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一
在九月和十月期间，鼠疫牢牢控制着这座委顿的城市。既然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那么全城数十万人，还是一周又一周没完没了地原地踏步。雾气、炎热和雨水，相继统御着天空。南来的椋鸟和斑鸠，一群群悄无声息地飞越高空，绕开这座城市，仿佛惧怕帕纳卢神甫所讲的连枷，这种安在房顶呼呼作响的古怪木制工具。十月初，骤雨阵阵袭来，荡涤了街道。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依旧是大规模的原地踏步。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这时才发现，他们疲惫到何等程度。实际上，卫生防疫队人员再也消化不了这种疲劳了。里厄大夫觉察出这一点，还是观察到他的朋友们和他本身，滋长了一种不寻常的冷漠态度。譬如说，他们这些人一直特别关注疫情的所有消息，现在却根本不闻不问了。朗贝尔已临时受命，领导不久前设在他下榻旅馆中的检疫隔离室，有多少人接受观察，他全了若指掌。他也熟识紧急撤离办法的每个细小环节，是他为突然显出疫病征兆的人而制定的。检疫隔离者注射血清后的反应数据，无不铭刻在他的头脑里。然而，他却不能说出每周有多少人死于鼠疫，也确实不知道疫情进退的情况。而他不顾这一切，仍然抱着即将出城的希望。
至于其他人员，他们日夜忙碌，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向他们宣布某一成果，他们也佯装很感兴趣，但是实际上听不听都无所谓，那种漠然的态度，令人联想起大战时期的战士，他们修筑工事累得精疲力竭，但求能支撑下去，每天尽到本分，不再期望什么决战、什么停战的那一天。
格朗还继续进行疫情所必要的统计，当然不可能指明全面的结果。比较起来，塔鲁、朗贝尔和里厄，显然都能吃苦耐劳，格朗则相反，身体向来不好，而他却几样工作一身担，既在市政府做助理工作，又兼任里厄的秘书，夜晚还要加班干自己的活儿。因此可以看到，疲于奔命是他的常态，完全由两三个固定的念头支撑着，其中一个就是鼠疫过后，打算休个长假，起码一星期，那样他就可以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干他正在干的事儿了。有时他也会忽然动了情，于是主动跟里厄谈起雅娜，心里琢磨此时此刻，她可能在什么地方，她若是看报，是否会想到他呢。而里厄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自己的妻子，有一天却出乎意料，以十分平常的口气说起来。妻子打来一封封电报，总让他放心，他拿不准是否真如此，便决定打电报给那家疗养院的主任医师，询问他妻子的治疗情况。他收到回电获悉，女患者病情加重，但是疗养院保证尽一切努力，遏止病情恶化。而这条消息，他一直埋在心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身心疲惫的缘故，要不怎么向格朗吐露心事呢。这名职员向他说起雅娜，然后就询问他妻子的情况，里厄也如实回答。格朗接着便说：“您也知道，这种病现在完全可以治愈。”里厄表示同意，只是想说，开始觉得分离时间不免长了，他若是在身边，也许能帮助妻子战胜疾病，而如今她一定感到十分孤单。随后他就住了口，格朗再问他什么，他回答就含糊其辞了。
其他人也处于同样状态。塔鲁倒是更有耐力，不过，他的笔记还是表明，他那好奇心深度虽说未尝稍减，却丧失其广度了。的确如此，这个阶段自始至终，看样子他只对科塔尔感兴趣了。他下榻的旅馆改为检疫隔离所之后，最终他就住进里厄家中。晚上，格朗或者里厄大夫说起统计结果，他不大注意听，马上转移话题，扯到他通常关注的奥兰人生活细节上去。
至于卡斯泰尔，他来向里厄大夫宣布制成了血清的那天，二人就决定首先在奥通先生的小儿子身上试验，里厄刚巧接收这孩子住院，认为病情恐怕无药可医了；当时，里厄就向这位老朋友通报最新统计数据，不料却发现对方躺在他的扶手椅上，已经沉沉睡过去了。这张脸平时总那么温和而略带嘲讽，显出一副永远年轻的样子，现在突然放松了，只见一条流涎连接起微张的两片嘴唇，让人看出他的衰老之态，里厄不禁感到喉咙一阵发紧。
正是在感情如此脆弱之际，里厄才可能判断出自己的疲劳程度。他的敏感性失控了。大多数时间，他的敏感受到约束，显得冷酷无情，因而逐渐衰微，将他抛给他再也掌握不住的冲动。他唯一的护身法，就是躲避在这种冷面硬心肠后面，收紧自身所形成的纠结。他很清楚，正因为有这种好方法，他才得以干下去。此外，他并没有多少幻想，而劳累又夺走了他尚存的幻想，只因他心里明白，值此他看不见尽头的时期，他的角色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作出诊断。发现病情，看到征兆，描述并记录下来，然后判为绝症，这便是他的任务。一些患者的妻子抓住他的手腕，哀号道：“大夫，救他一命吧！”然而，他职责所在，不是为了救命，而是命令隔离。他当即在人脸上看到的仇恨，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您的心肠太狠了。”有一天别人对他这样说。其实不然，他心肠很好。正因为有这样一副心肠，他才每天能坚持二十小时工作，眼看着生于世上的人一个个死去。正因为有这样一副心肠，他才能周而复始，每天从头做起。从此往后，他的好心肠刚刚够他维持工作。这样一副心肠，怎么还有余力救人一命呢？
不，他整天整天分发给人的，并不是救护，而是情报。自不待言，这称不上男子汉的职业。不过，说到底，这群人已经丧魂失魄，数量锐减，还容得谁有这份闲暇去从事男子汉的职业呢？感到疲劳还算是幸运。假如里厄真的精神头儿更足些，那么，到处弥漫的死亡气息，很可能要使他黯然神伤。人总是据实看待事物，也就是根据公正的原则，又丑恶又可笑的公正原则。而其他人，那些患了绝症的人，他们也都明显感觉到了。在闹鼠疫之前，大家接待他，如同接待救命恩人。他给打一针，再给三片药，就把人给治好了，病人家属紧紧搂住他的胳膊，沿走廊给他带路。这恭敬有加，但是也危险。现在则相反，他去患者家，要带着几名士兵，敲门必须用枪托，人家才肯开门。他们恨不得拖着他，拖着全人类，跟他们一起同归于尽。唉！千真万确，人脱离不开人，他跟这些不幸的人同样陷入绝境，他离开他们时内心增长的这种怜悯的颤动，其实他本人也理应得到。
至少在这漫长的几周时间，里厄大夫的种种思绪，同他处于分离者状态的念头纠缠在一起。他看出这些念头在他朋友们的脸上也反映出来了。不过，疲惫逐渐侵袭所有继续跟瘟疫进行这场斗争的人，最危险的后果并不在于漠视外界发生的事件以及别人情绪的变化，而在于自己疏忽松懈，放任自流了。只因当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倾向，避免任何并非绝对必要、在他们看来力不能及的举动。这些人就是这样越来越忽略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规则，忘记他们必须对自身多次消毒的某些规定，有时甚至没有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跑去看肺鼠疫患者，因为他们总是在最后一刻接到通知，要尽快赶往受到疫病感染的家庭，而他们出发前，再回到某个医疗点实施必要的消毒，想想就力不能支了。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须知正是跟鼠疫进行的这场斗争，才把他们置于最容易受感染的境地。总之，他们是在跟运气打赌，而运气不由任何人支配。
然而，在这座城内却有那么一个人，看样子既不疲惫不堪，也不灰心丧气，始终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活形象。此人正是科塔尔。他继续我行我素，同时也跟别人保持关系。不过，他早有选择，经常去看塔鲁，只要塔鲁的工作安排得开，一方面因为塔鲁了解他的底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塔鲁善于待人接物，对这个矮小的吃年金的人始终那么亲热。塔鲁虽然工作繁忙，却总是那么和气迎人，关心体贴，这真是一个长年累月的奇迹。即使是有些夜晚，他累得身体要散了架，但第二天起来，他重又精力旺盛了。“跟他这个人在一起嘛，”科塔尔就对朗贝尔说过，“就能聊得起来，只因他是个男子汉，说什么都能够理解。”
因此，在这个时期，塔鲁的纪事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这个人物身上了。塔鲁要根据科塔尔向他吐露的，或者按照他的理解，概述科塔尔的反应和想法。这一概述题为《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在这本笔记中占了好几页，叙述者认为有必要在此作一简介。对这个矮小的吃年金的人，塔鲁总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个人物在成长。”而且看起来，他在好心情中成长。他对事态的这种变化谈不上不满。他在塔鲁面前，有几次用这样生动的话，坦露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当然了，这种境况不见得好。但是至少，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那是自然，”塔鲁附记道，“他跟其他人一样面临威胁，但问题恰恰是，他跟其他人处境一样。此外，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能感染上鼠疫。他似乎就依赖这种念头生活：一个人身患重病，或者有一种深度忧虑，也就同时免除了其他所有疾病或忧虑，这种想法还真不那么愚蠢。他就对我说过：‘您注意到了吗，人不会兼得多种疾病。假如说，您患了重病或者不治之症，患了严重的癌症，或者名副其实的肺结核，就绝不会再感染上鼠疫或者斑疹伤寒，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您从未见过一名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不管对错，总归能让科塔尔保持好心情。只有一件事他不希望发生，那就是同其他人分开。他宁肯同大家困在一起，也不愿意独自去坐牢。现在闹了鼠疫，就谈不上暗中调查，立档案，填卡片，秘密审讯并立即逮捕了。严格说来，这里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新旧罪案和罪犯，只有坐以待毙的患者，等待着极其专断的特赦，其中就有那些警察。”因此，始终按照塔鲁的解释，科塔尔在看待我们的同胞所表现出来的惊慌与忧虑时，完全有理由带着那种既宽容又理解的得意神情，那种神态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尽管说下去，在你们之前我经历过。”
“归根结底，不同其他人分开的唯一办法，就是问心无愧，我怎么对他讲也是枉然。他恶狠狠地注视我，说道：‘算了，照这样的话，谁跟谁也永远不会在一起。’接着又说道：‘不信您就试试看，我先把话给您撂在这儿。能把人拢在一起的唯一办法，还得是给他们降下瘟疫。您好好看看自己的周围吧。’老实说，我完全理解他要讲的意思，理解如今的生活在他看来该有多么舒服。他怎么会看不出来所经之处，人人都是他从前那样的反应呢？譬如说，每人都力图让所有人跟自己在一起；给一个迷路者指路，有时表现得很热心，有时又显得很不耐烦；大家都急忙赶往豪华饭店，置身其间并久久逗留而感到心满意足；乱哄哄的人群，每天都拥到电影院门前排队，剧院和舞厅也都人满为患，总之，人群如汹涌的潮水，冲进了所有的公共场所；一方面规避任何接触，另一方面又渴求人的热情，把一些人推向另一些人，臂肘挨向臂肘，男性挨向女性。这一切，显然早在他们之前，科塔尔都体验过了。除开女人，只怪他那副尊容……我猜想他感到自己要去嫖妓时，临阵就会打退堂鼓，以免给人留下坏印象，以后可能坏他的事。
“总之，鼠疫成就他的好事。鼠疫碰到一个孤独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就结成了同谋关系。显而易见，他是个同谋，一个欣喜若狂的同谋者。他是所见一切的共犯。诸如这些惊魂的迷信，无缘无故的恐惧、毫无来由的恼怒；他们想尽量少谈鼠疫，却又不住嘴谈论的怪癖；他们得知这种病症初起的征兆是头疼，稍感头疼便惊慌失措，面失血色；最后还有，他们情绪极不稳定，神经脆弱，动辄发怒，将别人的疏忽视为冒犯，为短裤上失落一颗纽扣而伤心不已。”
晚上，塔鲁时常和科塔尔出去。后来，他在笔记中讲述，他们如何扎进暮色或夜色笼罩的黑压压一片的人群中，如何肩并肩投入一片黑白相间的群体，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投下罕见的亮光，而他们陪伴大群人走向欢乐的场所，抱团取暖来抵御鼠疫的寒冷。几个月之前，科塔尔到公共场所要寻求的，他梦寐以求而又得不到满足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荒淫无度的生活，现在成了全体市民的追求。于是物价飞涨，不可扼制，有人挥金如土，前所未见；正当大多数人缺少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奢侈品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量消费。应无所事事者，即失业者的需求，可以看到各种赌博娱乐业成倍增长。塔鲁和科塔尔有时尾随一对情侣好半天，知道那些情侣从前极力掩饰他们的关系，现在却紧紧偎依在一起，固执地在街上游荡，穿越全城，根本不理睬周围的人，正是热恋中有点儿专注，旁若无人的情态。科塔尔未免动了情，感叹道：“嘿！好快活的青年！”他说话声音提高了，在集体的狂热中也心花怒放了，豪爽丢下的小费在周围当啷作响，而偷情野合就在他们眼前进行。
然而，塔鲁却认为，科塔尔的这种态度没有夹杂着什么恶意。他这句“我在他们之前就经历过了”，主要表明不幸而非得意。“我相信，”塔鲁说道，“他开始喜爱上这些囚禁在天空和城墙之间的人了。譬如说，如果办得到，他会主动给他们解释，其实这并不那么可怕。他就言之凿凿地对我说过：‘您能听到他们讲，这场鼠疫过后，我要干这事儿，这场鼠疫过后，我要干那事儿……他们非但不过安稳日子，反而毒化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利益都闹不清楚。就拿我为例，我怎么能说：我被捕之后，要干这事儿呢？被捕是个开端，而不是终结。至于鼠疫嘛……您想听听我的看法吗？他们那么不幸，是因为不能顺其自然。我这可不是随便乱讲。’
