店的调查接近尾声时，伊莎白和大卫·柯鲁克接到了邀请，到石家庄西边一座名叫南海山的小村子。他们见到了叶剑英、王炳南。
作者谭楷（中）向伊莎白（右一）赠送熊猫画，图中左一为伊莎白之子柯马凯
叶剑英亲切和蔼地说：“新中国即将诞生了。我们非常着急，在为新中国做准备。需要一大批外事人才，想聘请你们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外事学校。”
握着叶剑英温暖的大手，他们不再是冷静、客观的观察家，而是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这是他俩非常乐意的事。原准备在中国待上十八个月就离开，就因为这一决定而终身奉献于中国。
在中央外事学校草创阶段，柯鲁克和伊莎白一身土布军装，跟学生们同吃同住。他俩喜欢端上一碗饭，在院子里一蹲，用英语与学生对话。进京之后，学校更名为北京外语学院，这习惯仍然未改。多年来，每周至少有三次到食堂与学生们一起吃饭、对话。
他俩完全适应了简朴的生活。再粗糙的食物，也能咽下；再糟糕的住地，也能入睡。炎热的夏天，在房东家，柯鲁克卸下坚硬硌人的门板当床，在门道一铺，便呼呼大睡。那几天，他没有刮脸，胡子一大把。有同学路过笑道：“你们看，像不像是济公活佛？”
家族六代之缘
“济公活佛”也有闹肚子疼的时候。那一天，柯鲁克疼得难以忍受，经华北军大的校医检查，疑是急性阑尾炎。叶剑英校长立即指示，马上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那是1948年8月，盛夏的暴雨哗哗下了一上午，学校负责民运的林念祖带着八名青年轮换着抬担架，在泥泞的路上疾行了五六小时，终于将柯鲁克送进了医院，及时做了手术。第二天一大早，伊莎白骑着毛驴来了，她看到柯鲁克腹腔的“定时炸弹”被摘除，脱离了危险，一再感谢林念祖和所有同志朋友们。
当时，最伤脑筋的是没有教材。柯鲁克夫妇想方设法搜集一些英文报刊，从新闻、文学、经济各方面挑选范文。每天晚上，打字机嗒嗒嗒响个不停，一本本简洁、实用的英语教科书，是柯鲁克夫妇的心血之作。
叶剑英校长还叮嘱师生们，为了安全，白天隐蔽，减少活动。
一次国民党空军来袭，飞机几乎是擦着屋顶飞。重机枪一阵扫射，将柯鲁克夫妇的房顶打穿，露出几个大窟窿。柯鲁克笑着说：“我看得见飞行员，他看不见我，当然打不中我啰！”
又一次，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傅作义的骑兵要来突袭。师生们紧急集合，星夜从获鹿向赞皇县转移。柯鲁克刚做了手术一个月，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仍然坚持急行军。一百多人组成的一支手无寸铁的队伍，在茫茫黑夜中向南疾行，不久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沿途的村庄一片沉寂，想到在这坦荡如砥的大平原，是敌人骑兵驰骋的好地方，更让人心情紧张。经过摸索，走到晨光微熹之时，看到了一些树影。在光秃秃的平原，有树必有村庄。一路走去，发现了一条小溪，又渴又累的队伍，在小溪边散开。这时，领队的与大部队联系上了——原来，经过一夜急行军，到家了！
那个美丽的早晨，伊莎白和柯鲁克出现在小溪边，满脸欢笑跟同学们用英语打招呼。四十多年之后，他们的学生陈理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夜：“他们俩和我们同甘苦、共进退，始终沉着、镇静、乐观。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基础相当差。怎能担负外事、外交重任？这让柯鲁克夫妇暗自着急。不管干扰再多，教学绝不能耽搁。小马扎上一坐，膝盖就是课桌，农家小院、河边路边、军需仓库，从河北南海山到北平西苑老兵营，处处是课堂，随时随地学习。
北京外国语大学里位于东院校园的柯鲁克铜像
学生们说：“我们吃最粗粝的食物，学最纯正的英语。”
1948年只有六七名教师，四十多名学生的外事学校，如今已是拥有数万师生的鼎鼎大名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1949年10月1日，柯鲁克和伊莎白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与数十万群众一起欢呼雀跃。那一刻，他俩完完全全感觉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一步步向柯鲁克走去。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块小小的广场，四周有长青的松柏拱卫着，教学楼传来很轻很轻的读书声。“柯鲁克”微笑着，面对着过往的行人，既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威严仪表，又有资深教育家的亲切感。雕像下面，用中英文镌刻着几行字：
大卫·柯鲁克（1910—2000）
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
中国人民的朋友
从1948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其前身任教
这是柯马凯经常陪着伊莎白遛弯，最后到达的目的地，也是柯鲁克众多的中国朋友来看望他的地方。
学生们说：“柯鲁克夫妇，是我们心目中白求恩式的教师。”
柯鲁克夫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已经成为遍布世界和中国各地的外交官、知名教授。更早一些，一位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杨振华，后来是安徽大学教授，古稀之年回忆起柯鲁克时这样写道：
“他讲课内容丰富多彩。讲课时，像一股清泉潺潺流淌。他所讲的说服力强，简洁典雅的英语十分流利，这一切使我们叹服。而听他的诗歌朗诵才真算得上是一种享受……”
柯鲁克夫妇的儿子柯马凯也继承了父母从事的教育事业。1994年，柯马凯学成归来，和朋友一道在北京创办了京西学校，为来华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国际教育。
2010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一百周年之时，伊莎白的孙子柯晨霜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来到祖辈生活和工作过的华西医院，学习烧伤整形外科专业。在华西坝，保留至今的祖屋，气势恢弘的历史建筑以及钟楼荷塘、塔柏花径，让他领略到百年老校的迷人风采。源远流长的加中友情故事，正由一代新人续写。
我们走到柯鲁克塑像前，合影留念。
柯马凯指着塑像两边的长椅子说：“这是学生们捐赠的。坐一坐吧！”
我们坐在椅子上，仰看永远向世界微笑的柯鲁克。伊莎白对着柯鲁克一笑：“他，当然想让我们留下来，多坐一会儿。”
“留下来，留下来。”这是柯鲁克和伊莎白在人生的关键时的选择。1948年，外事学校需要教师，他们留下来了；1960年，英国利兹大学给他们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当时因为苏联专家撤走，他们考虑，这时离开中国容易让人误认为他们投向了苏联，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再次决定留下来；“十年动乱”之后，他们永远留下来了。
曾在华西坝生活与学习过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一个人的生命从祖先那里就开始了，又向后延续到他的子孙那里。”
从伊莎白外祖母，到她的曾孙女，六代人的生命在华西坝、在十里店、在北京延续。整个家族像一棵参天大树，长出了很深很深的根，紧紧拥抱着中国的大地。
准备离开时，向素珍提醒柯马凯：“明天，我要接伊莎白去参加中国书法家为她举办的一个活动。”
柯晨霜与姐姐文杨兰在华西坝钟楼前合影
柯马凯说：“明天的事，我知道的。后天，我妈妈还要参加学校的团体操比赛。”
伊莎白会意地一笑。
夕阳熔金，晚霞中的校园人来人往，更显得生气蓬勃。回头望柯鲁克，塑像下镌刻的文字特别耀眼。
我注目于“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一行文字，光芒四射。
（本文原载于2017年12月20日、2018年1月3日、10日《华西都市报》
作者：谭楷 供图：谭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