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邹云翔最为突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体现在中医肾病学方面。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邹云翔就已经开始使用中医疗法治疗肾病，取得良好的疗效，是现代中医治疗肾病的先驱，在新中国成立后，编撰的中医肾病专著《中医肾病疗法》将历代中医典籍、医家、医案中有关论述肾病系统疾患，梳理综集其大成，包括病名、病因、病症、治疗方药等，运用了现代医学对肾脏病最新研究的成果，包括肾脏的解剖、功能、病名、病症、病因等，把肾脏病作为一门学科、专科，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医，并记录了较多验方。

对于肾病病因，邹云翔认为外因为外感六淫、疮毒之邪以及肾毒药物，内因主要与人体肾气相关，肾气即肾精化生之气，泛指肾脏的功能。在肾病内外病因中，他提出肾病的发生主要责之于肾气内因。《内经》当中，人的生、长、老、衰，都是以肾气描述，包括肾的功能，从而影响到人体的整体功能。邹氏认为肾气充足的人，即使外邪入侵，也不会发生肾炎。这正如《内经》所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肾气不足之体，在外感侵袭下，病邪可乘虚而入，导致肾炎发生。这也如《内经》所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邹云翔内因肾气学说的提出，弥补了中医肾病理论的空白。

邹云翔创建的肾病治疗大法主要有补气养血法、温肾化瘀法、温通导浊法、疏滞泄浊法、补肾调摄法、益气养阴法等，邹云翔指出各种慢性肾炎，中医治法都以补气养血、化瘀温肾为根本治疗大法，在温肾行血宣瘀的处方中，佐通阳行气的药物，肾脏血流才不发生障碍，为活血化瘀法在肾病中的广泛运用开了先河。应用药物常以桃仁、红花、当归、赤芍、泽兰、川芎、怀牛膝、参三七、干鲍鱼以及虫类药全蝎、僵蚕、蜈蚣、虫、水蛭等，运用活血化瘀运行血气的治法，使用范围很广，急、慢性肾炎，肾性高血压，多囊肾，肾衰竭等疾病，包括老年病，都可以运用此法，通过活血和络，以运行血气，达到增强肾气的治疗目的。

温通导浊法是邹云翔受仲景大黄附子汤启发得来，临床上常出现的肾病水肿，证属脾肾阳衰，水湿为患，虚实夹杂，通过大黄苦寒，佐以附子刚燥之性，寒热配伍，温通并行，辛开苦降相辅相成，非温不能散其寒，非下不能去其实，附子配伍大黄，温通兼施共下寒实。他的心得是：口服时要用熟大黄，药性缓和，解毒而不伤正气，生军（即生大黄）可在灌肠方中应用；附子乃药中四维，补虚泻实之良药，峻补元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对阳虚寒盛之严重水肿少之不得，长于健脾温阳，行气利水方中重用附子至30～60克，疗效颇著。(https://www.daowen.com)

疏滞泄浊法的提出，与20世纪60—70年代西药治疗肾炎中出现的药物性库欣综合征患者有关，这些肾病病人对激素治疗不敏感，但出现不良反应较大，往往有浑身乏力、胃纳减少、全身水肿等症状，妇女或可出现经闭。邹云翔将此类证候称为激素性气血痰湿阻滞证，创用疏滞泄浊法，取《丹溪心法》越鞠丸加减，以疏其气血，泄其湿浊痰瘀，使失常之升降出入功能得以恢复，配合使用后，不仅能减少激素的不良反应，还提高了其治疗效果。

在用药方面，邹云翔最早发现虫草和大黄在治疗肾病方面的特殊功用，提出虫草为冬夏二令之气化，感阴阳二气而生，能补肺阴纳肾阳，虫补下焦之阳，草益上焦之阴，两者补阳益阴，用于治疗肾劳、肾结核、肺结核有效，尤其适用于慢性肾炎晚期出现尿毒症的情况；大黄治疗肾病在临床运用中逐渐成为共识，很大原因是受邹云翔在肾病用药方面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对大黄治疗尿毒症进行了临床实验研究，逐渐证实了大黄在肾病治疗中的药理作用，目前，大黄用于治疗急、慢性肾衰竭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的热门课题，由大黄有效成分及大黄复方治疗慢性肾衰竭的中成药也正在不断开发之中。

邹云翔很早提出药毒伤肾的理论，这一见解比国际上早十余年。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患者本身肾气不充，又兼药物损伤而导致肾病。因此，他主张在肾病或其他科病证的治疗中，忌克伐肾气的药物、方剂，少用、慎用苦寒辛凉之品。若非用不可，时间宜短，剂量要小，同时注意适当的配伍，如大黄与附子相配，黄柏与肉桂相配，川连与吴茱萸、肉桂相配，等等。

邹云翔重视国学与中医医学的融会贯通，坚持中医传统，同时强调温故知新，借鉴西医学之先进方面，洋为中用。在辨证论治上，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注重脏腑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外界环境、情志因素对机体的影响，从而确立治疗法则；临诊处方，酌古准今，灵活化裁，依据病情，注意扶正祛邪，遣方用药善于以补配消，以温配清、以降配升、以涩配通、以敛配散、以润配燥等法，在临床中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