“的确，他不是随便乱讲，”塔鲁补充写道，“他准确地判断了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说他们深深感到需要那种把他们拉近的热情，但同时又因为互不信任而疏远，不能真正地热诚相处。人人都清楚，不可能信赖邻居，邻人可能在您不知不觉中，把鼠疫传染给您，趁您松懈就让您感染上这种疾病。谁有过科塔尔那种经历，见过自己想结交的那些人当中可能有告密者，就能理解他这种感受。有些人很值得同情，他们生活中抱着这样的念头，鼠疫随时可能一把抓住他们的肩膀，而正当他们庆幸自己安然无恙的时候，也许鼠疫就准备行动了。就算有这种可能性，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然自得其乐。只因早在他们之前，所有这些感受他都领教过，我认为面对这种前途未卜的折磨，他跟其他人的感受不可能完全相同。总之，他同我们这些还没有死于鼠疫的人在一起，就清楚地感到每日每时，他的自由和生活都处于毁灭的前夕。不过，他本人既然在恐怖中生活过，那么其他人也尝尝这种滋味，他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再确切点说，如果不是他独自一人承受，恐怖也就不显得那么沉重了。他错就错在这一点上，也比别人更难理解。不过，归根结底，也正是在这方面，他比其他一些人更值得我们去理解。”
塔鲁笔记的这段记述结尾讲的一件事，表明科塔尔和鼠疫患者具有一种相同的独特心理。这段叙事大体上再现了这个时期的艰难氛围，因此，叙述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市歌剧院演出《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29]，科塔尔邀请塔鲁，二人一同去观赏。该剧团于发生鼠疫的春天来本市演出，不料困在城中，不得已同市歌剧院商定，每周重演一场。就这样，几个月以来，每到星期五，市歌剧院就回响起俄耳甫斯的咏叹调，以及欧律狄刻无力的呼唤。然而，这出歌剧继续受观众的热捧，票房收入居高不下。科塔尔和塔鲁坐在最贵的包厢里，俯瞰着爆满的正厅，全是我们同胞中最优雅的人士。刚走进剧场的人，显然极力要引人瞩目，在乐师们轻轻调音的时候，一个个身影出现在幕布前耀眼的灯火下，从一排座走向另一排座，姿态优美地躬身问候，在高雅交谈的低沉的嗡嗡声中，他们又找回几小时前在黑暗街道上还缺乏的自信。漂亮的衣着驱逐了鼠疫。
在第一幕，俄耳甫斯的咏叹如行云流水，引得几位穿长裙的女士优雅地评论他的不幸遭遇，接着小咏叹调又唱出爱情的主题。全场观众的反应热情而有分寸。观众几乎没有注意到，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段中，引进了原作没有的颤音，哀婉的音调稍显过分，用眼泪恳请冥王的怜悯。他不由自主，做出一些不连贯的动作，连最老到的观众也认为是别出心裁，给歌唱演员增添了表现力。
直到第三幕，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二重唱重头戏（也正是欧律狄刻又脱离她心爱的人而返回阴间之时），几分出乎意料的情绪才传遍全场。男歌唱演员似乎专等观众的这种反应，再确切点儿说，他似乎认为观众席上发出的骚动证实了自己的感受，便选择这一时刻，以颇为滑稽可笑的动作朝台前脚灯走去，不顾古装扮相，张开双臂并叉开双腿，在羊圈的布景中间瘫倒地上；这种布景始终显得不合情节，而此刻在观众看来，第一次变得完全南辕北辙了。因为，与此同时，乐队演奏戛然而止，正厅的观众纷纷站起身，开始缓慢地离开剧院，起初还都默默无言，好似做完礼拜走出教堂，或者吊唁之后离开灵堂，女士们整理好衣裙，低着头往外走，男士们则拉着女伴的臂肘引路，以免绊到可折叠的加座。不过，人群移动逐渐加快，窃窃私语就变成了赞叹，大家拥向出口，争先恐后，最终挤作一团，叫嚷起来。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才起身，独自面对他们现实生活的一幅场景：鼠疫以演员四仰八叉倒在地上的丑陋形象出现在舞台上，而大厅里以遗忘的扇子、红色坐椅套耷拉下来的花边所显现的全部奢华，顿时变得虚设无用了。
二
九月份头几天，朗贝尔在里厄身边工作很认真，仅仅请了一天假：那天他要到男子中学校门前，同贡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见面。
那天中午，贡萨雷斯和记者站在约会地点，看见两个小青年笑呵呵走来了。他们说上一次没有找到时机，不过这种情况应在预料之中。不管怎样，反正这周不行，不是他们值勤，还是耐心等到下星期。到那时还得重新安排。朗贝尔说，就是这话。贡萨雷斯提议下周一见面。不过，下次见面，就要安排朗贝尔住进马塞尔或者路易的家中。“你和我，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如果我没有去，你就直接去他们那里。有人会告诉你地址。”可是，马塞尔或路易当即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立刻带这位朋友去家里。他若是不挑剔的话，家里有足够四个人吃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也就知道怎么走了。贡萨雷斯说这个主意非常好，于是他们就下走坡走向港口。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街区的边缘，靠近通向悬崖大道的城门。那是一幢西班牙式的小房子，墙体很厚，外窗板上了油漆，几个昏暗的房间光秃秃的。兄弟俩的母亲，一位西班牙老太太，带着微笑的脸堆满皱纹，她端上来米饭。贡萨雷斯不免惊讶，城里已经买不到大米了。马塞尔说道：“守着城门，总有办法弄到。”朗贝尔又吃又喝，贡萨雷斯说他真够朋友，而记者心里却在想他还要等上一周的时间。
实际上，他还得等两个星期，因为守城门站岗改为每两周轮换了，以便减少守城小队。这半个月，朗贝尔不间断地、不遗余力地工作，可以说一门心思，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到了深夜，他一上床便沉沉睡去。原先闲得要死，现在累得要命，这样骤然变化，躺到床上一点儿劲儿也没了，便进入几乎无梦的黑甜乡。他很少提起即将逃离之举。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过了一周，他向里厄大夫透露，前一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他从酒吧出来，突然感觉腹股沟肿胀，双臂绕腋窝转动也有点儿困难，心想必是传染上了鼠疫。当时他唯一可能作出的反应，后来他也跟里厄同样认为不够理智的反应，就是跑向本城的制高点，从那里一个小场地，虽然照样望不到大海，却能多看到点儿天空，他从城墙的上方，大声呼唤他的妻子。他回到住处，察看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发现一点儿感染的症状。这场虚惊，他实在难以启齿。里厄则说他非常理解人会有这种反应。他说道：“不管怎样，人有时就可能产生这种愿望。”
“今天上午，奥通先生还向我提起您，”里厄在朗贝尔正要走时，突然又说道。“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还对我说：‘您劝劝他，不要跟那些走私团伙来往。他开始引起别人注意了。’”
“您讲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话是说您必须抓紧。”
“谢谢。”朗贝尔说着，紧紧握住大夫的手。
走到门口，他又猛地转过身来。里厄注意到，自闹鼠疫以来，朗贝尔第一次面露微笑。
“您干吗不阻止我走呢？您有这种手段。”
里厄习惯性地摇了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早已选定的幸福，而他里厄，没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自己没能力判断怎么样好，或者怎么样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干吗又对我说赶快行动呢？
“也许我也有这种愿望，为了幸福做点儿什么吧。”
第二天，他们俩一起工作，什么都不再谈了。到了下一周，朗贝尔终于住进了那幢西班牙式小房子。主人在公用房间给他搭了一张床。两个青年不回家吃饭，又嘱咐他尽量少出门，因此，大部分时间他独自一人待着，或者跟老太太说说话。老太太身体干瘦，但是闲不住，她穿一身黑衣裙，棕褐色的脸上布满皱纹，一头白发十分洁净。她终日沉默寡言，看着朗贝尔时只是用眼睛微笑。
她偶尔也问起来，朗贝尔就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妻子吗。朗贝尔认为，这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儿，但是传染的危险总归不大，如果留在这城里，他们就很可能永远分离了。
“她人好吗？”老太太微笑着问道。
“非常好。”
“漂亮吗？”
“我看漂亮。”
“唔！”老太太说道，“为的就是这个。”
朗贝尔寻思起来。当然为的是这个，但是又不可能仅仅为的这个。
“您不相信仁慈的上帝吗？”老太太问道，她本人每天早晨都去做弥撒。
朗贝尔承认不相信，老太太还说为的就是这个。
“一定得跟她团聚，您这样做得对。不然的话，您还会剩下什么呢？”
余下的时间，朗贝尔就沿着房间墙壁转悠，粗糙的灰泥墙光秃秃的，只能抚摩钉在上面的一把把扇子，再不就数数台毯垂下来的流苏有多少羊毛球。到了晚上，两个青年回家。他们的话不多，只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吃罢晚饭，马塞尔弹起吉他，他们还喝一种茴香酒。朗贝尔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星期三，马塞尔回来说道：“就定在明天午夜。你准备好了。”同他们一起值班的两个人，一个感染上了鼠疫，另一个是同寝室的室友，也正在接受隔离观察。因此，这两三天，也只有马塞尔和路易两个人当班了。这天夜里，他们去安排好这次行动最后一些细节。第二天，就有可能出城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太太问他：“您满意了吧？”他说满意了，而心里却另有所思。
次日，天气闷热潮湿，让人喘不上来气。疫情大为不妙。西班牙老太太还照样那么安详。“这人世在造孽，”她说道，“必有天灾人祸！”朗贝尔也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打着赤膊。然而，不管做什么，汗水总顺着他的两肩之间和胸膛往下流淌。百叶窗关着，屋里半明半暗，他们的上身呈现为棕色；仿佛涂了一层油漆。朗贝尔一言不发，总在转悠。到了下午四点钟，突然间，他穿好衣服，说是出去一趟。
“注意，”马塞尔说道，“确定在午夜。什么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先去里厄大夫家。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去上城医院便能找见里厄。还是原来那群人，在医院的门岗前转来转去。“你们走开吧。”一名金鱼眼睛的中士对他们说道。那些人走开，但是又绕回来。“你们等也是白等。”中士又说道，他的军装已浸透了汗水。那些人也是这种看法，但是仍然守在那里，根本不顾能热死人的天气。朗贝尔出示了通行证，中士向他指明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房门对着院子。朗贝尔迎面撞见从办公室出来的帕纳卢神甫。
白色小屋挺脏，散发着药味和潮湿被褥的气味，塔鲁坐在黑色木制办公桌后面，衬衫袖子卷着，他正用手帕擦拭臂肘上的汗水。
“还在这儿呢？”塔鲁问道。
“对，我想跟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呢。不去麻烦他就能解决问题，那就更好了。”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能办的事，就不找他了。”
朗贝尔瞧了瞧塔鲁，人又瘦了一圈儿。塔鲁也疲惫不堪，两眼发花，面容憔悴，那副健壮的肩膀也蜷缩成球状。有人敲门，一名男护士走进来，戴着白色大口罩。他将一沓病历卡放到塔鲁的办公桌上，只是说了“六个”，隔着口罩声音显得沉闷，说罢便离去了。塔鲁注视着记者，又将病历卡展成扇形给他看。
“病历卡挺精美，嗯？其实不然。这是昨夜死的人。”
他皱起眉头，重又叠好病历卡。
“我们只剩下一件事好干了，那就是做报表。”
塔鲁站起来，身子靠在办公桌上。
“您就要走了吧？”
“今晚，午夜时分。”
塔鲁说这消息他听了很高兴，让朗贝尔多多保重。
“您这可是由衷之言？”
塔鲁耸了耸肩：
“人到了我这年纪，势必讲真话。讲假话太累了。”
“塔鲁，”记者说道，“我想见见大夫。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有人情味。走吧。”
“并不是这个原因。”朗贝尔为难地说道。他欲言又止。
塔鲁瞧了他一眼，突然又冲他微微一笑。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走廊，穿过漆成浅绿色、映现水族缸般光线的墙壁，快要走到两道玻璃门时，只见门里有几个动作奇特的人影。塔鲁将朗贝尔让进一间满墙都是壁橱的小厅。他打开一个壁橱的门，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脱脂纱布口罩，一只给朗贝尔，一只自己戴上。记者问戴上口罩顶不顶事儿，塔鲁回答说不顶事儿，但是能让人放心。
他们推开玻璃门，走进一间大厅，虽然天气炎热，窗户却仍旧紧闭。墙壁上方安有几台换气扇，螺旋形风叶嗡嗡作响，搅动着两排灰色病床上方浑浊而灼热的空气。低沉或尖厉的呻吟，从各个方位升起，汇成一种单调的怨声。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子，在安有铁栅栏的高窗射进来的耀眼阳光下，慢腾腾地走来走去。这大厅里酷热难耐，朗贝尔一走进来就不自在，他好不容易认出里厄，只见大夫俯向一个呻吟的形体，由两名站在床两侧的女护士协助按住病人叉开的双腿，正给患者切开腹股沟。里厄直起身子，一松手，让手术器械掉进助手递过来的盘子里，他伫立着半晌未动，注视着这个正接受包扎的患者。
