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其兼蓄,其成也丰。虽然工场的创立之初主要为教堂提供西式作品,但是土山湾并没有完全被禁锢在西式的框架之下。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技艺发生了重要的交叉,从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像本文开始所述的参展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的84座宝塔,以及现今土山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黄杨木中国牌楼”,都是将西方的雕刻工艺与中国的建筑文化联系在一起,才产生了更加璀璨的成果。

“博采名家”和“培植成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土山湾画馆圣像绘制的特征。这类特征在其他的“印刷图像”中同样得到反映。方殿华从1886年开始“负责印刷图像的生产”。另一位法国传教士范世熙(Adiphus Vasseur,1828—1902)是“绘画工场中制作印刷品画稿的先驱”。他的画作如《末日审判图》《天堂图》《炼狱图》《地狱图》等,吸收了中国绘画线条造型的某种技法,他“也许是土山湾第一位运用中国技法表现基督教主题的艺术家”^[6]。

这种特色,同样也体现在20世纪初期土山湾画馆出现的“花草人物”的样式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一帧徐光启与利玛窦谈道的巨幅油画,用西洋油画的色彩结合中国工笔画的笔法和格调制成,恢弘巨大,栩栩如生,闻名于国际美术界,被视为稀世珍品。(www.daowen.com)

有别于中国当代许多国画家在作品中部分采用西式绘画技巧的是,上述的画作属于中技西用,其明暗和透视的画法体现,以及人物投影和空间景深方面,保留着西画固有的处理方法。二者的出发点和主旨是不同的,而且在材料方面,也是依据西画传统的油画、水彩等传统格式,纳入西画传习的教育和传播轨道之中,同样淡化了中国式材料引用的特色。然而,正是这种融合,才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一种创新,使得土山湾的一些作品最终既有别于纯粹的西式传统,又与传统的东方绘画不同,为西式绘画和雕刻在中国推广和更高层次上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