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会把现代民主看得神乎其神，称赞其为“文明极致”；但实质上，它是人类的政治文明（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蜕变或堕落，是一种近似于人的生物本能的政治。西方或现代民主说起来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因而也是很落后的。当一个社会把其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部世界的社会（嫁祸于外、损人利己），它的内部就会自动地变得妥协、和解、有序和理性，“民主”便由此而生。然而，这个外部世界是如何暴露在西方这头“怪兽”^[17]的血盆大口的面前的呢？它是中国文化与技术通过西洋这个生物圈的薄弱环节，而打通了全球天下的结果。只不过西方在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上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而已。

以上是西方民主的必要条件。它的产生的前提是：西方人需要把上帝决定（神权禁锢）变为自我决定（天赋人权）。这个转变主要是儒家的功劳（启蒙）。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委身上帝而获救赎，这是天经地义的。反之，如果让人自我决定，那简直就是“人吃人”，这意味着西方的自我消亡。到近代之初，西方人了解到，中国是非宗教、人文型的文明，而且它是一个先于基督教之前而延绵至今的高度文明；所以他们信服儒家的“自力拯救、为仁由己、事在人为、经世致用”。恰值全球天下已被打开，无须修身、教化，只要把“人吃人”转到外部世界（输毒于外），也能建立“人的文明”。由此，西方人就把中国文化用作“敲门砖”，而后就从上帝中心变为自我中心（原罪性恶，祸荡世界），从神的中心主义变为人类中心主义（戡天役物，破坏生态）。(www.daowen.com)

古今文明的性质迥异：传统华夏是自身消化“毒素”的生命有机体，它处理人类的负面，包括同化野蛮、推广太平和保持绿水青山，一并解决。虽有失衡，却也长生久视。禅语：树凋叶落，体露金风。相比之下，西方犹如实验室的文明——它自身没有“排毒功能”，它只是简单地把所有的内在矛盾统统“输毒于外”（商鞅语）：把它的负面（原罪性恶）顺着它的海洋地缘，宣泄到全球天下之中。这样，其内部就出现了理性佳境，完美造型！在冷战前的数百年里，西方的“输毒于外”是：广殖民、灭土著、贩黑奴、频战争、害生态等。从历史长河来看近现代，此种实验室的文明是反常的和短暂的，而且它体现着人类史与生命史的最后阶段。^[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