“有什么新情况？”他问走到近前的塔鲁。
“帕纳卢同意了，愿意接替朗贝尔在检疫隔离所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很多事。还有，朗贝尔走后，第三调查队需要重新组织。”
里厄点头表示同意。
“卡斯泰尔完成了头一批疫苗，他提议进行试验。”
“唔！”里厄说道，“真不错。”
“最后，朗贝尔来了。”
里厄转身，口罩上面的眼睛眯缝起来，看见了记者。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里厄问道，“您应当去别的地方。”
塔鲁说定在今天晚上，午夜上路；朗贝尔随即补充一句：“原则上。”
他们当中哪个每次说话，纱布口罩就鼓起来，对着嘴的部位也随之潮湿了。因此，这种谈话颇显得虚幻，仿佛雕像在对话。
“我要同您谈谈。”朗贝尔说道。
“您若是愿意的话，我们就一道出去。您到塔鲁的办公室里等我。”
片刻之后，朗贝尔和里厄坐到车后座上，塔鲁开大夫的车。
“没油了，”塔鲁启动车时说道，“明天就得步行了。”
“大夫，”朗贝尔说道，“我不走了，愿意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干。”
塔鲁不露声色，还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不能从疲惫的状态中挣扎出来。
“那她呢？”他瓮声瓮气地问道。
朗贝尔说他又进一步考虑了，还保持原来的看法；但是，他如果走了，就会感到愧疚。这也会妨碍他去爱留在那里的心上人。不过，里厄这时挺起了身子，声音坚定地说道，这样看问题很愚蠢，去追求幸福并不可耻。
“对，”朗贝尔说道，“不过，独自享受幸福，就可能问心有愧。”
此前，塔鲁一直缄默，这时他也没有回头看他们，但是开了口，指出如果朗贝尔愿意跟大家共患难，那他恐怕就再也没有时间眷顾幸福了。取舍之间，必须作出选择。
“问题不在这儿，”朗贝尔说道。“我一直认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是个局外人，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现在，我亲眼目睹了，就知道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属于这里了。这场疫灾关系到我们所有人。”
没有人应声，朗贝尔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况且，你们心里都明明白白！要不然，你们在这所医院里干什么？你们呢，都作出选择，舍弃幸福了吗？”
无论塔鲁还是里厄，谁都照样不应声。冷场持续很久，一直到汽车驶近大夫的家。朗贝尔再次提出他那最后的问题，而且又加重了语气。只有里厄转过脸面对着他，吃力地挺起身子。
“请原谅，朗贝尔，”里厄说道，“不过，我也说不清楚。既然您有这种愿望，那就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干。”
汽车猛然往旁边一闪，里厄就不讲话了。继而，他凝望前方，又说道：
“在这人世上，什么都不值得人离开自己所爱。然而，我也离开了，却弄不清到底为什么。”
他身子一放松，又倒在靠垫上。
“这是个事实，仅此而已，”他倦怠地说道，“这种事，我们就记录下来，承担其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道。
“嗳！”里厄回答，“人不能同时治病又知道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就尽快治病救人。这是当务之急。”
午夜时分，塔鲁和里厄还给朗贝尔画地图，标明他负责调查的那个街区。这时，塔鲁看了看表，抬起头，正巧遇到朗贝尔的目光。
“您给他们打过招呼了吗？”
记者移开目光，吃力地说道：
“我来看你们之前，已给他们寄去一封简信。”
三
卡斯泰尔研制的血清，到十月末才投入试验。实际上，这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试验一旦再次失败，大夫就确信这座城市要受病魔任意摆布了，瘟疫或者再猖獗数月之久，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停止。
就在卡斯泰尔来看里厄的前一天，奥通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全家人不得不接受检疫隔离。孩子的母亲刚隔离完不久，现在又得隔离起来。这位法官遵纪守法，一见儿子身上发现症状，立即派人请来里厄大夫。里厄赶到时，父母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女儿已经送走了。孩子正进入衰竭时期，任由大夫检查，也没有呻吟一声。大夫抬起头来，遇到法官的目光，看到法官身后孩子母亲那张苍白的脸：她嘴上捂着手帕，瞪大眼睛注视着大夫的一举一动。
“就是了，对不对？”法官声音冷冷地问道。
“对。”里厄回答，又瞥了一眼孩子。
孩子的母亲眼睛睁圆了，但是她始终不讲话。法官也沉默不语，继而，他放低了声调，说道：
“那好，大夫，我们就应当照章办事。”
里厄避而不看一直用手帕捂着嘴的孩子的母亲。
“办起来很快，”里厄颇为犹豫，说道，“只要我能打个电话。”
奥通先生说立刻带他去。然而，大夫转过身，对法官的妻子说道：
“实在遗憾。您应当准备些衣物。您了解该怎么办。”
奥通太太仿佛愣在那里，直直地看着地面。
“是的，”她点点头说道，“我这就去准备一下。”
里厄辞别之前，不由自主地问奥通夫妇，是否有什么要求。法官的妻子还是默默地看着他。不过，法官这次却避开目光。
“没有，”他说着，咽了一口吐沫，“但请您救我孩子一命。”
检疫隔离的措施，开头不过是一种形式，但是经过里厄和朗贝尔的组织，就规定得非常严格了，尤其是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彼此始终隔离。家庭某个成员，如果不知不觉中染上了瘟疫，那就不能留给疫病大量传播的机会。里厄解释这些理由，法官也认为这理所当然。不过，他妻子和他对视的那种眼神，让大夫感到这次又要分离，他们心慌意乱到何等程度。奥通太太及其小女儿，可以安排到朗贝尔管理的改成检疫隔离所的旅馆。但是没有预审法官的床位了，他只能住进市体育场隔离营，那是省政府用路政管理处提供的帐篷，正在搭建的隔离营。里厄对此表示歉意，而奥通先生倒是说，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服从才是正理。
至于患儿，他被送到附属医院，住进了由教室改成的病房，里面安放了十张病床。观察了二十个小时之后，里厄认为这孩子没救了。小小的躯体任由传染病毒吞噬，丝毫也没有反应了。腹股沟刚刚长了几个小肿块，十分疼痛，孩子瘦弱的四肢受阻而难以活动了。在他的身上，病魔不战自胜。有鉴于此，里厄就想到卡斯泰尔研制的血清，可以在这孩子身上试验。就在当天晚上，晚饭之后，他们实施了长时间接种疫苗，而没有引起孩子一点儿反应。次日天刚亮，所有人都来到患儿跟前，以便判断这次具有决定性的疫苗试验的效果。
孩子已经脱离了麻木状态，躯体在被子里抽搐辗转。里厄大夫、卡斯泰尔和塔鲁，从凌晨四点起，就一直守在患儿床前，一步步跟踪观察病情的发展或者停顿。塔鲁在床头，他那大块头的躯体有点儿弯曲。里厄站在床尾，卡斯泰尔坐在他旁边，正看一本旧书，显得十分平静。在这间从前的小学教室里，晨曦渐渐扩展，其他人也陆续到来。帕纳卢头一个进病房，站到病床的另一边，背靠墙上，同塔鲁面对面。他脸上赫然可见一副痛苦的表情，这些日子拼老命，辛劳在他充血的额头刻下道道皱纹。约瑟夫·格朗也到了。已经七点钟了，这名职员跑得气喘吁吁，连声表示歉意。他只能稍留片刻，也许现在已经有了些确切的情况。里厄没有说话，指给他看那孩子。患儿双眼紧闭，脸已经失态，用尽余力紧咬牙关。小身子纹丝不动，只是头在没有枕套的枕头上左右转动。终于天色大亮，教室里端仍在原地的黑板上，还能辨认出从前写的方程式的字迹。朗贝尔来了，他身子靠在邻床的床脚上面，掏出一包香烟。可是，他瞥了一眼患儿，又将那包香烟塞进兜里。
卡斯泰尔依然坐在那儿，他从眼镜上方注视着里厄。
“您有孩子父亲的消息吗？”
“没有，”里厄回答，“他父亲在隔离营。”
患儿在床上呻吟，大夫用力握住病床的横档，两眼紧盯着患儿，只见孩子的躯体突然僵直了，牙关重又咬紧，腰部略微塌陷，四肢缓缓叉开。赤裸的小身子盖着军用毛毯，这时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酸的气味。孩子的躯体又逐渐松弛，四肢也重又收拢，蜷缩到床铺中央，眼睛始终闭着，也不发声音，呼吸似乎更加急促了。里厄同塔鲁的目光不期而遇，塔鲁随即移开视线。
他们已经见过一些孩子夭折；只因几个月以来，鼠疫肆虐，根本不选择打击对象。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凌晨起，就一分钟一分钟观察孩子经受的病痛。自不待言，让这些无辜的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在他们眼里始终是活生生的现实，也就是说令人愤慨的事。不过，在此之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所感到的愤慨有点儿抽象，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直面观察一个无辜孩子垂危的过程。
恰好这时，孩子仿佛胃部被咬噬，身子重又蜷缩起来，同时发生微弱的呻吟。身子蜷缩了好一阵子，不时因打寒战和痉挛而抖动，他那副细弱的骨骼，就好像被鼠疫的狂风吹弯了，在高烧的热风不停劲吹中咯咯作响。狂风过后，他的身子稍微放松了，高烧似乎退去，把他抛在潮湿而毒化的海滩上，气喘吁吁，歇息的样子已与死亡相似。热浪第三次袭来，把患儿的身子稍微掀起来一下，他全身重又蜷缩成一团，怕被火焰烧灼，恐惧地退缩到床铺的紧里边，同时拼命地摇晃脑袋，完全掀掉了毯子。大滴大滴的泪水，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开始在铅灰色的脸上流淌，孩子染上鼠疫四十八小时，胳臂腿上的肉就全化了，这次发病之后，他已经精疲力竭，瘫在凌乱的床上，那姿势粗略像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
塔鲁俯下身去，用粗重的手掌擦拭孩子脸上的泪水和汗水。卡斯泰尔合上书本有一阵工夫了，他一直注视着患儿。他开口一句话讲到半截，不得不咳嗽两声才讲完，因而声音突然洪亮起来：
“没有过早晨病情缓解的情况，对不对，里厄？”
里厄说没有过，但是这孩子超出了正常，挺的时间长多了。帕纳卢靠在墙上，身子有点儿往下沉，他瓮声瓮气地说道：
“如果孩子迟早也是个死，那么挺时间长更遭罪。”
里厄猛地转向帕纳卢，张口要说话，但是又咽下去，显然他克制自己，又收回目光，移到孩子身上了。
阳光充满了病房。在另外五张病床上，一些形体在蠕动，呻吟，但是都很有节制，仿佛商量好了似的。唯独一人叫喊，在房间的另一端，他隔一阵就轻轻号叫几声，似乎在表示惊讶，而不是疼痛。即使是病人，好像也不如起初那样畏惧了。现在他们对待病症的态度，有了默许的成分了。只有这孩子还在全力挣扎。里厄不时给孩子把把脉，其实多此一举，他主要还是想摆脱自身这种无能为力的静止状态，闭起眼睛，感受这种脉动跟自身血液的翻腾相交织。于是，他跟这个受病痛折磨的孩子相混相通了，试图以他尚未耗损的全部力量支持这孩子。可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有一分钟会合，随后又不一致了，孩子脱离他的掌控，他的努力落了空。他只好放下孩子纤细的手腕，回到自己的位置。
阳光沿着粉刷的白墙照进来，由粉红色变成黄色。玻璃窗外面，火热的上午开始劈啪作响了。格朗走时说他还要回来，几乎没人听见，人人都在等待。患儿一直闭着眼睛，似乎安稳了一点儿。他的双手弯成爪子状，轻轻地划着床铺的两侧。他的手又抬上来，搔着挨近膝盖的毯子，接着，孩子又突然蜷曲双腿，大腿收拢到贴近肚子，然后就不动弹了。这时，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瞧着站在他面前的里厄。现在他的脸如泥塑一般，凹陷处的嘴巴张开，几乎同时发出一声拖长的号叫，这唯一的叫声随着呼吸而略微变化，猛然充斥病房，成为一种单调的、不协调的抗议，听来不似人声，却仿佛同时发自所有世人之口。里厄咬紧了牙关，而塔鲁则转过身去。朗贝尔凑到床边，而坐在床边的卡斯泰尔又把摊在双膝上的书本合上。帕纳卢注视孩子的嘴，只见嘴里因疾病而脏兮兮的，积满了世世代代的这种呼号。神甫不由得双膝跪下，声音有几分哽咽，但很清晰地说道：“上帝啊，救救这孩子吧。”他这句祷告，在持续不断的无名的怨声衬托下，谁听到都觉得极其自然。
这工夫，孩子还继续叫喊，周围的病人也都骚动起来。在病房另一头不断哀吟的那个人，也加快了抱怨的节奏，最后同样变成真正的呼号了，汇入其他病人越来越高的呻吟。整个病房哭泣声如潮涌动，盖过了帕纳卢的祷告声。里厄紧紧抓住床架的横档，闭起双目，一时感到极度疲惫和厌恶。
里厄睁开眼睛时，瞧见塔鲁站在身边。
“我得走开了，”里厄说道，“实在受不了。”
然而，猛然间，其他患者都住了声。大夫这时才听出来，孩子的叫声也已微弱，而且还在减弱，终于止息了。可是，孩子周围哀怨声又起，不过很低沉，犹如刚结束的这场搏斗遥远的回音。这场搏斗的确结束了。卡斯泰尔已经走到病床另一头，说了一句“全完了”。孩子的嘴张着，但是无声无息了，躺在凌乱被子的凹陷处，身子突然就缩小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珠。
帕纳卢走到床前，做了祈福的手势。然后，他搂起教袍，走中间通道出去。
“难道还得从头做起吗？”塔鲁问卡斯泰尔。
老大夫晃了晃脑袋。
“也许吧，”他强颜一笑，说道，“不管怎样，他挺的时间够长的。”
这时，里厄已经要离开病房，他脚步飞快，情绪又那么冲动，在超过帕纳卢的当儿，被神甫一把拉住。
“别这样，大夫。”神甫对他说道。
里厄正冲动不已，猛然转身，粗暴地抛给神甫一句：
“哼！至少，这孩子是无辜的，这您完全清楚！”
