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工程“921”
20世纪80年代以后，航天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发展的主流之一，中国作为一个有着飞天传奇的文明古国、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没有理由缺席。中国航天事业瞄准国际水平迈开了赶超的步伐。
1977年，第一支远洋航天测量船队起锚远航；1980年，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飞向太平洋；1981年，一箭三星成功发射；1982年，首次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1984年，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被送入地球同步轨道，在赤道上空进行了通信、广播、电视传输试验……
1986年春天，在一个玉兰飘香的日子，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和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航天测控专家陈芳允一起参加了一次会议，谈到世界高科技变革形势时，两人都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会后，陈芳允意犹未尽，连夜来到王大珩家中，说：“要不要写个东西，把咱们的想法向中央反映反映？”
“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
王大珩点点头说：“对，应该让国家高层了解我们的想法，为国家决策提供些帮助。”
陈芳允走后，王大珩当即拧亮台灯，铺开信纸，伏在案头，一笔一画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写完了，王大珩感觉仅凭自己和陈芳允两个人的力量还不够，第二天清晨，他又找到了时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王淦昌和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杨嘉墀。这两位科学家听到这个想法后，也非常赞同，和王大珩一起斟酌修改了建议信。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四位科学家建议国家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高科技研究的实效是要花力气和时间的；提高技术不仅可以集中现有的科研实力出成果，而且可以培养新一代高技术人才；等等。在这个建议中，载人航天的研究被列入中国未来高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立即通知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8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得到批示都是在1986年的3月，所以称之为“863计划”。
“863计划”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航天技术是7大领域中的第2领域，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工程紧密相关：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尽管“863计划”中有明确的载人空间站及其应用项目，但在经济状态虽有所好转，却并不是十分富裕的中国，搞载人航天这样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是否能够获得对长远发展有实际效益的高回报，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专业齐全、完成配套的研究、设计、试验、研制、生产、发射和测控体系，完全有能力开展载人航天。另一种意见认为，载人航天投资大，风险更大，而且，国家并不富裕，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不应该搞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持两种意见的人们各抒己见，引发了“为什么搞载人航天和值不值得搞载人航天”的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不只在其他领域，就是在航天战线的领导和专家们之中也长期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于是，中央决定先安排概念研究，进行充分论证之后，再行决策。
在这场堪称“百花齐放”的科学会战中，任新民、屠善澄、黄纬禄、梁守槃等航天界的知名专家夜以继日地整整论证了26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该着手开展载人航天的研制，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历史重任。
1987年2月，“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会集了国内航天领域的顶级专家，屠善澄为首席科学家，王永志、闵桂荣、黄克成、顾诵芬、李自广、胡文瑞为委员。在屠善澄的组织下，专家们对我国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了全面论证，并同时成立了两个主题项目专家组，分别由钱振业和韦德森任组长。
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第一步怎么走、起点多高、与后续发展如何衔接，这些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1987年4月，专家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各竞标单位就提出了11种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专家组从中筛选出了空天飞机、火箭航天飞机、小型航天飞机、可部分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多用途载人飞船等5个方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航天飞机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哥伦比亚号”和苏联的“暴风雪号”已飞入了太空，日本、欧洲也都在着手研制航天飞机……从飞船到航天飞机，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这种思想也影响着中国航天专家们的判断。论证结果评审会上，专家们的意见集中在载人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之间，并倾向于采用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1989年8月，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项目专家组组长钱振业将一份厚厚的报告送到了钱学森的案头，这便是专家委员会即将呈送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拟报中央的方案。为了慎重起见，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在正式上报中央之前特意征求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戴上花镜，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报告中说：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
钱学森深知航天飞机的绝对优势，但航天飞机是在大飞机基础上研制的高度复杂的航天器，显然不是当时中国国情、国力和科技水平所能承担制造的。他拿起钢笔，在这份报告上慎重地写上了一句话：“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钱学森的建议只有9个字，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清晰地表达了他的主张。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受航空航天部的委托，庄逢甘、孙家栋两位专家主持召开“航天飞机与飞船的比较论证会”，从技术可行性、国家经济能力和技术风险等方面进行比较，最后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这次会议上，专家们接受了钱学森的建议，认为中国的载人航天要适合国情，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从载人飞船起步。1991年11月，航空航天部最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专家组在〇六七基地考察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左二）在航天试验任务现场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与时代同步，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在这一年也步入了希望的春天。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会议做出决定：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会后，原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迅速成立载人飞船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出任组长。
丁衡高接过这一重担后，首先想到的是人才和队伍的问题，他约见的第一个人是火箭专家王永志。
1932年出生的王永志，1961年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立即投身于我国多种火箭的研制工作。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863计划”实施后，王永志被聘为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7名成员之一，主要负责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大型运载火箭的论证工作。1992年，刚刚迈入花甲之年的王永志，已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调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担任副主任。
1992年1月17日下午，王永志如约来到丁衡高的办公室。丁衡高向王永志传达了中央专委会议的决定，并告诉他：“载人航天工程就要上马了，今天请你来，是告诉你一个决定，由你出任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的组长。”说这番话时，丁衡高眼神中透出的信任和热忱让王永志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和他的手紧紧相握。
在王永志的带领下，200多名专家会集北京，开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1992年6月初，论证组提出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1992年8月1日，中央专委会议审议通过了王永志主持起草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报告》。8月25日，中央专委向中央正式递交《关于开展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建议中国的第一艘无人飞船争取在1998年、确保在1999年首飞。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战略蓝图。中央认为，开展载人航天工程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综合国力的标志。这一天，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协调面最广的国家重大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根据会议举行的时间，工程代号为“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