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中的文化格局：建筑、宗教、文学、文字、习俗
史念海先生认为，“举凡各地的风俗习尚、族类居住、儒家经典、鞍马骑射、音乐舞蹈、宫殿建筑，皆有涉及。各地风俗习尚不尽相同，甚而还有凿枘难入之处。这样的差异往往能在都城得到融合，向更高处发展，对于全国的文化也就起更多的促进作用。熟习儒家经典和锻炼鞍马骑射，本是文武殊途，一经融合，便是既文又武，相得益彰。”[28]元大都正是这样一个典范。
在元帝国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将各民族的人口卷入其中，因此元代人口的民族构成较以往各代都更为复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对大都人口的繁庶和市场的繁荣称羡不已，在他的行记中连连发出慨叹，称汗八里“户口繁盛”“城内外人户繁多”“居民之众”“百物之输入”“世界诸城无能与比”。流入大都的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匠户民夫的流入。如至元二年（1265），元“徙镇海百里八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又徙奴怀忒木兄砲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造船运粮”[29]。至元三年（1266），“籍高丽民三百人为兵，令君祥统之。从秃花秃烈、伯颜等军，筑万寿山，复从开通州运河”[30]。二是官兵及家眷的定居。由于政权的需要，不仅大批的蒙古族官吏、士兵及其家眷入居大都，甚至有不少唐兀人、畏兀儿人乃至欧洲人来到大都入仕做官。三是来此贸易的商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旅居此地的文人等等。由于元代统治者来自朔漠，在人口政策方面对蒙古人、西域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有所偏重，吸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大都，包括前朝定居中原的契丹人和女真人、来自蒙古大草原的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以及被蒙古人强制迁移到这里的少数民族部众等。地域方面，远至漠北、东北、云南、畏兀儿、吐蕃等边远地区的民众都纷纷向元大都集聚。据统计，当时大都人口总数达110万，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0。[31]其中，工匠及家属人数达33万8000余人，宿卫诸军10万人，佛教寺院、基督教徒8万人左右（佛教寺院7万余人，信奉基督教的斡罗思人近万人），乐工、富商6万3000余人，下层市民、农业人口41万（下层市民包括小商小贩、私人小手工业匠户、儒户、医户、驿站户、车站户、洒扫户和观星户等等），官府、宫廷人口11万人。[32]各族民众、各式居民及域外人士的共居杂处，赋予了元大都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特色，加之元朝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积极吸收各民族、各宗教的文化成果，促成了元帝国特别是元大都开放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格局，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典型范例。
在元大都，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空前融合，塞外之风与中原旧风或比邻而居，或混融一体，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特色。
（一）建筑：农耕与游牧文化融为一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往往最直接地反映在建筑上。当年，当蒙古人逐鹿中原时，他们把草原的雄风吹到了平原沃土，同时也把中原的农耕文明带进了蒙古毡房，元代的都城建设就是这两种文明交融的见证。
元大都按照汉族“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理念建造。“回字形”城郭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中象征皇权的设计风格，元大都建有三重城垣，是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并利用原有的条件和地理特点规划的。它以外城、皇城、宫城的南门为中轴线，形成了“坐南朝北”的布局。所有城墙均采用泥土夯筑。上述种种，均是汉族文化特色的呈现。但是，草原文化的影响在元大都也随处可见。元大都城门的建筑形制带有明显的哈剌和林城门形制的痕迹，如：肃清门的遗址显示，其地基夯筑非常坚固，有大量木炭层和烧土堆积，由此可以推断该城门在修建的时候可能为“过梁式”木构门洞。[33]其对砖石混筑材料的使用，也与哈剌和林的城门如出一辙。大都规整有序的城市格局中也保留了不少草原文明的特征。如大都皇城是以太液池为中心，由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三大雄伟的建筑组成，构成以太液池为城市和宫廷的中心，宫殿环湖而建，苑主宫客的格局。其以太液池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布局的方式，折射了蒙古族“逐水而居”的习俗。与此恰好相反，汉族宫苑的宫殿与苑囿在空间上是严格划分的，城市总体布局讲求“礼”“乐”对应，处处呈现阴阳互补的宇宙图示。
元大都建设者的构成也反映了蒙、汉及其他民族融合的特点。元大都的设计者为汉族人刘秉忠，而具体负责领导修建工程的包括汉、蒙、女真、色目等族官员，参与建设这座都城城池、河渠、街道、里巷者，则包括了各民族、各地域的普通民众，这也注定了元大都“混搭式”建筑风格的形成。