他随即转过身去，抢在帕纳卢之前走出病房，来到小学校院子的里端，在蒙尘的小树中间，捡了一条长凳坐下，擦拭一下已经流到眼角的汗水。他还想喊几嗓子，以便震开压在他心头的死结。热气从榕树的枝叶之间沉降。早晨的碧空很快就蒙上一层淡白色的烟雾，这使得空气更加闷热了。里厄坐在长凳上缓劲儿。他望着树枝、天空，呼吸又渐渐平稳下来，也慢慢吸纳了疲劳。
“跟我说话，为什么这么大火气呢？”他身后有人说道，“这景象惨不忍睹，对我也一样。”
里厄朝帕纳卢转过身去。
“不错，”里厄说道，“请您原谅。真的，疲劳也是一种疯狂的形态。在这座城市里，有些时候，除了反抗，我没有别的感觉了。”
“我理解，”帕纳卢低声说道，“这种情况超出了我们的容忍度，是会让人愤然而起。不过，也许我们就应该热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腾地一下子站起身，定睛看着帕纳卢，眼神里汇聚了他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和愤慨，随后又摇了摇头。
“不，神甫，”他说道，“对于爱，我另有看法。我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
帕纳卢的脸上掠过一丝震惊的神色。
“嗳，大夫，”神甫怅然地说道，“我刚刚理解了所谓的宽容。”
这时，里厄由着身体，重又坐到长凳上。他从卷土重来的疲惫的深处，语气更为和缓地回答道：
“这正是我所缺乏的，我也知道。然而，我并不想跟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工作，正是这件超越渎神和祈祷的事把我们聚在一起。唯独这一点才重要。”
帕纳卢坐到里厄的身边，他那样子有点激动。
“是的，”神甫说道，“是的，您也一样，是为拯救人而工作。”
里厄挤出个微笑。
“拯救人，这话对我未免过誉。我没有做那样的大事，只是关心人的健康，首先是人的健康。”
帕纳卢有些迟疑。
“大夫。”神甫开了口。
但是他欲言又止，他的额头也开始汗如雨下。他喃喃说了一声“再见”，站起身来时两眼发亮。他刚要离去，若有所思的里厄也站起来，走上前一步。
“再次请您原谅，”里厄说道，“这样发火不会再有了。”
帕纳卢伸出手，感伤地说道：
“然而，我并没有说服您！”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里厄说道，“我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病痛，这您完全清楚。不管您意下如何，我们走到一起，就是为了忍受死亡和病痛，并且与之斗争。”
里厄握住帕纳卢的手。
“您瞧，”里厄说道，并且避开神甫的目光，“现在，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四
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帕纳卢就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播的地方。在救护人员中，他置身于自认为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第一线，死亡的场面自然见过不少。他虽说注射过疫苗，有了免疫力，却未能免除他对死的忧虑。不过，表面上，他总能保持镇定的神态。可是自从那天，他长时间观看一个孩子死亡的过程，似乎就变样了。越来越紧张的神色，明显写在他的脸上了。且说那天，他对里厄笑道，此刻他正写一篇小论文，题为《神甫能否看医生》，大夫便感到，事情似乎远比帕纳卢所说的更为严重。大夫表示愿闻这篇论文的详情。帕纳卢便告诉大夫，他在男教徒的弥撒上要有一场布道，届时他至少会阐述他的一些观点。
“我希望您能到场，大夫，讲道的主题会引起您的兴趣。”
神甫第二次讲道，正赶上大风天。老实说，没法儿跟第一次讲道相比，这次全场听众坐席稀稀拉拉了。原因很简单，在我们的同胞看来，这种场面已无吸引人的新意了。在全城经历艰难的时期，“新意”这个字眼早已失去意义。此外，大多数人，即使没有完全弃绝他们的宗教义务，或者，即使没有参加礼拜的同时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生活，他们也会用一些毫无理智的迷信来取代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宁愿佩戴护身圣牌或者圣罗克护身符，也不肯去做弥撒了。
举例便可说明，我们的同胞开始滥用预言了。的确，在春季那会儿，大家就期待鼠疫会随时结束，既然大家都确信疫情不会持续下去，谁也想不到去问问别人，瘟疫究竟能流行多长时间。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有人开始担心，这场灾难真的没有头儿了，于是瘟疫停止流行，一下子就成了众望所归了。占星术士或天主教圣徒的各种预言，就这样一手传一手。本城印刷所老板也很快就看出，公众对预言的这种执迷有利可图，于是排印成册，大量发行。他们又发现公众的好奇心难以餍足，便组织人力到市里各家图书馆查阅野史，尽量搜集所有见证资料，汇编起来在全市发行。如果史书上的预言还嫌不足，还可以向一些记者定制：这些记者至少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专业水准不亚于那些世代的楷模。
这些预言有些甚至在各家报纸上连载，而大家阅读的浓厚兴趣，丝毫不逊于灾难前看连载的言情小说。有些预言还依据稀奇古怪的计算，即在计算中纳入闹鼠疫年份的千位数、死亡的人数，以及瘟疫持续的月份数。另一些预言则比较历次鼠疫大流行，找出其中类似的方面（即预言中所谓的常数），再运用同样古怪的计算，便声称得出认识当前灾难的数据。不过，最受公众赞赏的预言，无疑是效仿《启示录》的语体写成的，宣告即将发生一系列事件，每一个都可能成为考验这座城市的大事件，其复杂性可以作出多种多样的阐释。就这样，诺斯特拉达穆斯[30]和女圣徒奥狄尔[31]便成为天天咨询的预言家，而且总能获得相应的回答。况且，所有预言有共同之处，最终总能给人以宽慰。唯独鼠疫例外。
可见，在我们同胞的心目中，这种迷信替代了宗教信仰，因此，帕纳卢讲道的教堂，上座率只达到四分之三。讲道是在晚上，里厄到达时，风一阵阵从入口两扇自动关闭的门缝隙间钻进教堂，在听众之间自由穿行。里厄走进这清冷而寂静的教堂，在一色男信徒的座位中间坐下，看到神甫正登上讲坛。帕纳卢开始讲道，比起头一次来，他这次语气更加温和，也更为审慎，而且，听众也多次注意到，他在演讲中有几分迟疑。还有个情况很怪，他不再讲“你们”，而是说“我们”如何如何。
不过，他的声音渐渐有了底气。他开始提醒说，鼠疫在我们中间流行了数月，多少次看到它坐到我们餐桌旁，或者坐到我们所爱的人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边走动，在工作地点等待我们到来，因此，现在我们更了解鼠疫了，现在也许我们更能接受它不间断对我们讲的事，而在初期惊愕之余，我们不可能很好地听取。帕纳卢神甫在同一地点布道已经讲过的话，仍然是对的，至少他深信不疑。然而，这种情况我们每人都碰到过，他也痛悔得捶胸顿足，当时他布道所考虑并讲出来的话，也许还缺乏慈悲心怀。不过，有一点始终是对的，就是说任何事情，总有可取的方面。最严酷的考验，对于基督教徒仍有裨益。而基督教徒遇事所应当寻求的。恰恰是事情的益处，这种益处由什么构成，怎样才能够找到。
这工夫，里厄周围的人两臂搭在扶手上，似乎舒舒服服坐在长椅上，尽量保持最惬意的姿势。教堂入口的一扇软垫隔音门在轻轻地来回摆动。有人离座去把门扶住。里厄因这种骚动而分心，几乎没有听见帕纳卢接着讲道说些什么。神甫所讲的大致内容是，不必试图解释鼠疫这种现象，而应尽量学会可能学会的东西。里厄听得很模糊，以为神甫主张什么都无需解释。等到帕纳卢用力强调，在天主看来，有些事情可以解释，另一些事情不能解释，这时里厄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世间当然有善恶，一般来说，也很容易解释善恶的区别。然而，深入恶的内部，就开始碰到难题了。譬如说，世间存在看似有必要的恶，也有看似没必要的恶。有堕入地狱的唐璜，也有一个孩子的夭折。要知道，如果说唐璜这个浪荡的恶少天打雷劈，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这孩子遭受这么大罪，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在这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孩子遭罪，以及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惧，并且务必找出这其中的缘由。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上帝向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因而到此为止，宗教也就乏善可陈。在这里则相反，天主将我们逼到墙根儿。我们全落入鼠疫的围墙里，我们必须在这种死亡的阴影中，找出有益于我们的方面。帕纳卢神甫甚至不肯随便利用廉价的优势，一举而跨越围墙。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一句，等待这孩子的永福，足可以补偿他们遭受的痛苦。而其实，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归根结底，谁又能断言，永恒的福乐便可补偿人所遭受的片刻痛苦呢？那肯定不会是个基督徒，只因我主耶稣四肢和心灵都尝到过痛苦。神甫不会那么做，依然停留在墙脚，直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坚守这种十字架便是象征的极痛深悲。他可以无所畏惧地对那天听他讲道的人说：“我的弟兄们，时刻到了。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可是在你们中间，谁又敢否定一切呢？”
里厄刚想到神甫接近了异端邪说，但是不容他细想，帕纳卢已经接着有力地断定，这种命令，这种纯粹的要求，正是基督徒的特惠。这也是基督徒的美德。神甫心知他要讲的美德中有过火的成分，许多习惯了更为宽容和传统的道德的人，听了会反感。不过鼠疫时期的宗教，不可能等同于平时的宗教，如果说天主可能容许，甚至渴望人的灵魂在幸福的时期安详而怡然自得，那么他也希望在极端的不幸中，人的灵魂就应该有极端的表现。今天，天主将他的造物置于不幸的境地，这是赐予他们的恩惠，促使他们重新找回并担当起这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即全相信或全否定。
上世纪有一位世俗作家，断言并不存在炼狱，便声称揭示了教会的秘密。言下之意，他认为不存在半路，只有天堂和地狱，人根据生前所作的选择，死后不是升天堂而得永福，就是下地狱而受永罚。但是，按照帕纳卢的观点，这是一种异端邪说，只能出自一个不信教的人的头脑。因为，炼狱就是存在。当然，有些时期，不能过分指望这种炼狱，有些时期，根本谈不上轻罪。任何罪孽都死有余辜，任何冷漠的态度都是犯罪。那就是全认可，或者全否定。
帕纳卢停顿了，这时，里厄才更清楚地听到风从门下钻进来的哀鸣：外面的风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与此同时，神甫又讲道，他所说的全盘接受的品德，不能从通常赋予该词的狭义来理解，既不是一般意义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逊顺，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一种屈辱。不言而喻，一个孩子遭受的痛苦，是对人的思想和心灵的侮辱。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投身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而帕纳卢明确告诉听众，他要说的意思不容易说，必须情愿接受屈辱，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所有出路都关闭了，才会把根本的选择贯彻到底。一个基督徒会选择相信一切，以免走到否定一切的死路。正如那些善良的妇女，这时候在各教堂得知，腹股沟淋巴结形成肿块，正是人体排泄传染毒素的自然通道，她们就说：“天主啊，请让我身上腹股沟淋巴结也长出肿块吧”，基督教徒也同样会把自身交给天主，即使还不理解我主的意愿。我们不能说：“那个我理解，但是这个不可接受”，必须跳进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不可接受的腹心，恰恰就是为了我们作出选择。孩子的痛苦正是我们的苦涩面包，但是如无这种面包，我们的灵魂没有精神食粮，就会饿死。
帕纳卢神甫讲到这里顿了顿，停顿时通常会伴随场内隐隐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起，讲道者就出人意料，马上接下去，其声铿锵有力，佯装设身处地，替听众发问，究竟应该如何作为。他早就料到，大家要说出听天由命这个可怕的字眼。那好吧，面对这个字眼他并不退避，只要允许他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当然了，还得强调一遍，切勿模仿他曾提过的阿比而尼亚的那些基督徒。更不要想去附和那些患上鼠疫的波斯人，他们将带有病毒的破衣烂衫抛向由基督教徒组成的卫生防疫队，并且高声祈求上天将鼠疫传染给这些离经叛道者，惩罚他们企图制服天主赐予的灾难。然而反过来，也不应该效仿开罗的那些修道士：他们在上世纪瘟疫流行期间，举行送圣体仪式时用镊子夹圣体饼，只为避免接触信徒们可能潜伏病毒的又湿又热的嘴。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同样都有罪孽。因为，对于前者，一个孩子的痛苦无关痛痒，而对于后者则相反，人对痛苦的畏惧侵蚀了方方面面。这两种情况，问题都被掩盖了。对天主的声音，他们全置若罔闻。还有其他事例，帕纳卢也要列举。据马赛大鼠疫纪事作者的记述，赎俘会[32]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仅有四人幸免于难，而四人中又有三人潜逃。纪事作者们是这样讲的，再多说什么就超越他们的职业了。然而，帕纳卢神甫读到这些记载，全部思绪就自动集中到那名唯一留下的修道士身上，尽管他也看到了那七十七具尸体，尤其看到了那三名教友逃逸的例子。讲到这里，神甫用拳头捶着讲道台的边缘，高声说道：“我的弟兄们，一定要做留下来的那一个！”
