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与科技期刊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手抄新闻和印刷新闻最早是出现在中世纪的罗马时代，这种新闻的传播方式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简单的传播信息的渠道，同时通过这个渠道获得科学研究成果的首次公开发表权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但是期刊的发展却经历了非常艰难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形成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期刊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种期刊不管是在种类方面还是数量与内容方面，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与进步。期刊的种类越来越多，内容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形式各异，使期刊这一行业成为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之一，有效地传播了人类的智慧与才华，从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1]
通常认为期刊是按照一定的编辑思想，以刊载文章和评论为主的定期或不定期印刷装订成册后，连续印行的出版物。它具有连续的期数和固定的名称，按照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并且具有相同的开本和版式。美国兰登书屋大字典这样定义期刊：定期发行之出版物，通常以纸面装帧，形式上包括有许多作者之小说、短文、诗歌、评论等，通常亦配有图片与插画，长就一特定之事物或范围出版特辑。1964年11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大会上对期刊做了进一步的指出：所有的采用同一标题并且以连续不断（无限期）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出版，每年至少出一期（次）以上，但是在每期中均标有某一期的编号或者标明出版日期的期刊。中文的期刊名称有刊物、报、杂志、期刊、丛刊、汇编等多种说法。中国最早的高校学报可追溯到苏州东吴大学1906年创办的《学桴》。在它的发刊词中，编者提出了这样的出版目的：“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2]
通常按照期刊所编写内容的不同，一般把期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社会科学类期刊，以刊发社会科学、哲学、政治、文化、经济、新闻事业、教育等学科为主的期刊；第二种是科学技术类期刊，以刊发自然科学及技术类内容的刊物；第三种是文理综合类期刊，这类期刊，既刊发社会科学类文章也刊发自然科学及技术类文章，可以在同一期中分不同文理科栏目，也可以按照文科版和理科版进行分类。本书我们主要以部分文理综合类期刊和科学技术类期刊为对象展开研究。
从某种角度上讲，一个国家科技期刊的发展与繁荣，代表着一个国家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主要表现之一；在一个国家中，学术界对科技期刊的认知，包括对科技期刊的社会功能、地位、作用，认知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的发展水平，反映了编辑出版工作者和国家行政管理者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怎样体现对科技期刊的重视，首先要为科技期刊的出版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用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同时有效地安排好科技期刊的出版，对于促进科学研究、教育、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的科技期刊事业和经济发展与科技综合实力一样，处于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历史阶层，但是也面临着众多的发展困境。因此，作为科技期刊编辑需要深入研究科技期刊的发展前进之路，困境、挑战和机遇共存。因此，在办好科技期刊的同时也需要对此有一些思考与探索。[3]
从出版者的角度看，民国时期创办的学术期刊按主办单位可分为三类：一是新社会创办的学术期刊；二是各级各类高校创办的期刊或其他学术期刊；三是独立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创办的学术期刊。在这三类期刊中，尤其是学术期刊中，高校出版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较为显著的成就。
其中，在各级各类高校创办的期刊或其他学术期刊中，高校内部的研究机构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的建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学习西方大学制度、寻求学术自主发展、迫切需要继承书院学术精神、迫切需要转变学术研究方式的背景下产生的。
早在1810年，一种新兴的大学模式诞生，它与传统的大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对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有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就是时任德国教育部长威廉·冯·洪堡创办的新型的柏林洪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不同于传统大学，他第一次将教学和科研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大学不仅仅是教学的场所，同时也需要开展科学研究。新型大学与传统大学的根本区别就是在新型大学里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有效结合，满足这种需求的研究所应运而生。这种新型的研究机构，有效地促进了大学师生从事各种专业或特殊领域研究的发展，也促使各种知识不断分化组合、新学科不断涌现。柏林洪堡大学成为第一个创办研究所的大学，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办学体制，这种学术自由的学校氛围非常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界的需求，因此被广为学习效仿，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榜样。此后，参照柏林洪堡大学模式，波恩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新建的大学以及莱比锡和海德堡等大学都对办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学术自由和科研精神逐渐成为德国大学的一种风气。在以前的大学中，培养专业人才是大学最早、最基本的社会职能，而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代表的新大学则把科研职能确立为大学的最新职能。
