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 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
——陈小奇访谈

徐冰，以下简称“徐”；陈小奇，以下简称“陈”。

徐：1978年，您是怎样的状态？

陈：我老家是潮汕那里的。1972年高中毕业分配到了工厂，1978年还在工厂，一开始当翻砂工学徒，未满三年便调任工厂资料员，即现在的工厂秘书。1978年参加高考，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大学里明显感受到改革开放元年的时代气息。特别是在广州这边，因为与香港关系紧密，有很多香港同胞来往，大量的信息也传了过来。学校里就能听到港台流行乐。早期听的是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民谣，慢慢听到了徐小凤、凤飞飞等越来越多的歌手。自己买不起盒带，没什么钱。拿了空白带去找朋友或找街上的双卡机录下来，也没封套，歌词往往听不清楚，对歌曲只能是一知半解，但就是这样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初步启蒙。

徐：您是怎么走上了音乐岗位的？

陈：1982年毕业后我本来去花城出版社，但被别人“后门”走掉了，就到了广州“中唱”。最早做戏曲编辑，负责潮剧、海南琼剧、客家山歌剧和广东汉剧。由于潮汕话和客家话我都懂，加上文学功底还不错，渐渐做出滋味了。中国戏曲的唱词和音乐相当有魅力，这项工作对我后来影响蛮大的。虽然那时我在社会上的身份是现代诗人。

我写词却是一种缘分。

我们“中唱”音乐编辑王文光当时在圈内很有地位，录音棚里的活很多。当时流行“扒带子”，就是根据港台或日本、欧美的歌曲重新填词录制。有一次他找到我，让我为他正在制作的歌手蔡妙甜的专辑填了五六首词，让我走上了歌词创作这条道路。不过我在此同时为歌手董岱填词的另一首歌先出版了，所以我的“处女作”就是根据西班牙吉他名曲《爱的罗曼史》填词的歌曲《我的吉他》，那是1983年。两三年后“央视”的一部音乐纪录片《她把歌声留在中国》把这首歌选为主题歌，后来它竟然成为很多吉他弹唱歌手的热门曲目。记得那时拿了三十五元稿费。如果是为外面公司写的就可以拿到五六十元，在当时是一笔很不错的收入了。当时广州很多歌手，比如吕念祖、张燕妮、陈汝佳等，我都为他们填过词，那时每年填一两百首词都是大概率事情。

徐：说说您真正成名的创作背景？

陈：由于中国最著名的广交会的关系，早在1979年，广州的很多涉外宾馆开始出现音乐茶座提供给外宾休闲娱乐，然后越来越流行，最多时达到100多家。繁荣的流行音乐娱乐市场，让文化主管部门产生了要扶持本地作品的想法。这样，1985年广州“红棉杯新人新歌新风大赛”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活动意义非凡，不仅仅在全国首次推出了“十大歌星”和“十大金曲”的概念，更是带动了整个广州乐坛的良性氛围。我与李海鹰合作的《黄昏的海滩》获得第一名，与兰斋合作的《敦煌梦》获得第三名。这次获奖让我建立了极强的创作自信。其中《敦煌梦》在后来的影响更大一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风”概念。这些歌曲在电台播出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很多听众包括大学教授打电话来说，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亲切而有文化品位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直接改变了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看法。

徐：您的作品中，大多都有乡土乡愁气息，包括经典之作《涛声依旧》，这是您本人的创作追求和设计吗？

陈：我早期曾有一首作品《父亲》在1986年获得全国作词大奖，就是受到罗中立油画作品《父亲》的影响。当时我提出“现代乡土歌曲”概念，在几年里写出了《梦江南》《灞桥柳》和《山沟沟》等一批反响较强的作品。

《涛声依旧》其实属于“压箱底”的作品，是1990年底创作的，断断续续修改了两三个月。当时有一位香港的业余歌手录专辑，希望能收录我的新作品，我就随手从抽屉里翻出来了这首歌，请了梁军编曲，在“中唱”录音的。后来那个盒带也没听到什么响声。第二年，毛宁在广州初露头角，我突然感觉他可能比较合适这首歌，就拿了原来的编曲让毛宁重新录制后去打榜，当时广东电台的“健牌榜”还是很有推动力的，这首歌拿了季选十大金曲奖以及年度十大的第六名。

《涛声依旧》真正大红起来是因为1993年“央视春晚”上毛宁的演唱。后来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在唱“旧船票”，说实话出乎我的意料。

徐：能问一下，《涛声依旧》一共拿到了多少版费吗？

陈：这二十多年来，这首歌拿到的各种版权费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20万左右吧。中国的音乐人还是蛮可怜的。

