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费伯雄
1.生平
费伯雄（1800—1879），字晋卿，号砚云子，是费氏第二十二世孙，孟河费氏第七代医业的传人，为孟河医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
伯雄幼时聪颖过人，4岁能诵古唐诗，6岁入塾，7岁即能属对，以“帘卷玉钩钩”巧对“门关金锁锁”，惊其师友，堪称神童。自幼秉承家学，随祖、父习医，24岁时受教于其父挚友、镇江名医王九峰（1753—1823）。
清道光十二年（1832），费伯雄前往苏州参加科考，与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交情甚笃，考试结束后被林则徐留下为其治病。他虽中秀才，但却无意功名仕途，决心专志岐黄，“究心于《灵》《素》诸书，自张长沙下迄时彦，所有著述，并皆参观”。孟河医家众多，他谦虚好学，博采众长，医术不断精进，每日求诊者甚众，所居之处渐成繁盛之区。后经林则徐推荐，道光年间曾两度应召入宫治病。先为道光皇帝太后治疗肺痈，并取得了明显疗效，获道光皇帝钦赐匾额“是活国手”；后又治愈了道光皇帝的失音症，道光皇帝赐联幅“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此后，各路达官贵人纷至沓来。咸丰六年（1856），江南提督张国梁亲赴孟河，延请费伯雄前往丹阳，为清军江南督帅向荣治咯血，费伯雄手到病除，向荣赠费伯雄“功同良相”匾额一块；光绪帝的太傅翁同龢（1830—1904），1872年携侄子专程赶到孟河向费伯雄求诊；副丞相孙诒经，亦专程从京城赶来求医。自此，费伯雄名声大噪，求医、问学者络绎不绝，庭前车水马龙，蔚为大观。故《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
费伯雄博学多才，除医技精湛外，兼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六壬、技击等各艺，同时代文学家俞曲园称其“诗原本性情，文得欧阳神”，督学临川李小湖先生称其为“名士为名医”。
费伯雄医术之精湛堪为一代宗师，医德高尚更为世之楷模。他曾云：“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费伯雄少年时即事父母至孝，成名后积极组织、参与家乡公益事业，广结善缘。曾与孟河名医马省三等共同出资重建孟河接婴堂，又曾独力恢复文纪公育婴堂旧制。道光年间海潮泛溢，费伯雄劝州乡筑堤防涝，并亲历各州，赈恤数载，给予工食。凭一己之力平息乡民刘明松聚众截粮拒捕一事，使地方得以安宁，晚年任通江乡总董。时人恽世临所作之《费晋卿先生传》亦记载费伯雄晚年于家乡“独造桥梁，独新祠宇，独修谱牒，当务之急，靡不尽力”。费伯雄曾自撰联曰：“古今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人品，还是读书。”道出了他一生做人的行为与轨迹。俞曲园在费伯雄的文集序言中这样写道：“余自乙丑之秋，识毗陵费晋卿先生于吴下，须眉皓然，望而知为君子人也。吴中士大夫下逮儿童走卒，无不望车尘而迎拜。”由此可见费伯雄的品行、修为之高。
据《中国历代医史》记载，费伯雄八十寿辰之日，“亲友满堂，先生连进数十觞，乃举杯谓亲友曰：‘盛会难逢，秋风易逝，行将与诸君长别’。座客皆惊愕。先生曰：‘存，吾顺也；殁，吾宁也，得正而毙，亦洪范五福之一也。’果于是岁七月十六日，自沐浴整冠，含笑而逝”。
2.学术成就及影响(https://www.daowen.com)
费伯雄主张医道以醇正、和缓为正途，故将其代表著作命名为《医醇》，并对此“醇”字的重要意义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费伯雄曾独具慧眼地指出，战国时秦之良医以“和”“缓”为名，其中实寓有深意。
首先，费伯雄自释云，所谓“醇”字，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谓，若仅如是，浅陋而已矣，庸劣而已矣，何足以言‘醇’乎！”不可把费氏学术之看似平淡无奇当作平庸无才，即不是“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之漫无定见，不是无鲜明的学术特色。
其次，费伯雄认为，医学发展至清代，已经衰落，大不如前。当时医界医家各执一隅之偏，抱残守缺，标新立异，崇尚所谓秘方独法，并自以为是，导致各种学说芜杂已极，学派林立，且多互相攻讦。费伯雄告诫世人“疾病常有，怪病罕逢，惟能知常，方能知变”。医家没有全面了解医学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只是纠缠于某些细枝末节，则必定陷于僵化教条。费氏主张，对于医学要做到知常达变、执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归于醇正之正途。
第三，费伯雄又言，“所谓‘醇’者，在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如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其峻也正其醇也，此吾之所谓‘醇’也。”所以，“醇”代表辨证准确，用药对证，药到即效。无论平和之剂，还是峻猛之剂，只要用之合理，都属于“醇”之含义范围，故“醇”之精义在理而不在药。所以费氏云：“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
最后，费伯雄之“医醇”，代表医学的一种成熟和升华，即“大法圆融”之意，这是“醇”字的最为深刻的本质意义。费氏振聋发聩地指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此语禅机颇深，清代医界尚能出此宏论，实在难能可贵。医学本无正法、奇法之分，治病亦本无所谓秘方绝招。凡疾病之机，治疗之法，皆无外乎医理，只要医理精纯圆融，并运用得当，则一病自有一正对之法。若于医道未窥全貌，仅执一隅之偏者，才会有所谓秘、新、奇、巧之云云。能够做到“醇正和缓”者，一定是熟研经典，又能总揽后世各家之偏，由博返约，融会贯通，达到治病没有特长而又无不擅长的高超境界。费氏认为，医学界能够做到“不失和缓之意者，千余年来不过数人”。所以，费氏所谓“平淡之极，乃为神奇”，正是《老子》中所谓“大道至简，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意也。举手投足，从容和缓，看似平淡无奇，而实又无处不奇，医道至此，实已臻至化境。
费伯雄擅长治疗慢性疾病，尤其善治虚劳、杂病而享誉医坛。《费氏食养三种》沙彦楷序曰：“孟河费伯雄既以医治虚劳名同光。然不肯使病家多服药，多延医。故除病情变幻者外，其调补之剂，可以一方服数十百剂，或服之终身。”治疗虚劳，强调守方，非似急证，朝夕可效，若非辨证准确，胸有定见者，必难坚持一法。昔明代内伤大家薛己治病“无近期，无急效，纾徐从容，不劳而病自愈”，叶天士亦云“王道无近功，多用自有益”，皆同此类。故守方之法，即和缓之意，值得后人深思。
费伯雄辨证准确，还要归功于他在脉学上的成就。《清史稿》中记载，伯雄“持脉知病，不待问”。孟河医派另一中坚人物丁甘仁在《脉学辑要》序言中评价费伯雄“诊脉之神，出类拔萃，决断生死，历历不爽”。费伯雄自言《医醇賸义》一书“首察脉，次辨证，次施治，此三者为大纲”。第一卷即详论脉法，阐述自己在脉学上的独到见解，又称“晋卿脉法”。若独立成帙，实为一部脉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