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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者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

更新时间:2026-09-15 理论教育 下载文章 版权反馈
【摘要】:终极者教育目的作为服务于既定社会的工具并不是机械地强加于教育的,而是理性社会精心设计的结果,它使教育自身自觉地、无条件地认同这种社会的合理性,认同终极者作为教育目的的正当性。为此,研究必须从人的视角厘清教育自身和社会的关系,从而提出教育目的转型的依据。

(二)教育目的与社会的关系:终极者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

无论各个历史时期的终极者内涵有何不同,他们都是既定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终极者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确定的,教育只是完成社会所交给的特定任务而已,所以,教育中的目的是以服务于特定社会为宗旨的。这样,终极者就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而非教育自身的目的。对此,英国学者怀特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至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说到教育的内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课程’而不是‘目的’。”(2)这是因为,在教育者的视野里,教育目的是先在地存在着的,是别人制定好了的,而且,这个别人不是属于教育领域的,是外在于教育的社会来确定的,即“目的在我们的活动之外;目的和实际情景无关,目的来自某种外部的来源”(3)。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所赋予的要求。因此,教育自身并无目的,其终极者目标是由社会所规定好的规范,终极者教育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而已。

终极者教育目的作为服务于既定社会的工具并不是机械地强加于教育的,而是理性社会精心设计的结果,它使教育自身自觉地、无条件地认同这种社会的合理性,认同终极者作为教育目的的正当性。在理性社会中,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目标是完全按照理性设计好的秩序而展开的,这种秩序是普遍的、永恒的,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预先制定好的职能,教育和军队、监狱、医院等社会其它部门一样,都是按理性安排好的目的、规范、方式来运作。因此,教育的目的就不是它自身的目的,而是社会所赋予的具体任务,即培养终极者。终极者自身也反映了理性社会的价值观,首先,终极者是既定的,不容质疑和改变的,这和理性社会的确定性目标是一致的,教育所培养的就是符合理性社会要求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次,终极者是分等级的,每个个体都追求自己在社会中的合理性位置和价值,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筛选、分层、分类培养的,以满足社会对每个阶层的终极者的需要,结果,教育所培养的对象不是以人的精神和力量去开拓、改造社会,反而进一步复制、强化既定秩序社会的合理性,从而实现理性社会的再生产。因此,终极者在教育实践中所扮演的只是一种实现理性秩序合法的工具而已,自身不具有目的性价值和存在意义。

作为理性社会的工具,以终极者为教育目的不仅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反而将学生视为加工的对象,以期符合理性的标准,成为合格的工具。具体而言,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终极者工具突出地表现在对学生智力发展的控制上,终极者教育阻碍人的智力发展,压抑学生在智力上的预测、探索和创新追求,从而为灌输理性秩序的合理性奠定基础。“这种目的所以限制智力,因为他们是现成的,必须由智力以外的某种权威强加的,留给智力做的事不过是机械地选择手段而已”(4)。所以,学生智力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停留在被利用的层次上,不具备自主创新的素养。而且,能力至上的教育更进一步加重了智力被利用的程度和重要性,因为,所谓的能力是以理性的标准来衡量的,以服务于理性社会的程度来评价的。同时,限定学生的智力发展方向和重视能力培养还有助于实现终极者教育忽视甚至否定价值观的教育,使学生成为理性能力的“巨人”、反思批判的“侏儒”,因为,终极者教育的价值观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探讨和重建的,终极者只需维护理性的合法性即可,而使学生保持对价值的冷淡恰恰是保证理性不被挑战的最佳策略。可见,为了将学生培养成虔诚的终极者,使终极者成为有用的、高效的工具,理性社会中的教育自身并不拥有目的,它的目标、过程、手段都是教育之外的对象设计好的,终极者成为教育目的则是这种设计的最佳方案。(https://www.daowen.com)

然而,社会自身的发展却对这种终极者教育目的观提出了挑战,工具型的终极者已不能适应社会和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信息社会的到来打破了理性秩序社会的藩篱,新的观念、新的生活不断冲击着理性的普遍性、永恒性价值观,社会发展不再沿着简单的、设计好的线性轨迹发展;相反,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也更具人性神奇的魅力。传统的终极者不仅不能维护理性社会的合法性,而且,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不能跟上时代前行的步伐。所以,教育活动必须思考既适合自己又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外在的、确定的目的。

为此,研究必须从人的视角厘清教育自身和社会的关系,从而提出教育目的转型的依据。将社会的要求规定为教育的目的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从终极者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分析,“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理论和教育理论以最紧密的方式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以来,教育总是不断地被视为政治目的的手段”(5)。即在社会与教育的关系中,二者是割裂的,社会是本,教育是末,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是既定观念的体现者和承载者,人的天性是被利用的,人自身不存在独立于理性设计之外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面对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时,就造成一种合理性假象:既然人和社会都按理性秩序运行,那么,人的发展目标和途径都是预先安排妥当的,教育承担培养人的任务,社会是利用人的场所,人自始至终是被规定的,终极者教育目的就是这一理念的最好写照。然而,随着理性社会合法性危机的到来,以及人性意识的觉醒,人不再是被规定的塑造对象,相反,是人来建构社会,人和社会是互动、共生的,这样,教育就不能以终极者将人定性、定型为目标,这是因为,人不仅在教育阶段呈现发展的状态和趋向,人走向社会后同样和社会一起发展,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常态。因此,教育必须直面个体的这种人性特质,制定具有时代特色和教育自身特征的教育目的,肩负起自己在人之生成方面的责任,这样,在教育真正独立的前提下,教育为社会服务才能落到实处,不然,教育就是社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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