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将上述政治解决历史化，我们在此强调一些形成赞比亚政治文化和公民规范的更为持久的特征。不管这个国家在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转型中有多少次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些特征最终决定了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阐明的那样，这些特征影响着国家的自然资源治理。

后殖民时代，赞比亚政治文化的两个重要的持久性特征是威权主义和狭隘的精英阶层。马克拉（2008年）将这一趋势追溯到赞比亚民族主义的根源，在这种民族主义中，政党和国家被视为是一样的，人们对其他观点和政治计划持怀疑态度，认为那些都是不爱国的。这种威权主义的出现，是由于权力同时集中在行政部门，以及包括议会和司法机构在内的问责机构的削弱。尽管重新启动多党民主制，赞比亚的执政党仍然实行独裁，并占据统治地位。在选举期间，反对党在公共媒体中没有一席之地，执政党利用《（殖民）公共秩序法》限制反对党的竞选机会。

拉尔默（2006年）认为，这些情况与赞比亚民族主义斗争的不平衡性有关，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后殖民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分裂，而这些分裂从未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完全消弭。一小群紧密联系的政治精英从民族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领导这个新国家。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独立前夕，在350万人口中，赞比亚的大学毕业生不到100人。

结果，赞比亚的后民主化政党向选民提供的可选领导人有限，这有助于领导人的“循环”上台。这反过来又促成了赞比亚政党历史上的分裂和合并模式。因此，我们的受访者一致认为，从1991年一党制过渡到多党民主制后，赞比亚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相反，赞比亚实际上仍然具有帝国主义或行政总统制的特点，通过体系的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切都以总统为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会和公民社会的衰落意味着制衡力量的削弱。(www.daowen.com)

赞比亚政治形势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精英缺乏安全感”（米格达尔，1988年），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政客们总是担心被赶下台。这些情况早在竞争性政治时代之前就存在了，对统治权威的挑战包括：反抗第一个后殖民政府合法性的民族—区域政治运动兴起（弗雷泽，2010年：191，214），并导致1972年实行一党专政；国内商界、工会和教会的压力（1973—1991年）；以及自回归多党民主制以来（1992年至今），该国两到三个主要政党之间日益激烈的选举竞争。弗雷泽（2010年：221）指出，“就像联合民族独立党统治赞比亚时担心出现城市骚乱一样，多党民主运动党也在物质安全、意识形态自信和政治合法性的持续危机阴影下统治着赞比亚。”

在某些方面，精英阶层的不安全感可以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民主问责措施。然而，这种情况在赞比亚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客们在长期损害该国利益的情况下进行了盲目的行动。在每次选举中，赞比亚议会成员的流动率为非洲最高的国家之一，剩余的固定席位平均只有30%。由于没有登记的党员，再加上历史上不稳定的选民行为，爱国阵线无法维持其基层的规模和忠诚度。

西蒙塔尼（2015年）指出，这种“不安全感”产生的短期政策重点在竞争客户主义解决方案下尤为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联盟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赢得并保持国家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政府执政的第一天就明显出现了以利益为目标或实施制裁的选举战略，并在此后主导着政府的政策决策。这使得政府特别难以围绕长期愿景（特别是发展）来制定连贯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