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基传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法国十九世纪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年2月1日生于阿尔卑斯滨海省的普吉-泰尼埃城。他的父亲让·多米尼克·布朗基（1757—1832年）是个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人，早年在当地中学任哲学和天文学教师。他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法国大革命期间曾是十分活跃的革命者，1793年作为阿尔卑斯滨海省的代表被选入国民公会，政治上倾向吉隆特派。拿破仑帝国期间，他又出任普吉-泰尼埃州州长。布朗基的母亲索菲（1779—1858年）是一位意志十分坚强的妇女；在布朗基的革命生涯中，索菲的母爱是极其可贵的：为了拯救她的小儿子，她曾一手筹划了儿子的两次越狱行动。布朗基的哥哥阿道夫·布朗基（1798—1854年）选择了一条和弟弟不同的道路。他崇尚自由贸易，拥护七月王朝，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他的著作，并顺便提到“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1]。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布朗基全家于1810年迁居沙特尔城。在复辟王朝统治下，布朗基的父亲作为波拿巴分子备受歧视，找不到职业，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因此，布朗基在十三岁那年不得不离开父母，前往巴黎去找哥哥阿道夫。当时阿道夫正在私立马桑中学任教，布朗基也就进入马桑中学读书。不久他考入了巴黎的著名中学——查理大帝中学，该校的学生多半是富豪和名门子弟，但布朗基以他的勤奋和天赋而出类拔萃。阿道夫曾赞叹说：“这孩子将震撼世界”[2]。

布朗基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关心政治。1822年9月21日，拉罗歇尔的四名共和主义青年士官在巴黎格雷夫广场被处死。当时盛传，烧炭党人可能乘机发动起义，解救四位革命者。布朗基听到消息后，便混进人群，等待烧炭党人发出进攻信号，准备助以一臂之力。但是，信号没有发出，布朗基目睹四位烈士引颈就刑，感到无比的悲痛和失望。后来他说，这是他在感情上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尽管如此，这位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还是在1824年加入了烧炭党这个法国当时最强大的密谋组织。

1825年，布朗基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医学。为了谋取经济上的自立，他利用课余时间在一些私立学校教书。那时，法国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加尖锐。在复辟王朝初期，由于路易十八经受过多年艰辛的流亡生活，只是靠着外国入侵者的战车才登上了王位，他在推行复辟旧制度时多少有点顾忌。但是，1824年查理十世即位后，这位狂妄自负的君主一味迷恋于“君权神授”的思想，肆无忌惮地推行反动政策，企图把历史车轮倒转。1827年11月，巴黎爆发了反对查理十世的群众示威，群众筑起了巷战工事，与前来镇压的军队相对抗。在拉丁区，布朗基与许多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同敌人浴血奋战。在这场战斗洗礼中，年轻的布朗基受了一处枪伤和两处刀伤。

起义失败后，布朗基躲藏了起来；在母亲索菲的精心看护下，他养好了伤，便离开法国去意大利和西班牙旅行。在路过尼斯时，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去郊区观赏风景，却引起了意大利警察当局的注意。他们怀疑这位前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来尼斯从事越轨行动，就下令逮捕了他。这是一次误会，布朗基不久即被释放。但是，谁能想到，布朗基在今后的生活中将要在牢房里度过三十多年[3]的漫长岁月。

1829年8月，布朗基从国外回到巴黎，在比埃尔·勒鲁[4]创办的《地球报》编辑部任速记员，负责议会报道。《地球报》是一份具有全欧洲影响的日报，编辑部内人才济济，聚集了圣贝夫[5]、梯叶里[6]、库辛[7]、雨果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名流学者，基佐、梯也尔等也经常为该报撰稿。布朗基当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他对这些自由派的权威并不赞赏；他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尊重正日益向圣西门主义靠拢的勒鲁，认为他是“混在野心勃勃的星座中的一颗灿烂明星”[8]。当时，由于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法国的革命已处于一触即发的局面，资产阶级、工人群众和革命学生正酝酿着对复辟王朝的最后冲击。报纸是社会的脉搏，是政治气候的最好观测站。布朗基就在这个岗位上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了解各种情况，随时准备投入反对君主专制的决战。

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悍然颁布了反动敕令：限制出版自由；实行新选举法，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这一挑衅行动点燃了七月革命的导火线。备受失业之苦的工人们首先行动起来了，他们高喊“打倒波旁！自由万岁！”的口号，在街垒上同反动军队进行三天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历史学家把这三天称为“光荣的三天”。七月革命的发生在《地球报》编辑部内引起不同的反应：当布朗基带着战斗已经打响的消息回到《地球报》时，自由派的编辑先生们正在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但却丝毫没有参加战斗的打算。茹弗鲁瓦[9]甚至断言“决不会有开火的事”。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老爷式态度，使布朗基甚为愤慨，他忍无可忍地说：“武器决定一切；至于我，我要拿起枪来，佩戴三色旗的臂章。”[10]他毅然走出编辑部大门，来到已经聚集着数千工人的格雷夫广场。在光荣的三天里，布朗基向人民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要求“十六岁至五十岁的全体公民动员起来，保卫祖国和自由”[11]。他亲自参加了攻打土依勒里宫和市政厅的战斗。

巴黎工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了七月革命的胜利，而资产阶级却玩弄诡计夺取了胜利果实。巴黎大街上的硝烟刚刚消失，布朗基就猛然发现，那些反对动用武器的《地球报》的“同仁”们如今都成了路易-菲力浦政府的要员，取得了高官厚禄；比埃尔·勒鲁等一些赞成圣西门学说的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同流合污，但却鼓吹非暴力主义的改革。布朗基决心走自己的道路，坚持共和主义理想，继续为人民自己夺取政权而奋斗。为此，他于1830年底加入了“人民之友社”。

