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景泰二论

董思白太史尝有言：“周之失计，未有甚于东迁者。”此子瞻氏之言也，李纲用之于靖康而宋社屋。社稷为重，君为轻。此子舆氏之言也，于谦用之于景泰而明祚昌。盖谓二公皆抱忠义，而谋国或济或不济。即往哲格言，亦有不可尽泥者，然二公不独信古之有得失，即识见亦不同。今观肃愍诸奏，凡条陈兵食战守事宜，无一不中肯綮，施之无不立效，自是见地高卓，加人数等。李伯纪在宋，无论兵援太原，逗留不进致误大事，即建炎初起当国，首建募兵买马括财三大政，果有一端可行否？江淮既无马可买，而招兵括财之议尤为舛谬。李欲大郡增兵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其饷出于何所？且中原既失，全恃东南根本，而乃尽括富民所蓄，以充军兴，将室愁户叹，人人思乱，不待兀术渡江，而民心先变矣。宋齐愈所以首驳之，李惭无以辨，乃借书“张邦昌”三字，置之极刑，亦太惨矣。肃愍当英庙北狩时，力拒南迁之议，谓徐珵可斩，然终不杀徐，且力荐之为祭酒。致徐他日夺门，陷于西市之行。若以小人肺肠视之，必谓忠定密于防患，而肃愍拙于谋身矣。

靖康金人再入犯，道君欲自出陕西招兵，为李纲所遏不得行。以故城破入金军时，见钦宗曰：“早听老夫之言，无今日之祸。”钦宗无以应也。又粘罕初围城时，蔡京求入见，陈退兵策，盖欲决河灌敌营，使匹马不返，而攻者四起，不许入国门，遂贬潭州。此时君相共亡其国，罪不必言。但此二策未为无见，竟以人废言。若景泰之际，则英主劳臣，拮据以安庙社，又非宋事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