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你永远不会知道事物是怎样汇集到一起的。自从大学毕业以来，我一直对以人类思维和大脑为主题的研究很感兴趣。然而我只能对该领域浅尝辄止，因为我必须将主要精力投入我的日常工作——写以政治学、政策、社会学和文化等内容为主题的评论文章。然而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念头一直挥之不去。致力于研究人类思维和大脑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一个个令人惊奇的成果，揭示出我们究竟是谁，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中产生足够的影响。

撰写本书就是为了尝试造成这样的影响。在写作过程中，我尝试着将枯燥的科学结论和心理学研究成果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评论和文学结合起来。

无须任何人提醒，我明白这是一次冒险的尝试。对于人类思维的研究尚未进入成熟阶段，许多发现都还颇有争议。当新闻记者试图把专业人士得出的复杂结论用简单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时，当然会很容易忽略掉结论当中的某些微妙细节，甚至忽略掉那些专业人士觉得至关重要的细节。此外，专业人士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新闻记者都有着本能的厌恶——我们拥有像《纽约时报》、美国公共电视广播网络、兰登书屋这样的平台，经常会试图用简短的一页甚至一段文字来概括他们一辈子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值得这样冒险，因为近30年来的思维与大脑研究所揭示的内容确实至关重要，它们确实应该重塑我们对政策、社会学、经济学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我试图在描述这些发现时避免在科学上冒险，我试图只叙述那些已经得到一定程度认同的发现，即使关于它们还存在一些争议（这样的争议永远都会存在）。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作家。我并没有尝试描述大脑到底是怎样工作的，我也没有胆量去阐述某种特定的行为到底是由大脑的哪些区域经过怎样的复杂过程决定的。我只不过是试图描述这些研究工作具有的广泛意义。

我根本没有办法把这本书写得尽善尽美，达到让所有研究人员都满意的程度，但我至少试图尽可能把最初得出重要结论的科学家们的名字记录下来。我尽可能地引用他们的原始描述文字，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始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我还需要向许许多多帮助我确定写作主旨和写作风格的人们致谢。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杰西·格雷厄姆（Jesse Graham）纠正了本书中科学方面的错误。他的妻子萨拉·格雷厄姆从文学角度审阅了本书。《位于易撞毁角落的房子》（The House on Crash Corner）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明迪·格林斯坦（Mindy Greenstein）审阅了绝大部分底稿，哥伦比亚大学的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也审阅了一部分底稿，这两位专家都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的《纽约时报》前记者谢丽尔·米勒（Cheryl Miller）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她帮助我搜集资料，编辑校对，核查数据，她的出众智慧和卓越能力有口皆碑。我的父母迈克尔·布鲁克斯和洛伊斯·布鲁克斯也阅读过书稿，并且提出了很多编辑方面的意见，他们遵循着对我一贯严格要求的完美主义标准。我在《纽约时报》的工作搭档戴维·莱昂哈德（David Leonhardt）也提出了宝贵的反馈意见。

与多位专业研究人员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感谢弗吉尼亚大学的乔纳森·海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东尼奥·达玛西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迈克尔·卡扎尼加、宾夕法尼亚大学玛莎·法拉赫、弗吉尼亚大学的蒂莫西·威尔逊以及其他为我讲解诸多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专家们。我还要感谢美国社会情感神经科学学会、边缘科学社、邓普顿基金会、神经与社会科学中心等组织负责人的支持，他们允许我参加相关领域的科学研讨会，并且介绍我结识相关领域的专家们。

本书英文版编辑威尔·墨菲（Will Murphy）才华横溢，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支持和鼓励。我的私人助理格伦·哈特利（Glen Hartley）和莉恩·朱（Lynn Chu）总是对工作充满热忱。我的媒介助理比尔·利（Bill Leigh）通读了文稿并且提出了真知灼见。我也深深地感谢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们——莱罕·萨拉姆（Reihan Salam）、丽塔·科甘松（Rita Koganzon）、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和安妮·斯奈德（Anne Snyder）——的帮助。为了给本书取个合适的标题，我参考了大约2400万位网友的意见，为此我要感谢帮我收集网友反馈的琳达·雷斯尼克（Lynda Resnick）和约西·西格尔（Yossi Siegel）。

当然，我也需要感谢我的孩子，约书亚、娜奥米和亚伦。最后我郑重地感谢我的妻子萨拉。她可以证实，我之所以想要撰写这本关于情感和感受的书，并不是因为我天生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而是因为我天生不善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