正是因为德国的大学认识到了科学研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及时将科研职能确立为大学的最新职能，也是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才使德国成为近代大学相对发达的国家，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国家的大学都纷纷效仿，比如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几所大学纷纷设立专门的研究院，将教学和科研有效地结合起来。其中以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为典型代表。
在当时，有一批满怀爱国情怀，致力于科技救国的有志青年学者希望借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变落后的中国。在他们看到了西方大学的变革以及完善的大学制度后，使他们觉得这种大学制度才是更适应社会发展，有利于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模式，一定要把柏林洪堡大学的新理念带回到国内，改善国内的大学体制。学习柏林洪堡大学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大学的功能和科学研究的发展。因此，他们回国后，积极呼吁在中国建立现代大学，聚集人才，开展学术研究，并要求在大学设立研究机构，以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介绍西方大学研究院的热潮。最典型的代表是时任北大校长的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蔡元培看到中国大学教育体制的落后，特别是在亲历了德国大学研究所的学习生活和通过对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研究与教育统一”的原则的学习之后，认识到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在教学传授知识的同时，让学生了解并自觉地主动地开展科学研究，这是比教学更进一步的学习，经过研究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才更加彻底和深入。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研究机构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他积极采取行动，希望在中国的大学也建立类似西方的先进的研究机构，使之在中国开花结果，进而推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蔡元培在1912年制定公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的研究院所制度进行了设计。1917年至1927年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明确提出，仿效德国大学制度，学习德国先进的现代大学将教学和科研有效融合的模式，具体措施包括把清末的通儒院改为大学院，将这些大学院作为大学教授与学生开展学术研究的场所，类似于欧洲先进大学的研究院。后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于是在北京大学积极创办研究所，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所创建工作的同时，仍然不断地给国内学者介绍宣传国外大学研究所的情况。1919年蔡元培审阅吴敬恒的《海外中国大学末议》后，对我国各学校落后的设备、恶劣及落后的环境时非常感慨：我国正在不断地把欧洲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引进国内，但与之相对的是国内设备太简陋了，环境也非常不适合。就像北京大学，作为国内最高端、最高级的学府，它的资源也是非常匮乏的，像图书、标本、仪器等这些常备也是必备的资源，很多毕业生毕业之后想要继续搞学术研究，继续深造却因客观条件不满足而无法实现。可见资源是非常匮乏的。而其他的像美术馆、博物院、专门学会以及特别研究所等，没有一个是可以为研究学术而建的。
由此可见，尽管在当时为了传播先进科学知识，向欧洲先进的国家学习高等学校教育方法，虽然我国积极地向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的大学办学经验，也已经仿建了像京师大学堂等一些新式的高等学堂，框架虽然已经搭建起来，但进行现代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基本设备和成型制度仍然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在1920年底到1921年的8月，为了学习欧美研究所制度，蔡元培被派往欧美对欧美国家一些先进的高等教育进行考察，学习一些先进的进行现代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基本设备和成型制度，在大家为他送行的欢送会上，他向为他送行的朋友和同事们说，每个省的教育都应该以高等教育为中心，以大学为中心，而一个高水平的大学，博物院、藏书楼和研究所是必不可少的。这次出去考察的目的也在于此，重点看一下国外办学的先进经验。因此，他特别注意了考察过程中的大学各研究所，并着重了解学术研究机构的内部组织架构建设，希望能在国内加以效法。在这次考察之后，通过更深入的了解欧美国家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之后，他对大学研究机构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也是信心满满，准备要在中国对教育体制彻底改革。另外，不仅仅是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学生在学习到一定程度，课程积累到一定阶段，也都会进入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所以一个大学，如果能做到分班授课和专门研究可以同时进行，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两者不能兼顾，与其专做分班讲授的机关，还不如单做专门研究的设备，这样花费的资金较少，但是收获和成效更大。现如今的大学，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所，可以让教师、学生，甚至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研究。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公立或私立的特别研究所，这种研究所是让一些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开展学术研究，不再受分班以及年制的限制了。
