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学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特有的创作现象。所谓炫学小说，指的是小说作者借小说创作炫耀学识才情，卖弄博学多识、广见多闻，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¹⁾。

以文学创作炫其才学，非仅小说一体。汉赋已具有如是特点。据《西京杂记》录司马相如赋论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²⁾言及赋体之兴，班固《两都赋序》云：“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³⁾赋之一体，摛事典，饰辞藻，讲铺陈，争奇斗艳，而其文旨，则在讽谕宣道，此与炫学小说的审美追求及思想旨趣颇多仿佛，当对其产生有一定的启迪。

而以作小说显示才情，则肇始于唐人传奇。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载：“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⁴⁾唐人传奇小说的作者借创作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应当算第一批有意识借小说显示才情学识的作品。

小说为小道，但小说作者应当博学多闻，识众见广，这在古人小说观念中似早成为公认的看法。宋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又其诗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⁵⁾虽称小说为末学，而其作者，却要求多闻赅博，经史文赋、神话传说、人情世故，这诸多内容，均需记忆领悟，融会贯通，有满腹学问，方能够从事小说创作。

就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而言，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直就有着虚、实两派意见的争论，而归结到一点，尚实派所坚持的无非是一个实学、实事的问题。根据崇实派的理论，作家首先应该精通史籍，对历史有精深造诣。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小说见学问，在历史演义创作中已见端倪。而专以小说炫学，到清代方始出现。

提起炫学小说，不能不谈到人所熟知的《野叟曝言》、《蟫史》、《镜花缘》、《燕山外史》等作品。只是，早在此之前的康熙年间，吕熊的《女仙外史》问世，便已见炫学之气象。刘廷玑为《女仙外史》所作《品题》指出，此书“谈天说地，莫可端倪，而皆有准则；讲古论今，格物穷理，而皆有殊解”。书中考魔道，论鬼神，谈天文，说望气，言兵法、阵法，写道术、斗法等等，包罗万象。是书实开了《野叟曝言》等小说炫学的先河。

《野叟曝言》的炫学，其《凡例》已曾道及，云：是书“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避邪说”，兼容并包，无所不有，无所不欲以显其才学识见。

李汝珍为了借《镜花缘》以显才学，“消磨了十数多年层层心血”，他也自信“镜花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镜花缘》第一百回）。诚如石华序是书云：“枕经葃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无论从作者或作品内容看，《镜花缘》都应当是又一部典型的炫学小说。

其他，如《蟫史》、《燕山外史》等，则主要以文思才藻炫世。至近代改良小说等突出议论，更以学识显示。但严格来说，与单纯的炫学小说已有本质不同。

炫学小说称得上源远流长。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探讨它赖以产生形成的原因及其理论背景，对小说史研究，乃至对当代文艺创作，均不无借鉴意义。

要探讨炫学小说产生的理论根源，首先应当从古小说概念谈起。鄙见以为，古代的“大小说”概念，实在要算是炫学小说形成的第一理论根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有云：“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⁶⁾这里所谓的“小说”，指琐屑言辞，浅小的道理，类同《荀子·正名》篇所说的“小家珍说”，近于《论语·子张》篇所谈的“小道”，并非文体意义上的名称，不过，它却大致限定了后世“小说”概念的外延，后世所谓小说种种，也正是基于同大道相对的细小文字、非经史之文而言。

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出现在汉代，《桓子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⁷⁾桓谭所论，即从文体意义上对小说一词释意。这里已显示了泛小说观念的胚胎萌芽。他所界定小说一体的外延，包罗非常广泛。

班固的小说观念，即承桓谭所论而加以发展，仍是一种“大小说”观念。其《汉书·艺文志》其三“诸子略”，将“小说”列于子类十家之末，开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班固所列小说，今多逸佚，而从有关典籍记载可知，其内容旁学杂览，兼容并包。

