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红卫兵、造反组织的串连造反、夺权、“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影响冲击下，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生产停工停产，大、中专学校停课停学，大批学生没有正常的职业或工作，导致家庭和社会负担过重，在这样的态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学生出路的应急措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广大知识青年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满怀豪情奔向农村边疆与农民一起工作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

1969年1月18日，泸西中学老三届（1966、1967、1968级）及中技班农村户籍学生620名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20日，县革委会通过组织动员后，召开非农户口知识青年欢送大会，全县非农户口初、高中毕业生176人，分别下乡到县域5个坝区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3月中旬，由上海到泸西县的知识青年共264人，也分别送到5个坝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上海知识青年，多为十多岁的初中毕业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离开父母，完全不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和生产环境，很快就出现一些偷窃、打架斗殴和与当地农民群众发生矛盾等问题……

为领导和管理好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1970年，县革委会增设了“知识青年再教育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5人，各公社也配备专职干部1人。1973年，中共中央发出21、30号文件，根据毛泽东主席“统筹兼顾”指示精神，提出帮助下乡知识青年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问题，给每一名下乡知识青年由财政拨款补助480元；口粮标准规定产稻谷地区（原粮）不足350千克的补足350千克，杂粮地区（原粮）不足300千克的补足300千克，并拨专项木材为知青集体户建房。截至1978年止，泸西县下乡插队落户知识青年1062人，其中，本地755人、外地307人，先后共拨款47.03万元，建房119间、3961平方米。同年7月24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1973〕21号文件并形成《报告》，检查总结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教训，并对存在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作出处理。会议认为：“毛泽东给群众的复信事关重大，意义深远，是对群众和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也是对我们有力的鞭策和教育。”《报告》决定成立“泸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郭仁宝任组长，县委常委殷光华、团县委书记胡品晶任副组长，下设知青安置办公室，由王汝汉等4人负责日常工作。为加强领导，县委还抽调17人组成工作组，逐一检查落实中央21号文件精神。会后，各公社、单位相应召开知识青年座谈会，公社、大队干部共同学习了中央21号文件，努力解决知识青年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知识青年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自1969年以来，全县有6720名知识青年（县城镇620名、回乡620名、外地5480名）积极响应号召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年来，他们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认真读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了“三个觉悟”，增长了才干，成为农村中最积极、最有生机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重要贡献。先后有240人入了党团，成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有800名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380人、回乡知识青年420人）先后被推荐到工交、财贸、文卫等战线上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做出显著成绩，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1978年仍有一批知识青年下乡到泸西，直至1980年云南省宣布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才宣告结束。(https://www.daowen.com)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防修、反修，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举措，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泸西的这片土地上，近十年的知青岁月，来自上海、天津、个旧和本县的6700多名知青上山下乡，把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片热土，大大小小的村寨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艰难困苦的磨炼中，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生活、劳动、工作，无论世界观、人生观还是价值观都得到升华，上山下乡获得的丰富人生阅历和宝贵财富将永远载入他们的人生史册。

【注释】

[1]摘自《中国共产党历程》，海燕出版社，2001，第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