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文学之影响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接触，那较丰富的一种将向外灌输而较贫弱的一种将接受之，这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似有使人难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输，其蒙受幸福却是胜于承受外来文化者。中国在最近三十年间，文学与思想方面分明进步了不少，这应该说是全部仰赖于西洋文化的输入。此种承认西洋文学内容丰富之一般的优越，在自号“文学国家”的中国人听来，未免为之大吃一惊。五十年前，中国人对于西洋的印象只是炮舰；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们发觉西洋甚至也有很优美的文学；而现在，人们方徐徐发觉西洋甚且有较优越的社会意识与礼俗风尚。
这对于一个老大而自傲的国家实在是过大而吞不下咽的一口东西，但以中国之大，或许竟能吞得下去。无论怎样，文学的变动终于临头了。中国文学势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体裁方面，遭逢广大的变迁，为过去两千年间所未经见者。直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口说的白话轮到被作为文学的手段；语言的解放，从一个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来。它的词汇大大地增富起来，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大概总之比之吾们固有思想的故旧材料远较为恰当而确定。赖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补充，体裁上乃发生新变迁，这体裁的现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换了一个面目。致老学究们无力追随此新的规范——倘叫他写一篇在内容上在体裁上赶得上现代标准的杂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体裁上发生了变迁，形式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吾们也有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剧本，而写小说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过。总之，老的批判标准业已废弃，所谓老的批判标准，很近似法国新经典派之阻碍欧洲认识莎士比亚至百五十年之久。吾们现在有较新颖较丰富较宽广的文学理想来代替陈旧的批判眼光，结果使文学与人生获得较接近的和谐，思想获得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获得较大的真实性。
当然文化输出的民族是比较发皇的民族，而接触外来文化的民族，由于环境的剧变，总不免引起纷乱。进步是有味的，但进步也是痛苦的。更不止此，进步还是险恶的。青年中国的心田上，掀起了广博的精神风浪，吾们丧失了思想的重心，吾们丧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识。调整守旧与革新间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胜任，而现代中国思想界尤具有思维不成熟、性情轻躁、理想浅薄的特性。了解旧的文化固甚困难，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又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极端不能容忍任何旧式的和中国式的一切，无批判地接受每年外来的思想新范型，不断地广泛地搜寻最新作家，从南斯拉夫搜寻诗人，从保加利亚搜寻小说家。对于外人之揭发任何中国的旧有范型，极度敏感，这仅足证其缺乏自信，一个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间歇的忧郁与过分的热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号，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显露于现代中国的作品。
吾们丧失了坚定的和全盘的人生观立场。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做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应药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实独立性，大致无以异于古老的中国。虽有明显的思想解放之呼声，可是那排斥异端的旧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过穿了一件现代名词的外褂。因为骨子里，中国人的爱好自由，有如爱悦一个外国荡妇，没有真挚的爱情可言。这些是文化变迁过渡期的恶劣一面的形象，但他们到了政治组织上了轨道，灵魂上减少灵智的污点时候，会自然涤荡消灭的。
这些变迁，一切都是由欧洲文学的影响而传来的。这影响自然不限于文学，因为中国在一个收割期收获了所有西洋学术的果实，无论在哲学方面、心理学方面、科学方面、工艺学方面、经济学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于现代精密法则的文化者。甚至小孩子的游戏、歌唱、舞蹈，现在也都输入了进来。文学进步的真正结果，已概述于《文学革命》的一节中，此影响为翻译欧洲作品之直接结果。试一观此等翻译的内容与种类，将显示此影响之形式与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图书年鉴》载有一罗列最近二十三年来翻译的诗歌、短篇小说、长篇说部的书篇名单，原作之国籍达二十六国。这一张表未见得是完全的，但很够供给我们眼前的参考。倘将原作者国籍依译作原著者人数之多寡顺次排列，则英国四十七人，法国三十八人，俄国三十六人，德国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国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兰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腊三人，阿非利加二人，犹太二人，其余则瑞典、比利时、芬兰、捷克、奥国、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罗、叙利亚各得一人。
先查考从英国翻译的作品，则主要小说作家为：艾略特（Eliot）、费尔亭、笛福（《摩尔·弗兰德斯》亦经译出）、金丝莱（Kingsley）、斯威夫特、高尔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游学记》和《狭路冤家》）、斯科特（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尔夫人（Gaskell）、狄更斯（《老古玩店》《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双城记》《圣诞颂歌》《艰难时世》）、哈葛特（Haggard）的笔墨经过林纾译笔的渲染，获得的声誉还远过于原作的地位。诗人的主要者为：斯宾塞（Spenser）、布朗宁（Browning）、彭斯（Burn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华兹华斯（Wordsworth）、道生（Dowson）。五种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遗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亦经几位译者译出。戏剧的主要作者为：高尔斯华绥（七种剧本）、比内罗（Pinero）、琼斯（Jones）、谢立丹（Sheridan，《造谣学校》）和萧伯纳（Shaw，《华伦夫人之职业》《英雄与美人》《人与超人》《卖花女》《鳏夫的房产》《好逑者》等）。爱尔兰作家可以约翰沁孤（Synge）、邓萨奈（Dunsany）为代表。论文作家主要者为：兰姆（Lamb）、木涅特（Bennett）、马克斯·贝尔鲍（Max Beerbohm）。巴莱（Barrie）和王尔德（Wilde）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广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两种译本，《莎乐美》有三种译本，《道连·格雷的画像》和《狱中记》亦经译出。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一书最为出名，其余的作品为《时间机器》《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哈代（Hardy）则仅以其短篇小说及诗著称于中国，虽哈代之名传遍一时。