1925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览序》中再一次指出，外国的大学，一门学科都会专设一个研究所。而且研究所的条件也非常好，配备非常齐全，设备也非常先进，比如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等。可以满足不同老师和学生的需求。同时，他的陈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把研究所设在陈列所里面，比如他们会把植物学研究所设在植物园里面或植物标本室中；人类学研究所则会设在人类学博物院里面等。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大学研究所中特设陈列所，比如在美学及美术科学研究所中设置美术史陈列所，而在古物学研究所中设古物陈列所等。他们的这种陈列方式是比较先进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陈列所，它不但是供学校的教员与学生学习和参考使用，而且为了做到传播文化和知识的目的，每一周都会规定某几天为对外开放日，以供社会大众中对这些研究感兴趣的校外人员来参观。
蔡元培更倾向于在我国现代大学中创建可以让较适合学生从事研究和学习的研究所。于是1930年，蔡元培介绍西方大学的教育现状时称：大学教员有教授、额外教授与讲师等，以一定时间，在教室讲授学理。其为实地练习者，有研究所、实验室等。研究所大抵为文、法等科而设，备有图书及其他必要之参考品。本为高等学生练习课程之机关，一般会专设这样一门课程，教师会为大家列出选题，然后指定某几本教材，让大家先自己研究讨论，几个学生一组，并最后在会上交研究报告。可见蔡元培是非常欣赏、极力推崇并力图效法西方近代大学的这种设置研究所的模式。
1914年，任鸿隽从美国回国，他为中国学生回国后缺乏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而忧心忡忡。他建议尽快建立这样的学术研究机构。
任鸿隽，字叔永，祖籍浙江湖州，1886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辖县）。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辛亥革命元老，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任鸿隽对待留学回来的留学生时指出，这些学生回来之后没有合适的学校让他们可以继续从事连贯的学术研究，没有合适的图书可供他们参考学习，也没有合适的实验室供他们实验，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学或者老师交流。时间久了，所学的知识真就留存不了多少了。1915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正式建立了私立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1916年，身为社长的任鸿隽希望能够把西方科学精神和方法连根带回到中国，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科学会的组织理念和组织方式对高校科研院所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18年，任鸿隽指出科研机构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任何的发明创造的前提都是研究，而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积蓄力量。于是，这就要求建立一定的科研机构，科研机构让一批从事同样研究的科研人员汇聚在一起，使科学研究从个体行为变成有组织的集体劳动，通过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使科学研究能够不断进行下去。这与现在课题研究有相同功效。
在任鸿隽看来，大学及专门的研究所，必须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学校本来就应该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是汇集知识和智慧的地方。所以看一所学校创办的是否成功，成效是否显著，只需要看它的组织设置是否得当。同时他还强调，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教学，更重要的是研究，他还指出仅仅只给学生讲授课程，而没有任何科研研究的学校不能被称作是大学，因为“大学的职责，不只是在教授学科，而尤在于研究学术，把人类智识的最前线，再向前推进几步”。(https://www.daowen.com)
任鸿隽认为大学的首要职责是学术研究，还指出，科学的发展和继续，一定是以研究所作为中间联系纽带的，如果没有专门的研究所那么科学的研究要想深入和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想让科学发展也必须把设立研究所作为第一要义。
现代，按隶属关系的不同，我国将研究院所划分为以下5种：①各级政府部门设立的研究所。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系统的各类研究所。③隶属于高等学校的各类研究所。④企业设立的研究所。⑤科学家及企业家设立的私人研究所。
其中，在高校中的研究所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系所合一的研究所，是科研的基地和中心，它的任务主要是承担科学研究任务和指导研究生的科学研究；二是跨院系、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学校重要新兴学科的研究，是新院系或专业形成的基地。对于高等学校研究所来说，它作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机构，大多是按学科或稳定的研究领域设立的。它是学校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自行决定设立的，隶属于学校的学院或系。
