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和“批林整风”

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和“批林整风”

1971年6月22日,县委为贯彻中共中央〔1971〕13号文件精神,发出《关于开展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三办”。

7月初,印发第一期《简报》,提出泸西县深挖“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五条标准:一是反军乱军,反对军管;二是挑动武斗;三是破坏新生的革委会,污蔑新生的红色政权是“派委会”;四是抢占食品厂,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五是与外地“五一六”分子勾结。矛头仍然指向另一派(“炮派”)群众组织的头目和所谓“站错队”的干部、群众,原县委书记王安广等又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当时,县一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并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一回事,而是盲目跟从,查来查去,查无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同年9月下旬,从中共中央传来了“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内部通报,县革委会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继之,中共中央又下发了《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等5个文件;10月19日,中共红河州委下发《关于各县(市)传达贯彻中央5个文件时需要抓好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认清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林彪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根据州委安排,泸西县从党内到党外作了传达。2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印发毛主席批发的7个文件的通知》,揭露林彪企图暗害毛主席的罪行。广大干部听了传达,气愤之后,开始醒悟,冷静思考。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尽力鼓吹个人崇拜的林彪竟然企图阴谋杀害毛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成为林彪两面派画像的顺口溜,在群众中广为流传。(https://www.daowen.com)

1972年1月3日,中共泸西县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的安排意见》,即传达《林彪反党集团材料之一》之后,接着又传达材料之二、之三,在干部群众中普遍进行了讨论。1973年4月13日,泸西县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意见》提出:以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的指示为根本指导思想,“批林整风”在全县展开。整风在县级以上干部中进行,同时成立县“批林整风”办公室。7月10日,县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的审查报告》,会议指出:第一,加强党的领导,先党内后党外;第二,学用结合;第三,坚持学习文件和读毛主席的书结合,学文件和本地区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结合;第四,加强保密保卫工作。8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党籍。28日,中共泸西县委先在科局长及行政19级以上党员干部中传达,9月中旬,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广泛传达学习。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批林批孔”的指示。2月5日,泸西县委、县革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誓师大会,全县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职工、学生1.6万余人参加,县委副书记郭仁保代表县委、县革委作动员报告,动员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9日,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向副科级及19级以上党员干部(到会人员113人)传达毛泽东主席5次重要指示。10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意见》。2月8日和17日,中共红河州委分别下发8号《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意见》和12号《补充意见》。12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宣传委员,县局党总支书记,工矿、学校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1号文件。14日,县委召开1973年度劳模、先进工作者会议,向500多人传达学习中央指示。20日,县委调整充实“批林批孔”运动领导班子。22日,文教局召开全县中、小学教师会议,1600多名教师认真学习中央1至5号文件,关于认真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系列指示精神。3月27~28日,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狠批孔孟之道——克己复礼,县委书记郭振恒在大会上带头发言批判,大会发言者16人。之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同年8月20日,中共泸西县委发出《关于机关深入批林批孔的安排意见》,“批林批孔”开始转为“讲儒法斗争史”。县委从农村选择了几名学哲学的先进典型人物到各机关单位和公社讲儒法斗争史,借农民之口散布江青的反革命言论,从“批林批孔”转向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