小说几等于杂览，无所不包。这一“大小说”概念影响深远，支配了千百年以来的小说作家、批评家。《隋书·经籍志·小说家》列小说于子类，录“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录“小说家类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对于小说的内容范围，纪昀曾作归纳说：“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⁸⁾

官修史书所列小说家包含至广，私人著述中论及小说内涵，殊途同归，一样为“大小说”概念。

唐人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较之前人，刘知幾不同的地方是将小说由子部改列史部，其分类也更趋细密，但依然为“大小说”观念。

宋人曾慥辑《类说》，被视为小说总集。是书之内容，也如自序中云：“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其目的则为“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曾氏所持，自然也是“大小说”观念。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其论小说云：“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⁹⁾尽管胡应麟已感到了“小说”这一文体概念的模糊，“最易混淆”别类文体，但他仍皈依于“大小说”观念。

及清代前期，小说概念似有转变，如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即已意识到古今小说概念之嬗变流别，其《在园杂志》中说：“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自汉、魏、晋、唐、宋、元、明以来，不下数百家，皆文辞典雅，有纪其各代之帝略官制、朝政宫帏，上而天文，下而舆土，人物岁时，禽鱼花卉，边塞外国，释道神鬼，仙妖怪异，或合或分，或详或略，或列传，或行纪，或举大纲，或陈琐细，或短章数语，或连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备，统曰历朝小说。读之可以索幽隐，考正误，助词藻之丽华，资谈锋之锐利，更可以畅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¹⁰⁾刘廷玑对于古代小说概念嬗递演进过程的勾勒，契合实际，但他所提出的“四大奇书”与“古小说”之不同，也仅局限在就事立论，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况且，他也没有决然地将其他非小说类剔除在外，而他的同辈或晚近理论家，仍然在坚持着古代的“大小说”观念。

诚如刘廷玑所说，“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新兴长篇章回小说，已不同于古小说的“琐言”、“小道”。然而，古代“大小说”观念的影响依旧存在，而且从开始就对长篇章回小说进行了渗透。最为明显的是，中国长篇小说起初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巨帙宏篇，其中可以熔铸进古小说概念统属下的所有内容，诸如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等。至于在炫学小说《野叟曝言》、《镜花缘》等作品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¹¹⁾又李汝珍《李氏音鉴》石文煃序也称其：“平生工篆隶，猎图书，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总之，他所精专之一切，在其小说创作中都得到了体现。

回顾古小说概念的演变历程，分析其“大小说”观念的具体涵蕴，反观章回小说的发生发展，对照炫学小说的实际状况，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炫学小说既然作为一种“综合性”文体，又系由古小说发展而来，根深蒂固的古代泛小说观念对它的发生产生影响，给它以理论依据，实属正常。

炫学小说的出现，又与古小说理论家赋予小说的诸种职能有关。在古代小说理论中，有关小说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劝善惩恶，振励世俗。

儒家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居统治地位，而儒家文艺观则左右着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小说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同样受制于儒家文艺观的支配，小说创作照样要讲究载道、劝诫、助名教。

小说的这一社会功能，从其文体意义上的概念产生之日起，便已存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其所谓“可观”，自然指的是小说有裨于治身理家；其内容，当然要合乎儒家道统。干宝《搜神记》之撰作宗旨是要“发明神道之不诬”⁽¹²⁾，但同时他又何尝不复欲以不诬之神道说法劝戒众生。至唐人刘知幾，更明确宣称，小说之“语魑魅之途，而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¹³⁾。宋人曾慥认为，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¹⁴⁾。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阐述小说借人物故事现身说法、形象教育民众之社会功能，尤为透辟：“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¹⁵⁾

明以后，论小说当有助名教、有补于劝世者甚多，已成为一种基本的观点。如瞿佑《剪灯新话序》称其创作“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静恬主人序《金石缘》曰：“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读者“当反躬自省，见善即兴，见恶思改，庶不负作者一片婆心，则是书也充于《太上感应篇》读亦可”；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也云：“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

清初，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更鲜明地以儒家伦常及其人格理想称道小说：“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