这倒不是说拒绝防范措施，防范措施正是一种明智的秩序，由一个社会引进一场大灾难的混乱中。绝不要听那些道学家的胡言乱语，说什么必须跪下来求饶，放弃一切。我们只应当开始往前走，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尽量做好事。不过，除此之外，就必须坚持下去，完全听从上帝的安排，哪怕孩子死了，也不要去寻求个人的帮助。
帕纳卢神甫讲到这里，又举出马赛鼠疫流行期间，贝尔森斯主教[33]的崇高形象。他回叙说，在瘟疫行将结束时，主教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认为一筹莫展了，于是备足食粮，闭门不出，还让人在住宅四周筑起围墙。当地居民本来把他视为偶像，由于痛苦到极限而产生的逆反心理，他们对主教的行为痛恨到极点，就用尸体将他的房子包围起来，想要让他染上瘟疫，甚至还把尸体抛入墙内，以便更加确保他难逃厄运。主教就是这样，在最后关头意志薄弱，自以为在死亡的世界能独善其身，不料尸体却从天而降，砸到他的头上。我们同样如此，就应该确信在鼠疫的肆虐中没有安全岛。不，没有中间路线。必须接受令人愤慨的现实，因为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恨天主，要么爱天主。又有谁敢选择恨天主呢？
“我的弟兄们，”帕纳卢最后说，同时宣布他得出的结论，“爱天主，是一种艰难的爱。这种爱的必要条件，就是完全忘我，鄙视自身。但是，唯独这种爱，才能消除孩子们的痛苦和死亡；不管怎样，也唯独这种爱，能让死亡显示其必要性，因为死亡无法理解，我们就只能求之了。这就是难以领会的一课，我愿意和你们共勉。这就是信念，在世人眼里很残酷，在上帝眼里却有决定意义，因此必须拉近距离。这种可怕的形象，我们一定要与之比肩。登上这个顶峰，一切都将相混同，不分高下了，真理就将从这表面上不公正之中涌现出来。也正是如此，在法国南方的许多教堂里，一些鼠疫受难者在祭坛的石板下安眠了多少世纪，神甫们在他们的坟墓上方讲道，所宣扬的精神，正是从这种也有孩子份额的骨灰中激发出来的。”
里厄走出教堂时，一阵狂风从半开的门扇灌进教堂，径直扑向教徒们的脸。一股雨水的气味和潮湿的人行道的清香，随风进入教堂，让教徒们出去之前就领略城市的模样。一位年迈的教士和一个年轻助祭，这时在里厄大夫前面走出门，好不容易才按住帽子。尽管手忙脚乱，年迈的教士还照样不停地评论这场讲道。他赞赏帕纳卢的口才，但是颇担心神甫阐明思想的大胆论断。他认为这场讲道，重在表现忧虑而不是力量，可是一位教士，到了帕纳卢这种年纪，就没有权力心感忧虑了。年轻的助祭顶风低着头，明确说他总跟这位神甫打交道，了解他的思想演变，他的论文还要大胆得多，恐怕难获教会批准印行。
“他到底要阐述什么思想呢？”老教士问道。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门前的广场，大风在周围呼啸，打断了年轻助祭的话。等到能开口了，他仅仅说道：
“一位教士如看医生，这中间就矛盾了。”
塔鲁听了里厄转述帕纳卢的讲话，就说他认识一位教士，在战争中丧失了信仰，只因他发现了一张打瞎了双眼的青年的脸。
“帕纳卢说得对，”塔鲁说道，“无辜的人打瞎了双眼，一个基督徒目睹了，就应该放弃信仰，或者接受也把自己的眼睛弄瞎。帕纳卢不肯放弃信仰，他一定能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塔鲁的这种看法，能否稍微澄清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帕纳卢在他身边的人眼里种种不解的表现呢？下文大家自会判断。
讲道之后没过几天，帕纳卢果然忙着搬家了。当时，城里疫情发展引起了搬家潮。塔鲁就不得不撤离旅馆，住进里厄的家中；同样，神甫也只好放弃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房间，搬进一位老太太的家里：房东老太太总去教堂，尚未感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甫越发感到疲惫和焦虑，无意中丧失了房东老太太对他的敬重。老太太曾热烈赞扬圣女奥狄尔预言的功德，而神甫听着，却稍微流露出了不大耐烦的神情，想必是他太疲倦的缘故。后来他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就连至少争取老太太一种善意的中立态度也不可得。他已经造成了坏印象。因此，每天晚上，在返回他那布满针钩花边饰物的房间之前，他就不得不观赏房东坐在客厅里给他看的后背，同时让他带走的记忆，就是身也不回对他冷淡说的一句“晚安，神甫”。正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他上床睡觉时头疼得很，感到孕育好几天的热烧，这时开始泛滥，热浪冲击他的手腕和太阳穴。
随后发生的情况，只有通过房东老太太事后的讲述才知道。她习惯早起，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一段时间，奇怪没有看见神甫走出房间，犹豫再三才决定去敲敲房门。她瞧见神甫一夜未眠，仍然躺在床上。神甫感到气闷而难受，显得异于往常，脸色涨红。拿老太太本人的话说，她彬彬有礼地向神甫提议请个医生来，然而，她的提议遭到粗暴的拒绝，她认为那种态度实在令人遗憾。她只好退出房间。过了一会儿神父按了铃，请房东过来一趟。他对刚才的火气道了歉。并且向房东声明，他不可能染上鼠疫，身上没有出现鼠疫的任何症状，只是一时疲劳过度的反应。老太太郑重地回答说，她提议并不是出于这种担心，她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全，那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状况，并且自认为对此负有部分责任。但是，由于神甫没有再说什么，房东老太太所讲，如果属实的话，她当场又向神甫提议请他的医生来。神甫再次拒绝了，还解释了几句，而老太太却认为说得非常含混。她只是觉得听懂了，可听懂的意思，在她看来又恰恰无法理解；神甫拒绝医生诊视，是因为这不符合他的原则。于是，她得出结论，高烧把她的房客脑袋烧糊涂了，无奈之下，她只能给神甫端去药茶。
老太太一心决定，要一丝不苟地履行这种情况给她造成的义务，每隔两小时去看看病人。最令她诧异的是，一整天神甫都一直处于烦躁的状态。他掀掉被单，随后重又拉上盖住，不断抬手抚摩汗潮的脑门儿，还时常坐起来，想咳嗽又咳不出痰来，喉咙嘶哑而带痰声，仿佛要强行清嗓子。当时真像有一团棉絮堵住嗓子眼儿，又无法掏出来。一阵一阵这样折腾之后，他就仰身倒在床上，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已筋疲力尽。最后，他又半抬起身子，片刻之间凝视前方，目光那么专注，比先前躁动时更为凶猛。可是，要不要叫医生，老太太还犹豫，唯恐惹病人不快。虽说看似很严重，也许这仅仅是突发高烧。
不过，到了下午，老太太试图对神甫说这事儿，只得到几句含混不清的回答。她又重提请医生的建议。神甫一听便坐起来，他有点喘不上来气，回答得却十分清晰，他不愿意请医生。当时，房东老太太就决定等到次日早晨，如果神甫的病情还不见好转，她就打电话，朗多克情报所提供的电话号码，每天要在广播里反复播送十来遍。她始终担当自己的责任，打算夜间还去看看房客，守护在床前。可是，晚上给他端去新煮的药茶之后，她本人也想躺一会儿，不料直到次日天蒙蒙亮才醒来，赶紧跑到病人房间。
神甫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昨天满脸涨红，现在却面无血色，因脸庞依然丰满，那种苍白就尤为骇人了。神甫正凝视着床铺上方的一盏玻璃彩珠吊灯。他的头立刻转向进屋的老太太。据房东说，他折腾了一整夜，毫无气力作出反应了。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注意到他回答的声音淡定得出奇，他说情况不妙，但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照章办事就可以了。老太太一听慌了神儿，急忙跑去打电话。
里厄中午时分赶到，听了房东的讲述，他仅仅回答说，帕纳卢做得对，但是恐怕太迟了。神甫以同样淡定的态度接待里厄。大夫检查了一下，不免感到意外，在他身上没有发现淋巴腺鼠疫或者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检查出肺部肿胀，并有压抑痛感。但是不管怎样，他的脉搏十分微弱，总的体征临近病危，生存的希望不大了。
“您根本没有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大夫对帕纳卢说道。“但实际上，还有疑问，我还得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微微一笑，样子很怪异，似乎表示礼貌，但是没有说话。里厄出去打电话，返回房间，就看着神甫。
“我就守在您身边。”他语气温和，对神甫说道。
这时，神甫又恢复点儿精神，眼睛转向大夫，眼神里重又含有几分热情。接着，他艰难地开口说话，没法儿判断他是不是带着伤感讲这句话：
“谢谢，”他说道，“不过，出家人没有朋友，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上帝。”
他要人把放在床头的耶稣受难十字架递给他，拿到之后，便转过身来，盯着看十字架了。
帕纳卢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开口讲话。他听任摆布，如同一个物件，接受强加给他的各种治疗，只是握住十字架再也不放手了。然而，神甫的病例一直确诊不了。在里厄的思想里始终存疑。是鼠疫，又不是鼠疫。而且，近来一段时间，鼠疫似乎乐得给医生的诊断制造混乱。不过，在帕纳卢的病历中，随后的情况将表明，这种难以确诊并不重要。
体温上升，咳嗽的声音越来越嘶哑，一整天折磨着病人。到了晚上，神甫终于咳出堵着嗓子眼儿的那团棉絮。那团棉絮呈红色。帕纳卢在高烧的嘈杂闹声中，始终保持淡定的眼神。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死了，半个身子悬在床外，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病历卡上记录为：“疑似鼠疫。”
五
那年的万圣节非比寻常。当然了，气候还是随着时令，突然变天了，迟滞的炎热一下子让位给凉爽的天气。跟往年一样，现在刮起冷风，而且持续不断。大片大片乌云，从天际一边奔向另一边，阴影遮住房舍，单等乌云飞过，十一月天空的金色冷光重又投到这些房顶。头一批雨衣已经上市。不过，大家注意到，光亮的胶布雨衣数量奇多。其实，报纸早就报导过，据说两百年前，法国南方鼠疫大流行期间，医生们穿上油布衣服以防传染。各家商店趁机倾销库存的过时服装，人人争购，希望穿上这种防护服。
不过，时序嬗变的这些征象，不能令人忘记公墓冷冷清清的景象。往年这个日子，有轨电车里充满菊花的没有香气的味道，妇女则成群结队，前往亲人安息的墓地，给他们的坟墓布满鲜花。一年漫长的岁月，逝者都在孤独和被遗忘中度过，而这一天，正是活着的人试图给死者做些补偿。然而，这一年，谁也不愿意再思念死者了。恰恰是因为已经想得太多了。今非昔比，不再是怀着些许遗憾和无限忧伤来扫墓。死者也不再是被冷落的孤魂，亲人每年有这么一天，来到墓前诉说辩解一番。他们成为不速之客，闯入想要忘记他们的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年的万圣节，可以说为人避讳了。科塔尔就说，现在天天过万圣节——塔鲁倒认为，他的言词越来越尖刻了。
千真万确，鼠疫欢快之火，在焚尸炉里越烧越旺了。日复一日，死亡人数例也确实没有增加。但是，鼠疫到达高峰，似乎筑成安乐窝，每天杀戮的人数，像一个称职的公务员的工作那样，准确无误而又均衡了。依权威人士之见，原则上，这是个好兆头。在疫情图表上的曲线，先是不断上升，后来沿水平延长，这在一些人，例如在里夏尔大夫看来，还是差强人意的。“这图表趋势不错，好得很嘛。”里夏尔大夫说道。他认为疫情已经达到他所说的水平线了。从此往后，只能是往下降了。这种变化，他归功于卡斯泰尔新研制出来的血清。新血清确实取得了意外的成效。老卡斯泰尔也不表示反对，但却认为，其实还无法作出任何预判，瘟疫的历史就出现过意料不到的反弹。省政府早就渴望平抚公众的情绪，但是鼠疫总不给机会，这次就打算召集医生开会研讨，请他们写出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不料就在这节骨眼儿上，里夏尔大夫也让鼠疫夺走了性命，而这恰恰发生在疫情水平发展线上。
这一事例当然令人震惊，但是毕竟说明不了什么，省府当局面对这一变故，又回到悲观的态度上，这跟先前要采取乐观态度同样失于轻率。卡斯泰尔本人倒是兢兢业业，一门心思研制他的血清。不管怎样，公共场所无不改成医院或者检疫隔离所，而省政府大楼之所以没有轻易改动，也是因为总得保留个开会的场所。不过，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疫情相对稳定，因此，里厄所作的组织安排还能应付裕如。医生和护理人员已经尽了全力，没有被迫想方设法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需保持常态，继续做好这种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有所表现的肺鼠疫形态，现在蔓延到本市各个角落，就好像大风点燃并吹旺市民肺里的大火。患者大口大口吐血，丧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现在受感染的危险剧增，则是瘟疫的这种新形态所致。其实，在这一点上，专家们始终各持己见。但是，为了进一步防护，卫生防疫人员依旧隔着消毒纱布口罩来呼吸。尽管乍看起来，疫情很可能还要扩展，但是，腺鼠疫的病例却在减少，总体尚能持平。
