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在南洋、美洲等地华侨中出版的第一批革命派报刊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革命的华侨，有工商业资本家，也有更多的工人和小工商业者，他们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歧视和凌辱，迫切希望有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对推翻腐朽反动的封建卖国政府的革命运动，怀有很大的热情。兴中会的会员中，就有百分之七十八是华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也主要是在华侨当中进行的。

南洋和美洲等地，是海外华侨最集中的地区。20世纪初叶，居住在这一带的华侨，总数在两千万人以上。为了在侨胞中通报祖国的消息，交流情况，维护他们在侨居国的正当利益，华侨当中的一些人，早在19世纪的50年代起，就开始在侨居地办报，在当地侨胞中发行。1854年在旧金山创刊的《金山新闻》(中文周刊，英文名Golden H ills New s)，是华侨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中文期刊。1874年7月15日在旧金山创刊的《旧金山中国新闻》(石印中文日报，英文名San Francisco China News)，是华侨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中文日报。在南洋，1880年在新加坡创刊的《叻报》，1881年在檀香山创刊的《隆记报》，1888年在马尼拉创刊的《华报》，1903年在曼谷创刊的《汉境日报》，和同年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泗水创刊的《泗水日报》等，都是他们所在地区的最早的华侨报刊。

为了在华侨中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促进华侨革命运动的高涨，一部分华侨中的革命党人，从20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起，就开始致力于革命宣传。他们先是创办了一批革命书报社，收集日本、香港等地出版的革命书报公开陈列，供众阅览(注一)。接着，就自己办报，并翻印了许多鼓吹革命排满的书刊，在华侨中大造革命舆论，掀起了气势磅礴的革命热潮。

在1900年至1905年这一段时期内，南洋、美洲等地革命华侨所主办的革命报刊，主要有以下几家：

《檀山新报》。原名《隆记报》，1881年创刊于檀香山，1903年12月以后，才改名《檀山新报》。程蔚南、何宽、许直臣、林鉴泉、张泽黎等主编。初为石印周刊，后改为铅印日报。兴中会成立初期，这个报纸曾经被孙中山作为联络同志、募集革命经费、组织会员进行军事操练的重要据点。1903年以后，是革命派在南洋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

《图南日报》。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创办人陈楚楠、张永福，是有强烈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华侨资本家。《苏报》案审讯过程中，他们两人曾经联名致电上海英领事，反对把章、邹引渡给清廷，并集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加上伪装的封面，在南洋一带散发。陈楚楠还曾以“思明州之少年”的笔名，投稿香港《中国日报》，攻击清朝政府。总编辑陈诗仲，原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是陈、张特地从香港邀请来的。编辑有黄伯耀、康荫田、何德如、邱焕文、胡伯骧等。这个报纸和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保持密切联系，中和堂的组织者尢列被聘为该报的名誉编辑，并曾以“吴兴季子”的笔名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1906年停刊。

《大同日报》。1902年创刊于旧金山。原是洪门致公堂出资创办的报纸，在第一任总编辑欧榘甲把持时期，曾经一度沦为保皇派的喉舌。1903年经过改组，成为革命派的讲坛。主编刘成禺，字禺生，笔名汉公、壮夫，湖北武昌人，留日学生，曾经担任过《湖北学生界》的编辑。以在东京留学生会馆演说排满，被清驻日公使蔡钧取消公费，才转来该报工作。协助刘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徐甘棠、蒋梦麟、廖卓庵等。

《仰光新报》。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创办人是当地的华侨领袖陈甘泉、庄银安、庄赞周等。初创时，言论偏于保守。1905年春，秦力山从香港来到仰光，应邀担任主编，并在报上发表题为《革命箴言》的长篇政论，峻削锋利，廉悍不羁，使这个报纸成为风靡一时的革命报刊(注二)。

这些华侨革命报刊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它们都得到了孙中山的热烈支持，其中不少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还受到过孙中山的直接指导；第二，它们的宣传活动始终贯穿着和保皇党势力的激烈斗争。