既然小说负有正风俗、美教化、劝善惩恶的社会使命，加之小说家多受儒家思想影响，希望以小说创作影响社会众生，他们便很自然地在作品中利用一切机会，或插话议论，讲道学，谈因果，辨正邪美丑，或借助人物言语，宣名教，论善恶，褒贬世俗。此等内容，连篇累牍，频繁集中，如同牧师布道，迂儒炫学。事实上，这一功能，恰恰正是炫学小说得以产生的理论因素之一。

（二）羽翼信史，弘扬忠义。

小说开始被列入子类，自唐人刘知幾《史通·杂述》提出其“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后方有人将它比附正史，称其为“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¹⁶⁾。及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勃兴，评论家与作家便更明确地以羽翼信史为稗官之任，并标榜其大旨一如正史，在于弘扬忠义，讨伐奸屑。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云：“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意，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稗说与正史的区别，无非一者义微旨深，一者浅显易晓；一者非通儒夙学不能懂，一者则贩夫走卒、黎民百姓均可读。其主旨则一。

吉衣主人序《隋史遗文》，则由信史与稗说所描写内容的差异入手，阐发了它羽翼信史的功能。文中云：“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苟有正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彪炳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纵大忠义而与昭代忤者略已，挂一漏万，罕睹其全。悲夫！”吉衣主人认为，正史与遗史虽同为史，其区别在于：其一，正史纪事传信，遗史搜逸传奇；其二，正史叙写建立功勋事业的显贵，遗史则补写不具备入正史资格，却具有侠气英风的豪杰。总之，遗史演义，虽不同正史，却可“补史所未尽”⁽¹⁷⁾，且于“政令之是非，风俗之淳薄，礼乐之举废，宫闱之淑慝，即于此寓焉……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¹⁸⁾。

小说羽翼信史的功能，从本质上表明，它本身就是历史，一种形象化的历史。小说的这一功能，又是炫学小说产生的发酵素。在古小说家看来，小说的羽翼信史，无非是靠近历史，或考证史迹真伪，以俗语出之，如《东周列国志》类；或攀今吊古，以历史故实为劝惩资料，寓褒贬之情。后类情况在古代小说创作尤多，在炫学小说中更为常见，至于补正史无法包容的内容，补正史之缺，也为的是靠近信史。

（三）资谈薮、广见闻。

隶属于“大小说”概念范畴的笑话、杂记等类作品，在小说史上特别发达。笑话类，如隋侯白《启颜录》、唐朱揆《喈噱录》、宋高怿《群君解颐》、无名氏《籍川笑林》、明江进之《雪涛谐史》、赵南星《笑赞》、冯梦龙《广笑府》、《古今谭概》等；杂记类，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南朝梁殷芸《小说》、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崔令钦《教坊记》、孙棨《北里志》、范摅《云溪友议》、宋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陆游《老学庵笔记》、元杨瑀《山居新话》、明陆容《菽园杂记》、张岱《陶庵梦忆》、清余怀《板桥杂记》、昭梿《啸亭杂录》等。其编纂撰作宗旨，均在于资谈薮，广见闻，助娱乐，寓劝惩。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已称滑稽笑话“意存微讽，有足观者”⁽¹⁹⁾，历代笑话类之作，多将此奉为圭臬。孙棨《北里志自序》称其杂记之作，云：“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桃源居士序《五朝小说·宋人小说》，言及宋人笔记，亦云：“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馀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

然而，要全面充分地体现这种职能，却非淹贯渊博之士不堪胜任。元人杨维桢《说郛序》曾评《说郛》云：“阅之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笑，可为轩渠子。”是可谓全面实现了广见闻、资谈薮的功效。(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无论是小说创作的具体实践，还是在批评家的观念中，资谈薮、广见闻，均已牢固地成为古小说理论中的小说职能。这职能，不会不对明以后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发生影响，这从明清长篇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一观念与炫学小说的关系尤为密切。

