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是制度自信的最大体现
在当代中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样的制度优势，可以防止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局面，减少社会内耗，体现了极高的治理效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进行了10多年的医改实践，基层医疗卫生改革在公益性上取得了标志性进展，让14亿人基本实现了医保全覆盖，这样的保障制度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罕见的，不得不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体现。
面对疫情来袭，党中央迅速建立统一调动、上下协同、运行高效的指挥体系，为战胜疫情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疫情肆虐之初，党中央迅速作出部署，全国动员，以举国之力支援湖北疫区，医疗人员、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涌向湖北。在疫情防控中，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指挥与调度，中国就会像某些国家一样，或陷入政党互相“甩锅”的闹剧，或陷入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导致疫情一再扩大蔓延的悲剧。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党的冲锋在前，14亿中国人就难以形成滔天合力，难以夺取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纵观疫情期间，截至2020年5月31日，按10万平均人口计算，中国的患病率、病死率都是世界最低的。从首当其冲，到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之势，再到全球抗疫模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抗疫的医学奇迹和社会奇迹。截至2020年6月19日，湖北确诊68 135人，而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仅确诊16 808人，未达湖北确诊率的1/4。毫无疑问，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疫情防控成效，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大事的可靠领导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人民代表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这种一线劳动者与顶层设计者的两位一体，这样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国的出路、世界的未来、人民的靠山。反观西式政治制度的专业政客，实际上脱离了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视政治为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国家的事业，用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取选票，而不是通过政治力量为人民谋取幸福，选举前满嘴跑火车，美好的许诺车载斗量，当选后换一副嘴脸，与自己当初批评的当政者别无二致。早在2017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钟南山院士作为人民代表就对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木铎之声：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钟南山代表的这一灵魂拷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也正是那时他的登高一呼，才促使疫情期间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可以经受住疫情肆虐和挑战而屹立不倒。钟南山代表呼吁要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果不其然，当三年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席卷湖北之际，冲在抗疫最前线的基本上都是公立医院，他们不计报酬、不顾生死，与疫情做斗争，与此同时，不少私立医院偃旗息鼓，对抗疫大业不关心、不重视、不全力以赴。对比之下更显英雄本色，英雄本色源自制度优势，若没有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很难想象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全国各地会有那么多来自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聚集湖北，为素不相识的同胞守护健康。如果仅凭疫情期间私立医院里少数医务人员的志愿精神，恐怕很难如此迅速地将疫情控制住。试想如果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甚至更严重一点，如果中国实行的是西方式的职业政客制度，那么钟南山院士这样的专业人士就几乎不可能成为政治论坛上为民发声的一员，那样的政坛只会有资本支持的政客为背后的金主说话，不会真正关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一旦出现疫情，就会如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深陷疫情的旋涡无法自拔，一些政客忙于甩锅，民众怒火无处发泄，酿成深重的人权灾难和沉痛的疫情后果。(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续代表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西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多党合作能汇聚各党派不同政治纲领所包含的政治智慧，政治协商能化解不同政治团体潜藏的可能冲突，只有化解冲突、汇聚智慧，才能维护政体稳定，推动政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创造性制度安排，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该制度必将凝聚民族力量，书写更悠久的历史，创造更灿烂的文化，孕育更伟大的民族精神。疫情刚刚趋缓，全国两会就在2020年5月召开，与会代表提出了多项事关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重大建议，经过热烈讨论，必将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推上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是第一位接受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在2020年2月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刻赴武汉一线参与抗疫。在谈到我国抗疫的成功经验时，记者问他是什么让中国迅速击退疫情，王辰委员感慨万千，对着镜头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在遇到重大困难、重大挑战的时候，能够万众一心、共克时艰。”深入武汉一线参与抗疫的王辰委员亲口承认制度优势在抗疫战斗中的重大作用，这说明制度不仅是高屋建瓴的上层建筑，还是深入前线的战士心中的定魂丹，是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了一线医护人员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援，是制度的优越性确保了合适的官员可以及时接任相关岗位的职责、指挥抗疫，是制度的优越性和医务人员的决心、全国人民的关心共同保证了抗疫战斗的胜利。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规定并由宪法固化了的法律原则，不能动摇也不会动摇。公有制中的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也为社会活力的增强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只有公有制可以保护中国不受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可以保卫中国人民的财富不受大资本的掠夺。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很好补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缺一不可，两者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奇迹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公有制经济不仅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保民生、促和谐，还在疫情期间主动转型，成为抗疫的重大力量。疫情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口罩紧缺的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部分大型国有企业迅速转型生产口罩，利用国有企业战斗力强、作风过硬的制度优势，放弃自身经济利益，努力满足国家社会对医疗物资的需求，舍小家为大家，充分彰显了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在国家危难之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转型生产口罩，不知会有多少医务人员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不知会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不知世界抗疫局势会不会比现在严重得多。国有企业之所以放弃赚取利润，义无反顾地投入抗疫，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员工都是道德高尚的圣人，而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是公有制经济，这种制度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会舍身忘我、挺身而出拯救国家危难。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中国经济的总体稳定，才能积累足够厚实的“家底”，遇到疫情或更大灾难的时刻才不会捉襟见肘，有充分的社会资源可供调度。
此外，非公有制经济也在疫情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快递和出租车行业为例，在武汉抗疫的艰难时刻，医务人员通勤不便，武汉市民无处购买日用物资，是快递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武汉市民运送物资，是出租车司机不辞辛苦，每天给出租车消毒至少两次也要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是这些普普通通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确保了武汉抗疫期间社会秩序基本的运行，使城市功能没有因为疫情而瘫痪。但凡愿意睁眼看一看武汉的事实，就不得不承认是私营经济的普通从业者和大家一起维持了全程的运行，同时也是公有制经济的国有企业的主动转型生产物资帮助武汉渡过了医疗资源短缺的难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二者缺一不可，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伟大战役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