1900至1905年这几年，孙中山仆仆于日本、香港、河内、西贡、檀香山、曼谷、新加坡和美洲、欧洲等地，建立各地的兴中会组织，筹募武装起义经费，“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在进行“立党”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同时，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报刊的宣传工作。1900至1903那几年，他以很大的力量帮助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在香港筹办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日报》，支持《世界公益报》等报的出版，开始建立起第一批革命的舆论阵地。1903年，当他第四次来到檀香山，并以此为出发点，作环球旅行，在南洋、美洲一带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的时候，又以很大的力量支持当地华侨革命报刊的出版，使这一带的革命派的报刊宣传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孙中山所面临的是保皇党人的疯狂挑战。1903年10月，当他自安南经暹罗，到达檀香山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当地保皇党报刊的恶毒攻击。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以南洋、美洲一带为逋逃薮，在这一带建立了大量的保皇会组织，发展会员，使保皇派的势力遍及于海外的“百七十余埠”，“会众以数十万计”(《开国前革命与立宪之论战》，刊《建国月刊》八卷六期)。他们一方面到处招摇撞骗，诈骗华侨商人的钱财，作为保皇活动的经费；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和华侨中的右翼保守势力相勾结，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保皇立宪的鼓吹，蒙蔽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华侨群众；“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总理全集》第一集527 页)。

在檀香山，由于受梁启超“保皇即革命”，和“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等欺骗性口号的蒙蔽，不少兴中会会员已改隶于保皇党，檀香山各岛的保皇会支会发展到八个，而兴中会的会务则完全陷于停顿。当地保皇会所办的《新中国报》大放厥词，风行一时，成为造谣惑众的反革命讲坛，和革命形势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了反击保皇党报刊的猖狂进攻，揭露它们的反革命嘴脸，使受蒙蔽的群众觉醒过来，孙中山抵达檀香山不久，就联系程蔚南、郑金、李昌等兴中会会员，把程蔚南在当地开办的《隆记报》更名《檀山新报》，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刊，并亲自撰写评论，和《新中国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党报》、《敬告同乡书》等两篇著名评论文章，亲自揭开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保皇两派报刊大规模论战的序幕。(www.daowen.com)

在这两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中，孙中山着重批判了《新中国报》的以下的一些观点：

第一，所谓“爱国”的观点。《新中国报》打出“爱国”的旗子，在“团结御侮”的幌子下，要求人民“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企图以此消灭革命，维护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孙中山的文章对此作了揭露，指出它所爱的国，其实只是媚外残民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国人民的“中华国”。如果爱的是“中华国”，就“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否则，“非爱国，实害国也”。

第二，所谓“瓜分”的观点。《新中国报》危言耸听地鼓吹什么“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扬言革命将引起动乱，加速中国的“瓜分”，对革命人民进行恫吓。孙中山的文章驳斥说：不对！列强之所以要瓜分中国，是因为“政府不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只要人民“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举而推翻“残腐将死”的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第三，所谓“过渡”的观点。《新中国报》在理屈词穷之余，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由革命而建立共和政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但又强调要有一个君主立宪的时代作为“过渡”，即所谓“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企图用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遏止和滞缓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只要是世间“行之已收大效”的事，我们都可以立即取而法之，无须消极地等待“过渡”。他举新式火车在中国的使用为例驳斥说：“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总理全集》第一集1018—1024页)。

此外，孙中山的这两篇文章，还揭露了《新中国报》、《新民丛报》和它们的主持人梁启超、陈继俨等人所谓“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的宣传骗术。指出他们都是“康趋亦趋，康步亦步”的保皇派死党，其所以打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其恩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目的完全是为了蒙蔽群众，“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孙中山选集》上卷，52页)。撕破了他们的画皮，揭穿了他们首鼠两端的骗人手法。