行走在元大都的宫殿内，回廊殿阁，雕栏画栋，汉族元素无所不在：无论是皇帝皇后的宝座、御榻、御道上，还是殿内外的楹柱、栏杆、门窗上，龙形装饰随处可见。但在充分吸收以《周礼·考工记》为主的中原汉族政权都城建设经验的同时，元大都的建设也融入了一些蒙古游牧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宫殿内反映尤为突出。大都的宫殿虽以汉族传统风格为主，但同时也体现出一些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色。如：在广寒殿，“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龙形与马形纹饰同时出现，无疑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彼此交融的结果。又如：宫殿一方面大量使用汉地传统的木结构和门阙角隅之制、雕梁画栋之艺，另一方面又在后宫的布局上保留了一些纯蒙古式的帐幕建筑，并建有多处鹿顶殿、圆顶殿、畏兀儿殿等其他民族的宫殿建筑。而在鹿顶殿的墙上，元世祖则令人悬挂了壁画《蚕麦图》，以时观之，以知农事。当然，宫殿内还有很多游牧特色的设计：宫殿的围墙外部，要用菱形、三角形纹、哈那纹（蒙古包支架图）饰的毛毡（“希日德格”）包裹起来，在宫殿内部，普遍设有壁衣和地毯。大都宫廷内不仅有游牧民族住居风格的蒙古包，还有专门供皇家使用的猎场。此外，宫殿之内铺设了大量兽皮、毡毯，入门的地方还摆放着木质银里的漆瓮，高1.7丈，可以存酒50石。在宫殿四周种植了大片草地，丹墀之前，特意栽种了一种从漠北草原引种过来的“誓（思）俭草”。“各城墙之内都种着许多美丽的树木，还有草场，饲养着各种动物，如大鹿、麝、小鹿、黄鹿和这一类的其他野兽。每道墙之间，如没有建筑物，也按这种规划布置。这里青草茂盛。草场上的每条小径都有砖石铺面，比草场地面高出三英尺，使得污泥雨水不至于积成水坑，而只是向两旁流，用来滋润草木。”[34]此种场景，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明清故宫有很大的差别。直至1353年，大都城中仍有专供忽必烈使用的“毡帐”，即大蒙古包。此外，元世祖还会命人临时在宫殿外搭建毡帐，凡帝后有危疾不可愈及后妃妊娠将及月辰时，皆移居于毡帐，事毕再将帐房赐予近臣。所有这些，无不展示着居住在这座汉式宫殿中的主人游牧民族的身份。在大都南郊，还有一座名为“飞放泊”的皇家苑囿，“广四十顷”，专供“冬、春之交，天子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娱之度”[35]，俨然蒙古皇帝重温草原游牧生活的场所。无怪乎有学者指出，元大都“充其量不过是个半中国式的城市”。[36]
此外，大都的语言也融入了蒙古语言的元素。如“胡同”一词即来自蒙古语，原意是“水井”的意思。蒙古语融入北京方言、土语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了，像乌突、骨立、褡裢等等，直到今天仍出现在很多北京人的日常交流中。
（二）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
如前所述，有元一代，奉儒学为宗，历代帝王都崇奉儒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唯儒教为尚，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不仅对佛、道亦有所采，甚至颇为重视。
元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自由的王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提出“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事”[37]的自由信教政策，而成吉思汗及之后的元代统治者，基本上都遵从这一原则，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元朝统治者对由于蒙古、藏族等民族的进入被带到中原的萨满教、景教、藏传佛教，中原原有的佛教与道教等，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王恽在《立袭封衍圣公事状》中提及“我国家……三教九流，莫不崇奉”[38]，即反映了这一状况。同时朝廷还设立了宗教管理机构如集贤院、宣政院等，任命宗教领袖。元大都有很多不同宗教的建筑，例如汉地佛教的寺庙、藏传佛教的白塔、道教的道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的教堂等。
儒教在大都的发展前已述及。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了南北统一为大都儒教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空间：在宋金对峙时期，尽管南宋极为推崇理学，社会上理学研究之风盛行，但在金朝统治范围包括中都城内，理学几乎无人问津；到了元代，理学在大都则一跃成为显学，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学者”，前二者还被誉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39]
《大元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则显示了大都佛教的繁盛气象，铭曰：“我国家鼎定全燕，教隆内典，故精蓝胜刹，庄严宝界，金碧相望，有佛国大乘气象。”[40]蒙古人起于朔方，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信仰萨满教，而佛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与萨满教颇为契合，因此，蒙古人进入北京地区后，迅速接受了佛教，“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元朝统治者也笃信佛教，尤尚帝师。其在设官分职，治理地方过程中僧俗并用，而统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不惟如此，朝廷诸务，帝师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座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对于佛事，也极尽隆崇，“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饯”。[41]袁桷的《元日朝回》描述了元日大朝会的壮观景象，佛教的“法曲”，加上“千官山立”的场景，增添了皇家朝会的喜庆热闹：[42]
