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讲故事方式写活财经新闻
所谓故事化，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富兰克林认为它是“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突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一般来说，故事化新闻报道是借鉴故事的写作手法来报道新闻的一种写作方式。新闻中充分运用故事化叙事的优势，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从而达到更佳的传播效果。《华尔街日报》因其故事化的成功经验成为新闻报道故事化的典型代表，也成为国内财经媒体学习的榜样。伴随着我国经济类报纸的繁荣和财经报纸的崛起，财经故事报道形式也越来越为我国财经报纸媒体所青睐，甚至有报纸公开宣扬对财经故事的赞赏态度，如:《财经时报》说“我们希望新闻事件化，事件数据化，数据形象化”，而《21世纪经济报道》则宣称要“在报道内容上侧重于经济新闻的故事化和深度分析”。就连在传统的强势经济媒体上，这种充满了故事与情节色彩的报道也在不断涌现。贺宛男在《财经报道概论》里说:“在财经报道领域，做故事的题材和背景资料是如此丰富如此宽泛如此深厚，例如，通过对公司高管人员的公开信息的介绍，以及对大量经营信息和经营业绩的研判，可以为漂亮的财经人物故事铺垫出大量材料和细节;通过对公司上市时的招股书、上市书，此后因种种原因中道衰落、被人并购而发布的收购报告书等，可以做成一篇从成长到衰落、颇为曲折离奇的公司故事;从交易所多种公开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还可以做出以各种手段坐庄、炒作、内幕交易等财经故事。”
一、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个案，以小见大突出新闻主题
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普通百姓或家庭，微观切入来进行叙述，然后引入到财经新闻报道主题。这种叙事手法所讲述的经常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这种故事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新闻报道通过对典型故事的讲述，把故事背后的经济风云突变的深层次原因娓娓道来，深入剖析、揭示了经济现象的来龙去脉，并且避免了以往财经新闻写作中充斥的大量专业术语和冰冷数据，以致出现了“外行看不懂，内行不愿看”的情况。因此，优秀的财经新闻报道要善于“以小见大”，从小人物的财经故事出发，让受众得以对市场的反应与变化感同身受。如:
中国利用扩大支出来避免蒙受它的邻国所遇到的麻烦
［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24日报道］(记者克雷格·史密斯发自中国无为)
在秋收后显得坑坑洼洼的田野上，在一些茅屋草舍之间，用白瓷砖装饰的新建住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它们就像在亚洲衰退期产生的忧郁气氛中出现的一盏盏显示经济活力的信号灯。
这些新房中的几间房屋，就是73岁的老农倪奶奶的儿子们盖的。她的儿子在300英里以外的上海打工。
他们的确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现在，无为的各家各户都有了彩电和新的家具等设备，这些都是用他们的孩子们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打工赚来的钱添置的。
这就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状况: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一省又一省，都是如此。而且还将继续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下去，甚至是在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出现萎缩，或者呆滞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到2001年至少将扩大20%。到那时，其他亚洲国家(充其量)可能也不会比它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好多少。
当然，中国的经济中充满风险，从外国投资下降到资本外流和日益恶化的通货紧缩。但是，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已经使这种期望落空:即中国将向席卷它的邻国的那种经济动荡低头。
的确，当你从最低处认真地看中国的经济时就会发现，它任何时候都将不会屈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它的老式的、由中央指定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特别在支出方面;还有中国的9亿农民的潜力，他们可以填补由于中国商品出口市场萎缩所造成的萧条。
暂且就称它为斯大林式的凯恩斯主义吧。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北京正在做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本来应该建议采取的做法:近于疯狂地加大支出。
中国首先从城市开始，在那里加大开支是最明显的:在北京，镁光照明灯照亮了正在筑路的工人们，他们通宵达旦都在施工。上海也在加大投资，建设一个新机场和地下铁道，很快还将开工兴建一个庞大的垃圾处理场、一个国际展览中心和一个科学公园。
这种趋势还深入到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生活的农村。在城市中投资的一些钱就落入像倪奶奶的儿子这样一些人的口袋里。在这股投资热潮中，她的儿子就在由政府投资建设的一些项目的工地上搅拌水泥，粉刷墙壁。