孙中山的这两篇文章，在革命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孙中山已经彻底放弃了联合康梁共同反清的任何打算，斩钉截铁地和他们划清界限，成为一个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两篇文章也帮助檀香山和南洋一带的华侨群众，从保皇党的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中觉醒过来，“耳目为之一新”。“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33页)。原来已经瘫痪了的兴中会组织，得以复苏，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没有系统化，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完成，这一场论战只能就事论事地进行辩难，还没有可能对保皇党的一系列反革命观点作全面的系统的批判。此外，在反对清朝政府的问题上，过分强调了满汉种族的界限，模糊了阶级界限。在对待帝国主义“瓜分”的问题上，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却幻想后者能够“钦我敬我”，自动放弃侵略。影响了批判的力量，不可能对保皇党的那些反革命论点，做出彻底的反击，这些都是和孙中山本身思想的局限性分不开的。

在檀香山进行的这场论战，是1905年开始的革命派报刊和保皇党报刊进行的那场大规模论战的一次大的前哨战，是对保皇党报刊此前的抵制革命宣传的有力回击。孙中山十分重视这次论战，1904年1月，他在写给当时在上海的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负责人之一黄宗仰的信中，就专门向他谈起这件事情，说：“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22页)他不仅挥笔上阵，投入这场战斗，并且号召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革命党人利用一切宣传手段，“遥作声援”，“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使人人知所适从”(同上)。为了使革命派在檀香山的这个宣传阵地能够坚持下去，他还特意从香港《中国日报》调一些得力的骨干到《檀山新报》担任主笔，充实后者的阵容，以便把这场论战进行到底。

1904年4月6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抵达美国的旧金山，从这里出发，遍访美国各大城市，向当地的华侨进行革命宣传，这是孙中山第二次来到美国。

这时，保皇党在美洲华侨当中的影响远远超过革命派。他们在美洲各地先后建立了78个保皇会分支机构，仅旧金山一地就有近万名会员，占当地华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1903年梁启超到美洲各地访问时，所至之处都有他们的党徒“以军乐相迎”，招摇过市，“光宠备至”(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美洲地区的华侨报纸，也多数为他们所掌握。旧金山的几家华侨大报，如《文宪报》、《文兴日报》、《金港日报》等，都是保皇党报纸。连当地洪门致公堂所创办的《大同日报》，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保皇党就这样挟其舆论上的优势，来和革命派作斗争，“甘为虎伥，多方中伤，期使革命党人不能涉足美境”(《革命逸史》第四集144页)，以巩固他们的这一地盘，负隅顽抗。

孙中山来到美国后，立即和保皇党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首先从联络会党入手。早在来美之前，孙中山就在檀香山经钟兆养介绍，彭福大佬主盟，加入了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抵美之后，就利用这一身份，和在美国的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帮助后者恢复反清革命宗旨，摆脱保皇党思想的影响，掉转枪口，和保皇党的抵制革命活动作斗争。当时，革命派在美洲一带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孙中山就利用他和洪门的这一特殊关系，在同情革命的洪门干部黄三德、唐琼昌等人的支持下，对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创办的《大同日报》实行彻底改组，赶走混入该报充当总编辑的保皇党徒欧榘甲，换上了他所推荐的刘成禺，使《大同日报》“旗垒为之一新”，由保皇党的喉舌，一变而为革命派的讲坛。在革命党人的主持下，《大同日报》宣传了孙中山帮助致公堂改订的、明白宣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新章程，摘要报道了孙中山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等几十个城市向当地洪门会众阐扬反清革命宗旨的演说，“大倡革命排满，放言无忌”(同上137页)，大大地扩散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此外，孙中山还对当地的一般华侨报纸施加影响，争取它们向革命方面靠拢。例如在他的影响下，在旧金山出版的华侨基督教会方面的报纸《中西日报》，就对革命采取了同情的态度。它翻印了一万一千册邹容的《革命军》，免费送给孙中山，供他在华侨当中散发，同时还接受孙中山所推荐的陈少白、郑贯公两人为该报驻香港记者，发表了不少有利于革命派的报道。除了利用华侨报纸进行宣传外，孙中山还在当地的一些外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革命主张，他的著名政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就是在这一时期的纽约报纸上发表的。在孙中山的奔走呼号和已经成为革命派喉舌的《大同日报》等华侨革命报刊的宣传鼓动下，仅仅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形势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民主革命思想在美洲大陆的华侨当中得到了初步的传播，保皇党的蛊惑宣传开始受到鄙夷，两派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变化。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在写信给黄宗仰，介绍他来美后的战斗情况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一变化。他高兴地写道：“弟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党，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保毒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已渐渐冷淡矣！”(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23页)

