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角度看，奥斯卡·兰格4开辟了新前景。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发展出了“自由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此框架将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墓础，保留中央计划局控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换言之，兰格认为，中央计划局将行使市场职能，建立“整合生产要素并确定工厂生产规模、决定行业产出、配置资源及在会计核算中参数化使用价格的规则”。5一旦采取价格决定机制作为会计规则，客观均衡条件将会通过试错法确定价格结构。兰格据此主张，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与合理的经济核算之间将不会存在根本上的不一致。

不过，兰格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直到1943年，苏联经济学家才开始接受与兰格首倡观点类似的理论。正值该国抵抗希特勒入侵紧张激烈、身心俱疲的战争期间，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期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3年7—8月号）经其编辑集体审定，刊登了一篇断言“价值规律”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密切相关的文章。6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为追求效率，资源配置可以，也必须服从非任意的、客观的市场定价机制的安排。如果这样表述，所持新观点似乎会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明显相悖，毕竟照保罗·斯威齐的说法，后者可以概括为“在一个商品生产社会中起作用的那些力量，它们制约着：（1）商品间的交换比率；（2）每种商品的产量；（3）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的配置。价值规律存在的墓本前提是社会中的私人生产者通过相互交换来满足自身需求”。7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价值规律仅作为一种内在规律，从单个行为主体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一种看不见的规律发挥作用，并在社会生产杂乱的无规则变动中保持其均衡。”8换言之，“价值规律”过去常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计划原则”的对立面，因此，围绕《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们提出的新观点是否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墓本原理无可否认的修正这一问题，苏联和美国国内均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激烈争论。9可以想见，兰格为该期刊的编辑们解了围，10顺带从马克思本人的著述中找出了他认为的支持性证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后，但社会生产仍然盛行的情况下，价值决定将继续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间的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簿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11如果马克思是在几乎等同于“价值规律”的意义上使用“价值决定”（die Wertbestimmung）一词，那么兰格的引证就是有问题的。但按照兰格的观点，即价格决定机制要受制于中央计划局的调控，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规律”由计划当局决定，同时还能行使市场职能。(www.daowen.com)

苏联内部的争论一直持续到K.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在共产党机关报《布尔什维克》12上发表似乎属于官方性质的综述；他在其中首先回顾了社会主义传统观点，13接着以苏联社会主义仍然“保留且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为由，承认了“价值规律”之于计划原则的辅助作用。他的文章无疑是在向参与这场争论的国内各派妥协，试图以此避免战争期间严重的立场分歧。实际上，这里有一点颇值得注意，那就是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在结束其文章之前特别强调，“在保卫祖国的重大战争中”对人力、物力资源厉行节约的迫切需求引起了对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原则的深刻反思。14当时在人力供应方面压力巨大的苏联领导人有这样的反思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事无巨细地依赖行政机关管控和预测的计划经济需要异常巨大的人力来运转。而这种反思无疑也是苏联在之后的岁月中十分看重市场原则的因素之一。但无论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事务的处理中奉行更为宽松的原则这扇大门——利特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初预言的一种最终将实现“40%资本主义”的趋同之势，可以说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