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间海禁与互市，相为消长。原海禁之起，乃由于国防，而事态极繁，因代而异。举其著者：明有亘二百年之倭寇，自万历至清道光，前后二百五十年间，有西洋殖民帝国之侵寇，及清初台湾争夺之战役。总此诸事，为引起中国屡申海禁之直接原因，海禁既起，互市斯阻，事态复常，外贸转盛，其间消息盈虚之数，历历可征。

一、明代之倭寇。自元世祖用兵日本，丧师辱国，中日国交，遂告中断，双方贸易，式微已极。顺帝时，日本内乱，分南北朝，盗贼竞起，频扰中国，号称“八幡大菩萨”。洪武中，胡惟庸谋与倭通，及胡事败，朱元璋深恨日本，宣称永与日本断绝国交，中日正常贸易概被阻遏，走私贸易因而大盛。此时西方殖民事业如虎兕出柙，掠夺商业之风，流行东西洋上。日本人民原属海岛民族，其沿海商盗，闻风效颦，其焰大炽。

倭寇入犯，始于明洪武五年。五月五日倭船二百艘寇温州、永嘉、乐清等县，大掠而去，嗣后寇掠沿海一带，亘洪武永乐、正统间，连岁不绝（明薛宗作《日本考略》）。嘉靖间，日本贡使争互市，大掠宁波，其势张甚。自是，每岁清明后至五月，重阳后至十月，多东北风时，倭寇即由日本航中国入寇，饱掠后，乘西南风归回。其进犯路线自日本长崎肥前出发，北至山东与辽东，南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登陆。登陆后乘虚避实，深入内地，两浙受祸最惨，毒痡全省；次为福建，被灾三十余县；江苏南部受祸亦烈，且北及淮、扬。总之，滨海万里，悉为倭寇出没之场（《明史·记事本末·沿海倭寇》）。后并扰安南、暹罗诸国。

倭寇之目的，或以贸易，或以掠夺，均获巨利（引日人大盐龟雄著《最新世界殖民史》第十一章第一节“维新以前海外活动”）。其入中国，所宝在丝绵，入民家，丝绵必尽掠去，所掠蚕茧令妇女缫丝，运达千舟（采九德著《倭变事略》卷三及卷四）。倭寇既多为亡命，故勇狠、善斗，兼奸人向导，尽知中国形势要害，故能乘虚蹈隙，以少敌众（某次，钱塘江有倭贼六十余人登岸，遍掠浙北、徽州、南京等地，官兵死者万余，武官阵亡三十余。见《倭变事略》）。迄嘉靖三十一年，至隆庆二年间，俞大猷先后破倭于浙江之临海、仙居，福建之横屿、福清、莆田、平海等地，倭寇始平（《明史·俞大猷戚继光传》）。倭寇之乱，自洪武至嘉靖延续二百年，岁耗军饷二百万，由是政府财力大竭，民生凋敝。至万历间，复扰沿海，迄万历四十四年始止。在此期内，中日间之正常贸易大部停顿，东南倭乱未已。至正德间，而西洋诸国之侵寇又作。

二、西欧殖民国家之侵寇。此时西洋诸殖民帝国之活动，大抵以侵略暴寇兼弱攻昧为务，视此为“海洋宪章”。彼邦以得自中国之火药、铳炮与指南针等利器，航行远洋，纵横东西印度与南北非洲，从事强迫贸易（即对土民实行诈术与暴力的强迫通商，以规暴利），略买奴隶（1830年，各国略卖之黑奴达五.七三九.九九六人。见桑巴特《近代资本主义》），劫掠金银。【按：用诈欺、狡谋、残杀、绑票、掘冢等方法，劫去土人金银宝藏。史记某次西班牙人在墨西哥首都掠夺黄金一万九千盎斯，在阿大瓦尔巴（Atahuslpa）掠黄金值一百三十二万西币比索，在马六甲掠黄金一百万德克。荷兰西印度公司先后劫掠葡萄牙海船五百四十艘，货物九百万吨，法国Duankirehen之商船队，三年之中掠夺英国商船货物值九百万英金磅，英国海盗德雷克（Drake）奉英王之命，掠西班牙运银船，某次得生银二十六吨、黄金八十磅、银币十三箱，献诸英王。以上均见桑巴特《近代资本主义》。】当时所谓海洋自由，殆即掠夺之自由，覆国夷种，不可胜原！故其至中国沿海，亦频逞凶焰，而以葡萄牙、荷兰、英吉利为祸首。

其在葡萄牙，当正德十二年，葡商安德来得（Fornao-Pereez De Andrade）率船东来，泊广东上川岛，颇受明官府之优待，且辟澳门以居其商人。嘉靖二年，葡使比亚士（Pires）忽率军舰入寇广东新会西草湾，守兵击溃之，败去，明乃封上川岛，逐安德来得，逮比亚士（比亚士瘐死狱中）。经此膺惩，葡人之势稍戢。嘉靖十二年，葡人大举入寇，迭逞暴行。十三年，明廷下令诛伐，葡兵死者八百人，教徒一万余人，并焚毁葡船三十五艘。二十四年，中葡战争再作。二十八年，泉州葡人为吏民所逐，历二年乱始定。

其在荷兰，万历二十九年，荷兰商率兵舰薄广东香山澳，守军拒之，退去。三十二年，荷舰转袭漳州海外之澎湖岛，时泛兵久撤，遂窃据其地，中国乃下令封锁该岛，严禁奸民下海，犯者诛戮。荷兵不支，溃退。后荷人复侵占台湾及澎湖。

