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油画在我国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油画创作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发生了重大转变，揭开了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画家们用画笔反思着过去，在油画的形式语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例如，詹建俊执着地发展着雄浑、壮美、浓郁的风格；朱乃正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融入了自己的作品；闻立鹏通过油画材料寻找表达精神内涵的语言；韦启美在作品中紧紧把握时代的节奏；李天祥和赵友萍坚持油画色彩语言的探索和表现；罗尔纯则对色彩的构成、夸张的造型情有独钟；等等。这些青年画家们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油画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的景象，他们以群体方式向现代艺术的各个方面伸出敏感的触角，表明新一代画家的艺术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油画绘画风格还突出表现了一种回归现实的乡土情。正如朱毅勇在画完《父与子》之后又创作了《山村小店》一样，许多艺术家将自己的关注点从对政治的关注转向对普通生活的关注。朱毅勇曾经这样写道：“1980年我创作了《父与子》，那是在宣传加强法制的形势下‘寻找’出的题材，在创作过程中，很大精力是用在主题的推敲和情节的安排上的……如果说我从《父与子》到《山村小店》有了一些进步的话，那就是创作的情感更真挚些……那种通常人们所谓的‘土气’，使我产生了一种朴实、纯洁的美感。”^[2]实际上，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影响艺术家精神和心态的焦点，也是“乡土写实”绘画的核心所在。

这一时期，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朱毅勇的《山村小店》、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张晓刚的《暴雨将临》等，代表了乡土作品的高度，被称为“生活流”或“乡土风”的艺术追求，成为一种新的艺术潮流。其中，罗中立的《父亲》用超级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纪念碑式的构图创建了中国油画的一个丰碑，并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动着人们。《父亲》这幅作品是在罗中立长年累月的生活积累和对大巴山农民深厚情感的基础上形成的。画面中呈现出扣人心弦和令人惊讶的细节——粗糙的皮肤、豆大的汗珠、额上深深的皱褶、浑浊的双眼、干裂的嘴唇以及干枯的手中端着的那个粗瓷大碗。《父亲》既是对个人苦难命运的同情，又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呐喊，同时深深地蕴藏着人道主义的情怀。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视觉感受，还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思考。(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罗中立的《父亲》是以同情的方式表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那么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则以一种冷静旁观的角度真实地塑造了高原上自然纯朴的人性之美。《西藏组画》是他在高原上的全部感受，是他“想让人看看在遥远的高原上有着如此强悍粗犷的生命”的结果。从美术史的角度上说，《西藏组画》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甚至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中国油画在造型艺术上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实际上，生活本身是平凡的，需要靠出色的艺术表现才能打动人心。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艺术家画什么，而是怎么画。陈丹青在他的《西藏组画》中，出色地解决了这个困扰许多艺术家的问题。

《西藏组画》展示了陈丹青对高原上纯朴、自然的人性的讴歌和赞美，冲击着当时统治画坛的工农兵形象。陈丹青在他的作品中，用真实的情感和熟练而朴实的绘画技巧缩短了观赏者与西藏高原的距离，这一点在后来描绘西藏题材的油画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除了扎实的绘画功底和高超的技巧之外，《西藏组画》还有对美术史的把握和艺术家的悟性，这也是《西藏组画》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深入和这一时期中国油画创作的日益繁荣，各种风格的尝试与探索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流派与风格，几乎成为中国油画界关注的主要对象。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油画作品呈现出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例如，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晚年黄宾虹》、杨飞云的《北方姑娘》、何大桥的《静物》等肖像和风景油画，都显示出古典主义风格和写实油画细腻、深入的特点，使中国油画呈现出空前的多样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