关于炫学小说的代表作《镜花缘》，武林洪棣元撰《序》评之，曰：“夫岂无惬心贵当卓然名世者，总未有如此书之一读一快，百读不厌也。观夫繁称博引，包括靡遗，自始至终，新奇独造。其义显，其辞文，其言近，其旨远。后生小子顿教启发心思，博彦鸿儒藉得博资采访。匪特此也，正人心，端风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显然，《镜花缘》是比较理想地实现了小说资谈薮、广见闻、寓道义于稗说这一功能。《野叟曝言》等也具此一特点，在旧小说理论家看来，当然它也是一部理想的炫学小说。

在中国小说史上，炫学小说虽然是一种特殊而且重要的创作现象，但与其他品种的作品比，它毕竟是为数极小的部分，况且，从小说发展史的主潮流来看，其走向应该是逐步靠近写实与描叙人生，由此种意义上讲，炫学小说则步入了一条歧途。因此，要探讨炫学小说的发生，便不能不结合炫学小说创作者的个人具体因素来谈。

清初佩蘅子《吴江雪》中有一段话，概括历代小说创作云：“原来小说有三等。其一，贤人怀着匡君济世之才，其所作都是惊天动地，流传天下，传训千古。其次，英雄失志，狂歌当泣，嬉笑怒骂，不过借来舒写自己这一腔磈磊不平之气，这是中等的了。还有一等的，无非说牝说牡，动人春兴的。”（第九回）姑不论佩蘅子的分类及评说是否客观允当，而他能从作者因素着眼探讨作品内容，确实堪称慧眼。其实，在三类中，前两类多有交叉混合。不愤不作，不平而鸣，以创作虚构之境，弥补现实中的不足与残缺，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借人物形象去践履作者的梦想，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实际上也是抒愤及叙写不平的一种。就炫学类小说的作者来看，我以为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世无伯乐，大才不被赏识，进而借生花妙笔，通过创作，显示其经世才略与出众才华。

天花藏主人《合刻七才子书序》中云：“此其悲在生才之难，犹可委诸天地。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词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邈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矇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天花藏主人这段文字，非常精辟地剖析了文学创作产生的作者原动力。大才不遇于时，既不能出将入相，又不获当道者识拔，且不甘于沉寂落寞，乃作小说借乌有公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既显其文采，又见其经济。这一见解，用来对照炫学小说的作者，十分贴切。据载，《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抱负不凡，未得黼黻皇朝，至老经猷莫展”⁽²⁰⁾；其自云：“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²¹⁾。又据赵景深先生《〈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考证：夏氏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但其一生不得意于科举。对夏敬渠之创作《野叟曝言》，赵先生也有评析，谓：“作者一生坎坷，既是‘家贫身老’，抑且‘落第频年’（《哭妹》第六首），似不曾有甚欢快之事。而他在《野叟曝言》中偏把文素臣写的备极人间富贵，尽量的做他的‘白日之梦’。这当是缺陷的填补和欲望的满足。”⁽²²⁾再如《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也称得上硕学名宿，其科举上也未曾得志，短暂的仕途亦无多少作为，其《镜花缘》之作，既显其学博渊深，又见其于社会、政治、妇女等诸多问题的精到见识，这自然也是一种借寄托以求心理平衡，以炫学欲见其不凡。又如《女仙外史》，刘廷玑《在园品题》颇赏识其经济学术，而于其作者，陈香泉《序》中称之“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但其平生，也仅为人幕僚⁽²³⁾，其经济才学，也只能寄托于书中虚构的军师，借此乌有公施展其大才。其他，如《蟫史》、《燕山外史》等，以辞藻文字、布局谋篇，标新立异，则无非为炫其文采，显其文才。