然而，由于食品日益短缺，还可能在其他方面引起忧虑。投机活动猖獗起来，一般市场紧俏的生活基本食品，有人以天价倒卖。这样一来，穷苦人家生活就异常艰难，而富有家庭几乎什么也不缺少。按说，鼠疫司职不偏不倚，卓有成效，本可以在我们同胞的心中强化平等，不料正相反，它通过自私心理的正常作用，在人心中加剧了不公正的感受。当然，最后还有无可挑剔的平等，即死亡，但是这种平等，谁也不愿意争取。穷人饱受饥饿之苦，自然更加怀旧，想到毗邻的城镇乡村，那里生活很自由，面包也不贵。既然不给他们饱饭吃，他们就颇不理智地觉得，应该放他们离开。于是，一句口号终于流行起来，有时在墙上就能读到，还有几次在省长经过的路上有人喊出来：“不给面包，就给空气！”这句带有嘲讽意味的口号，也成为示威游行的信号：几次游行被迅速镇压下去，但是其严重性质则有目共睹。
各家报纸接到指令自然服从，不惜一切代价宣传乐观精神。读这些报纸，那便是民众表现出来的“平静而镇定的动人典范”，标志着当前形势的特点。可是，在一座封闭的城市里，就毫无秘密可言了，谁也不会误解全城居民表现出来的“典范”。至于报纸上所谈的“平静而镇定”，要想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只需走进当局所组建的一处检疫隔离所，或者一个隔离营就行了。当时，叙述者恰巧被调往别处，不了解那些营所的情况。因此，他讲到这里，只能引述塔鲁的见证。
塔鲁在笔记中，确实论述了一次参观：他和朗贝尔一起去看了设在市体育场的隔离营。体育场坐落在城门附近，一边挨着有轨电车行驶的街道，另一边则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一直延伸到城池起建的高地边缘。体育场四周通常筑起水泥高墙，只要在四面进出口设置岗哨，就很难逃离。同样，有围墙阻隔，外面的好奇者也难以进去打扰那些接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反之，隔离在里面的不幸者，终日看不见，却能听到驶过的一辆辆有轨电车，从伴随电车的更加喧闹的声音，就能猜出是办公室上下班的时间。他们由此得知，生活把他们排除在外，但是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仍然继续，只是由水泥高墙隔成两个世界，彼此陌生的程度，不亚于身处不同的星球。
那是个星期天下午，塔鲁和朗贝尔选定时间前往体育场。陪同他们的那个贡萨雷斯，足球运动员，还是朗贝尔把他找来的，他最终接受了轮流看管体育场的差使。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任。贡萨雷斯跟他们二人重又见面的时候，就对他们说闹鼠疫之前，这个时刻他换上运动服，准备上场比赛了。现在，体育场都征用了，不可能再组织球赛了，贡萨雷斯感到自己闲得慌，也完全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接受了这项看管的任务，但要求只是在周末才值班。那天半晴半阴，贡萨雷斯仰望天空，颇为遗憾地指出，这种天气，不下雨也不热，特别有利，能痛快踢一场好球。他极力回忆在更衣室里擦松节油的气味，还有摇摇欲垮的看台，黄褐色球场衬出的色彩鲜艳的球衣，中场休息时喝的柠檬汁和冰镇汽水，发干的喉咙喝下汽水，就有无数冰针刺激的感觉。塔鲁还记录一件事：他们走过城郊坑坑洼洼的街道，这个足球运动员还不断地踢着碰到的石子儿，总想一脚踢进阴沟的下水口里，踢进去了便说道：“一比零。”他抽完一支香烟，烟蒂从口中吐出去，就起脚尽量在半空接住。到了体育场附近，一群孩子正踢球，把球朝他们三人踢过来，贡萨雷斯冲上前，一脚准确地把球还给那些孩子。
他们终于走进体育场。看台上全是人。但是，场地上搭满了红帐篷，有数百顶之多，远远望去，看得见帐篷里的卧具和包裹。看台原样未动，好让检疫隔离者上去乘凉或者避雨。他们只能到日落时分才能回帐篷。看台下面的淋浴室经过了改造，而运动员的更衣室则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隔离营大部分人都在看台上，另一些人在球场边上游荡，还有几个人蹲在他们帐篷的出入口前，无神的目光扫视着任何东西。看台上许多人都横躺竖歪，似乎有所期待。
“他们整天都干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不干什么。”
确实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耷拉着胳臂，两手空空。这么大一群人聚在一起，全场却寂静得出奇。
“最初那几天，”朗贝尔说道，“这里的人话特别多，谁都听不见谁。可是，随着一天一天过去，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记述的情况，他理解他们的心情，从一开始就看见他们挤在帐篷里，不是倾听嗡嗡飞的苍蝇，就是浑身瘙痒，一碰到愿意听他们发泄的人，他们就大叫大嚷，倾吐他们的愤怒或恐惧。然而，等到隔离营人满为患了，善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就只好不吭声了，而且相互猜忌。的确，有一种猜疑，自灰色却又明亮的天空而降，落到这红色的营地里。
不错，人人都是一副猜疑的神色。既然把他们从其他人当中隔离出来，那就不是毫无道理，他们就要在脸上显示担心并寻找这种道理的神色。塔鲁观察到，他们人人眼神都茫然，人人都是一副痛苦的样子，苦于同他们原先的生活完全隔绝了。他们总不能时时刻刻想着死亡，于是什么都不想了。他们是在度假。“然而，最糟糕的是，”塔鲁这样写道，“他们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心里也明明白白。熟人把他们忘记了，因为要考虑其他事情，这很可以理解。可是，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记了，因为要走门路，疲于奔命，要想方设法把他们捞出来。那些人脑袋里总萦绕着要捞人的事，也就不再想要捞的人了。这也很正常。这样闹腾下来，大家终于发觉，谁也不可能真正想谁了，即使身陷最悲惨的境地。因为，真正想一个人，那就是分分秒秒都在想，绝不会分神，不管是有家务事，有苍蝇在眼前飞，该吃饭了还是身上发痒。但是，总有飞舞的苍蝇，身上也总有发痒的时候。因此，人活在世上很艰难。他们这些人都深知这一点。”
隔离营主任又朝他们走来，对他们说有个奥通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萨雷斯送到办公室，再来带塔鲁和朗贝尔走向看台的一个角落。坐在一旁的奥通先生从那里站起身，接待他们。他的穿戴一如往常，还戴着硬领。塔鲁仅仅注意到，他两鬓的毛发扎煞得很高，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好。法官的神态很疲惫，他一次也没有正面看对方一眼。他说见到他们很高兴，并请他们转达，他感谢里厄大夫所做的事。
其他人都一言不发。
过了半晌，法官又说道：
“我希望，菲利普没有太受罪。”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他说出自己儿子的名字，明白情况有所转变。夕阳在天边低垂，从两片云彩之间透出来的晚照，斜射进看台里，给三人的脸涂上金光。
“没有，”塔鲁说道，“没有，他真的没有受罪。”
塔鲁和朗贝尔离开时，法官仍然望着射来阳光的天边。
他们去跟贡萨雷斯告别。这个足球运动员正在研究轮班值勤表，他笑嘻嘻地跟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见到了更衣室，”他说道，“还是老样子。”
过了一会儿，主任要送塔鲁和朗贝尔出营，这时忽听看台上劈劈啪啪巨大的声响。接着，国泰民安时期用来宣布球赛结果，或者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这时用发齉的声音通知，隔离人员要回到各自的帐篷，以便分发晚餐。这些人缓缓离开看台，拖着脚步返回帐篷。等他们各就各位了，两辆在火车站里能见到的小型电瓶车，拉着几口大锅，驶进帐篷之间。每人都伸出手臂，而车上两只长柄勺伸进大锅，盛出食物，倒进每人两只饭盒里。电瓶车随即开走，给下一顶帐篷发食品。
“这样安排很科学。”塔鲁对主任说道。
“对，”主任满意地说着，同他们握手，“是很科学。”
这时，暮色沉沉，却云散天晴。隔离营沐浴在清爽柔和的光亮中。在宁静的暮晚，各处却响起匙子和餐盘的声音。一些蝙蝠在帐篷上方飞旋，又倏忽不见了。在围墙外，一辆有轨电车驶过道岔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可怜的法官，”塔鲁走出体育馆大门时，喃喃说道，“真应该为他做点儿什么。不过，如何帮助一位法官呢？”
六
这样的隔离营，城中还有好几座，叙述者没有第一手材料，为谨慎起见，不能再多说什么。不过，他所能讲的，就是那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分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声响，神秘的围墙，以及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地方所引起的恐惧，都沉重地压抑着我们同胞的精神，给所有人平添了慌乱和忧虑。跟当局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也越来越频繁了。
然而，到了十一月底，早晨就变得很冷了。大雨倾盆，冲刷着铺石马路，也清洗天空，让洗去乌云的澄净天空，在上方与明亮的街道相辉映。乏力的太阳，每天早晨都向全城投下闪亮而清冷的光芒。反之，将近傍晚，空气重又变得温暖了。塔鲁正是选择这种时刻，跟里厄大夫谈谈心。
有一天，将近晚上十点钟，度过了漫长而耗尽精力的一天之后，塔鲁陪同里厄出诊，一道去那位哮喘病患者老人家。这个老街区房舍上空，天光柔和。微风无声无息，穿过幽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从安静的街道一路走来，却碰到了唠叨不休的老人。老人告诉他们说，有些人并不同意当局的做法，总是同样那些人捞油水，总是同样一些人受罪，总用瓦罐打水早晚得碎，他说到这里，还搓着双手补充道，很可能要出大乱子。他趁着大夫给看病的工夫，嘴上不停地评论时事。
他们听见屋顶有走动的脚步声。老太太见塔鲁注意听的样子，就向他们解释说是一些邻居家的女人上了屋顶平台。他们从而还得知，平台上视野很开阔，而且，房子和房子的平台总有一面相接，整个街区的妇女不用出门，就能相互看望。
“是啊，”老人说道，“你们上去瞧瞧，那上面空气好。”
他们上去一看，平台已空无一人，放了三把椅子。从一面极目望去，只能看见平台连着平台，最后靠着一个岩石般的、幽暗的庞然大物，他们认出那是第一座山丘。从另一面望去，目光越过几条街道和看不见的港口，能落到海天一线，依稀颤动的天际。他们看不到光源的一束亮光，从他们知道的悬崖后面有规律地再现：那是航道的塔灯，从春天起，就一直指引航船改道驶向其他港口。大风清扫过的天空很清亮，纯净的星星闪烁，远处灯塔的光束不时掺杂进来，好似掠过的一缕青烟。微风送来花草的芳香和石头的气味。周围一片岑寂。
“天气真好，”里厄坐下来说道，“就好像鼠疫从来没有蹿升到这里。”
塔鲁背对着他，在眺望大海。
“是啊，”过了半晌，塔鲁才应声说道，“天气真好。”
他走过来，坐到大夫旁边，定睛看着对方。灯塔的光束在天空三度再现。餐具一阵碰撞的声响，从幽深的街道升起，一直传到他们的耳畔。楼内一扇房门啪地关上。
“里厄，”塔鲁语气十分自然地问道，“您就从来没有想了解我是谁吗？您对我产生了友情吗？”
“是的，”大夫回答道，“我对您产生了友情。不过，直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时间。”
“好的，有这话我就放心了。这一刻作为友谊的时刻，您愿意吗？”
里厄没有回答，只是冲他微微一笑。
“喏，是这样……”
远处的街道上，一辆汽车在湿滑的路面上似乎滑行好长时间。汽车驶远了，随后又远远传来模糊的惊呼声，再次打破了寂静。继而，寂静重又落到两个男人的头上，连同天空和繁星的全部重量。塔鲁已起身，坐到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蜷缩在椅子上的里厄。只能看到他那大块头的身影，由天空衬托出来。他讲述了好长时间，所谈的内容大致复述如下：
“简单说吧，里厄，早在来到这座城市，经历这场瘟疫之前，我已经饱尝了鼠疫之苦。我是个普通人，这样讲就足够了。然而，这种状况，有些人身处其中并不自知，或者安于现状，还有些人知道处境却想要摆脱。我呢，就始终想要摆脱这种处境。
“我年轻那时候，怀着天真无邪的思想生活，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思想。我不是好瞎折腾那种类型的人，正正经经开始我的生涯，做什么事都很顺，凭着自己的聪明，在女人圈里如鱼得水，如果说我还有几分不安的话，那就是女人来得快，也去得快。有一天，我开始考虑了。现在……
“应该告诉您，我的家境不像您这样穷苦。家父是代理检察长，相当有地位。但是，他没有那种架子，天生是个随和的人。家母出身寒微，从不抛头露面，我始终很爱她，但是不愿意谈她的情况。父亲，对我关怀备至，我甚至相信他还试图理解我。他有外遇，现在我可以肯定，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愤恨。他在这方面的行为，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没有招人反感。总之，他不算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现已不在人世，我明白了他这个人的一生，即使不能说是个圣人，也不能说是个坏人。他介于两者之间，仅此而已，对于这种类型的人，大家都有一种适度的好感，正是这种好感能让人继续下去。
“不过，他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床头的书却是一本《火车旅行手册》。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常出游，其实，只有度假，他才去布列塔尼，那里乡间有一小幢住宅。可是，他能准确地告诉您，从巴黎始发到柏林的各次列车发车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前往华沙所需换乘列车的时刻，以及您随意挑选的两个首都之间的准确距离。您能说出从布里扬松[34]去沙莫尼[35]怎么乘车吗？即使一个火车站的站长也会闹糊涂了。我父亲却不会弄错。几乎每天晚上，他都练习，丰富这方面的知识，他也颇感自豪。我觉得这很有趣，就经常考他，再拿《火车旅行手册》对照他的回答，承认他答得不错，真是喜出望外。这种小小的练习大大密切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我充当了他的听众，他也赞赏这种好意。至于我，我倒认为他在火车旅行时刻表方面的高才，也不亚于其他方面的高才。