“人民之友社”是戈德弗鲁瓦·卡芬雅克[12]领导的青年共和党人团体，社员人数约为四百至六百人。这些青年人在报刊上激烈攻击路易-菲力浦政府，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们举办的演讲会开得生动活泼，听众往往达一两千人。反动当局对它恨之入骨。1831年7月，内政部长卡西米尔·佩里埃[13]以“违背出版法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下令逮捕布朗基、拉斯拜尔[14]、胡贝尔[15]等十五名“人民之友社”的领导人。翌年1月，塞纳省法院开庭审判，这就是著名的“十五人诉讼案”。布朗基代表十五人发表了一篇气壮山河的辩护词。他首先声明，他以无产者的身份出庭发言，并斥责法院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他说：“在我面前的不是法官，而是敌人；我为自己辩护是毫无用处的，我接受可能给我的一切惩罚，但我要抗议这种以暴力代替法制的做法……总有一天，控告和被告的地位将会颠倒过来。”他还揭露政府通过税收制度把钱“从穷人的口袋掏出，装进富人的口袋”，指出政府在原则上似乎代表全国，实质上不过是一小撮特权阶级和寄生阶级的工具而已[16]。这篇声讨资本主义制度的檄文，赢得了旁听席上广大听众的阵阵掌声。从那时起，布朗基的名字便开始为巴黎工人所熟知了。

塞纳省法院由于缺乏证据，被迫宣布十五人无罪释放。但是，法庭庭长借口布朗基的辩护词“危言耸听，危害公共秩序”，悍然判处他一年监禁和二百法郎罚款。在友人的帮助下，布朗基获得了缓刑两个月的时间，暂时取保假释。作为“人民之友社”的副主席，他始终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积极参与这个团体的各项活动。1832年2月2日，就在取保假释期间，他在“人民之友社”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说，精辟地分析了七月革命前后法国的阶级关系。他指出，法国存在着三种利益，即上等阶级（贵族）、中等阶级（资产者）和人民。七月革命推翻了上等阶级的统治，但人民没有懂得利用自己的胜利，他们拱手把政权让给了资产者。政府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同波旁王朝一样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人民从此懂得了必须自己夺取政权。他还说，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中，它像“一柄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政府的头上；1831年的里昂织工起义标志着“阶级与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已经开始[17]。这篇著名讲话获得了当时侨居巴黎的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的高度评价，他在为《奥格堡世界报》撰写的报道中盛赞“年轻的演说者的雄辩和分析才能”，说“这篇充满活力、坦率和愤怒的演说……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气氛”[18]。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布朗基的空想共产主义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位青年人广泛地接触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各种思潮，研究了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又亲自参加了火热的群众斗争和革命的密谋活动。他是个善于学习、精于观察和勤于思考的人。早在中学时代，他同他的哥哥阿道夫虽然在生活和感情上十分融洽，但在政治和学术问题上始终没有共同语言。著名的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19]有时和阿道夫一起探讨自由贸易的经济理论，布朗基怀着极大的兴趣在一边旁听，但他感到他们所讲的和他自己所想的格格不入。后来，布朗基在他的代表作《社会批判》一书中曾尖锐指出，萨伊宣扬的“听之任之”的自由竞争学说，是“一部倡导互相残杀的法典”[20]。

对布朗基影响最大的思潮无疑是巴贝夫的平等学说。虽然布朗基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过巴贝夫主义，他本人于1879年4月28日接见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时，也断然否认他是巴贝夫的门生，但是，他最早参加的密谋团体就是以巴贝夫密谋思想为武器的烧炭党；他不仅读过邦纳罗蒂[21]的《为平等而密谋》一书，而且两人在1830年前后曾有过多次交往。我们从他的实践活动也可以看到，布朗基所组织的密谋团体同巴贝夫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三十年代在法国知识阶层中盛极一时的圣西门主义对布朗基也有所影响。他主要是在《地球报》工作期间，通过和比埃尔·勒鲁的接触而了解圣西门学说的。虽然在七月革命前，勒鲁还没有加入圣西门派，但他在《地球报》发表的文章已明显地带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在勒鲁的影响下，布朗基曾仔细研读过圣西门的著作。他接受了圣西门的一些观点，像主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组织人类向大自然开战，等等。但是，在本质上，布朗基的思想和圣西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张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统治，而后者则希望由统治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布朗基身上也可以找到傅立叶主义的一些痕迹，如对“金融统治”的谴责，主张用“协作社”的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等等，但他不同意傅立叶的“情欲引力”理论，认为这会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地位。

布朗基虽然从这种或那种学派吸取思想养料，但他首先是一个“实干”的革命家；对他说来，重要的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而是斗争实践的成败。1830年革命的教训使他深深懂得，为了实现平等社会，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旧制度，而且在革命后还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保住胜利果实。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是布朗基的最可贵的品格；他一生始终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座右铭：“革命者的职责是坚持斗争，百折不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22]但是，布朗基过分强调少数“优秀人物”的作用；在他看来，“优秀人物”就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革命应该由他们来发动和领导，保守的大多数群众的任务是响应和实行他们的革命号召。这种错误观点在实践上导致了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决定了布朗基所领导的历次密谋活动必定要以失败告终。