1904年12月孙中山离开美国，去英、比、德、法等国访问，在这些国家的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1905年6月由欧洲东返，在南洋的新加坡、西贡等地稍许勾留，7月返抵日本。在回程经过南洋群岛的这段期间，孙中山和当地的革命党人有过密切的接触，谈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办报。他很关心南洋各地革命报刊的出版，积极支持和鼓励当地革命党人创办报纸和保皇势力作斗争。在新加坡，他在轮船上接见了《图南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对这个报纸编辑人员的配备情况表示了很大的关心。在西贡，他和当地革命党人研究了创办报纸的问题，并答应在人力和办报方针上给以支持和指导(注三)，对以后一个时期，南洋一带革命派的报刊宣传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在南洋、美洲一带出版的革命报刊，是革命派在当地华侨中建立起来的第一批革命舆论阵地。它们在华侨当中初步地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它们在宣传上和当地保皇派报刊所进行的斗争，小试锋芒，初战告捷，揭露了保皇党人维护清朝政府反对革命的真面目，揭穿了他们用伪装革命来破坏革命的阴谋，划清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思想界限，打破了保皇党在这一带华侨中的一统天下，削弱了他们对华侨思想的禁锢和影响，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一部分阵地。但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这些报刊的出版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局面也还没有完全打开。例如《图南日报》，初创时发行一万份，长期订户只有三十人，其余全属赠阅，后来因为不胜赔累，只好减发到一千份。各报的编辑力量也感到严重不足，缺少得力的骨干，全靠一两个人在那里支撑，一旦有所调动，就人亡政息，没有形成一支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有一定战斗力的革命舆论队伍。和保皇党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还没有赢得绝对的优势，每前进一步都要作艰苦的努力。在两派力量的消长和舆论阵地的争夺上，也还有反复。这一情况直到同盟会成立以后才逐步地有所改变。

(注一)：革命派在南洋创办的第一个革命书报社，是1902年郑聘廷等在新加坡创办的星洲书报社。地址在新加坡吉宁街。“社中陈列革命书报，任人观览，并时延党员演讲革命主义。”(见邓慕韩《民国前星洲之革命运动》，刊l930年出版的《建国月刊》第三卷一期)

(注二)：据章士钊《疏黄帝魂》：秦力山初名鼎彝，原籍苏州，寄籍湖南善化，戊戌时曾加入南学会为康党。旋赴日游学，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兵败，走免。重赴日本，绝改良而崇革命，受孙中山影响，与其他革命党人办《国民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鼓吹革命。1902 至l904年在上海，旋奉派去安徽与巡抚卫队营管带孙道毅结谋，事泄，亡命香港，旋去仰光，客干崖土司刁安仁所，时1906年(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又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秦力山所作《革命箴言》共二十四章，凡六万余言，但仅刊至十六章即告中辍，“读者莫不引为憾事”(见该书第二集250页)。

(注三)：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185页载有孙中山1905年从西贡给陈楚楠的一封信，有云：“西贡人心亦大开，已有同志欲创报馆于此，以联络各部之声气，唯不知办法及欠人员，今许助补此两缺点，大约二三个月后由东京南回到此，事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末署：“弟中山谨启，七月七号西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