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分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家家户户都有地种。20世纪50年代，国家探索和尝试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方法，想方设法领导人民发展生产，不断调整行政区域和生产关系（主要为核算体制和分配方式）。1961年制定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接着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劈山造田，改天换地，大力宣传人定胜天。但由于社会体制不完善且分配方法欠缺，生产条件有限，耕种方式传统、不科学，所以粮食产量低，全年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每天最高也不超过1斤，大多数农户寅吃卯粮。

人民公社化初期，大刮“共产风”，农村生产收入由全公社统一平均核算，导致出现了“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局面，整个农业生产面临危机。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察觉到规划过大，平均分配不适应当时社会形势和农业发展，1961年，中央又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关家村共划分为三个生产队，所有土地生产资料都被划分和下放到每一个生产队，统一归生产队所有和管理，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和搞适当的家庭副业。当时全村共分自留地38亩，人均0.1亩，队与队之间缩小了差距，农民经济收入主要靠集体，其他收入门路极其狭窄，农户家中如有婚、丧、嫁、娶的大事，若家中无钱，都要向生产队预支钱、粮，秋后结算时从分配中扣除。

1964—1976年的十余年间，正值“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不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入分配最低时期。尤为明显的是1967年，关家村全年集体粮食产量（不含社员自留地）为116000斤，各业总收入13800元，除去各业各项费用，社员可分配资金10000余元，每个劳动日工分值为0.41元。(https://www.daowen.com)

1981年，属于高收入、高分配年限，其主要经济来源是村内的砖窑、编造和“五阳副业队”。当时一个强壮劳动力除去阴天下雨、头疼脑热等不能出工外，一年以330天计算，可挣330个劳动日，除去摊销干部补贴、军烈属补助等（当时名叫摊烂工），劳动日工分值以最高0.92元计算，一年也只能挣276元。一个平常5口之家，每人分配的粮食、蔬菜以40元计算，全家就是200元，276元扣除粮款200元，全年全家实际收入只有76元。加上农闲时上山采荆条编筐、编篮到物质交流会上卖得3～5元，全年全家净收入也不超100元，更不用说工分值低的时候。

每年的经济收入分配时间大都在11—12月，核算单位每年将全年农、林、牧、副各业经济总收入和总费用结算清楚后，所剩纯收入还要扣除国家税款、集体提留，其剩余部分才根据社员劳动总出工数按每个劳动日平均。年关将至，经济收入分配的最大问题是现金兑现难，其原因在于集体提留粮占用现金，外欠部分和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一年的劳动收入不够全家口粮款，又交不起现金，所欠款占用了劳动力多的户口应分配的兑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