安徽省计划部门的一位副主任说:“这就像美国的罗斯福时代。”他指的是30年代时，美国政府的一股投资热潮帮助美国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也有点像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当时的共产党国家所依靠的是对经济的所有方面都实行高度的中央控制。中国的经济计划者已经恢复了物价控制，严格了对货币的限制，放慢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并使银行重新回到服务于国家的货币机器的地位。
这些控制倒不是从改革进程后退了，但却使人们记住，中国并没有放弃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行最行之有效的控制经济的机制。
西方经济学家怀疑这次中央控制是否能够行得通，但是结果证明是可行的。
北京并不按照其他人提供的榜样去做。中国的货币只能是在用于旅游和贸易时可以兑换，资本要想流出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已经警惕地向全世界经济关闭了窗户，在出现高增长率的那些天气好的日子里，这些窗户本来都是敞开着的。
它有充足的资源做到这一点。由于有了家庭储蓄在国家银行的6000亿美元存款，政府只需任意调换一下各种单据就可以提供大笔支出。今年兴建的许多道路、桥梁、防洪大坝和堤坝，都是由北京出售给国家银行的一笔120亿美元的特别债券资助的。再加上中国的管理得很好的1300亿美元的外债，又有14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就减少了像亚洲其他国家发生的那种经济崩溃的危机的可能性。
鉴于这种情况，这种庞大的经济有机会设法从内部促进经济增长。为了理解这一过程，可以想想倪奶奶的第五个儿子的例子，他在上海的一个投资7200万美元的新会议中心工地干活。他计划用20万元(合2.4万美元)在他的家乡建一幢有4间房屋的新住宅。
所以，中国是在玩一场充满信心的游戏。如果政府可以使倪先生手下的打工者在城市都有活干，他就能花出他的20万元。他和像他一样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刺激国内支出，足以取代政府(在筹集资金方面)的作用，并保持经济强大。
到目前为止这项战略还在执行中。10月份的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无为的许多家庭今年都购买了电视机。
(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11月25日)
这是一篇典型的《华尔街日报》叙事体结构的综合报道:报道开始的描写引入了倪奶奶，但讲述倪奶奶的故事并不是文章的主旨，而是为了说明中国政府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了机遇，改善了像倪奶奶这样的农民的生活，从而进一步引出报道的主题——中国政府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支出以拉动内需保证国家发展。在其后的报道的主体中，记者针对中国扩大支出以拉动内需展开了详细报道，引用了很多背景资料，这时读者才明白倪奶奶的故事只是个引子而已。到结尾处，作为对开头加以回应，又回到倪奶奶那里，以她和她的家人的生活前景结尾，既总结全文又首尾呼应。对于很多不熟悉中国情况的读者，这样写会更易于理解。
《华尔街日报》非常擅长采用讲故事的手法报道财经新闻:以引人入胜，趣味盎然的人物小故事开头，再自然过渡，层层递进，如同剥笋般逐步地把所要交代的新闻大主题和盘托出，最后又呼应开头，回到开头时的人物身上，作点化式结尾，《华尔街日报》这种文体的成功使得我国国内不少新锐财经报纸借鉴这种故事写作手法。我们来看2009年10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乳业复苏之辩》的开头:
家住上海崇明的陈惠明这几个月发现，常去的超市冷藏架上，牛奶几乎都销售一空。这是与一年前甚至大半年前截然不同的情景。
陈惠明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家拥有800头奶牛的养殖场的负责人。眼前的状况让陈惠明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挤下的牛奶不用发愁销售了。“乳业在复苏了!”他觉得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奶牛场的销售也的确好过从前。
此文写的是中国乳业在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后由沉寂到复苏的变化，但作者却以普通奶场负责人的视角关注整个中国乳业的发展及其对个体的影响和意义，角度新颖，可读性自然较强。
二、发现数据背后的故事，彰显新闻的戏剧冲突
财经新闻报道中的数据不可小觑。如果能把枯燥的数字转换为生动的故事，必然会提高新闻的含金量。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时必须时刻关注数据背后的故事，寻找数据背后的戏剧性冲突。记者要善于发现那些不寻常数据背后不寻常的故事和寻常数据中不寻常的故事。如1999年初，《长江日报》记者黎勇参加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公司的一个合同签字仪式。长航集团当时是一家“著名”的“老大难”亏损企业，武轮公司虽然是该集团内效益比较好的一家子公司，但当时也是“半生不死”，已经长期没什么“动静”了。然而，记者赶到签字仪式现场后发现竟然签的是一个2亿元的单。记者没有把这个题材简单地写成“武轮公司与亚东公司签约”之类的报道，而是对这个数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对当时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大单，一个亏损企业为什么能接到这么大一个单?这2亿元的投资到底是怎么来的?这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于是记者耐心地听有关官员、企业领导和合作方的讲话。