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及江南文化的形成、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在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及江南文化这三种文化中，江南文化的历史最为源远流长，底蕴最为深厚，是传统时代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某种程度而言也代表了传统时代中华文化所能发展到的极致，是近代海派文化兴起的根底所在；海派文化则是江南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由于受到当时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因此与江南文化相比更具现代性，在近代中国诸多地域文明中亦有其先进性；红色文化在现代上海的萌生、发展也与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有密切关系，所谓红色文化的主体当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思想，但在当时却又无法不受到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既吸收了前两种文化的精华，同时又为两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之，通过讨论三种文化的发展历史、自身特质及其相互关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今天“上海文化”的发展方向。
历史上的江南，其大致范围也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地区，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也最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本地便已经发育出了相当成熟的早期文明，大约2 000多年前，作为江南文化前身的吴越文化逐渐成型。所谓吴越文化，其实质是泰伯、仲雍奔吴后，带来了中原文明，进而与本地文明杂交而生成的一种文化，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本身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因此，天然地具有一种内在而自觉的开放意识，同时又不乏粗犷的个性。
不过，总体而言，隋唐以前，吴越文化占主导的江南地区相对于北方而言，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相对落后是毋庸置疑的。只是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江南内部的沟通得以加强，同时南北之间的商品交流更为便利，才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加大了当时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由此，江南的社会文化发展才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而经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逐渐成型于六朝至唐宋时代，至晚明而臻于鼎盛。从这一文化产生的经济、地理背景而言，如果说此前沟通南北的运河在江南区域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到了明代中晚期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海运在商业贸易、地域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得以凸显。与此同时，江南内部的开发也越来越成熟，商业市镇成为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单元，江南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前所未有地发达。经济的变迁由此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早期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相比，经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的发展趋势便是愈趋精致，江南成为当时人人向往的一个文化中心，而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苏州就是江南文化浸润而成的结晶，代表了封建时代文化的最高成就，明代晚期所谓“苏样”“苏意”风靡全国，引领一时之潮流，苏州恰如今天的时尚之都。(https://www.daowen.com)
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在吴越文化和经典江南文化的基础上，随着江南区域经济中心逐渐由苏州转往上海，同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又发展出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新一代江南文化——即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是源与流的关系，与传统时代的文化思想相比，这一文化形态由于融汇中西，沟通古今，因此无疑更多了些务实和灵动的气息，也更具有现代性，内涵极其丰富，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坐标上有其独特的定位。
进至现当代，红色文化蔚然而起，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也继续成为现当代红色文化蕴育和传播的中心，而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则是它生发的基础。梳理现代中国的革命史，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在江南的大城小镇中走出了一大批的红色革命家、红色学问家，他们从小浸润于江南文化之中，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毕生的志业，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模式对于日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上海则是他们实践自身理想的重要舞台。
另外，近代上海文化的多元、社会思想的活跃，也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红色文化的进一步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最早能够在上海诞生，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直至当代，上海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重要试验场，是当代中国红色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中心之一，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加以总结，为新时代发展提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