积素棱层厚乾坤，天鸡三唱日初暾。
千官山立归文石，六卫嵩呼彻禁门。
花帽舞风喧法曲，椒觞承露湛皇恩。
新年欲奉瑶池对，愿?借扶摇与化鲲。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八思巴为元世祖帝师时期，佛教之尊远迈前代。约翰柯拉记载：“契丹国亦有总主教，如吾国之有教皇也。彼人称之为大脱鲁修斯（Grand Trutius），亦臣属大可汗，尊大可汗为君长。然大可汗礼遇崇隆，班在他人之上。皇帝出，则与帝并肩而坐。有所需求，皇帝无不应准。大脱鲁新（Grand Trucins，此字与大脱鲁修斯为同一字，惟拼写略异）常削顶剃须，戴红冠，衣红袍，统领全国僧尼为其教宗师。有不守教规，不遵号合者，大脱鲁新可改正之。大可汗不干涉其权。僧侣之中，亦有牧师、主教、方丈等名目，皆隶大脱鲁新。”[43]
八思巴病，适值刘秉忠荐阴阳家田忠良见世祖，世祖为了解其才能，乃问曰：“朕有事萦心，汝试占之。” 忠良对曰：“以臣术推之，当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国师也。”[44]八思巴卒，元世祖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45]可见八思巴在元世祖心目中所占的位置。
佛教地位之崇在大都兴修过程中也有突出的体现。史载：“国朝重修大庆寿寺，起于至元十二年丁亥，至十九年壬午工毕。翰林学士承旨徐琰撰碑有曰：海云、可菴皆葬寺之西南隅，至元四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又曰：京师佛寺自来甲天下，庆寿重修之后，完整雄壮，又为京师之冠。”[46]
在北京砖塔胡同有一座寺庙名为白塔寺，其名称来源于寺中的白塔。这座白塔是现存最重要的元大都文化古迹，也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藏传佛塔。据《元史地名考》记载：“（元世祖）二十八年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二尺，以居呪师朵四的性吉等七人，以周伯琦扈从北行前记校之。白塔儿一站在颉家营之北而沙岭之南，五行志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大都大圣寿万寿寺灾，其殿脊东鳌鱼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帝闻之泣下。此寺旧名白塔，自世祖以来为百官习仪之所，殿陛栏楯一如内廷之制。”[47]可见白塔在其时的地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元帝对于佛教的重视。
在元大都，佛教祭祀活动十分活跃，佛教节日逐渐定型，佛教观念也渐渐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习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及死，亲戚朋友，为制糊纸之尸架，盛饰金银，置尸其上。尸旁，置没药及香。次将尸架置车上。死者亲友挽车至特别预定地点，将尸及车架一切等物，举火焚之。盖以为火者，能炼黄金。举火焚尸，则尸体秽恶，亦可洗净，俾以后可以清洁之身，再投生于世。尸体既焚，亲属归家。制死者之像而供之。像藏专室，每年逢死者生日，则于像前焚伽罗木香及他种芳馥之香，以志不忘。”[48]这种火化尸体的做法，应该是受佛教的影响。
佛教之外，元统治者对道教也非常重视。成吉思汗曾聘请道教全真教掌门丘处机为国师，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其致聘手诏云：“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祜，获承至尊。南连赵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 希望丘处机助其治国大业。而丘处机进表陈情中则回道：“……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49]看得出双方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在大都，佛、道势力极为强大，这从遍布各处的寺庙道观及其僧道人口的数量可见一斑。《元史》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四人”，[50]而大都僧道人口尤多。据学者保守估计，当时仅京郊州县僧道人口即在6000人以上，[51]大都城内的僧道人口应该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元大都俗称“哪吒城”。这一名称的由来很可能与佛、道相关。据一些元代笔记诗文的说法，十一座门象征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哪吒故事本从印度传来，哪吒后被佛教和道教均当成保护神，而刘秉忠又熟习佛、道，所以有人认为“哪吒城”是佛道文化的反映。还有学者认为，“哪吒城”乃是受藏族文化影响的结果，因为十一城门制的大都城，乃头南脚北、三头六臂的元朝护国神玛哈噶拉的形象，寓意是请他护佑皇宫和京城的安宁。而元代汉人把它说成是“哪吒城”，乃是藏族文化初到大都与汉文化碰撞而形成的误会。[52]
随着佛、道势力日隆，元代至大年间，释、老甚至不再受官府管理。其时，李孟奏称：“僧、道士既为出世法，何用官府绳治！”[53]遂罢僧道官。
（三）文学：俗文学兴起
元代南北文化的大融合，自然也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了古代文学形式的重大变革，而大变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俗文学形式。这是因为，蒙古统治阶层刚脱离部族政体，第一次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拥有文字的时间还很短，没有雅文学传统，拥有的多是以说唱文学为主体的俗文学，不易领会雅文学的精妙，更容易接受的是跟说唱文学紧密相连的宋金俗文学形式如杂剧（剧曲）和散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元曲。[54]另一方面，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轻视儒学，初期甚至将汉族士人从“四民之首”降为介于“娼之下，丐之上”的第九等：
