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的拆通】：

官话而已

家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1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收入《伪自由书》。“民族主义文学”是1930年6月官方人物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发起的文学运动，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以“民族主义文学”为旗号，反对左翼文学。1931——1932年，胡秋原、苏汶（杜衡）等自称是居于“左”、右翼两大文艺阵营之外的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19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在小说《莫班小姐》“序”中，最早提出“为艺术的艺术”的观点，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20世纪30年代初，新月派梁实秋、“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都曾宣传过这种观点。1932年2月在上海创刊的《大晚报》，其副刊《辣椒与橄榄》，由“民族主义文学者”张若谷主编，《火炬》由崔万秋主编。鲁迅根据《大晚报》上的一则消息，揭露了当局压制言论自由和“民族主义文学者”用“不愿通”的文字来掩盖军警枪杀农民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