1834年初，布朗基在巴黎圣泊拉惹监狱服刑期满。他出狱后立即加入了巴尔贝斯[23]领导的“家族社”。在当时的法国，密谋组织名目繁多，大部分从事暗杀活动，而“家族社”是其中组织最严密的一个；尽管如此，由于各组织之间往往发生横的联系，也给奸细的活动留下了可乘之机。七月王朝在详细了解了各组织的内部情况后，决定首先拿“家族社”开刀。于是，它策划了一起假案，即所谓“火药事件”。1836年2月，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巴斯基埃男爵[24]以审讯为名，亲自去牢房会见因谋刺路易-菲力浦而被判死刑的贝潘。会见后，贝潘突然“灵机一动”，招供谋刺行动是由“家族社”指使和安排的。同年3月，警察当局在巴黎的一条偏僻小巷卢星街抄出了大批火药。尽管贝潘从未见过“家族社”的领导人，并且也毫无根据可以证明卢星街找出的火药与“家族社”有关，检察长还是对布朗基等二十四名“家族社”领导人签发了通缉令。被捕那天，布朗基正在巴尔贝斯家里。当警察闯进屋子时，布朗基机警地把装在口袋里的“家族社”成员名单送进嘴里嚼碎吞下，但警察却从巴尔贝斯手中抄获了一份号召巴黎人民推翻七月王朝的宣言。就这样，布朗基作为“火药事件”的首犯，被判监禁两年和罚款三千法郎。

布朗基在冯特弗洛中央监狱服刑刚满一年，就赶上1837年的大赦而被释放。“家族社”的组织业已遭到破坏，警察当局密切监视布朗基的行动，不准他在巴黎居住。但布朗基那时已是声誉卓著的领袖，又有丰富的秘密活动经验；他表面上同妻子苏珊-阿梅丽一起在离巴黎不远的让西镇过着宁静的家庭生活，而暗地却通过联系人把原“家族社”的成员汇集到他的周围，并着手建立新的密谋组织“四季社”。吸取以往的失败教训，他在“四季社”的组织工作中特别强调纪律和安全。根据他的规定，新成员入社要蒙上双眼带到一定地点进行严格审查，必须宣誓保守秘密，永不出卖组织，如果违誓，愿被组织以匕首处死。他还规定，每七名成员成立小组，名为星期，组长的代号为“星期天”，每四星期组成月，包括二十八名成员和一名代号为“七月”的负责人；每三个月组成季，季的首领为“春天”，领导九十八名成员；每四个季合成年，包括三百五十三名成员。“四季社”计划编制三个年，分别由布朗基、巴尔贝斯和贝尔纳[25]三人领导，他们同时是最高领导机关三人委员会的成员，而布朗基是“四季社”的总司令。为了保证组织不受大规模破坏，各级组织之间不得发生横的关系，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

有了这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布朗基就为武装起义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他曾多次混过警察的耳目，亲自到巴黎测绘地形和制订计划。他选择了市政厅、警察局和塞纳省政府作为起义的首要攻击目标，计划以这三点连成一片，在四周构筑大小街垒。他甚至为每个街垒事先确定了宽度、高度、火力发射点，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布朗基具有非凡的军事组织才能。

1839年5月12日，预定举行武装起义的日子来到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相当多的警察和政府官吏在马尔斯广场观看跑马比赛。两点半钟刚过，起义者首先在圣马丁街夺取了军火库，接着便兵分两路，一路由布朗基率领攻下了市政厅，另一路由巴尔贝斯率领攻下了警察局。突然袭击取得了成功。巴尔贝斯在市政厅阳台上慷慨激昂地宣读了公告，宣布临时政府的成立，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推翻七月王朝。但是，参加起义的“四季社”成员不过五百来人，加上临时附和的群众也还不到八百人。政府当局在克服了措手不及所造成的慌乱以后，迅速调集了军警，把起义者包围起来。经过两天毫无希望的抵抗，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这次起义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它表明布朗基的密谋势必成为“‘夺取政权’的儿戏”[26]。在布朗基看来，只要密谋组织作好了准备，即使革命形势不完全具备，也可以举行革命的武装起义。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声号召，巴黎群众就会纷纷响应；然而，正是由于巴黎工人事先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起义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因而尽管“四季社”的组织十分严密，在起义的行动上安排得十分细致，起义者毕竟是脱离群众的少数人，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这是布朗基作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布朗基主义的重要特征。

布朗基在起义失败后隐藏了六个月，但在偷越国境时被抓了回来。最高法院判处他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押解到蒙圣米歇尔监狱服刑。蒙圣米歇尔是个周长不到九百米的小岛，与拉芒什省的圣马洛城隔海相望，退潮时与陆地有一径可通。岛上了无人烟，满目荒凉：囚禁犯人的堡垒孤零零地矗立在离海面七十米高的岩石上。由于与外界隔绝，看守们为所欲为地虐待犯人。在长三米宽一米的牢笼里，冬天寒风刺骨，夏日热似蒸笼，还有臭气熏天的便桶，跳蚤、老鼠的骚扰……犯人有时被加上脚镣手铐，甚至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地牢。

布朗基是个特别危险的囚犯，监狱当局对他更是严加防范。尽管如此，凭着他多年的铁窗生活经验，他还是设法同外界建立了联系。从他给他的朋友弗尔让斯·钱拉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虽身在囹圄，仍时刻关心着狱外的政治生活。他写道：“请你告诉我，目前的政局如何；你对未来、现在、战争、和平、路易亲王等等有什么看法。请你跟我谈谈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吧！”[27]

