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北海关(3) 的侵略初起于走私。东北海关沦陷后,中国政府通告宣布在山海关建立海关。1932年9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封锁东北海关宣言》,将“满洲国”视为中国的一个叛乱省份,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海关不能在“满洲国”收税。于是从国统区运入“满洲国”的外国商品在离开时需支付出口税,从国统区运入“满洲国”的国货需在离开国统区时支付转口税,如果运往大连则需支付出口税。所有从“满洲国”(含从大连来的所有船只)进口的商品都被视为“外国”,需在抵达时缴纳进口税。(4)

为避免缴纳税金从而获得更高利润,确保战争机器满负荷运转,日军以武力保护,有组织地在华北地区大规模走私。1936年5月,日本参谋总长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布命令,规定其任务为“确保自渤海湾至北平的交通,并保护华北主要各地的帝国官民”;监视中国方面对于塘沽协定的履行,同时加紧与冀察政权的“经济提携”,推动实行自主币制,并继续进行走私。(5) 此命令中特别提到的“继续走私”即为东北沦陷后,日本在华北发起大规模走私的延续,其实质“为帝国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势力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而实践解决”(6) ,华北遂成为日商在中国走私的重灾区。“在华北发生的事态中最严重的也许是被称为特殊贸易的走私贸易。自从设立非战区以来,‘满洲’到渤海湾沿岸就有不法入关的走私。正因为是非战区,对走私的管制就不太严,而且‘冀东政权’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该地区征收相当于中国本土四分之一额度的‘关税’,对中国经济打击很大。由于华北这样的事态发展使得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由绥靖转向抵抗。”(7)

据海关报告记载:“华北走私问题之严重,自另一方面观之,益为可惊。盖华北一地,向为货物运输之根据地,所有货物自津浦或平汉两路运输南下,可以直达扬子江下游各处,中国全部税收之大宗均在扬子江北部一带,现在华北私货陆续南下,其影响国库收入,自不仅涉及北方一隅。据去年统计,全年税收88%在秦皇岛至宁波一带之海口所征收,可见华北走私直接影响全国88%之收入,其事件之重大,由此可见矣。”(8)

最初,中国政府寄望于1934年7月重建的山海关,希望借海关缉私机构扼住走私孔道,但是山海关的实际控制权在日本人手中,且定位比较困难,很难以缉私为名实行控制。开关伊始,日本尚允许中国海关关员登上开往沈阳的火车进行检查,前提条件是事先需向当地警察局的日本长官申请。1935年春,日本完全禁止中国海关关员登车检查。因此,对海关而言,阻止走私变得不可能。1935年6月14日,海关守卫从城墙撤回并被解散,副税务司对日方作出私人道歉,所有的海关守卫都被缴械。6月末,海关失去了对山海关的所有控制权(9) ,华北贸易屏障顿失。(www.daowen.com)

1935年9月,海关缉私舰(10) 被迫不能在战区行使职权,同时沿长城一带缉私人员亦被解除武装,走私问题日趋严重。9月9日,日军当局向秦皇岛关税务司要求将全部海关缉私船只上所有机枪一律撤除,海关当局虽据理力争,但日方置若罔闻,于是海关迫不得已只得屈服。数日后,日方又要求在战区3英里以内,所有缉私船只无论其武装或非武装,一概不得行驶。中国方面迫于压力,有理难申,海关缉私船遂绝迹于战区,国民政府外交部虽屡次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均无结果。自1935年中至12月底,海关之缉私管理可谓已完全消失,日本海军当局完全否认中国3英里内之领海权,对于海关缉私船之搜查,视为海盗行为,以致缉私效力全部消失。“到冀东伪组织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两个傀儡政权相继出现以后,就连走私这两个字本身也很难适用于华北了,因为从大连、营口来的私货可以公然在北戴河、秦皇岛起岸,并可自由运抵天津”,这样就难怪从北戴河回到天津的一位商人要告诉字林西报的记者“余并未见私运事情,因其实为自由贸易矣”。(11)

日本对华北的大规模走私不仅是为了逃避关税,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华北的财政基础,使华北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换言之,要借走私漏税动摇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借私货倾销来摧毁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以期压迫中国政府屈服接受中日“满”经济同盟的全部计划;另一方面,其也通过“走私”合法化向海关缉私力量施压、解除缉私武装力量,逼迫海关关员从关口撤离,使日军一可以在相关区域任意集结,二可以通过常规陆路、海陆交通大规模运送武器而免受海关监管与军情泄露,为其继续扩大战争提供运力保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1日,日本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陆、海军均决意向中国增兵、扩大战争,华北海关沦为刀俎之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