学校还可与政府、机构、企业协作或接受其委托建立研究院所，由协议规定其管理方式，学校负责其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职能是在进行承担培养研究生等一定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进行有关领域课题的科研工作。关于课题的科研研究与一般的研究不同，他需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固定的研究团队，同时他们有固定的研究任务和一定的经费支持并配备好必要的仪器和设备，成员一般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专兼职的研究人员、教师、辅助人员和管理人员。通过对从近百年来国内外对研究机构的分类分析以及大学研究院所与独立研究院所进行比较来看，大学研究院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整个国家科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研究院并不仅仅只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会为社会和学校培养科研人才，在这种环境中，才会真正把教学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它与其他类型研究院所之间的区别。
后来，很多大学招收本科毕业生，专门从事高深学术的研究，并设立研究院专供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员从事科学研究。这既是大学研究院所设立的主旨所在，也是其职能所在。
在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的萌芽阶段，科技期刊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分布广泛。这些科技期刊分布广泛，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其他一些地区，传播范围广泛。
第二，存在时间。大部分科技期刊存在时间较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很多期刊存在不到两年，有的甚至仅有几个月，近代社会的动荡严重影响了我国本土科技期刊的发展。
第三，刊发内容。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贫穷就会挨打，落后就会被欺负，当时的中国科技落后，被西方列强强抢豪夺，科技期刊都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为出版主导方向，更多的是刊发一些贴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实用性较强的内容，让人们通过阅读期刊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帮助。同时，这些期刊也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发展实业来发展经济，强大祖国，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迫切愿望，科技期刊在传播科学知识、普及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刊物数量。根据《（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和《近代中国期刊篇目汇录》，经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1910—1949年，我国创办的科学期刊已达到369种，与1910年之前期刊的总数相比，1910—1949年我国科技期刊的数量飞速增加，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而且发行时间也大大增长，不再总像之前的期刊一样，办上一两期就会停刊。这也表明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知识群体，有一群固定的阅读群体，同时，编辑体系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规范。国内的学者也好，普通的群众也好，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科技期刊在大众科学知识的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
从区域分布来看，除西藏和青海，几乎每个省都办有一份以上的科技期刊，这一时期的刊物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上海、江苏、北京、四川和广东所办期刊的数量最多，成为当时科技、知识普及传播的主阵地。
从时间的分布情况上来看，1919年以前，科技期刊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较发达的地区，他们的经济发达，高等教育也发展较快。而在1919年之后，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科技期刊已经逐渐开始向全国范围推广。由于战乱和社会的动荡，导致一些科技期刊被迫迁址，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南京、上海的许多杂志纷纷迁往重庆，在这种时局和社会背景下，四川所创办的期刊数量急速增长，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江苏，排名第四。广东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拥有29种科技期刊，在全国排名第五位。另外，所创办的期刊也超过10种的有福建、湖北、山东、浙江。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得知，我国的科技期刊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覆盖面已经得到了拓展。有的地区多一些有的地区少一些，这种分布差异的状况首先是与各个省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其次是，与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息息相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发展较快的省份，他们创办的科技期刊的数量也相应较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量的科技期刊的主要创办者是以大学中的系或研究所的在职教师或者在校学生或者是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的合作办刊形式，而经济欠发达和高等教育发展不够的较为偏远的内陆省份，通常只办有一两种科技期刊，这与该地区高等教育的落后大有关联。
【注释】
[1]陈雯兰.进化与迁移——学术期刊的前世与今生[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17.
[2]黄振元.学桴发刊词[J].学桴，1906（1）.
[3]郑秀娟.科技期刊编辑探索[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3：1.
[4]唐颖.中国近代科技期刊与科技传播[D].华东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