一年的监狱生活使布朗基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但是，一个更严重的精神打击在等待着他。1841年2月，他得知他的爱妻苏珊-阿梅丽因忧伤而得病去世。这个噩耗使他痛不欲生。这位在种种危急关头从不怯懦的英勇战士感到如此痛苦，这是不无原因的。早在1825年，布朗基还是一个穷学生，依靠在私立学校任教谋生，而苏珊-阿梅丽正是其中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这位年龄刚过十三岁的女孩子爱上了她的老师。他们的爱情遇到了种种波折。苏珊的父亲是位体面的建筑师，对自己的女儿选择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浪荡子弟”作为终身伴侣，感到十分气恼。他以父亲的权威，禁止女儿和布朗基见面；而布朗基自己，出入于街垒的硝烟之中，辗转在各监狱之间，也顾不上谈情说爱。到了1832年，苏珊已经成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和社会的非议，毅然到圣泊拉惹监狱，和在牢房里的布朗基结了婚。对于同他患难与共，给了他热情、温柔、忠贞和希望的爱妻的去世，布朗基怎能不极度的悲痛？！

精神创伤和肉体折磨都没有压倒这位坚强战士的斗志。布朗基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考虑如何逃出牢笼。他利用母亲索菲探监的机会，陆续得到了小锯、锉刀等必要工具，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划，越狱的条件具备了。他和朋友弗尔让斯·钱拉商定了接应措施。1842年2月10日夜晚，他和其他四名难友把床单、被单撕开搓成绳子，又把铁窗用工具撬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巴尔贝斯从窗口顺着绳子往下滑的时候，因长期监禁身体十分虚弱，在半空中抓不住绳子而摔下，发出很大响声，被看守们发觉。越狱失败了。

布朗基的健康每况愈下。1844年3月，他患严重的喉结核症，被解送到图尔监狱就医。长途跋涉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五名医生会诊后，确认病人已无可医治了。由于布朗基是全国著名的政治犯，七月王朝怕他死在狱中而引起舆论哗然。此外，政府又阴谋利用蒙圣米歇尔监狱部分政治犯之间的不和（当时，巴尔贝斯等人曾散布流言飞语，攻击布朗基在1839年起义过程中斗争不坚决），假意表现出对布朗基特别优待，以破坏他的政治声誉。于是路易-菲力浦亲自下令赦免布朗基。具有敏锐政治警觉的布朗基一眼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断然拒绝国王的赦免，坚持留在监狱就医，直到1848年2月革命发生。

在七月王朝统治期间，金融资产阶级把持了议会和行政的全部权力，贪污舞弊、盗窃贿赂之风大盛。拉梅耐神父[28]曾把议会比作一个大商场，“每一名议员都在这个商场里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友谋得一个官职、一项升迁和一点金钱好处而出卖自己的良心”[29]。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濒于破产。1845和1846连续两年因马铃薯病虫害造成的农业歉收，以及1847年的工商业危机，更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破产、倒闭、饥饿、失业，这一切都表明旧制度已经病入膏肓。1848年2月22日，巴黎的工人、学生、小店主冒着滂沱大雨上街示威，高呼“改革万岁！”“把基佐送上绞刑架！”当晚，示威群众夺取武器，筑起了街垒。两天之内七月王朝就被摧垮了。

2月24日革命在首都胜利的消息传到图尔，25日布朗基来到了巴黎。当天，他会见了原“四季社”的一些成员，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作了全面了解。晚上，他参加了群众集会。经过1830年革命和1839年起义的失败，布朗基总结了经验教训。他充分估计到二月革命后局势的复杂性，意识到必须在行动中保持最大的谨慎和小心。他在集会上劝说群众对临时政府暂时取静观的态度，强调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单凭革命热情，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将使外省陷入恐慌，并有可能使逃往国外的路易-菲力浦卷土重来。他说：“让市政厅的人们无所作为地留着吧。他们的软弱无能是他们必定要垮台的征兆。”[30]他指出，必须广泛团结工人、学生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努力阻止临时政府向后倒退。同时，他从组织、武装和宣传三方面积极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他在会上当场建立了“中央共和主义社”。这个组织不再是从事地下活动的密谋团体，而是一个旨在扩大工人武装和加强宣传群众的俱乐部。3月2日，布朗基发表了《中央共和主义社致临时政府书》，提出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九项具体要求；其中第八条要求把“全体领取工资的未婚工人组织成国民自卫军并武装起来”[31]。临时政府为了早日结束巴黎的革命状态，决定在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针对这一阴谋，布朗基于3月7日和14日又向临时政府递交了两份请愿书，指出“即将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对于共和国是个危险”，因为倘若在群众意识到自己利益之前举行选举，“反动派的胜利是无疑的”；他还说，“人民没有觉悟：必须使人民觉悟起来。这不是一天或一个月所能办到的事情”[32]。3月17日，布朗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一支十万工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市政厅的门口。临时政府慑于群众压力，被迫接见了布朗基为首的代表团，并答应推迟选举日期。

与此同时，布朗基警告人们决不可相信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口号，指出：“如果共和国只是用一种统治形式代替另一种统治形式，它将是一场欺骗。字面的改变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实质……没有面包的人就没有自由。富豪们的穷奢极欲和贫困相并列，这不是平等。当女工带着饥饿的孩子沿着富宅求乞，就谈不到博爱。”[33]此外，正当布朗基努力把工人团结起来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以路易·勃朗[34]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却在竭力鼓吹“组织劳动”和成立“国家工场”。这一口号当时确实也反映了大多数工人的天真愿望。工人们相信能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自己的解放。也许出于策略考虑，为了不脱离群众，布朗基对卢森堡宫的政府劳动委员会和国家工场没有公开进行批判，但也始终不给予任何支持。

