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瓶颈。曾宪奎认为，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欧洲各国在二战之后，逐渐建立了高福利资本主义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很快便显示出在高福利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相互牵制问题，使得各国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而在不断增加的高债务因素影响下，这一两难选择更加显著。当前阶段，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和维持高福利的两难选择中面临更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欧洲各国经济陷入困境，进而使高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相牵制问题更加突出；全球经济竞争形势的加剧，使高福利对欧洲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拖累效应更加显著；欧盟和欧元区面临的多种挑战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加剧了其两难选择困境。欧洲两难选择困境的加深，其本质是高福利资本主义模式陷入了难以持续的困境，同时高福利所产生的路径依赖，限制了欧洲向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这最终证明以高福利为特征的改良资本主义模式难以为继。[41]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困境。武贤芳认为，2018年岁末法国爆发了持续数月之久的街头运动，而2019年末法国又爆发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无论街头运动还是大罢工所引发的社会危机，都隐含着法国的制度痼疾和认知偏差。中央行政集权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显著特征掩盖了其他问题的存在，导致1982年的地方分权改革过度分权。分权改革赋予地方层级自治权力，也转移给地方自治职责，但改革未能使地方层级权力合理化，也未能厘清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地方因此未能将自治权力转化为自治能力。法国多元社会结构表现出群体笼罩个体的特征，但群体又无力将个体的诉求表达引导至理性途径，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政党议会等常规方式，而是走向街头运动和罢工等非常规方式。法国社会治理如果不能建立在对法国社会的全面把握和精准认知上，那么将既难以消除制度性痼疾，又难以平息不断爆发的社会危机。[42](www.daowen.com)

关于欧洲国家就业政策的后果。张彦琛认为，为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欧洲各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重构“弹性保障”政策。新政策秉持就业优先，表现出重“弹性”轻“保障”的倾向，虽刺激了各国劳动力市场微弱复苏，但也引发了严重的就业市场分化。在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就业政策一味迎合资本要求、追求就业率而忽视就业质量，必然无法实现“弹性”与“保障”的良性结合。失衡的“弹性保障”不仅未能如愿迎来繁荣，反而引发欧洲各国社会阶级结构变更，推动社会运动再次活跃。[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