终于断断续续地从几个人语焉不详的讲话中捕捉到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大单和去年(1998年)的那场长江大洪水有关，和九江溃口有关!而与长航武轮公司签合同的一方正是一家在九江的台资公司!原来，1998年8月九江长江干堤溃口后，正停在九江江面上的长航武轮公司的一条驳船，连货物带船沉入江中，在关键时刻锁住了龙口，为堵住溃口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洪结束后，九江市举行庆功宴，九江市长问长航方面有何要求。长航方面介绍了企业目前运力过剩、货源不足的困境。而九江市长正好知道江西最大的合资公司——江西亚东水泥公司当时面临运能不足，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在九江方面的撮合与介绍下，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有关协议。这则具有戏剧性的数据背后的故事，使得记者写成了一个“故事”:《大洪水“做媒”武轮亚东“联姻”(副题)堵口义举引来台资两亿(主题)》。[6]
1997年7月30日《长江日报》发表的新闻报道《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也得益于捕捉数据背后的故事得来的报道思路。140万双袜子只是一个寻常的数字，但是，它是武汉袜厂近10年来积存下来的，袜厂历任厂长宁愿让袜子在仓库里发黄、变色、贬值、被老鼠咬破，也不愿意卖出去。这显然是一个不合常理的故事。记者余兰生紧紧围绕140万双积压的袜子，冷静、客观地讲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故事，营造出一个戏剧性的冲突:如果不卖掉袜子，可以按原价照样记在资金账上，年年如数照算成绩;而如果卖掉，就要降价，就要亏本，就要影响政绩，所以哪一任厂长都是“新官不理旧账”。于是，袜子积压的时间越来越长，降价的幅度也越来越大，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多。在对矛盾进行充分暴露后，记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逐渐提炼出了新闻的主题，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企业产权制度”。[7]这篇通讯获得1997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新华社在报道评奖揭晓的消息中特别提到这篇报道:“长江日报的通讯《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以小见大，引发了人们对国企改革的深层次思考。”
三、用形象的事实说话，凸显细节和现场感
美国学者罗伯特·赫利尔德认为:一个好的完整的新闻故事应该类似于戏剧表演，“故事中要有明显的矛盾冲突……强调冲突的紧要性”;“时刻保持故事的现场感和紧张感”;“提供给读者任何可能得到的细节”。[8]财经新闻报道当然也不能放过场景、细节和形象的描写，记者需要通过文字在读者头脑里构造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
好的故事要有引人入胜的悬念和扣人心弦的冲突。财经新闻报道的写作要反映事件中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和能打动人的细节，写出这些悬念和冲突。如《中国经济时报》的《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王克勤，2008年12月1日)的报道便是细节、场景、对话等综合运用的典型作品。如报道的开头:
在北京开了整整10年出租车、长期思考“出租司机权益”问题的北京通州天运出租汽车公司司机董昕对北京出租车行业有这样一个“经典总结”——
龙庄村长的儿子，有一张饭馆的营业执照，又怕独自经营担风险赔钱，于是找到李四说:“我出执照，你出资，我们共同经营。”李四出资10万元，他们共同经营8年。饭馆由从前的门可罗雀发展到今天已是门庭若市。有人要出80万元买此饭馆，足见饭馆的兴旺程度。
一日，村长的儿子找到李四说:“当初你出的10万元买的是桌椅凳子、灶具餐具，现在已经用旧了，给你5千元走人，营业执照是我的，饭馆就是我的，愿意干，再交3万5千元，凑成4万元做押金，给我打工。”李四说:“你这不是背信弃义吗?天理何在?!”村长的儿子说:“我爹是村长，我就这么干，你爱哪告就哪告去，政府、法院我都有人，告也白告!”李四8年的时光已经耗费在饭馆里，除餐馆经营外，别无所长，更无其他谋生技艺，万般无奈，他只有东借西挪凑足4万元的押金后，给村长的儿子打工。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期望法律能还他这位真正出资者一个公正。
假设把“饭馆”这个名词换成“出租汽车公司”，“这就是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真实写照”。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用半年时间，历尽艰辛，采访了北京市100多位出租汽车司机、众多出租车公司经理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及专家学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独家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对党的十六大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案例启发意义，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出租汽车行业市场化改革也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则新闻报道所引用的细节不仅感人至深，也发人深省。巧妙运用当事人的语言，揭示了问题的严峻性;描写司机邓少龙病后遭遇的艰难困境，情节感人，描摹细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而有拍案鸣冤之怒。[9]