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55]
更重要的是，元代废除了隋唐以来沿用已久的科举制度，直至延祐元年（1314）才恢复，导致其间有六七十年，广大士人特别是北方士人借由科举制入仕之途几乎被堵死，即使有少部分步入官场，也多是从充任下层偏鄙之职而逐渐升迁而来。多数士人穷苦不堪，“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56]。元杂剧就有许多儒士贫寒的具体描写，比如：“普天下习儒士学业的，七品八品指望功名遂，千人万人都想诗书济，十番九番不得文章力。从盘古王没一个富书生，知他孔夫子有多少穷徒弟！”（郑廷玉：《金凤钗》）此种生存困境，迫使士人为求糊口，转而从事适合市民口味的通俗文学创作，遂导致了元杂剧的蓬勃兴起，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元曲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散曲，一部分是杂剧。散曲较短，当时被视为唐诗宋词之外的另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创作者既有底层士人，也有中高级文人官僚。像元代的开国名臣、元大都的营建者刘秉忠，也写散曲，以《南吕·干荷叶》最为著名：“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杂剧因直接面对民间和市场，主要创作者为底层士人，而且因为散曲是杂剧的基本部件，所以，多数杂剧作家也是重要散曲作者，故后世论元曲，两者往往并论，且偏重杂剧。1912年，王国维出版《宋元戏曲考》，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高度肯定了元曲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此观点最初提出时，异议者甚众，但随着时间流逝，今日已被学界所公认。
元杂剧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渊源有自，实际上是吸收了金院本及宋杂剧养分之结果。特别是早期元杂剧，因在北方兴起并传播，故先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杂剧的影响稍弱。而元杂剧酝酿及兴起的最重要地区，正是元大都。元人钟嗣成著有《录鬼簿》，记录了自金代末年到元朝中期的杂剧、散曲艺人等80余人。王国维据此考证了其中的元杂剧作家，指出其中近半数在大都生活和创作。后人熟悉的“元曲四大家”中的三个——关汉卿、王实朴、马致远——都是大都人。其他如王仲文、杨显之、张国宾、石子章、李子中等，也都是以大都为活动中心的杂剧作家或者杂剧艺术表演家。虽然元灭宋以后，关汉卿和马致远均前往杭州生活，但他们的创作和生活的主要时段都在大都，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大都人，也就是说，脱离元大都这一文学活动场域，我们是无法理解元杂剧的来龙去脉的。当时大都剧目风靡全国，今存元代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中，有的剧作尚留存有“大都新编”字样。
当时大都的砖塔胡同为“勾栏”和“瓦舍”群集之地，是戏曲演出的中心。每逢节庆，商业和演剧活动极为繁盛。据元人熊梦祥记载：“（二月）八日，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货，最为饶盛。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富商，海内珍奇，无不凑集，此亦年例故事。”[57]元人夏庭芝所撰的《青楼集》也记载：“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 又记载大都演剧风气之盛：
姓王氏。京师角妓也。歌舞绝伦，聪慧无比。一日，丁指挥会才人刘士昌、程继善等于江乡园小饮。王氏佐樽。时有小姬歌《菊花会》南吕曲云“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丁曰：“此《沉醉东风》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应声曰：“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剌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一座叹赏，由是声价愈重焉。[58]
不但平民和官僚爱好观剧，蒙古皇族也非常热衷。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曾专门“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以供统治者的国事活动和饮宴享乐之用，其专门的宫廷音乐、戏剧演出机构，名为“教坊司”，设立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元史·百官一》也记载：“教坊司，秩从五品。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中统二年始置。至元十二年，升正五品。十七年，改提点教坊司，隶宣徽院，秩正四品。二十五年，隶礼部。大德八年，升正三品。延祐七年，复正四品。”[59]元人胡祗遹在七绝《太平板鼓》中这样描写宫廷的杂剧表演场面：“乐音先自得佳名，万寿筵前乐太平。更倩东风扶醉袖，一时繁剧弄新声。”
如《录鬼簿》所述，许多士人失去了仕进机会后，“门第卑微，职位不振”，混迹于勾栏瓦肆之间，“沉郁下僚，志不获展”，“以其有用之才”，编撰杂剧，“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同时他们因为脱离了儒学，内心也获得了一定“解放”，转而受游牧文化的影响，豪迈奔放，不受约束。被公认为“元杂剧冠冕”的关汉卿就在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其放浪形骸，堪称大都底层士人之代表。