徐：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的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并行共赢的。您有具体的体会吗？(https://www.daowen.com)

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经济突飞猛进。全国看广东，发财到广东。80年代大家都在学粤语，90年代都在看广东小报，还流行吃广东美食和海鲜。

1990年代初，大家听到的都是广东的本土流行音乐。如果说现代流行乐起源于民国时代的上海滩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大陆流行乐的发源地就是广东了。

广东流行音乐在那几年能够影响全国，是由几个方面合力造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告业。广州广告业占据全国半壁江山。1989年的太阳神广告单单制作费就用了100多万（这应该算是内地最早的广告歌曲了，也是由我作词、解承强作曲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广东的媒体特别是报业，在全国非常领先和流行；还有影视业，广州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的《外来妹》《情满珠江》《和平年代》《英雄无悔》等都很风靡，电台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21世纪初的网络歌曲、手机彩铃，都是广东先搞起来的。那是因为产业基础强大，大概2000年左右，广东的电脑用户量是全国1/3，手机用户量也是1/3。所以现在的腾讯、网易等平台，都是因为当初强大的基础。

徐：很多广东音乐人都去北京发展了，您为何坚守在岭南？

陈：是的，这些年不单单歌手都跑北京去了，广东的音乐人也走了很多。李海鹰、毕晓世、捞仔、张全复……去北京肯定赚钱更多。但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我认为广东更适合我。

徐：大家都公认为您是岭南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您是否对岭南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理解？

陈：我喜欢岭南文化。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岭南文化。在我看来，岭南文化就是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传统南方审美趣味，另一个是海洋文化带来的格局和观念。现代岭南文化严格说起来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睁眼看世界”的背景下形成的。近代史上广东出了多少人物啊。这里本来是文化沙漠，影响力都是在近代产生的，就是海洋文化带来的影响。

现在发展和传承岭南文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古董式传承，原汁原貌。类似非遗保护，没有强大的实用功能。另一种是发展式传承。我们所说的民间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间音乐也好，经过了几百年的变化才到这个状态。前人几百年来一直在变化和改动，现在为何不能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去重新塑型和改变呢？

这些年我也在传承和发展中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方言流行歌曲，我在二十几年前就发起并创作了一大批潮汕话及客家话的流行歌曲，这批歌曲到现在仍然是方言歌曲的代表作品。最近还帮潮汕地区音乐人搞了“全球潮语金曲榜”，前几年也帮客家地区搞了“客家金曲榜”；两年前广东省委宣传部举办了“首届南国音乐花会”，我策划组织了一台《新粤乐》的节目，保留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民间音乐及地方戏曲的基本元素，但是不用民乐器演奏，而改用电声和铜管乐队，用流行唱法演唱，很时尚化，这也算是一种发展性传承的尝试吧。

徐：1978—2018的这四十年，对你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五件事是？

陈：第一件重要的事，是1978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这是改变我命运的根本性的大事。

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我偶然进入了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这也注定了我可以有机缘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最好的时期，转型为一名音乐创作人。这也就成就了现在的陈小奇。

第三件事，1992年，我在内地音像机构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内率先成立企划部，开展“造星工程”。歌手都签约在企划部，当时最早有甘苹，然后有李春波、陈明、张萌萌等。第二年我们带了歌手坐火车去上海和北京举办推介会，影响很大，在北京时被戏称为“音乐北伐”，推动了全国的签约热潮。当初的“造星”签约其实都是制作宣传范畴的，没有经纪概念，所以后来歌手市场出场费上去了却没我们什么事，而唱片市场销售却越来越难盈利，最终免不了解约，算是个教训吧，当然也是一个很有文化价值的事件。

成立广东流行音乐协会算是第四件大事。从1990年开始，至今有二十八年了，不容易。每年这个协会的工作花掉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报酬的，全靠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在支撑，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通过协会可以让广东的音乐人团结起来，完成资源整合，产生更大的社会力量。

对于我来说，第五件大事是辞职。1993年下半年我从“中唱”转到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担任了几年总编辑和副总经理，1997年到广州电视台担任音乐总监，2001年从单位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制作了电视连续剧《姐妹》（《外来妹》续集），获得了“中国电视金鹰奖”。此后又策划承办了首届“中国旅游歌曲大赛”及五个城市旅游组歌、两个企业组歌，还在梅州制作了一台常设性旅游节目《客家意象》，做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事。从领工资到给人发工资，虽然辛苦，但是获得了人生自由和经济自由。当然做这一行也不容易，我比喻自己像一个猎人上山打猎，运气好的话可以打到一只野猪，运气差一点打到两只山鸡，也有不少时候是空手而归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