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铉诗歌的地位

（一）南唐与宋初诗歌的一贯性

南唐文化与赵宋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唐覆灭之时，所藏数万卷珍贵图书悉数运抵汴京，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道：“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173]可见，北宋文脉与南唐文化的关系。

此外，跟随南唐后主北上的还有为数众多的文化名流，如张洎、郑文宝、汤悦、陈彭年、张佖、舒雅、吴淑、刁衎等等，他们在宋初文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致引起其他文士的嫉妒与不满。如由吴越入宋的名士黄夷简，程俱曾记载说：“至道二年九月，以都官郎中黄夷简直秘阁。夷简上言浙右人无预馆阁之职者，因自陈故吴越王僚佐，尝从王入朝，词甚肯激，上怜之，故有是命。先是，江南之士如徐铉、张洎之流，翱翔馆阁者多矣。”^[174]可见，南唐入宋文士在宋初文坛上的地位，更不用说南唐才俊、宋初博学之士的徐铉了。与徐铉交往甚密的南唐文士纷纷入宋，形成规模庞大的南方作家群体，他们在我国文化史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北宋诗坛就是以江南诗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南唐后期以徐铉为核心，以韩熙载、江文蔚、乔匡舜、冯延巳、冯延鲁等为骨干的宗白诗人群体诗酒唱和，多取法白居易“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175]的感伤诗和“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176]的闲适诗及其表现“亲朋合散之际”悲欢之情的杂律诗。其含蓄清丽、明快流畅的诗风，随着这一大群文士的北迁而移植到新朝，使得白体诗在宋初率先兴盛起来，几乎统治了整个太宗朝，正如蔡宽夫所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77]

南唐诗坛也存在一些其他非主流诗人，诸如孙晟、陈贶、刘洞等人，诗学贾岛，偏于苦吟，诗风清冷。李匡文《资暇录》记载孙晟时说：“孙晟初名凤，又名忌，好学，尤长于诗，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岛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为妖。”^[178]崇拜贾岛，为人怪异，惜无诗歌传世。《十国春秋》记载陈贶道：“闽人。性淡漠，孤贫力学，积书至数千卷。隐庐山几四十年，庆吊人事，都未暂往，衣食乏绝，不以动心。有季父为桑门，时时赖其资给。苦思于诗，得句未成章，已播远近。学者多师事之。”^[179]刘洞作诗“得贾岛逸法”。可见，其作诗非走平易流畅之路，这对宋初晚唐体的兴起也有重要的意义。这虽不在本文探讨的内容之中，但也足显南唐诗坛与宋初诗坛的一贯性。

（二）南唐宗白诗人的翘楚与宋初白体的代表(https://www.daowen.com)

徐铉是南唐宋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兼学者之一，入宋前是南唐诗坛的领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给五代宗白诗风注入了清丽含蓄、平易流畅之风，并成为五代后期和宋初宗白诗人的翘楚。

徐铉在诗歌主张、诗歌内容、艺术手法等诸多方面改造了当时的宗白诗风，使之不同于五代前期的琐碎浅易与讽谕自怜，也不等同于中晚唐的元和诗体长篇排律与小碎篇章，徐铉是宗白诗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徐铉崇道重教的诗用说与白居易及五代前期宗白诗人的重诗教、主讽谕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徐铉也重缘情，在现实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情近似白居易的富贵闲情，而迥异于五代前期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怨情，其抒发方式追求含蓄内敛，目的在于自适无闷。

诗歌内容则回到伤感诗与闲适诗及杂律之中，与五代前期效法反映现实的讽谕诗为主的情况不同，文人们主动对政事的疏离，这是乱世的悲哀。徐铉的作品虽有家国之思、黍离之悲与贬谪之感，但总体上以酬唱应制的闲适诗为主，抒发的主要是富贵闲情，即使是伤感之作，大多也是个人的闲愁。

艺术手法不像五代前期唯白居易是从，而是取法多家。贺中复先生认为，南唐“元和体”以白居易为主，兼取贾岛、姚合，甚至上溯到李杜，见解新颖独特。就徐铉而言，其诗歌一反追求浅显、不事雕琢的倾向，而是含蓄委婉，精练而不留斧痕，以自己的才学技巧达到自然天成。

总之，徐铉以其杰出的诗才与诗作，在文学暗淡的战乱年代成为最耀眼的一朵火花并传递给新生的赵宋王朝。入宋后，徐铉等一批文士把宗白诗风带入北宋，在与北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又渐次发生变化，使宗白诗风向宋初白体演进，这是徐铉等人所始料未及也是无力左右的。徐铉在宋初白体诗人群体中有自己的特色，即并不像一味歌功颂德、富贵雅正的太平宰相李昉的诗作，也不像独善逍遥、随运任化的晁迥的诗歌，更不像耿介正直、儒学事功的王禹偁的诗作，而是既有阿谀谄媚的一面，更有凄楚忧思的另一面，给人含蓄清丽、凄楚宛折之感。他没有北方达官李昉、李至等人的得意直爽，也不能如晁迥那样彻底的乐天知命，只好战战兢兢、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地过着降臣的生活，其馆阁应制之外的不少诗作，就是此种心理的折射。这与应制酬唱千篇一律的谄媚相比，此一类诗作感情真挚深沉，语言含蓄精练，艺术手法也更为圆熟，使之成为宋初白体诗人的代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