学者多指出，元明人喜用“蒜酪味”和“蛤蜊味” 比喻元曲风格。元人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就说：“今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余有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所谓“蒜酪”，这里指的是大蒜和乳酪，是当时北方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常用的食品。大蒜的味道是辛辣的，乳酪的味道是浓醇的，两者在此被用来比喻杂剧具有一种泼辣而又醇厚的文学风格，迥异于追求温柔敦厚的汉族文化。[60]不过，因元杂剧作者大多数是汉族士人，抒情、自由、奔放、粗犷、多元的草原文化固然对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根植于他们内心的汉族文化传统也同样影响巨大，其结果是其创作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比如大都剧作家马致远的《汉宫秋》的名曲：
【梅花酒】呀！俺向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蛰；泣寒蛰，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极力铺陈渲染汉元帝送别昭君出塞之哀愁，既保留了汉语诗歌文辞绮丽的特点，又注入了北方民族萧瑟辽阔的氛围，成为了南北文风交融的范例，故王国维至为赞赏，举为“写景之工者”、“有意境”之典范。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以及士风丕变中，元大都杂剧家们创作出了大量优秀杂剧作品，其中许多堪称经典，比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破窑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有学者评述：“大都杂剧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刻画出了在中国文学长廊中不朽的艺术形象，有的行侠仗义、机智勇敢；有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有的深明大义、浩气凛然。红娘、崔莺莺、窦娥、赵盼儿、关云长、李逵一个个人物呼之欲出，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元代剧作家在书写人物命运，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准。这就是元代杂剧鼎盛时期的基本状况。”[61]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属于雅文学的诗歌和散文，因为科举制的废除，与其联系紧密的诗文词赋不再具有获取功名利禄的功用，遂走向衰弱，从唐代到清代的一千三百多年中，元代的诗歌与散文水平公认较弱，成就不大。尽管如此，元大都毕竟是两都之一，位处南北交会之地，元代后期又恢复了科举制，所以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当时的主要诗人集中于两个地区，一个是江南，也就是原南宋首都杭州一带，另一个则是元大都。特别是元灭宋，实现“大一统”以后，大批士人因各种原因北上，或任职，或谋生，或游学，纷纷聚集于大都，两方通过交流融汇，相互影响，促进了大都文坛的繁荣。
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御史大夫月儿鲁等上奏：“比监察御史商琥举昔任词垣风宪，时望所属而在外者，如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道、程文海、陈俨、赵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备顾问。”[62]此议获批，胡祗遹、姚燧、王恽等十人被召入京为翰林，遂活跃于大都文坛，带动了一时的文学创作风气。
当时，一些环境幽雅、住持文化素养较高的寺庙道观成为文人会聚的场所，他们在此消闲，互相唱和，其中著名的雅集有“雪堂雅集”，由至元年间僧人雪堂在自己的禅房天庆寺举办。雪堂并非普通僧人，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室贵宾，有皇室背景，参与人员或是朝中重臣，或是当时名士（如赵孟頫）。至元年间，雪堂在天庆寺举行了多次雅集，其中重要的一次是包括商挺、王盘、徐世隆、李谦、王恽等19人在内的“即寺雅集”。雅集结束后，雪堂将19人诗像并刻为“雅集图”以留存。元中期还有鲁国大长公主组织的宴集。鲁国大长公主是元朝皇室中最为重要的文艺赞助人。至治三年（1323）春，她在天庆寺组织了一次全国性文艺大会，在宴集的过程中拿出书画若干卷，让与会文人儒士各随其能题识于后。留下书跋的诗人有魏必复、李洞、张硅、赵岩、杜禧、赵世延、王毅、冯子振等14人。[63]
纵观大都文坛，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初期的耶律楚材、刘秉忠、刘因、胡祗遹等，中期的虞集、杨载、揭傒斯、范梈等，以及后期的朱德润、苏天爵、张翥等。跟杂剧作家不同，许多诗人并非大都本地人，而是到此任职的中高级官员，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大都的气息往往不那么浓。
（四）文字：蒙古文、汉文和波斯文通用
为适应民族大融合的背景，元代统治者规定朝廷的重要文件要使用蒙古文、汉文和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记录。
波斯文为蒙古官话。西域的少数民族信奉西方传入的伊斯兰教，伴随着西域人大量流入元大都和中原地区，出现“元代回回遍天下”的现象。因伊斯兰教的许多重要经典仍然是使用亦思替非文字所写，众多百姓无法阅读，元代统治者在国子学之外，开设“回回国子学”，专门教授这种文字，并且规定亦思替非文字为官方通用文字，在各级朝廷机构专门设置从事翻译的官员。
元世祖鉴于“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方阙，其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特命国师八思巴设计一套新的蒙古文字，“译写一切文字”，以期“顺言达事”。并谕令“自今以后，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副之。所有公式文书，咸遵其旧”。[64]于是八思巴利用梵文的方法创作蒙古文字，并设置蒙古国子学以教授新文字，这种文字后被称为“八思巴文”。