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经故徐志摩之推荐，亦甚著名。这一张名单包括那些作者的文学作品经译成中文而有单行本印行的，但当然并不包括别种著作的作者像罗素，他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国方面，较重要的作家为：巴尔扎克（Balzac）、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种著作已经译出，《黛丝》有两种译本）、纪德（Gide）、伏尔泰（Voltaire，《甘地传》）、卢梭（Rousseau，《忏悔录》《爱弥儿》）、左拉（Zola）、福楼拜（Flaubert，《包法利夫人》三种译本，《萨郎波》及《坦白》）、大仲马小仲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书几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爱物。雨果（Hugo）的代表作为：《海上劳工》《悲剧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艾那尼》《吕克兰斯·鲍夏》《吕布拉》。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以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圣皮尔（Bernardine de Saint-Pierre）为代表。都德（Daudet）的《萨福》和普兰伏（Prevest）的《漫郎摄实戈》当然是人人爱读的作品。波德莱尔（Baudelaire）享名甚盛，罗丹斯（Rostand）的《西哈诺》亦为一般所爱读。巴比塞（Barbusse）的小说《炮火和光明》各有两种译本，就如罗曼·罗兰（Rolland）的冗长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译本，他还有《白利与露茜》《孟德斯榜夫人》《爱与死之角逐》等几种的译本。
德国的正统文学，自然推歌德（Goethe）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两种译本）、《艾格蒙特》《克拉维戈》等都被译成中文。席勒（Schiller）被译出的代表作品有《瓦伦斯坦》《强盗》《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其余重要作家为：莱森（Lessing，《英雄儿女》）、弗莱塔格（Freytag，《新闻记者》）、海涅（Heine，《哈尔茨山游记》），福沟（Fougue）的《涡堤孩》和施笃姆（Storm）的《茵梦湖》（三种译本）为极端风行的作品。豪普特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獭皮》《织工》《寂寞的人们》和新近出版的小说《异端》著称，而他的《池钟》一剧名曾经一度被用为一种杂志的名称。其余为：苏德曼（Sudermann）的《忧愁夫人》以及较为晚出的卫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弗兰克（Leonhard Frank）的《灵肉的冲突》。
除了几种译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欧文（Irving）、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寥寥几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对于美国文学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现代的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莱（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苏联共产主义文学狂潮的勃兴而共来。他的作品之译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种之多。而在这一张名单上，似不可忽略果尔德（Michael Gold）的短篇小说和他的说部《无钱的犹太人》。刘易士（Lewis）的作品之较著的译本只有《大街》一种，德莱塞（Dreiser）则为短篇小说集，其实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奥尼尔（O'Neill）的戏剧有两种（《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经译出。赛珍珠女士（Pearl S.Buck）的《大地》有两种中文译本，其余她的短篇小说及《儿子们》等亦有经译出者。
在短短的两年中（1928—1929），差不多有一百多种苏联文学作品，长篇和短篇，狂热而迅速地蜂拥上中国的出版界，致促起当局之严重注意。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 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这里，吾们不用说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几位作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已经是很熟悉于中国文坛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经译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者计二十种，包括冗长的《战争与和平》（只译出了一部）、《复活》及《安娜小史》。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一般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译出者计七种，包括《罪与罚》。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经译出者有二十一种之多。高尔基横跨两大时代，不用说，是一代的宠儿。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绥夫，爱罗先珂因为列宁的影响也很受人欢迎。一百零几种后乎革命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种同时有两种译本出版，且有四种作品至有三种译本者。举其享名较盛之作品，则为柯伦泰夫人的《恋爱之路》（两种译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种译本）、奥古郁夫的《共产党校童日记》（三种译本）、阿志巴绥夫的《沙宁》（三种译本）、绥拉菲靡维奇的许多作品（包括《铁流》）和披里涅克的许多作品。戏剧方面有希什科夫和伊凡诺夫的作品。批评方面有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
这样大量的产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国一时难于吞咽，中国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谴责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过时了，是毫无疑义的。当局对于文艺事业现正瞩视而思有所作为。他们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后果如何，无人能预料之。检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见之实施。所困难者，在眼前的环境中将拿什么来满足人民。这里有三个方法。第一是谋些好差缺给那班作家，这个方法有时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为禁止他们表示不满意，这个方法当然是下策。第三为真实地谋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满足，这光光是检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国人民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两派，而后者实居大多数。除非是积极进行建设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虑一切，但凭标语口号，华而不实的多言，不会赋予中国以新的生命，不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一辈，他们想把中国倒推进古旧的礼教思想的轨道，包括妇女的遮掩生活，寡妇的守节制度的崇拜，结果决不能使青年中国同情。同时，那些共产主义理想者，胁下挟了大部马克思著作，蓄长了乱蓬蓬的头发，口吸苏俄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那个，也不会救得中国的困难。文学这样东西，依著者鄙见，还是文人学士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