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1年中期，葡萄牙当局承受着日本人很多高压的胁迫行动，即便尚没有在殖民地内部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1941年6月21日，一艘属于商会有限公司的商船“几亚”号从法属通商口岸广州湾起航，先到澳门，再到黄埔，结果，途中被日本海军当局给扣押了。尽管葡萄牙提出了抗议，但这艘船还是没有被放还，事实上，后来人们看到它挂起了一面日本国旗。1941年10月20日，澳门当局注意到，日本士兵已经在关闸外面各就各位，正在拦截那些自称是旅游者的人。人们经常看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出入澳门的赌场和餐馆，而且分文不付。另外，澳门当局也惊恐不安地密切关注着正在展开的战争形势，保持能从葡萄牙驻广州领事官那里得到及时的信息。[15]

战时澳门可怕的经济困境也反映在它的货币体系中。特别是日本人在香港引入军票纸币之后，当时在澳门流通的港元便迅速贬值。就连官方的澳门元也几乎不流通了。相反，有各种不同的货币在澳门流通，尤其是汪精卫政权和国民政府的货币，都容易受到相对价值波动的影响，很容易被人用于投机和牟取暴利[16]。香港货币在战时澳门的囤积助长了这个难题。一船在伦敦印制的价值380万澳门元的“宝塔”纸币没能运到，使得这场货币危机雪上加霜。[17]

澳门大炮台，坐落在大三巴牌坊侧。在1622年抵御荷兰人入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流通中的凭单增长得令人心惊肉跳。随之而来的投机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对于当局来说，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要想防止金融崩溃，政府的干涉必不可少。在战争的阴影中，发行银行、华人银行的代表和日本当局坐到一起开了个会，达成了一项将会彻底改变殖民地金融体系的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逐步停止使用凭单，到1944年彻底淘汰(1944年2月26日的法令)，停止“银币”的流通。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的银币，包括汪精卫政府发行的银币，并且，紧接着把澳门元定为单一货币[18]。就在同一年，政府授权BNU发行“票券”，用于本地流通，以澳门元为单位，在其他地方不可兑换硬币。这种票券由新村公司在顶级安全保障下在澳门本地印制，作为一种保障措施，每张票券上都有BNU的经理和财政主管的亲笔签名。[19]

BNU发行的各种纸币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帝汶岛实施了军事接管，并把葡萄牙总督连同官员及他们的家人拘留在臭名昭著的“莫巴拉-利奎萨”集中营里(整个战争期间生还者一直关押在那里)。当这个消息传到澳门的时候，葡萄牙人社群当中的士气达到了最低潮。换句话说，帝汶岛的遭遇明确地向葡萄牙人表明：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中立并不能确保日本人不接管澳门。

到1943年中期，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澳门的水上警察，并因此控制了进出这块殖民地的整个贸易。日本人还插手警察事务，任命了很多亲日华人探员进入澳门警察部队，后来塞进了大约50名前香港警察和预备役军人，这些人是被作为宪兵雇佣的。[20]

在此期间，当盟军对广州城的轰炸开始使之付出代价的时候，日本人接管了水坑尾街，以安顿从广州和香港逃出来的日本官员的家属。他们相信，香港也会遭到盟军的空袭。然而，澳门日本人口的增长依然没有被解读为日本的正式接管[21]。此外，日本强加给葡萄牙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不堪重负。在1943-1944年间，这些要求包括：允许日本注册的医生在澳门执业，允许日本的药品在澳门市场上销售。次年，葡萄牙人不得不允许横滨正金银行在澳门开设一家分支机构，连同亚洲图书公司的一家分支机构，这家公司由日本军队的专门部门经营。(www.daowen.com)

然而，1943年8月18日发生的所谓“澳门事件”，无疑是战争期间日本人在澳门唆使的更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这里提到的是，有一支由日本人和中国援军组成的大部队强行进入澳门港，用武力夺取了一艘英国船只“西安”号，葡萄牙人至今拒绝交出这艘船。[22]

街头商贩

一位到访的日本领事官所撰写的一份秘密报告中，给出了葡日关系的某种洞察。这份报告是为日本外相重光葵起草的，当时他正竭力减轻葡萄牙人对日本干涉澳门事务的担心：

澳门的葡萄牙官员都决心要保持中立。我不知道他们内心的感受如何，但在表面上，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友好的，而且，他们显然在做每一件能够取悦于我们的事情。例如，他们曾用大米换武器(然而，却对此守口如瓶)。他们对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行动视而不见，似乎跟英国领事毫无关系，至少在我们面前是这样。可以肯定，尽管总督及其他官员几乎不可能太多地考虑我们，但他们的行动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23]

正如英国驻澳门总领事J. P.里夫斯向英军服务团报告的那样，在日本人与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代表1943年2月21日在澳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怂恿日本人发动一场突然袭击[24]。然而，日本人不会被这个建议所吸引。4月，英国情报部门再一次担心，在紧接着访问广州之后，澳门总督会把这块殖民地交给汪精卫政权，后者对保护“第三国国民”给出过某些担保[25]。尽管此事并没有发生，但葡萄牙人仍然不得不跟日本人在广州建立的政权展开某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澳门远景(20世纪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