其在英吉利，明崇祯十年，英东印度公司遣威特尔（Weddell）率舰至中国海岸，抵虎门，欲强入。守者拒之，战不利。炮台陷，旋议和。自是以后，中英不协者历二十年。道光十三年，英政府遣拿毕尔爵士（W.Jaord Napier）率舰来犯，不得逞，客死澳门。道光十七年，复遣义律阿（Charles Elliot）拥舰来粤海岸示威，中英双方时起冲突，越三年而鸦片战争起。当时，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侵暴之举动，亦所恒有，而于上述军事寇掠之外，其最为国人所痛忿者，尚有三事。(www.daowen.com)

其一，为西人以怨报德，虐杀华侨层出不穷。如万历三十年，西班牙人屠杀留居吕宋之中国侨民二万五千人，是役生还者仅三百人。越三十余年，中国侨民之再往吕宋者，又二万人于崇祯十二年几全遭屠杀，财产被毁者值七百万比索。顺治十三年，侨居吕宋之被害者又四千余人。乾隆二十年，被西政府驱逐出境二千人。乾隆二十七年，吕宋中国人六千亦遭惨杀。迄于清代末叶，其祸未已。而荷兰政府在马来半岛，亦数虐杀中国之侨民。乾隆五年，国人之被害者即达九千余人。中国侨民之垦殖南洋诸邦者，工作勤奋，报酬低廉，劳苦功高，乃竟引起外人之嫉视，致肇惨杀，事之不平，孰逾于此！

其二，为西人之略卖中国奴隶。盖自明正德以来，欧洲诸国政府即以贩奴为致富捷径。当时经营黑奴事业，其生产经营之利润，每个奴隶年可获纯利三十英金镑，其贩奴之利润，通常为百分之一千。时英国利物浦，为世界奴隶市场，经常有运奴船一百三十艘。其毒氛所及于中国，则有所谓“契约奴隶”（indentured servant，即以契约方式自卖为奴，契约年限通常为七年至十年）。清中叶时，外商利用中国莠民分赴内地，掠诱壮男，密运至中国法权不及之地（香港或澳门），收容于奴舍（barracon），转运海外贩卖。其可考见者，道光二十年起，此项契约奴隶被运往中美、南美之古巴、西印度群岛、秘鲁、智利、檀香山者，前后达四五十万人。沿海骚扰，普天同愤，惊为奇祸。

其三，为外国教士之策动内乱。明清之际，西土教士连袂东来，中国政府对西洋客卿优礼有加，惟因天主教士时露干涉政教之野心，康熙五十七年，乃禁令传教。康熙五十五年，圣祖曾言：千百年后，西洋将为中国患（《东华续录》）。洎雍正时，皇九子胤祀受天主教教士之策动，谋夺皇位，雍正帝大怒，遂禁止天主教（萧一山《清史大纲》第一章“明清之际”）。尔后，教案迭起，遂酿大乱，均外国教士干政乱纪之所致。

于上举三事之外，清初因郑成功占据台湾，亦曾申海禁，在闽海实行坚壁清野，令沿海人民内徙，筑界墙、栅堡以民守之，于海中则设闸，以制阻海舶之出入（《夷氛纪闻·卷一》）。故沿海封锁地带，极目荒凉。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始开海禁。此事虽与欧洲各国之侵寇无直接关系，但荷兰亦参与其事。自顺治三年，至是前后凡四十年，沿海人民始复业。在封禁期内，闽海商舶悉停。

三、海禁政策之得失。自明正德至清道光，前后三百二十年间，西洋诸国对中国之侵略寇暴，种种罪行不可胜数，万里海疆，风云惨黩，朝野疾首，无怪其然。夫中国经济之传统精神，乃崇本抑末，严斥奸富，对各国之罪行，自无纵容之理。故自国际道义言，此时各国以劫掠奸回之术求互市，诚无异南辕而北辙，实乃自绝于中国，理应自负其咎。而自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之地位言，清中叶以前，中国经济国力在世界诸国中，极称富厚，故重商潮流澎湃东西印度、南北非洲之际，彼西班牙以微弱军备，不崇朝而覆秘鲁与墨西哥，荷、法、英之侵入印度、南非，亦未经力战即获成就，但当荷、葡二国舰队东来之时，其所遇之抵抗力远非美、非、澳洲诸邦所可比拟，由是欧洲殖民帝国之势焰为之稍杀，东亚经济主型赖以不堕。

虽然海禁政策，原所以备非常，事过境迁，理宜更张，盖大陆国之农工商业在本国境已届适度发展，即应进而图维海外商业之伸张，方能激发本国之生产与消费，完成国民经济之更高阶段（此点德国经济学者里斯特论之綦详，见其所著之《国家经济学》，List：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惟当国者竟以识力不足，不究西洋为患之本源，从而预为之所，致未能洞烛机先，高瞻远瞩，顺应此世界经济之大势，及时采取切合时宜之久远方略。反之，每当海禁重开之后，其对外措施止于消极防闲。由斯以往，遂放弃输出之工商业，放弃海上渔业，放弃海上航权，由是对西洋诸事，蔽聪失明浸假，遂失却国际经济之主动地位。更由是宋、元以来之海上航业，一旦隳堕，对华侨之海外活动，漠不增援，坐视滨海诸小邦纵横海上，而无以自处。更切言之，对内使中国工商业不能循序作迅速之扩展，因而铸成近百年间经济劣势之大错；另一方面，在未来世界经济均衡剧变之中，致中国暂失其安定世界之主动地位。此在当时，固智者所难预见，但今日则后果严重，不辨而自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