伟大的1848年革命表明，布朗基不愧为“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35]。在他的策略思想指导下，革命在有秩序地向前发展；因而反革命派对他怀有切齿的痛恨，蒲鲁东当时在《人民报》写道：“仅仅听到布朗基的名字，整个反革命派便吓得脸色发白”[36]。反革命派懂得，为了镇压革命，必须首先除掉革命的领袖。于是，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来陷害布朗基。

1848年3月30日，《回溯评论》的创刊号以社论形式发表了一个据说在二月起义中从基佐内阁内政部缴获的文件，题为《×× ×对内政部长的供词》。文件罗列种种假象，含沙射影，似乎布朗基在1839年被捕后曾出卖同志和变节投敌。这一文件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四季社”的另一领导人巴尔贝斯一口咬定，文件涉及的细节除了他和布朗基以外，没有第三人知道。这样，在巴黎的各俱乐部中议论纷纷，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各俱乐部曾推举蒲鲁东、勒鲁等人组织了一个荣誉审判庭，负责对指控进行调查。但是，由于某些人的派别成见和意气用事，加上反动派从中挑拨离间，调查没有得出结果就不了了之。

布朗基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政治背景的恶毒阴谋。他花了两星期时间反复核对事实，义正词严地对这个诽谤性文件据理驳斥。他首先强调，文件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并指出：“如同你们所说的，这是你们的报复行为。你们这样干是出自仇恨、恐惧和私利！为了除掉一个危险的对手，你们不择任何手段。”[37]事实证明，文件的炮制者茹尔·塔什罗是反动派豢养的无耻文痞，此人在七月王朝期间曾担任过塞纳省政府的秘书长。二月革命后，他在马拉斯特[38]和加尔涅-帕热斯[39]的卵翼下，翻阅了警察局的秘密档案。他根据“四季社”中的一名叛徒拉米厄森的招供和给警察局送的各种报告，串编成了这一假材料，其目的显然是要使布朗基威信扫地。至于巴尔贝斯，他完全出于嫉妒布朗基的领导能力和为了满足自己的领袖欲望，因而不顾事实肆意给布朗基抹黑。关于他们之间的纠纷，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一文中曾公正地指出：“长期以来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一直在相互争夺对革命法国的真正的领导权。巴尔贝斯不断地污蔑布朗基，指责他勾结政府，借以破坏他的声誉。”[40]

反动派的诽谤没有能够动摇布朗基在工人中的威望。但是，随着制宪议会的选举、临时政府的解散和五人执行委员会的成立，资产阶级右翼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他们企图迫使无产阶级在劣势情况下进行决战。为了抗议国民议会和五人执行委员会的倒行逆施，十五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代表冲进了国民议会。布朗基利用了国民议会的讲坛呼吁解决社会问题，要求给工人面包和工作。五人执行委员会终于凶相毕露，下令军队以武力驱散了群众，悍然逮捕了布朗基等人。当巴黎无产阶级在没有自己领袖的情况下，举行绝望的六月起义时，布朗基正囚禁在文森监狱，他听见战斗的枪炮声，但只能坐视革命即将遭受到的又一次失败。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41]这是马克思对一人四八年革命的总结。六月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革命的失败表明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敌对阶级，也暴露了路易·勃朗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对于工人运动有多大的危害。1849年4月，布朗基被布尔日高等法院判处了十年徒刑，而路易·勃朗却渡海去了英国。当布朗基在杜朗和贝尔岛监狱受尽苦难的时候，路易·勃朗又在伦敦大放厥词，继续侈谈阶级合作。1851年2月24日，以路易·勃朗为首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和以巴特尔米[42]为首的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共同决定，利用纪念二月革命三周年的机会，邀请各国流亡者举行一次国际性聚会，即所谓“平等者宴会”。会前，巴特尔米请求布朗基为这次纪念活动撰写一篇献词。布朗基对于巴特尔米自作主张地和路易·勃朗混在一起很不满意，为了教育在伦敦的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他在献词中淋漓尽致地斥责了包括路易·勃朗在内的原临时政府全体成员，说他们是“把人民出卖给反动派的叛徒”，“愿工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可恶的人的名单；如果即使有一个名字，是的，即使有一个名字将来列入革命政府，那就让全体工人一起高喊：‘叛变！’”[43]这篇献词对路易·勃朗无疑是当头一棒。因此，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这篇献词，不让与会者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特意把这篇敌友分明的献词译成英文和德文，并广为散发，以揭露路易·勃朗的叛徒面目。布朗基本人也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当有人批评他言辞过激时，他反驳说，据了解，献词获得了“无产者的鼓掌”，“我不企求其他的选票”[44]。

贝尔岛的囚禁生活是布朗基一生中时间最长和最沉闷的一次，他在那里整整呆了七年之久。从狱外不断传来坏消息：法国革命形势日趋低落；拿破仑第三利用了各阶层的不满情绪，轻易地爬上了总统的宝座，不动干戈就举行了一次政变，当了皇帝。在狱中，除了恶劣的待遇，还有巴尔贝斯一伙处处同他作对。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关节炎和官能性疼痛越来越严重。他的唯一安慰是七十岁老母的探监，但是每次见面又使他心酸。他何等渴望自由，何等怀念火热的战斗生活。在母亲索菲的帮助下，他和一位难友于1853年4月侥幸逃出了牢房，但他们只呼吸了一天的自由空气，又因人告密而被抓了回来。后来，他又被转送到科西嘉岛的克罗特监狱和阿尔及利亚的马斯卡拉监狱，直到1859年8月才由于大赦而释放。这时，他已经被关押了十一年多，超过了十年的徒刑期。