“话题扯远了，我这样就显得过分推重这个正派人了。因为，说到底，他对我所下定的决心，仅仅起了间接的影响。顶多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是这样，我十七岁那年，我父亲邀请我去听他起诉一个人。那是一桩重大案件，在重罪法庭审理，他当然，认为那该是他最露脸的一天。至今我还相信，他借助这种最能激发青年想象力的庭审，想要推动我进入他本人所选择的职业。我接受去听审案，因为这能让我父亲高兴，还因为我也很好奇，习惯了他在家里的角色，要看看和听听他如何扮演另一种角色。此外我没有别种想法。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法庭上审案的过程，类似七月十四日国庆阅兵或者颁奖仪式那样，既正常又不可避免。关于庭审，当时我的认识非常抽象，一点儿也不觉得碍难。
“然而那天，我保留的唯一印象，就是罪犯的形象。现在我也认为，他确实有罪，犯了什么罪并不重要。罪犯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个子矮小，红棕头发比较稀疏，看样子他决心全部招认，对他所犯的罪和要受到的惩罚，的的确确吓得要命，结果几分钟之后，我的眼睛就只盯着他一个人了。他活像一只被强光吓坏了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打歪了，没有对准领口。他只咬噬一只手的指甲，右手的……总之，我不必多讲，您已经明白，他是个大活人。
“然而，我这是猛然意识到的，而此前我想到他时，完全通过‘被告’这种方便的归类。现在我不能说，当时我已经把我的父亲置于脑后了，但是，我的腹部像有什么东西收紧，无法顾及其他，注意力只集中到被告身上。我几乎什么也不听了，感到有人要杀死这个大话人，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涛一样，把我卷向被告那边，带有一种固执的盲目性。直到我父亲开始宣读公诉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上红色法袍，完全变了个人，和善、亲热，统统不见了踪影，他满嘴冗长的语句，像蛇一般不断爬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从社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甚至要求砍下这个人的脑袋。不错，他仅仅说：‘这颗脑袋就该落地。’不过，归根结底，这没有多大差异。果然是一码事儿，既然他得到了这颗脑袋。只不过，活儿并不是由他干的。随后我就注意听案件的审理，一直到结案，唯独同这个不幸的人，我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诧的亲近感，而我父亲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然而，按照惯例，他应该亲临行刑现场；行刑时刻，美其名曰最后时刻，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
“从那天起，我一看到那本《火车旅行手册》，就厌恶到了极点。从那天起，我怀着憎恶的心情，关注司法、死刑和处决，还惊骇地发现，我父亲一定多次到现场观看杀人，而且恰恰到了那些日子，他起得非常早。是的，那几次他都上好闹钟。我不敢跟母亲说起，于是更加细心观察她，这才明白他们之间毫无感情了，母亲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正如我当时讲的，这种情况有助于我原谅了她。后来我更得知，她没有任何事需要求得原谅，因为她直到结婚，一生贫困，贫困中学会了隐忍。
“您一定是等我说这句话，我马上就离家出走了。没有，我在家住了好几个月，有小一年的时间。但是我有了一块心病。一天晚上，父亲要闹钟，第二天他得早起来。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他回来发现，我出走了。长话短说，父亲派人找我，我也去见了他，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平静地对他说，若是强迫我回家，我就自杀。他天生性情温和，最终接受了，还对我讲了一大通，说什么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我也不予以驳斥），又千叮咛万嘱咐，并且忍住了由衷的眼泪。不过，后来，很久之后，我定期回家看望母亲，也就见到他了。现在我认为，保持这种关系，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就我而言，我并不怨恨父亲；只是心里有点儿伤感。他去世之后，我就接来母亲一起住：母亲若是没走的话，会一直留在我身边。
“我长时间讲述开端这段情况，因为实际上，这是一切的开端。现在我要讲得快些了。十八岁那年，我离开了优裕的家庭，体验到了贫困。为了谋生，我干过各种行业，倒也还过得去。但是，我所关心的还是死刑，很想清算一下我跟红棕头发猫头鹰的那笔账。结果，我搞了大家所说的政治。我那是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仅此而已。我认为我所生活的社会建在死刑的基础上，我同社会进行斗争，就是同死刑进行斗争。我相信是这样，别人也对我这样讲，总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因此，我就跟我喜爱的那些人在一起，我也始终爱他们。我留在他们中间很长时间，欧洲所有国家的斗争，没有我不投身进去的。这情况就不多谈了。
“当然了，我知道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宣布死刑。但是他们对我说，这几个人必须处死，以便到达一个不再杀任何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可是，也许我终究不能坚持这种真理。可以肯定的是，我还犹豫不决。不过，我想到那个猫头鹰，那情况还可能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我看到处决一个人（那是在匈牙利），同样的情景，曾让少年的我头晕目眩，又让成年的我眼前一片黑暗。
“枪毙人的场面，您从来没有见过吧？当然没见过。到场的人，一般要受到邀请，普通观众，也都事先经过挑选。结果呢，您只能停留在木版画和书本插图的场面。黑布蒙上眼睛，人绑在柱子上，几名士兵站在远处。哼！根本不着边！恰恰相反，行刑队靠近要被处决的人，相距只有一米五，这您知道吗？犯人若是往前跨两步，胸口就能顶到枪口，这您知道吗？这么近的距离，行刑队员的枪口又都对准犯人的心区部位，他们一齐开枪，射出的大型号子弹能将人胸口打出个大窟窿，拳头可以伸进去，这您知道吗？不，您不知道，因为那是细节，大家都不讲。睡眠对于人，比生命对于鼠疫患者更加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应该妨碍好好的人睡觉。除非自己嘴里有味，味儿不好就不要坚持，这一点谁都知道。可是我呢，从那时候起，我就睡不好觉了。难闻的味道一直停留在我的口中，我还一再坚持，也就是说思考这些事儿。
“于是我想明白了，在这些漫长的岁月中，至少我始终是个鼠疫患者，而我还恰恰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在同鼠疫作斗争。我得知自己间接地同意了数千人的死亡，甚至煽动杀死他们，即认为必然导致他们死亡的行动和原则是正确的。而这种事，其他人似乎没有什么碍难，或者至少，他们从来不会主动提起。可是我，嗓子眼儿却发紧。我同他们在一起，又深感孤独。有时我表明自己的顾虑，他们就对我说，必须考虑这是一场什么博弈，他们向我摆出的理由往往惊心动魄，好让我囫囵吞枣那样接受。不过，我回答说，那些高贵的鼠疫患者，那些身穿红色法袍的人，他们在这种判决中，也同样有充分理由；如果我赞同普通鼠疫患者提出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和必要性，那么我也不能拒绝高贵的鼠疫患者陈述的理由。他们就向我指出证明穿红袍的人有理的好办法，就是让他们独自掌握判处的大权。可是我心想，让步一次，那就没有理由停下来了。我觉得历史证实了我有道理，如今，都在比谁杀人最多。他们全都在疯狂地杀戮，而且也不可能换一套做法。
“不管怎样，我自己的问题，并不是推理，而是那个红棕头发的猫头鹰，那个肮脏的案件中，几张患了鼠疫的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宣布他将被处死，并且为处死他安排好一切，于是，他每夜每夜都处于垂危状态，睁着双眼等待被处死。我的问题，是胸口的那个大窟窿。那时我总在想，眼下，至少我个人，我绝不再给出一条理由，您听清楚了，哪怕是一条理由，去为这种令人作呕的屠杀辩解。不错，我选择了这种固执的盲目态度，有待以后看得更清楚吧。
“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变。很久以来，我就深感愧疚，羞愧得要死；居然我也成为一个杀人凶手，即或是间接的，即或是抱着良好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仅仅发现，今天，比较而言，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或者被杀，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致人死亡。是的，我依然感到羞愧，我领悟了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陷入鼠疫中，我丧失了宁静，至今我还在寻找这种宁静，尽量理解他们所有人，不要成为任何人的死敌。现在我仅仅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以便不要再成为一名鼠疫患者，唯独这样，我们才能期望安宁，得不到安宁就安详地死去。唯独这样，才能给人宽慰，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儿好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对，里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这一点您会清楚地看到），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我也知道，必须时时刻刻小心谨慎，以免稍不留神，就面对别人的脸呼吸，将疫病传给别人。天然生成的，是细菌。其余的东西，诸如健康、正直和纯洁，都是意志的一种表现，而人的意志永远也不应该停歇。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就是尽量少疏忽走神的人。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才始终不会疏忽大意。是的，里厄，当个鼠疫患者相当辛苦。不过，不想成为鼠疫患者还要更辛苦。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很累，因为如今，所有人都难免染上点儿鼠疫。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有那么几个人，不想再当鼠疫患者了，就尝尽了疲劳之苦，除非死了才可能解脱。
“从现在起到那时候，我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毫无价值了，而且从我放弃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判处自己终生流放了。历史将要由其他人来创造。我也知道，恐怕我审判不了那些人。我缺乏一种特质，不能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杀人者。这不是一种傲慢。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这在您看来，也许有点儿单纯，单纯不单纯不好说，但我知道，这是实情。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了，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因此，我说世间有灾难和受害者，除此不再多说什么。如果说，我讲这话，本身就变成灾祸，那么至少，并非我情愿。我试图成为一个无辜的杀人者。您瞧，这不是什么雄心大志。
“当然还得有第三境界，即真正医生的境界。但是这种现象不多见，估计是很难进入。因此，我决定站在受害者一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求减少损失。我在受害者中间，至少可以寻求如何抵达第三境界，也就是达到安宁。”
塔鲁讲完的时候，悠荡着双腿，用脚轻轻地敲击着平台。大夫沉默了片刻，稍微挺起身子，便问塔鲁是否有了想法，走什么路才能达到安宁。
”有啊，就是同情。”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两下铃声。一阵阵呼叫声，刚才还模糊不清，这时集中到城市的边缘，就在岩石山丘附近。与此同时，还听见了类似爆炸的声音。随后，又复归寂静。里厄数了灯塔两次闪亮。风力似乎加大了，同时一阵海风送来一股咸味。现在可以清晰地听到浪涛拍打悬崖低沉的喘息。
“总之，”塔鲁干脆说道，“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
“可是，您却不相信上帝。”
“恰恰如此。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是我现今唯一要认识的问题。”