（二）英雄失志，既无缘出将入相，致君尧舜，空有一腔政治抱负而无从施展，乃思借小说创作有以济世匡时，间接体现其入世观念，以求得自身价值的变相实现。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有云：“《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他认为，女娲补有形之天，小说家拯救社会，挽救颓俗，乃补无形之天。“有形之天曰天象，无形之天曰天道。天象之阙不必补，天道之阙则深有待于补”。热诚的卫道精神，强烈的救世欲望，使小说家深感到肩负的社会责任。目睹世风陵夷及人情浇薄，亲见道学式微，封建大厦将倾，他们深表不满。表现在创作中，一方面，批判封建晚期政治窳败，讥讽朝政紊乱，抨击奸臣当道，排斥忠良、大才闲置，及其谴责衰世浇漓世风，人心叵测，都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为其精华所在；另一方面，顽固卫道，迂腐说教，恐惧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发展，一心希望代代不绝地维持天不变道也不变，乃至敌视代表着社会发展走势大潮的进步力量，却表现了作家保守或反动的立场。也就是说，所谓作家的补天，有积极进步的内容，也含落后腐朽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

炫学小说家并不例外，其补天的动机也如上述。如《野叟曝言》，其说名教，谈理学，辟佛道，议时政，讲经济，总以圣人自居。且其言语间，批评世风，抨击陋俗，指点群迷，俨若歧路明灯，众生导师。如《镜花缘》，批评社会，褒贬世俗，讥弹小人，称颂君子，虽多以寓言的形式出之，其内容却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借创作影响社会，拯救社会世风，此为以文补天的一种。此外，以小说构造的世界，弘扬正义，惩创邪恶，或在残缺不公的现实世界之对立面，编织理想的天国，给苦难的众生送去些微慰藉；或借助虚构人物的飞黄腾达与建筑艺术的海市蜃楼，去完成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给不如意的人生罩上虚幻的彩雾，在精神上得到圆满，这同样也是一种对缺陷之天的修补，这一情况，在小说中也十分普遍。邪不压正，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大团圆的理想结局，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内容特征。就现实人生来说，在传统社会中，女人始终处于卑贱的地位，她们的人生是带缺陷的。于是，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虚构了女子参加科举，让她们参政、议政，显示出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才华。同时，他又构造描写了女人国，女主外、男主内，男人要做中国传统社会中女人所要做的一切，颠倒了男女的位置，这也何尝不是为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女子鸣其不平！

以文补天，还有一种情况，即如吕熊《女仙外史》之类，为历史鸣不平，补历史的缺憾。《女仙外史》之作，用作者在自序中的话说，是因“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大书帝之行在并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用虚构的故事去延续本不存在的历史，这就是《女仙外史》的宗旨。

从古代小说观念及其对炫学小说产生所发生的影响的宏观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炫学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史上一种创作现象，虽然不合乎小说发展史的潮流，而它的产生确属必然，它是古代小说观念影响下的直接产物；其次，炫学小说虽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而由于它受指导于传统小说观念，合乎古小说理论规范，它又确确实实是传统小说的一支，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传统小说；其三，炫学小说的创作高峰期在清代乾嘉年间。而此时期的小说观念已显得落后于创作实际，理论观念滞后于创作发展，炫学小说却恰恰是沿着滞后的理论而兴起而发展，其得失成败不言而喻。这为当代创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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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 晋·葛洪辑《西京杂记》卷二，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本。

(3) 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卷三十一，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本。

(4)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本。

(5) 南宋末·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6) 欧阳景贤、欧阳超《庄子释译》（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 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三十一《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

(8)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9)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10)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清·余集《李氏音鉴序》，嘉庆十五年刊本《李氏音鉴》。

(12) 东晋·干宝《搜神记自序》。

(13) 唐·刘知幾《史通·杂述》。

(14) 南宋·曾慥《类说序》。

(15) 南宋末·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开辟”。

(16) 唐·李肇《唐国史补序》。

(17) 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

(18) 清·许宝善《南史演义序》。

(19)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20) 见《野叟曝言凡例》。

(21) 清·西岷山樵《野叟曝言序》转引。

(22) 均见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

(23) 乾隆本《昆山新阳合志》卷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