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言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

19世纪后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政党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瓦解工人运动，并将攻击的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因此，他们一方面肆意曲解和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企图以此来攻击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拼凑”，力图以此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抹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从而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歧途。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模糊认识，恩格斯深感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进行系统的论述，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这也是恩格斯的夙愿。1885年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恩格斯写一篇评论文章，他欣然同意，并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说明了它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同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哲学领域中引起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第一次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本书第17页），哲学家们依照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恩格斯同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恩格斯批驳了怀疑和否定人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对这一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见本书第19页）。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阐明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形成的作用，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见本书第22页）。他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一致性，同时论述了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的特点，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不同特点“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见本书第43、44页）。这部著作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基础，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见本书第55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这部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890年，恩格斯在强调必须根据原著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特别提到了他写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606页）列宁也曾多次阐明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见《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第310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1月—2月初，最初发表在《新时代》1886年第4年卷第4、5期，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专门写了序言，强调撰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他和马克思多年的愿望，“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见本书第4页），以便全面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基本原理。

188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杂志《北方通报》第3、4期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译文，标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0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波兰文；1892年，日内瓦劳动解放社全文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文，同年葡萄牙文译本问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月刊《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刊载了劳·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的法译文。(https://www.daowen.com)

恩格斯1888年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时，在附录中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在序言中说：“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见本书第4—5页）这篇笔记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这篇笔记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实践作用的主要缺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见本书第60页）；说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见本书第62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见本书第60页）；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书第62页）。马克思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见本书第61页），从而把对人的认识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

本书在附录中收录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笔记在1844—1847年笔记本中的标题为《1.关于费尔巴哈》。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编者根据恩格斯在序言中的提法，将这一笔记定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在发表这个提纲时对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本书将马克思的原稿本和恩格斯修改的稿本一并收入。

在我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中译文最初发表在1929年10月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林超真翻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1929年12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了彭嘉生的中译本；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张仲实的中译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译文最初也发表在1929年版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在以后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多种中译本中都收有这篇文献。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在张仲实译本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同时参考俄、英等译文重新校订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收入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1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在人民出版社和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两种中译文的基础上，根据德文和俄文重新作了校订，收入196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此后两部著作分别收入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第4卷和第1卷。1995年在根据原文重新校订的基础上，两部著作又分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4卷和第1卷。中央编译局还于1972、1997年出版了单行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收入。

从2004年起，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中央编译局对这两部著作的译文和资料再次进行了审核和修订，分别收入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和第1卷，此后又分别收入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4卷和第1卷。

本书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4卷和第1卷，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0卷对资料部分作了充实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