布朗基出狱后回到巴黎，首都的沉闷空气使他十分难过。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比以往更加恶劣，但工人们却默默地忍受着剥削和压迫。相反，部分工人还寄希望于拿破仑第三，企图依靠帝国政府的“开明政策”来改善自己的命运。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钻进“象牙之塔”，借以追求个人的功名；他们对政治生活感到厌倦了。波拿巴的警察统治使舆论窒息了。由于害怕告密，人们在公共场所不敢议论政治。布朗基感慨地说：“虽然还有个别革命者的存在，但革命党是无影无踪了”[45]。然而，他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他说：“革命不是自动发生的，它是人们努力的结果”[46]。他到英国和比利时作了短暂逗留，又去法国各地旅行。警察当局始终严密监视着他。1861年，布朗基筹划出版一个地下刊物，但是计划还没有实现，波拿巴反动政府就于3月20日以组织秘密团体的罪名把他逮捕，投入马扎斯监狱；同年夏天，他被判处四年徒刑，关押在圣泊拉惹监狱。

由于革命处于低潮，布朗基在狱外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能够联系上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人们往往避开他，免得惹是生非，引起警察的怀疑。在圣泊拉惹监狱里，他却遇到了许多热情、坚定的青年革命者。这些青年人虽然具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但在仇恨第二帝国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钦佩布朗基为革命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定精神，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老头”。更重要的是，以他为首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团体，他们后来成了布朗基派的骨干力量。圣泊拉惹一年半的监狱生活再次严重损害了布朗基的健康，他被送进奈克尔医院治疗。在养病过程中，他利用许多人来探病的机会，指挥狱外的布朗基主义者加强组织和扩大宣传。正是在这个时期，布朗基主义才真正成为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派别。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这期间对布朗基十分关心，而布朗基对马克思也深为感激。1861年5月8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谈到：“布朗基还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巴黎），在那里根据侦查员的指令，他在肉体上遭到宪兵等的残酷折磨。他是利用大赦的机会，以一个商人代办的身份从这里去巴黎的，毫无阴谋计划可言。”[47]同年6月1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布朗基本人通过德农维尔，非常热情地感谢我和德国无产阶级党（在国外的）对他的同情。我们同法国最极端的党重新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认为这非常好。”[48]接着，11月10日，马克思在给瓦托医生（化名德农维尔）的信中给予了布朗基最高的评价，他说：“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49]

1865年8月，布朗基经人营救，化装逃出了奈克尔医院，来到布鲁塞尔的瓦托医生家里养病。那时，第二帝国正日趋没落。路易·波拿巴对外的穷兵黩武政策造成国库空虚，人民怨声载道，墨西哥远征的失利更激起舆论界的普遍不满。在国内，大规模兴建市政工程虽然一度缓和了工人的失业问题，但是劳动者非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由于物价上涨而生活下降。客观的革命大好形势正在形成。布朗基在比利时从事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支精干而坚强的队伍。这支队伍在素质上与过去的密谋团体已大不相同，他们多数是同工人接近的大学生，热情奔放，意志坚强，具有牺牲精神，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并且对布朗基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其中特别是特里东、爱德、里果、瓦扬等人后来在巴黎公社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朗基这一阶段的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公社起义训练了干部。

与此同时，布朗基在这阶段（1865—1870年）用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他把他妻子苏珊-阿梅丽的名字缩写成苏萨梅尔作为笔名，在特里东主办的《老实人报》撰写了许多重要理论文章。这些论文后来由他的门生格郎热收集整理，于1885年出版，题名为《社会批判》。这部两卷集可认为是布朗基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著作中包括的文章都是布朗基的随笔，或者用布朗基自己的话来说，是“有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见解”[50]，因而读起来显得不太连贯。此外，应该承认，布朗基不是一位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方案。”[51]

布朗基的经济观点是肤浅的。他读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对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十分赞赏[52]，但这并没有使他避免犯和蒲鲁东相同的错误。他给资本下的定义是“被盗窃的劳动”[53]，是“从高利贷的成千上万的阴沟里吸取出来的金钱”[54]。他看不到资本的秘密在于剥削他人的剩余价值，他在承认资本的剥削的同时，更加强调资本的统治和压迫，因而认为资本家是通过不合理的税收制度而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由此可见，布朗基对资本的认识和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那句名言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归根结底，他像蒲鲁东一样，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资本，把剥削的罪恶归结于高利贷和税收制度。

和许多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学派相比较，布朗基的社会主义观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他从不离开国家问题而侈谈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首先由工人夺取政权，并且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阶级实行专政。他指出：“一旦把塞在工人嘴里的布取出来，就要把它塞进资本家的嘴里去。如果在1848年实行一年的巴黎专政，就可以使法国和历史免遭二十五年的压迫。即使专政需要搞十年，那也不应当动摇。”[55]另一方面，他对未来社会的远景却避免提出任何设想，他说：“让我们管好今天的事吧。明天不属于我们，明天与我们无关。我们唯一的职责是为明天的组织工作准备好材料。其余的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56]但是，他又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主要靠文化水平的提高，他指出：“共产主义必定而且只能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产生”[57]。

在哲学思想方面，布朗基的主要特征是无神论和机械唯物主义。他对宗教的批判充满着冷嘲热讽，尖刻而又锐利，他说：“宗教是企图解释一切，但又无法解释一切，并阻碍解释一切的一个词。这个词把无知装作有识，从而使懒惰和傲慢得到满足”[58]。他还有一句名言，说“宗教是无知、剥削和贫困的唯一源泉”[59]，从而把对宗教的批判和对剥削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他也反对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实证主义所推崇的“新宗教”，认为这是“进步伪装下的倒退”，并指出这种“新宗教”的共同特点是“离开革命、摒弃革命、辱骂革命和仇视革命”[60]。布朗基继承了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发展观，认为人类不断地朝着正义和平等的高级形式发展，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他还强调物质利益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并问道：“群众开枪和起义，如果不是为了利益，还能是为什么呢？难道观念、原则不始终是利益的代表吗？”[61]

