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医学月刊》

第七节 《同济 医学月刊》

《同济医学月刊》于1925年10月创刊,一直出版到1941年8月份,共出版16卷约150期。由校内的外籍教师创办,并由医科教授盖思理、欧本海、史图博、费纳煦等负责编辑,以介绍德国最新医学为宗旨,用中德两种文字对照编印。

史图博,早年在德国耶拿大学供职,生理学家,研究生物体和生命科学。1924年春,史图博应上海同济大学邀请,到同济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和生理学馆主任。是德国政府在中国办学的代理与代表

民国时期,医学教育开始繁荣兴盛,医学院校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医学院校师生创办了一批高质量的医学报刊,成功地发挥了传播和教育功能,成为医学知识的传播媒介。

1911—1927年是医学类期刊发展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13所医学院校共创办报刊24种,占总量的20%。由于这一时期医学院校处在初步创立阶段,校办医刊规模不大,力量薄弱,缺乏稳定和连续,多为不定期出版。就内容而言,这一时期很多杂志是师生合作创办,内容五花八门,甚至还包含文学艺术和时事新闻等各方面的内容,属于粗放型的综合性刊物。由于形式内容不规范,加上旧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相对薄弱,介绍类和译述类文章比较多,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文章比重较小;早期医学院校中国本土教师很少,多为外籍教师教课与投稿,一些校办医刊采取中外文合璧的模式,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外语水平,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刊物的受众面变窄和传播范围缩小。

1927—1937年医学类期刊发展处于繁荣时期。这个时期,有30所医学院校共计创办期刊46种,占到总数的39%。在此期间,南京政府慢慢收回医学教育主权,建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关,各省均建设了医学院校,医学教育逐渐本土化,各种宣传现代医学的社团和刊物也在医学院校逐渐流行,达到了沟通中西、传播最新医学讯息的重要作用。1938—1949年是医学类期刊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是校办医刊的艰难维持时期,也是医学教育走出象牙塔,与中国卫生国情相结合的转型阶段,大量关注人民健康和战时卫生的校办医刊纷纷创刊,31所医学院校创办报刊共计49种,占总量的41%以上,再加上第一、二阶段延续下来的刊物,可以说是校办医刊百花齐放的时期,意味着这一时期医学教育的不断深化和医学传播重心的转变。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少医学院校颠沛流离到各地,许多医刊正常不能正常出版,甚至被迫停止编辑和发行,但是也有一些医刊在困境中自救得以生存,在艰难中谋得进步和发展。

1926年,协和医学院学生会成员杨济时联合一部分学生和本院青年医生发起组织“丙寅医学社”,在当时的《世界日报》用一整版出版《医学半月刊》,由陈志潜任主编,后又与《中华日报》和《大公报》(天津)合作,创办《医学周刊》(后结集出版)。

陈志潜,1929年,毕业于私立协和医学院。同年,任国民政府卫生部署技正,兼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主任。193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31年,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32年,任河北省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卫生教育部主任兼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副教授兼城市与乡村卫生教育区主任。1939年,任私立华西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同时任四川省卫生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重庆大学教授兼院长,四川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卫生系教授兼主任。1985年,任华西医科大学卫生学教授,又曾任九三学社顾问,四川省政协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杨济时,1926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留院任内科总住院医师。1930年被派往美国学习。于1932年回国,任河北定县保健院长,长沙湘雅医学院内科教授、教务长、代理院长,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内科指导员。后转贵阳医学院任内科主任、教授,后任衡阳市民医院院长、武汉医学院院长、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49年任天津第一纺织医院副院长等职。杨济时在内科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四大内科专家之一。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并担任重要职务。他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晚年在天津仍抱病坚持实验研究和著书。他著有《肾盂肾炎》和《心血管》两部专著,同时翻译了加拿大版《内科手术》。其旧居是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前后两幢。红坡瓦顶,混水墙面,房顶部有透视女儿墙。院落宽敞,环境优美。[8]

王一仁,精医,能诗文。与秦伯未、章次公、许半农等创办中国医药学院。曾任上海中医学会秘书长,并主编《上海中医杂志》,所著甚多,且曾与人合辑《神农本草经》。同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古文老师。后行医衢、杭间。在杭州又与中、西医同仁创办《医药卫生月刊》。著有《中国医药问题》及中医读本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