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国家研究中采取的长时段视角是令人清醒的。尽管记录了许多具体的监管变化，以及主要政治联盟之间的许多往复变换，但人们的印象是，基本的生产结构相对来说是不可改变的。在本书所述期间开始时，这四个经济体依赖资源开采（至少在外国直接投资、财政收入和出口收入方面如此），而到了2015年，它们仍然依赖资源开采，尽管有时依赖不同的自然资源。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城市服务业和非正规经济，或者是适度多样化的出口农业和农业工业，但这四个国家并没有远远超越依赖初级产业的经济体。他们在发展制造业并使其多样化方面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他们的公共预算仍然取决于商品价格的涨跌。换句话说，他们在通过劳动力市场或公共支出来发展稳定、持久和多样化的包容渠道方面并不十分成功。

这带来了一个令人略显困惑的两难境地，即如何描述一幅不断变化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图景，而不是一个变化不大但富有成效的结构。即使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超越占据许多评论员头脑的短期政治动荡，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确实发现了每一个被研究的国家的政治解决方案之间的一些变化。简单地说，如果我们的自变量在变化，而我们的因变量是稳定的，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我们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一直是讨论“元解决”。这一想法最初是从我们对赞比亚的分析中产生的，目的是将从殖民时代到现在的五个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结合起来。最后，我们确定了在不同解决方案中都持续存在的两个关键现象：威权主义和狭隘（且脆弱）精英。引用第四章的话，第一个现象表现在“……将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手中，削弱包括议会和司法机构在内的问责机构”。即使在多党选举出现之后，这种威权主义依然存在。关于第二个现象，赞比亚的领导层往往在相对较少的人之间交替，即使这种权力的转变经常发生，就像最近几年一样。这种“元解决”的概念对于观察这四个国家政治关系中的持久趋势变得非常有用。这些持久现象的例子包括：加纳酋长和中央政府之间长期争夺自然资源控制权的历史拉锯战；玻利维亚地区精英之间不断发生的争夺政治控制的斗争，这些地区精英是由目前最有利可图的底土资源资助的；或者秘鲁持续集中控制资源租金，直到最近十年。(www.daowen.com)

这一观察提出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如果某些特征已经如此有弹性地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呢？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的经验表明，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可能与自然资源依赖本身有关。第一，通过创造大量租金的现实或前景，底土资源带来的财富遐想创造了激励措施，鼓励政治和经济精英专注于获取这些租金，而不是寻求可能创造新价值的经济和政治创新。第二，通过产生高度不平衡的累积和剥夺的地理区域，并鼓励特定地区增加获取租金，自然资源经济为建立具有共同国家发展想象的广泛联盟制造了严重障碍（沃茨，2004年a，2004年b）。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体可能会助长政治分裂，而非结盟。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不要夸大潜在的连续性和有限的变革这一思想。强大行动体的出现，加上基本思想的改变，已经以加强包容发展的方式改变了四个国家政治解决办法的要素：殖民主体已经成为所有四个国家的公民，拥有权利和投票权；进入统治层的机会已经较少由种族或家庭来决定；经济精英之间的竞争程度已经有所增加。一般而言，竞争客户主义解决方案与公民权利的持续扩大相联系的程度超过了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人解决方案。竞争客户主义解决方案虽然肯定不是没有腐败，但其特点是在使用资源租金方面的政治问责程度相对较高。因此，解决方案的性质对依赖资源的经济体与社会包容的性质和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凡是解决方案的性质似乎影响较小的地方，都能够较为成功地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和减少资源租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