但是，布朗基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其突出表现就是他的英雄史观。他夸大了少数“优秀人物”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贬低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他看来，普通工人在贫困的压迫下往往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他们在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毒害下往往容易受骗；他们由于缺乏组织而始终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因此，必须有一些有事业心、有头脑和有纪律的优秀分子来领导他们；而他所说的优秀分子无非是一些倾向于冒险和盲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上所述，布朗基比较安静地从事写作的时间只有五年。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在等待着他。1870年，处于内外交困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府，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企图通过战争来寻找出路。同年7月19日，在普鲁士和法国的统治者都需要战争的情况下，战争终于爆发了。8月9日，拿破仑第三率领的军队在连续三次会战中都被打败了。布朗基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夜动身，徒步越过法比边界，于8月12日匆忙赶到巴黎。

8月14日，几百名布朗基主义者在拉维叶脱林荫道袭击了消防队营地，但由于得不到群众的响应而自动解散。事先，布朗基估计到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他还是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行动。他认为自己作为首领，应该作出勇敢的榜样，因而甘愿冒险而决不后退。

9月7日，布朗基创办了《祖国在危急中报》，到12月8日停刊为止，共出了八十九期。当时的形势是：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战败投降，资产阶级组织了国防政府，普鲁士兵临巴黎城下，法国工人阶级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复杂形势之下。面对这一局势，布朗基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社评。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愤怒的斥责，像利剑一般直刺敌人的心脏。在布朗基犀利的笔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梯也尔、特洛胥等卖国贼假抗战真投降的狰狞面目。为了抵抗普鲁士入侵者，布朗基在他的社评中，从战略、战术、武器、编制等各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对普军军事动向的某些预见性分析同恩格斯当时给《派尔-麦尔新闻》所写的《军事短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布朗基对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痛苦十分关切，他几乎绝望地高喊：“光明呀！不在这黑暗中找到光明，我们就将在黑暗中死去！”这一激昂悲壮的呼声代表着将近五十万巴黎工人的悲愤心情，而巴黎公社的起义正是这种感情的火山般的爆发。但是，必须指出，布朗基的这些社评也暴露了他的某些缺点。例如，他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把群众说成是“一群惊恐四散的羔羊”。此外，他还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所有这些社评由他的门徒卡西米尔·布依收集在一起，在巴黎公社期间出版，书名为《祖国在危急中》。

在这个时期，布朗基除了办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与了十月三十一日事件。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他在《祖国在危急中报》的社评中作了详尽的介绍。那天下午，布朗基在家里得到通知：群众攻占了市政厅，并扣押了国防政府的成员，他已当选为新政府的成员。布朗基赶到市政厅后，力图克服当时的混乱状态，接连签署了大约二十个命令。他指示立即调集一些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来保证市政厅的安全，把留在市政厅内的资产阶级营队赶出去。可惜，他的这些命令没有被很好执行。因此，当新政府的成员们正在为起草纲领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忠于国防政府的部队不仅包围了市政厅，而且有一部分已拥进了大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立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起义者方面同意释放扣押的国防政府成员，国防政府则许诺迅速举行巴黎公社的选举，并对起义者不予追究。十月三十一日事件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次预演，它的失败表明，内部的意见分歧是巴黎革命派的致命弱点，它消耗和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因而丢失了已经到手的胜利。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夺得了政权。在这新旧交替和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有一位经验丰富和享有威望的强有力人物来总理一切。在当时，从各方面来看，布朗基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不幸的是，布朗基在前一天（3月17日）被梯也尔政府在波尔多附近逮捕了。为了营救自己的领袖，公社曾多次与凡尔赛进行谈判，建议用巴黎大主教等七十四名人质换取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绝了公社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62]。因此，在整个巴黎公社期间，布朗基虽然当选为公社的委员，却被秘密关押在“斗牛”堡垒，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凡尔赛当局下了命令，不准布朗基与任何人谈话，如发现他企图越狱就立即枪杀。

公社失败后，1872年2月，军事法庭以布朗基参与十月三十一日事件为借口（尽管国防政府曾有“不予追究”的许诺），对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判以死刑，后来又改判为无期徒刑。

到了1879年，布朗基在克列尔沃监狱已关押了七年时间，他重病缠身，经常连续数月卧床不起，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政府，始终把他视为洪水猛兽，不顾舆论界的呼吁，一再拒绝给予赦免。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怀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于同年4月在波尔多市把身在狱中的布朗基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他的议员资格虽然被宣布无效，但政府也只好把这位深孚众望的政治犯释放出来。

就在布朗基出狱的第二天，保尔·拉法格从伦敦托人给布朗基带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正当我们迫切需要有人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进而夺取政权的时候，您冲破了黑暗，站立在我们的面前……1848年前，人们还沉湎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之中，您已经光荣地宣告了阶级斗争，今天，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您再次出来充当我们的旗手……公民，您的生命对我们太宝贵了，我们不能不首先关心它……如果您能和我们一起生活几个星期，我的夫人和我将不胜愉快……始终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您的全部政治经历的马克思希望有幸同您认识。”[63]鉴于保尔·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这封信又以“我们”的口气出现，人们有理由认为，信中对布朗基的赞扬代表了马克思的意见。

