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1953年4月27日，我受邀于密歇根大学进行首次海沃德·卡尼斯顿讲座，随即萌生了写作此书的想法。那次讲座内容的扩充版，后来以《美国民主和反智主义》为题，登载在1953年8月8日的《密歇根大学校友季评》上。我意识到我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想要继续下去的念头难以抗拒。以讲座方式谈论书的内容大有裨益：最初，我面向的是剑桥大学本科生中的几个历史社团，那是在我担任“美国历史及建制”课题的皮特教授讲席的1958—1959学年；其后是1961—1962学年在俄亥俄州海拉姆学院的斯佩里-哈钦森讲座、南加州大学海恩斯基金会讲座以及史密斯学院的希斯金德讲座；最后是1962—1963秋季学期，当时我是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科委员会及1932级学生讲师”的高级访问学者。这些机构里很多人对我热情相待，对此我铭感五内。

这项研究的某些特殊方面的开展，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以及教育促进基金项目下“美国历史上教育之职能”委员会项目的资助。卡内基公司的赞助让我能在一整年的假期里全心投入，提早完成这项工作，并且还得到了极为充分的研究协助，这些原本是十分难得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我的时间安排方面相当慷慨，在我就读研究生期间和在历史系任教的25年时间里，我与这所大学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无数智识上的裨益，在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在文字和内容上，贝翠丝·霍夫施塔特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极具价值的指正。我的同僚彼得·盖伊和弗利茨·斯特恩阅读了整本原稿，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建议。在写作的几年中，我的研究助理小菲利普·葛莱温、卡罗尔·格鲁伯，内尔·哈里斯和安·莱恩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数年里，我的多位朋友通过和我探讨观点、提出建议、引荐新材料或是阅读初稿对我提供了帮助，我想要致谢的有丹尼尔·艾伦、丹尼尔·贝尔、李·本森、约翰·M.布鲁姆、卡尔·布莱登堡、保罗·卡特、劳伦斯·克莱明、芭芭拉·克罗斯、罗伯特·D.克罗斯、马库斯·坎利夫、斯坦利·埃尔金斯、朱利安·富兰克林、亨利·F.格拉夫、罗伯特·汉迪、H.斯图尔特·休斯、爱德华·C.柯克兰、威廉·E.洛伊希滕贝格、埃里克·麦基特里克、亨利·梅、沃尔特·P.梅茨格、威廉·米勒、厄内斯特·纳吉尔、大卫·理斯曼、亨利·罗宾斯、多萝西·R.罗斯、艾文·塞恩斯、威尔逊·史密斯、杰拉德·斯蒂恩、约翰·威廉·华德、C.范伍德沃德以及厄文·怀利。既然由我的思想催生的大多数争议尚未盖棺论定，那么以为上述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本就与我意见一致，那将是特别讽刺的。

一个涉猎如此广泛的课题带来的满足感，未必能超越作者所要依靠的那些专项研究。我希望我的注释阐明了主要的借鉴出处，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并不能充分表达当代美国历史学界给予我的全部助益。在对我大量参阅的书籍和文章进行思考之时，我注意到它们几乎全都成书于过去的15到20年间，集结起来便是体量非凡的作品大全。这个国家的智识大业正经受试炼，也许它们也该被置于天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