元代的中央教育机构设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三种。最初的国子学为元太宗在燕京所设，教授蒙古贵族子弟汉语，《析津志辑佚》记载，太宗诏书规定，在国子学内只许用汉语交流，被发现使用蒙古语，“一番打一简子者，第二番打两简子者，第三番打三简子者”。此后元世祖在大都城新创建的国子学，除教授汉语外，开始讲授儒家的简单礼仪。
（五）习俗
元代定都大都后，岁时节令活动大部分遵循汉民族传统习俗，大都亦然。
饮食方面，江南地区的饮食颇受欢迎，“京城食物之丰，北腊西酿，东腥南鲜，凡绝域异味，求无不获”。[65]
服饰方面，居住在大都的蒙古人服饰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日益融合。除蒙古服饰与汉人服饰外，流行的服装也有藏族服饰与高丽宫装。
婚姻方面，元世祖忽必烈规定各族婚姻“各从本俗法”，即尊重各民族的婚姻习俗。虽然各从其俗，但彼此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汉族中有人效法蒙古人多妻制，“有妻更娶妻”。蒙古人受到汉族婚姻礼俗的影响，也有不再依从本俗的，而元代官方也未予干涉。
丧葬方式和祭奠方面，一部分少数民族受儒家节、孝思想影响，坚持“守制”。宫廷丧葬虽然仍大体依照蒙古族传统习俗，实行土葬，但是祭祀活动多受汉民族葬俗的影响。
【注释】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加〕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潘玮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美〕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王兴亮译，第139页；〔加〕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潘玮琳译，第3页。
[4]〔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表文。
[5]徐萍芳编著：《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第28页。
[6]〔元〕孛兰盼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页。
[7]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8]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9]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见《励耘书屋丛刻（上）》，1934年励耘书屋原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重印，第258—259页。
[10]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11]冯天瑜：《长城的文化意义》，《湖北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
[12]李嘉瑜：《上京纪行诗的“边塞”书写——以长城、 居庸关为论述主轴》，《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2008年第14期。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一册， 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1页。
[13]李嘉瑜：《上京纪行诗的“边塞”书写——以长城、 居庸关为论述主轴》，《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2008年第14期。〔明〕宋濂：《元史》卷一〇一，志第四九，第2583页。
[14]〔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2页。
[15]〔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一一二。
[16]〔元〕危素：《元海运志》，转引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第867页。
[17]〔元〕脱脱：《金史》卷二七，志第八，百衲本景印元至正刊本。
[18]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3页。
[19]袁行霈、陈进玉、戴逸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北京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9页。
[20]〔元〕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元代从大都到通州相继开凿了坝河和通惠河。最先从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北面，当年这里是主要粮仓所在地）向东修筑坝河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因这条水道地势西高东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较大，为了便于保存河水，利于粮船通航，在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故名。后来因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元朝又从积水潭向东开凿通航河段，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
[22]〔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第38—39页。
