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24日，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著名演员刘晓庆被依法逮捕。据新华社报道，2002年4月2日，北京市地税局第一稽查分局对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公司和北京晓庆经典广告公司涉嫌偷税立案调查。调查证实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自1996年以来采取不列、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巨额税款，已涉嫌偷税犯罪。4月4日，北京市地税局将此案依法移送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于4月5日立案侦查。根据公安、税务机关侦查及调查证实，刘晓庆作为其所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行为已涉嫌偷税犯罪。另据媒体报道，陕西省地税局副局长张火炎透露，2002年5月下旬，国家税务总局向全国税务系统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对刘晓庆此前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商业性活动的收入、纳税情况进行协查。据称，税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将稽查的目标直接锁定为演艺圈的个人的只有两次，前一次是毛阿敏，这次就是刘晓庆。

刘晓庆有着将近30年演艺生涯，是中国著名电影演员，20世纪90年代前后涉足商业领域，被媒体称为“亿万富姐”，有着极高的公众知名度。刘晓庆因偷税被逮捕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

刘晓庆偷税案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大的背景是全国性的税收问题以及税收政策调整。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拿刘晓庆开刀是因为晓庆公司偷逃税数额巨大，而且刘晓庆是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力的大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展示追查偷逃税的决心，让那些仍然在偷逃税的经营户和明星公司有所畏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相应地，人们的收入状况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不但被彻底消解，而且贫富差距迅速地拉大。一方面，到90年代末期，按多个口径计算，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均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另一方面，税收制度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1994年税改后，中国个税增长迅速。2001年中国个税收入近996亿元，超过消费税，成为第四大税种。但这一数字仅占中国总税收的6.6%，远远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水平。(www.daowen.com)

不但如此，富人偷税、漏税的事实令人震惊。2002年7月，据香港媒体报道，朱镕基同志在公开场合指出中国的富人有很多没有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引发朱镕基同志这一想法的是美国《福布斯》杂志。该杂志每年都会评选“中国富豪排行榜”。2001年，有人把这个排行榜和官方的《中国税务》杂志上刊登的私营企业纳税百强名单对照，结果惊人：纳税前50名的人中，仅有4个富豪。此外，有统计显示，中国各银行中8万亿的居民存款中，80%的财富为这些不到20%的少数人所有，但这2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总量的10%。而纳税最多的，恰恰是并不拥有更多财富的人，比如工薪阶层，甚至农民。

因此，税收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指向了高收入群体是不言而喻的。从2002年6月起，北京和浙江等富裕地区先后掀起了查税风暴。北京市地税局首次在媒体上明确给出了北京重点纳税人的界限：年收入10万元以上、有多处取得收入的或需要二次申报的人员及外籍人员为重点纳税人。从10月起将对市内30多万家纳税单位中年薪过10万元者实行监控。同时，每个区县的100名高收入者将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其中不乏演艺和体育明星、高科技企业的CEO和民营企业老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遍地开花的浙江省将个体和私企业主为代表的高收入阶层定为监控重点，省地税局计划与工商、公安、银行、交通管理和房管局等部门联手，以便掌握富人“家底”，力阻逃税“暗流”。广东省耗资5亿元建立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个税监控体系，对金融保险、电信、航空以及演艺和体育界明星、高级企业管理者等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项档案。广州市地税局已掌握了一份7 000多人的重点监控纳税人名单。富翁辈出的深圳则是监控与鼓励并举，规定诚信纳税可获深圳户口。到7月15日，北京的3 200户外企代表处通过自查，补缴个人所得税超过6 000万元。而各地演艺明星们纷纷纳税的消息，更如同“洗清自己”一样出现在媒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