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位置

三个条件中，位置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为力量和资源可以凭借人力补充，然而，一个港口的位置是不可靠人力改变的。

位置的价值由它距海上贸易航线的距离决定。如果一个位置接近两条航线的交叉点，它的价值就会增加。一个交叉点就是一个中央位置，它便于向多个方向运动。如果通路狭窄，其价值就更为重要，如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以及佛罗里达海峡。几乎每个入海口都很狭窄，贸易船只经过这些入海口扩散到全国各地，如密西西比河河口，荷兰、德国各条河流的河口，纽约港的入口等。港口或河口是贸易终点或物资集散地，货物在此装船转运。如果通路是一条运河或一处河口，则船只到达处附近的一些位置就会具有巨大的控制力，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

因而，狭窄海域中的位置比大洋中的位置更重要，因为船只很少能迂回绕过它们。各据点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在这里，贸易船只总是途经这些狭窄海域继续驶往其他地方。以地中海为例，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船只到达地中海后，只能等待转运，而运河通航后，地中海东岸就成为一个中转点。巴拿马地峡及其运河也是如此。

陆上战略和海上战略的根本不同在于天然条件的不同，陆上障碍重重，必须通过人力克服和改善，而海上几乎是坦途一片。陆上可供行军道路有限，而海上可供舰船航行的路线则很多。风向、水流、短近距离将舰船困在一定的通用航线上，但是，在这些航线范围内也可以巧妙避开敌人的搜索。如罗德尼在指挥一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护航队时就“曾严令指挥官不要试图驶向英吉利海峡，而是取道克利尔角向西至少900海里，再行继续向前航行”。拿破仑也曾说，海军作战的决定性要素是“采取隐蔽航线使敌人丧失时机”。

1789年，纳尔逊追击拿破仑时，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直接奔向埃及，但拿破仑从马耳他离开后并未直接驶往埃及，而是先向克里特岛航行，结果纳尔逊错失了机会。纳尔逊的教训使英国在数次大战中严密监视法国港口，因为港内舰队一旦驶离港口，英国指挥官只能推测敌人的航线。(https://www.daowen.com)

再来看看1905年东乡平八郎的情况。纳尔逊只能依靠种种迹象分析出法国舰队的目的地，但他无法确切得知法国舰队的动向。东乡平八郎也不知道俄国舰队的意图到底是战是逃，可以肯定的是其最终目的地是海参崴，但对其航线只能靠推测，而推测则需要掌握情报。在没有准确的情报的情况下，东乡平八郎也开始犹豫不决。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他的侦察船只在距离旗舰100海里之处进行监视，而未能将侦察活动推进到足够远的地方。

海洋为舰队提供了很多躲避危险的机会，所以海上的战略据点比陆上少，这也提高了这些战略据点的价值。查理大公曾说：“在开阔地区，到处可以通行，这里没有障碍，敌人可向各个方向运动，这里或是没有战略据点，或是战略据点不多；反之，却可遇到很多的战略据点，天然条件限制着敌人只能沿着固定的道路运动。”恰如一艘舰船从欧洲驶往中美洲，它首先通过一片完全开阔的地区直至西印度群岛，它接下来的航程到处都是价值大小不一的战略据点。

贸易的数量和港口与航线的距离都影响到位置的价值。正如大不列颠是德国的眼中钉一样，德国工业、商业、航运发展都会受到大不列颠诸岛的制约。这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巴拿马运河也将改变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港口和太平洋许多港口的战略价值；而一旦苏伊士运河关闭，则好望角的各个港口和地中海的那些港口也将受到影响；好望角航线曾经为威尼斯和热那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开拓了航线，再由军事控制保护贸易。贸易的流通方向和流通数量，一旦发生变化，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将发生改变。

在陆上，战略据点总是有公路经过，或者有公路在此汇聚或交叉，甚至天然障碍迫使公路在此汇聚成一条隘路。海洋比陆地开阔，很少有障碍，但是一旦它出现就不可逾越，舰船只能迂回绕过海上的障碍。在陆上，历史似乎已经说明，没有陆军不能逾越的地方。在海上，舰船只能循着已知的航线。航线众多的地方，每条航线上的各个港口的价值与航线数量成正比。例如，如果有一条从海地岛东端通过向风群岛直到中美洲的航线，在马提尼克岛的洛亚尔港和圣卢西亚岛的卡斯特里港中间断开，就会大大提高这两个港口的价值。又如，巴拿马运河的建成，向风群岛的战略价值就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