[23]〔元〕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2页。
[25]李嘉瑜：《上京纪行诗的“边塞”书写——以长城、 居庸关为论述主轴》，《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2008年第14期。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一册， 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1页。
[26]李嘉瑜：《上京纪行诗的“边塞”书写——以长城、 居庸关为论述主轴》，《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2008年第14期。〔明〕宋濂：《元史》卷一〇一，志第四九，第2583页。
[27]〔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2页。
[28]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期。
[29]〔明〕宋濂：《元史》卷六，本记第六，第105页。
[30]〔明〕宋濂：《元史》卷一五四，列传第四一，第3631页。
[31]据《蓬窗日录》卷三（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载：“元世祖混一之初，户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
[32]周继中：《元大都人口考》，《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3]徐苹芳：《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4]〔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第109页。
[35]赵兴华：《北京园林史话》，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36]〔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页。
[37]《新集至治条例》，《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元刻本。
[38]〔元〕王恽：《立袭封衍圣公事状》，《秋涧集》卷八五，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39]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
[40]李修生：《全元文》卷一九〇，王恽二四，第492页。
[41]〔明〕宋濂：《元史》卷二〇二，第八九，第4521页。
[42]〔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一，四部丛刊景元本。
[4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72页。
[44]〔明〕宋濂：《元史》卷二〇三，列传第九，第4536页。
[45]〔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武克忠、尹贵友校点，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68页。
[46]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引《元一统志》，转引自徐萍芳编著：《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77页。
[47]〔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清光绪二十四年胡玉缙抄本。
[4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76页。
[49]〔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武克忠、尹贵友校点，第132—133页。
[50]〔明〕宋濂：《元史》卷一六，本纪第一六，第354页。
[51]韩光辉：《北京城市史：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52]张双智：《试从藏族文化视角解读元大都十一城门之谜》，《中国藏学》2010年第4期。
[53]〔明〕宋濂：《元史》卷一七五，列传第六一，第4087页。
[54]清军入关后，满汉文化融合催生的优秀文学作品也主要表现为俗文学形式，比如小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和子弟书之类，与此种现象非常类似。
[55]〔宋〕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山集》卷六，载《四部丛刊续编集部（七〇）》，上海书店1985年版（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印）。
[56]余阙：《青阳先生集·贡泰父文集序》。
[57]〔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58]〔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59]〔明〕宋濂等：《元史》（第七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39页。
[60]罗斯宁：《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7—78页。
[61]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62]〔明〕宋濂等：《元史》卷九，本纪第一七，第361页。
[63]王进：《元代后期文人雅集的书画活动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年博士论文，第12—14页。
[64]李修生：《全元文》卷一〇〇，元世祖九，第312页。
[65]许有壬：《许有壬集》，傅瑛、雷近芳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