突然，从传来喊叫声的那边射出一大道亮光，而隐约的喧嚣声，逆风而上，一直达到这两个男人的耳畔。那道亮光随即暗淡下去，在远处相连平台的边缘，只留下淡淡的红光。在风停的瞬间，清晰地听见人的呼喊，接着是一声枪响以及众人的喧哗。塔鲁站起身来倾听。可是，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城门口那儿又动手了。”
“现在结束了。”里厄说道。
塔鲁咕哝道：“从来就结束不了，还会有受害者，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也许是这样，”大夫回答说，“然而您知道，我感到比起跟圣人来，跟失败者更为意气相投。我觉得自己对英雄主义、圣贤之道并不感兴趣。能引起我兴趣的，还是做个男子汉。”
“对呀，我们都有同样的追求，但是我没有那么大雄心。”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便瞥了他一眼，不过，在朦胧的天光夜色中，看到的只是一张忧郁而严肃的脸。风又刮起来了，里厄感到肌肤暖洋洋的。塔鲁抖擞了一下精神：
“您知道吗，为了友谊，我们该做点儿什么呢？”
“做您想做的事。”里厄说道。
“洗个海水浴。即使对一个未来的圣人，这也是一种可心的乐趣。”
里厄微微一笑：
“我们凭着通行证，可以走上防波堤。归根结底，只是在鼠疫中熬日子，那就太蠢了。毫无疑问，一个人应该为受害者进行斗争。可是，除了斗争，什么也不爱了，那么，他斗争又有什么用呢？”
“对呀，”里厄说道，“我们去吧。”
不大工夫，汽车就停到港口的铁栅门旁边。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乳白色的天空，往各处投下淡淡的阴影。身后城区的建筑鳞次栉比，吹来一股携带病毒的热风，催促他们走向大海。他们出示通行证，一名哨兵检查了许久才放行。他们在弥漫着酒味和鱼腥味的空气中，穿过一道堆满酒桶的土堤，朝防波堤走去。将要到达时，闻到碘和海藻的气味，他们就知道离海不远了，继而就听见海的声息。
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脚下，海在轻轻地呼啸。他们登上石基，就觉得海如丝绒般厚实，又如野兽毛皮似的柔软光滑。他们坐到岩石上，面向大海。海水隆起来，又缓缓落下去，这种平静的呼吸，带起水面时现时隐的油亮波光。眼前黑夜茫无际涯。里厄感到手指下岩石凸凹不平的面孔，心里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幸福。他转向塔鲁，从朋友安详而严肃的脸上，猜得出同样的幸福感，但又未尝忘记任何事情，就连杀人也没有忘怀。
二人脱下衣服。里厄头一个扎进水中。乍一潜入觉得水冷，浮上来又感到水温了。他用蛙泳的姿势划了几下水之后，就知道这晚上，海水相当温热，这是因为秋季的海水吸收了陆地储存了几个月的热量。他游泳动作很协调，双脚拍打水面，在身后掀起翻滚的浪花，水沿着胳臂往后逃去，却黏连在大腿上。只听扑通一声，他明白塔鲁也扎进水中。里厄仰身躺着不动了，面朝颠倒的天空，满天月色和星光。他悠长地深呼吸，继而，越来越清晰地听见击水的声响，在清幽孤寂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清亮。塔鲁游近了，很快就听见他的喘息声了。里厄又转过身来，与朋友齐肩了，便以同样的速度游起来。塔鲁划水往前的冲力更大些，里厄只好加快了划动的频率。有几分钟工夫，二人齐头并进，速度相当，力量也相当，远离尘嚣，独自游荡，终于摆脱了这座城市和鼠疫。里厄首先停下来，二人又缓缓往回游，他们仅仅在短时间内，游进了一股冰冷的水流。受到大海这一突袭，他们都一声未吭，二人不约而同加快了速度。
他们穿好衣服，一句话未讲就离去了。然而，他们有了同样的心情，回忆起这个夜晚都倍感温馨。他们远远望见鼠疫的哨兵，里厄知道塔鲁像他一样，心里在念叨，疫病刚才把他们忘掉了，这样很好，现在他们必须重新开始。
七
对，必须重新开始，鼠疫不会将任何人忘记太久的。在十二月份期间，鼠疫在我们同胞的胸膛里燃烧了，让焚尸炉烧得更红火，给隔离营塞满两手空空的形影，总之，以其不连贯的耐心步伐不断向前推进。当局原本指望到了冷天，瘟疫就会停下来，然而经过初冬的严寒，疫情并没有乱了阵脚。还得等待。不过，等待太久，就不再有所期待了。而我们的整座城市就在无望中打发生活。
至于里厄大夫，宁静和友谊的时刻太短暂，也没有再续的可能。市里又设立一家医院，里厄除了面对患者，再也无暇旁顾了。不过，他也注意到，瘟疫流行到这一阶段，越来越多以肺鼠疫的形态出现了，而且，患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协助医生了。他们非但不像刚闹鼠疫的时候那样失控，不是沮丧就是发狂，反而表现出了更加正确认识自身的利益，主动要求可能对他们最有益的东西。他们不断要求喝水，所有人都需要温暖。累虽然同样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里厄大夫少了几分孤独感。
将近十二月底，里厄接到一封信，是预审法官奥通先生从隔离营写来的。信上说他检疫隔离期已过，但是行政部门找不到他入营日期的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是因错仍把他关在隔离营。他妻子结束隔离已有一段时间，曾去省政府申诉，而接待她的人态度很不好，对她说这方面工作从来没有出过错。里厄让朗贝尔出面交涉，几天之后，他见奥通先生来了。确实出了差错，里厄不免有点儿气愤。奥通先生显然消瘦了，他见大夫的反应，便抬起一只绵软无力的手，字字都加重语气说道，人人都可能出错。大夫只是一想，对方身上有所变化。
“您打算做什么呢，法官先生？那么多案卷等您处理呢。”
“嗳，不，”法官回答，“我想休假。”
“真的，您也该休息休息。”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要回隔离营。”
里厄深感惊诧：
“您刚刚出来呀！”
“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听说在那座隔离营里，管理人员中有志愿者。”
法官那双圆眼珠子转了转，同时想要压平一绺头发……
“您应当理解，到那里我有事儿可干。还有，说起来也挺荒唐的，到了那里，我会感到同我的小儿子隔得不那么远了。”
里厄注视法官。在这双冷峻无情的眼睛里，不可能突然流露出温情来。但是，这双眼睛却变得更加雾蒙蒙的，丧失了原来的金属似的光泽。
“当然了，”里厄说道，“既然您愿意，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果然，大夫把事情安排妥当了。疫城已恢复了生活原状，一直到圣诞节。塔鲁还一如既往，卓有成效地到处显示他那沉静的神态。朗贝尔向大夫透露，多亏了两名年轻卫兵的帮助，他跟妻子建立了通信的秘密渠道。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能收到一封信。他向里厄提议利用他这条渠道，里厄接受了。于是，漫长的数月以来，里厄第一次写信，拿起笔来极难成书：有一种语言他已然丧失了。信传递出去了，但是迟迟不见回信。且说科塔尔，他却兴旺发达起来，靠着小笔投机倒把生意发了财。至于格朗，就是节假日期间，他的计划也没有什么进展。
这年的圣诞节哪儿是福音节，不如说是地狱节。店铺货架空空，灯光也黯淡，橱窗里摆的是假冒巧克力或空盒子，有轨电车上的乘客，一个个脸色阴沉，毫无往年圣诞节的气象。从前到了这个节日，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同喜同乐；可是今年，也只有一些享有特殊利益者，才能在肮脏不堪的店铺后间，花高价搞到一点儿偷偷摸摸的、有失脸面的欢乐。教堂里回荡着哀怨之声，鲜见礼拜感恩的举动。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冰冷的城市里，只有几个孩子在奔跑嬉戏，还不知道自己所受到的威胁。然而，谁也不敢向他们提起圣诞老人，从前这尊神总背着各种礼物，老迈好似人类的痛苦，崭新又像年轻的希望。所有人的心中，只能容得下一种十分古老又十分沉郁的希望，也正是这种希望阻止人轻生，但也只是让人好歹坚持活着。
前一天晚上，格朗爽约了。里厄不免担心，一清早去他家里也没有找见人。这事儿惊动了所有人。将近十点钟，朗贝尔到医院来告诉大夫，他远远望见格朗，一副失态的样子，在街上游荡，后来走走就不见了踪影。大夫和塔鲁开车去找他。
中午时分，天气寒冷。里厄下了车，远远望见格朗，脸几乎贴在橱窗上，那橱窗里摆满了做工粗糙的木雕玩具。这位老公务员泪流满面。这泪水引起里厄无限感慨，因为他理解，也同样感到哽噎在喉。他想到这个不幸的人，当年是在圣诞节礼品店前定下婚约，雅娜往他身上一靠，说她很高兴。从那遥远年代的幽深处，正是在这场热恋的中心，雅娜清新的声音又回荡在格朗的耳畔，肯定是旧情难忘。里厄知道，这位哭泣的老人此刻在想什么，他跟格朗是同样的思绪，想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犹如死亡的世界，而且到了一定时候，人们总要厌倦了监狱、工作和勇气，要求一个人的面容和温情美妙的心。
这时，格朗在玻璃上发现了大夫，他没有停止哭泣，转身背靠着橱窗，看着里厄走过来。
“噢！大夫，噢！大夫。”格朗语不成句。
里厄一时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表示感同身受。这也同样是他的感伤，而此刻揪他这颗心的，却是无比的愤怒：他面对所有人承受的痛苦，不由得怒火中烧。
“是啊，格朗。”里厄说道。
“我真希望有时间给她写封信。好让她知道……好让她能幸福，毫不亏心……”
里厄有点儿粗鲁地往前推格朗。格朗几乎由人拖着走，还不住口，没头没脑，结结巴巴地说着。
“这事儿也拖得太久了。想是想顺其自然，却又迫不得已。噢！大夫！看我这样子，显得挺平静的。然而，我总得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勉强保持正常的样子。可是现在，实在是受不了啦。”
他停住脚步，四肢都在颤抖，眼神发狂。里厄抓住他一只手，觉得滚烫滚烫。
“该回去了。”
格朗却挣脱了大夫，跑了几步，随即停下，张开手臂，开始前后摇起来。他又原地打了个转儿，便瘫倒在冰冷的人行道上，弄脏脸的眼泪还在流淌。行人都戛然止步，远远望着，不敢往前走了。里厄只好一个人抱起老人。
格朗躺在自己床上，现在呼吸很困难：肺部已经感染了。里厄想来想去，这个职员没有家人，何必把他送走呢？里厄就由塔鲁协助，独自给他治疗。
格朗的头深深埋在枕头窝里，脸色发青，眼睛无神了。他死死盯着壁炉里的微火，那是塔鲁用一只箱子的碎木片点燃的。“情况不妙哇。”他说道。从他燃烧的肺里发出一种奇特的劈啪声，一直伴随着他讲的话。里厄不让他讲话，还说他一定会好起来。病人怪异地微微一笑，脸上还流露出一种温情。他吃力地眨了眨眼睛。“这次我若能幸免，大夫，那就脱帽致敬！”然而，他随即就跌入衰竭状态。
几小时之后，里厄和塔鲁再来时，看见病人半坐在床上，里厄一见吓坏了，从他脸上看出烧灼他的疫病又加重了。不过，病人似乎比先前清醒一些，他当即求他们将放在抽屉里的手稿拿给他，说话的声音异常虚弱。塔鲁拿给他手稿，他接过去看也不看，就抱在怀里，随后又把手稿递给大夫，打手势请大夫念一念。手稿仅有短短五十来页，大夫翻了一下才明白，每页稿上都是同一句话，没完没了重新抄写，修改和增删。五月、女骑士、林间花径，这些词不断地出现，但是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手稿还包括一些诠释，有的甚至极长，同时还有诠释异文。最后一页末尾一句话，写得工工整整，从墨迹来看刚写不久：“亲爱的雅娜，今天是圣诞节……”而在这句话前面，则是特别用心写出的那句话的修定稿。格朗说道：“您念一念。”里厄就念道：”五月一个明媚的清晨，一位身材修长的女骑士，座下一匹华贵的阿勒桑牧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开满鲜花的小径上。”
“就是这样吧？”老人高烧的声音问道。
里厄没有抬眼看他。
“唔！”格朗躁动起来，说道，“我心里清楚，美丽，美丽，这个词用得不够贴切。”
里厄握住病人放在被子外面的手。
“算了吧，大夫。我没有时间了……”
他的胸吃力地起伏，突然他嚷了一句：
“稿子烧掉！”
大夫颇犯犹豫，可是，格朗又重复一遍他的指令，调门十分骇人，声音里饱含痛苦，里厄只好将稿子丢进快要熄灭的炉火中。房间很快就照亮了，也有了一股短暂的热乎气。大夫再回身走过来，病人已经翻身背向他，脸几乎贴在墙上。塔鲁眼望窗外，身边的场面仿佛与己无关。里厄给病人注射了血清，然后对他朋友说，格朗熬不过今天夜晚，塔鲁便提出自己留下看护。大夫同意了。
整整一夜，格朗就要死去的念头，里厄怎么也挥之不去。但是，第二天早晨，他却看见格朗坐在床上跟塔鲁说话。高烧退了。只剩下全身乏力的症状了。
“唉！大夫，”职员说道，“我不该那么做。不过，我可以从头再来。您瞧着吧，什么我都记得。”
“我们等等看吧。”里厄对塔鲁说道。
然而，到了中午，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晚上，可以确认格朗脱离了危险。这次怎么起死回生了，里厄简直一头雾水。
事有凑巧，差不多就在这段时间，里厄还接治了一个送来的女病人，他诊断人已无望了，一入院就让人安排隔离起来。那姑娘一直说胡话，昏迷不醒，完全是患了肺鼠疫的症状。不料，第二天早晨，却退了烧。大夫认为，格朗病情的变化也属于这种情况：早晨见轻，而他凭经验视为不好的征兆。然而，到了中午，体热没有回升，晚上也只是升高几分，再到次日早晨，烧完全退了。那姑娘身子虽说很虚弱，躺在床上呼吸却畅快了。里厄对塔鲁说，这个病人保住了命，是违反所有规律的。可是那个星期在里厄的医院，就出现四个这样相同的病例。
就在那一周的周末，哮喘病老患者接待里厄和塔鲁，情绪显得非常激动。
“好嘛，”老人说道，“又出来了。”
“谁呀？”
“嘿！老鼠呗！”
四月份以来，连一只死鼠也没有发现过。
“这种事，又要重新开始啦？”塔鲁问里厄。
老人搓着双手。
“真得瞧瞧到处乱窜的老鼠！这是一种乐趣。”
他看见两只活老鼠从临街的门钻进他家里。有些邻居也告诉过他，他们家也一样，又出现了老鼠。一些人家的房梁上，又能听到久违数月的老鼠闹腾的声响。里厄等待着每周初公布的统计总数。统计数字表明，疫情减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