布朗基生命中的最后十八个月也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度过的。他没有接受拉法格邀请他去伦敦休养的建议，而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在波尔多、马赛、尼斯、里昂等十来个南方城市作了一次长途的巡回旅行。他到处发表演说，呼吁对巴黎公社的老战士实行大赦。他在巴黎创办了《无上帝无主人报》，又不顾疲劳，参加各种公众集会。直到1880年12月27日，他应邀参加一次工人集会，发表即席讲话，他表示：“红旗是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旗帜。你们不会同意我在我的晚年抛弃这面旗帜。”[64]没有想到，这篇感人肺腑的讲话竟成了他的最后的遗言。集会结束后，布朗基回到意大利林荫道（今奥古斯特·布朗基林荫道）的寓所，已是凌晨两点钟了。他没有丝毫睡意，还同他的门徒格郎热谈论集会的情形。突然，他站立不住，摇晃了几下，倒在地上。中风使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五天以后，1881年1月1日晚9时13分，布朗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革命者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前来向烈士的遗体告别。在三天时间里，人流不断涌向五层楼上那间简朴的卧室，卧室里堆满了花束、花环和鲜花。革命诗人欧仁·鲍狄埃用他不朽的诗篇记录了这一感人的情景：

“他的遗体躺在五层楼的那间屋子里；

人群沿着楼梯慢步向上走去，

他们，这些身穿工作服的巴黎劳工，

带着妻子儿女，脸色苍白，哀思万重。

啊，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

他的去世使人们茶饭无味；

三天来，朋友们纷纷来到这里，

我站在楼梯口，无限怅惘，等着向他告别。”[65]

1月5日，二十万人陪同布朗基的灵车来到贝尔-拉雪兹公墓。公社的老战士路易丝·米歇尔作了墓前演说，她说：“他的精神和榜样，是他为我们争取胜利留下的武器。埋葬在这墓穴中的伟人将以他的光辉形象，带领我们去迎接社会革命的到来。”[66]

总括这位伟大革命战士的一生业绩，我们现在来看看，布朗基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可贵品德，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起过什么积极作用，以及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

布朗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无疑是他坚毅的性格。他曾两次被判死刑，十五次被逮捕，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但这些痛苦的经历丝毫没有磨损这位革命者的锐气。他之所以忍受得了种种无情的打击、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侮辱，是因为他具有对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因为他具有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和对事业的必胜信心。布朗基的战斗历程，是当年法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历程，他的意志和理想是当年法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和理想。在布朗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称之为具有“冲天”革命精神的巴黎工人的形象。每当斗争遭到挫折的时候，布朗基总是对他的门徒们说：“好吧，我们得整顿一下，重新再干。”[67]在狱中，他横眉冷对敌人的虚情假意，宁肯把牢底坐穿，也拒不接受路易-菲力浦的“赦免”。这种忠于革命理想，为人民忍受苦难的牺牲精神是何等崇高和何等感人啊！

此外，布朗基的主张，在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体系和流派中，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的确，在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起义这个阶段中，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包括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68]，他们的代表人物，如比埃尔·勒鲁和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1893年），一味鼓吹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因而已不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经过1848年革命实践的检验，已经表明自己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礼拜堂”的祭司[69]，是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的说教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削弱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导致巴黎工人在六月起义中遭到血腥屠杀的可悲后果。另一个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即蒲鲁东主义，也同样处心积虑地想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使劳动和资本结成同盟。虽然在巴黎公社起义过程中，不少蒲鲁东主义者（如欧仁·瓦尔兰）没有按照蒲鲁东的精神办事，而是根据他们革命的本能，积极投入了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蒲鲁东主义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以上各社会主义流派不同，布朗基始终坚决地反对阶级调和，主张阶级斗争，反对改良，主张革命，而且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要自己夺取政权。这一特点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因为在1871年前，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工人中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布朗基的旗帜就在客观上代表着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诚恳地指出布朗基主义的错误的同时，充分地肯定了它是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革命的派别。

我们承认布朗基所起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位革命家的弱点和错误，而这些弱点和错误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首先是布朗基只具有革命的本能，却没有革命的理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布朗基曾写下了为数不少的著述；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社会批判》和《祖国在危急中》两书外，大量的文稿、书信和演说至今还存放在法国国立图书馆里。作为作家，布朗基的文笔犀利有力，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他对宗教的批判，充满着辛辣的讽刺和揭露，不乏脍炙人口的妙言快语。但是，他在理论分析上往往是肤浅、粗糙、混乱和缺乏系统。布朗基的这一弱点反映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工人阶级刚刚从自发阶段走上自觉阶段这一客观历史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1874年在《流亡者文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70]

但是，对布朗基说来，要害还不在这里。他的最关键的错误在于他的英雄史观。他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但却看不到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而只能等待或跟着少数知识分子实干家去建立丰功伟绩。他在《祖国在危急中》一书中甚至把群众比作落进深渊的羔羊，谁出于同情心而去营救他们，这些羔羊就会从谁的身上践踏过去。这种鄙视群众的错误观点使布朗基的许多次革命行动因脱离群众而遭致失败。与这一错误相联系，布朗基把少数优秀分子看做历史的创造者，认为即使革命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只要少数优秀分子有了准备，也可以发动胜利的革命。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倾向在小资产阶级比较广大的国家里，是容易发生的。就法国而言，直到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法国在经济上主要地还是个农业国家；在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由于落后和分散的手工业方式还占着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习惯和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市场。布朗基的盲动和冒险倾向正说明了他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深刻烙印。

作为历史人物，我们对于布朗基的以上缺点错误是不能苛责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布朗基的精神遗产时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他的这些错误，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作为今天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借鉴。

（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